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不成林。OK，So，本期播客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暂时告别罪与罚，因为那个导读我已经写完，交给编辑了。今天我们来看看文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反思理科。在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中，最敏锐地把现代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当做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哲学问题、宗教问题的作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我们想要全面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思想家的关怀，那么我们就要理解他对于科学的态度。
在开始前，我想说。我觉得，在思想上，这种把文科和理科当做两种泾渭分明的领域，好像从文科跨到理科，或者从理科跨到文科，是一种僭越，是一种你需要提供理由的东西。这个态度对我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当然，我知道这个和我自己在应试教育、文理分科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中国教育体系有关。这是我现在成为一个中文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要接受的事实。
在几乎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脑子里面，这是打死的一个钢印。就你看，在最近许知远和鲁豫的聊天里，许知远会说自己当年作为一个计算机系的北大本科生，他现在都已经五十岁了，他仍然无法忘记自己当年脑子里无法摆脱自己是一个理科生这样的事实。文理分科这个思考路径在我的脑海中不存在。首先是在我的教育经历中，它从未存在过。
我没有经历文科理科的智力才能是要分开培养的，呃，经历。而且我学习的内容也没有在任何层面告诉我，向我确认他们是要分开的。因为我学习数学的时候，不仅要学习抽象化的现代数学，从牛顿和莱布尼茨以来的研究连续变化、极限和无穷过程的微积分，对吧？这可能是中国人想象中的数学。我也要学习欧几里得为代表的古典几何，还要学习推翻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笛卡尔解析几何和代数方程。
欧几里得几何学自古以来都是所有在文学和哲学上有造诣的人必须要学的东西。嗯，美国总统林肯非常著名的，他林肯没有上过学，他是自学成才的一个人。林肯的自我教育只靠三本书：《圣经》、莎士比亚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在我的学术训练中，所有那些我最熟悉的思想家也都是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不是科学家吗？培根不是科学家吗？
笛卡尔不是科学家吗？斯宾诺莎不是科学家吗？我在哲学课上阅读那些二十世纪科学家的作品，在我看来，本质上都是思想作品。爱因斯坦在反思时间、空间和认认识论；海森堡在讨论不确定性和认识的界限；霍金讨论的也是宇宙的起源和终极问题。反正真的是，直到我三年前在中文语境做播客，才开始受到如此大规模的什么文科生就是不要来谈论谈论理科之类的评价。
在我看来，至今看来都是很可笑的。我知道这是出于一种应试教育给人的视野打上的思想钢印，以及可能在一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之中，直到最近一百年才慢慢形成的一种文理分科之间的界限无法逾越的狭隘视野。至少我想说的是，除非你只愿意承认过去只有过去一百年生产的知识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你只有去拒绝阅读现代学术体系之外所有年龄超过一百岁的书，你才能够勉强合理的坚持所谓文科理科之间的区分。
当然，这也意味着你必须要抹杀、抹杀和否认当今理科内部所有奠基性的起源是科学起源，因为他们的起源全部都源自一些今天会被这群人划分到文科领域的思考。但凡你的智力承受范围稍微超过了一个世纪，这种文理分科的坚持就必须要自行破灭。几乎所有会被今天我们承认是智慧的人，他们都不在一个文理分科的思想钢印里面进行思考。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科学和哲学的界限是极其模糊不清的。那实际上，在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科学和哲学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现代科学对于俄罗斯文学几乎没有影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前期的作品中，他对自然科学的提及几乎没有。科学革命来到俄罗斯的时间要比来到西欧更晚，但它的影响同样深远。
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思想和科学发明的消息开始逐渐从欧洲、从西方传入俄罗斯。俄罗斯现代化的过程，我已经在第二百三十四期《让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是一个怎样的统治者》和第二百三十九期《俄国文学中的哲学性究竟来自哪里》这两期播客里面做过详细的背景讨论。这条俄罗斯现代化的改革道路，首先由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早期开始铺平了西方对俄罗斯社会的连续影响。
这条道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稳步西化、现代化，导致它的文化和社会也逐渐世俗化。大概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科学思想和现代科学发现开始逐渐传入俄罗斯，科学把世俗化的道路推得更远。我之前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几期播客里面说到，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他和文学圈完全切断了关系。他在西伯利亚苦役营里面做劳工的这十年，碰巧也是俄罗斯社会本身发生巨变的十年。
这十年的巨变，一方面体现为到了一八六零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的时候，他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和他离开的时候截然不同的知识景观。在十年之内，从西方传进来的现代科学已经获得了年轻激进知识分子的支持。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自然科学能够提供前所未有的强大预测、计算力和验证工具，可以被应用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层面。
科学不仅仅是事实的积累，它也是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科学思想和方法扩展到此前缺席的思想领域，比如说历史、哲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圣经研究。随着科学的兴起，信仰和理性之间的旧辩论逐渐向理性倾斜。科学为哲学层面的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强大的合法性。当时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论战的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几乎上全部都是唯物主义者。
它从而促进了决定论和实证主义思想。宗教对绝对真理的主宰逐渐被科学削弱，以至于真理的概念。真理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和真理成为同义词，而宗教被降级成了神话迷信的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些六十年代的新趋势都很了解。现代科学和数学正在俄罗斯急速地扩张他们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层，到了六十年代，几乎建立了不容置疑的权威，甚至彻底颠覆了现代人的生活。
说到一八六二年的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前往西欧。他在这次旅行中的游记，我已经在之前有一集叫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容易出现什么贻笑大方的态度》里面详细介绍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的这次西欧旅行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冬季笔记与夏季印象》。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录了他看到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
当时的英国伦敦世界博览会设立在水晶宫，这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和铁结构，旨在庆祝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水晶宫本身就是工程壮举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工业发展和技术发明的世界中心，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物质主义的时代。他们对物质进步和人类改善的信念抵达了巅峰，而这一切都是由科学发现推动的。征服自然、完善人类、完善社会的古老梦想，如今因为现代科学的存在而真正能够在地球上实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次世界博览会令人震惊，在落后的俄罗斯没有任何类似的事物。然而他并没有像五四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心中产生了对于自身民族落后的恨铁不成钢，这反而在他心中引发了深刻的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日笔记》和《夏日印象》中写道：“你感觉到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人聚集到一起。
你意识到一种巨大的思想，你感到这里已经实现了一些东西，这里是胜利，是辉煌。你甚至还开始害怕某些东西。”无论你多么独立，出于某种原因，你变得害怕。这难道真的是已实现的理想吗？这难道不是结束吗？这难道不是一个羊圈吗？你真的不必接受这完作为完全的真理，并且一次性的让自己沉默吗？这这一切都是如此的胜利，如此的辉煌，如此的骄傲。
这是一幅圣经般的画面，像巴比伦一样，像启示录中预言的某种实现。你感觉到你需要大量的精神抵抗和否认，不去屈服于这种印象，不去屈从于这个事实，不去膜拜巴力，不去接受现有的作为你的理想。OK，我强调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听过我第三百零五期哈娜阿伦特如何在人的境况思考人工智能。我在开篇引用的那首诗里也出现了这个神启巴力，巴力是谁？
巴力是古代腓尼基人崇拜的至尊神启。很神奇的是，阿伦特也是在一九六零年，也就是说整整一百年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那段话之后，他在讨论现代人面对现代科学的态度，也让他想到了古代腓尼基的偶像崇拜、巴力崇拜。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零年的感触。那么一九六零年，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开卷，面对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之际，他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对吧？
至今还没有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伦特扯上关系，对吧？我说的仅仅是这两个人时隔一百年面对当时现代社会呈现的最顶尖科学发现这个现象，一个是英国伦敦水晶宫，一个是人造卫星发射。面对这种把新的科学技术视为至高无上的理想的那个时刻，同时都联想到了古代的偶像崇拜。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面对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最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他跟阿伦特一样，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人的问题，人的境况是否会因此得到改变？
新科学带来的启示看似已经实现，看似是一种类似于圣经的启示，在他看来，所有人将会面对这个真理被。聚拢成一个羊圈，在普遍的爱，只不过这次不是爱上帝，而是爱科学。在这种普遍的爱中，全体团结，并且由新的基督引领。伦敦的世博会体现了十九世纪对于现代科学即将解决世界问题的信念，至少这是一种。未来的承诺。鉴于当时俄罗斯把西方视为效仿的榜样，你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之后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他关注的不是这种科学能否实现这个承诺，而是把这种承诺当做真理，把科学承诺的未来当做一种新的偶像崇拜，如何影响人以及人的世界，他们的反应告诉我们人的境况是什么。
事实就是，这种关怀立刻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归来之后写出的第一部作品的主题，就是《地下室手记》的主题。我刚才说到，他是在一八六二年去的伦敦看世界博览会，然后一八六五年《地下室手记》横空出世。在《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直接和这种现代科学代表的世界观对抗。现代科学是面向未来的，所有现代科学研究的预设是关于人性的法则是固定的，已经被自然给定了。
换句话说，现代科学想要提出任何和人相关的原理、理论、洞见，这些理论和原理的前提是，它它必须要预设人是一个有限的实体，人可以完全被理解、被把握。因此，在原则上，人可以被科学理论和科学原理给确定下来。科学必须要首先把人视为物质对象，才可以开始研究人。人必须被视为只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行为和思想，哪怕现在不行，最终也可以完全被理性把握。
这是一种全新的看待人的方式。只有这种看待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它首先需要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才能够。去物化人，把人当作研究对象，《地下室手记》把这种现代科学的倾向推到了他最终的逻辑结论，就是人的彻底去个性化。现在科学想要研究人，必须把人当做物种的一部分，对吧？如果我和你在本质上无法被比较，我们在本质上不相似，那你怎么做疾病研究？
我得的感冒和你得的感冒又怎能同日而语？我的忧伤和你的忧伤怎么能够都被称为抑郁症？我的快乐和你的快乐怎么可能都被当做多巴胺和脑电波来研究，对吧？科学的起点是人的物化，你和我都必须被物化成物种的一部分。要强调的不是我们之间的个性，我们独一无二的人格，必须要放弃这些才能够对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地下室手记把这种科学倾向推到了他最终的逻辑结论，那就是人的彻底去个性化。
整本小说一直在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再成为什么？我们作为人，去往何处？这部他西伯利亚回来重新出道的第一个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正面的、系统的和一种正在兴盛的科学世界观发生直接冲突。他的第一部分可以被理解成是一场发生在一个人头脑中的智力戏剧。他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如果世界完全被科学法则支配，那么人还有没有自由意志？
地下室的这个人是这场戏剧的主角，他是一个无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隐居在彼得堡的地下。他和当时最前沿的思想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时代背景是一八六零年代，这是俄罗斯思想的关键十年。就像我刚才说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开始拒绝前辈的宗教、社会和美学价值观。这个人孤独的把自己监禁在地下，沉迷于抽象思想。他居住的圣彼得堡被他在第一章第二部分描绘成是全球最抽象、最深思熟虑的城市。
他的地下人的内部对话分为两个声音，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一个是他建构的各种虚构对话者。这些虚构对话者是现代科学思想的辩护者，他们试图和一个固执的、坚持非理性的、令人恼火的人进行辩论。《地下人》说的话充满了对科学的应用，从医学生理学、逻辑学、数学、统计学、生物学、经济学到心理学和进化论。他反对的不是科学本身，他反对的是一整套试图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人、来建模社会、甚至规定人应该如何行动的思想体系和思考方式。
这是最近那些来自西方的社会和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旨在按照科学范式来建模人类社会。在他那个时代，所有那些十九世纪我们可能听过的，呃，新潮的理论，呃，包括实证主义、进化论、乌托邦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理性自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这些所有的理论，它的根基都是现代科学，它的根基是以唯物主义和决定论作为哲学基础，以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为他们的支撑。
这些十九世纪的理论的前提是现代科学前提，这些前提的共同之处在于，人可以被还原为某种规律的产物，换句话说，人可以被计算。而《地下人》就是从这里开始崩溃。小说一开始，他说他自己病了，然后他嘲笑医学。第一章第一部分，他说他的肝脏疼痛，但是他出于怨恨不去看医生。但是人不可能对医学这个抽象领域产生怨恨，对吧？
你只能够对人产生怨恨。就像是你要是现在走在路上听这播客，然后你被石头绊了一下，你不可能对这个石头产生怨恨，你只可能对要么对那个把石头放在那儿的人产生怨恨，要么你对我产生怨恨，因为你收听我的播客导致你被绊了一下。对吧？但这个地下室的人，他又生活在一个他自我强加的孤立之中，他没有人可以怨恨，他一个人生活，因此他只能怨恨他自己，他在精神上折磨他自己。
我们很快发现，他并不是因为身体疾病而痛苦，这不是身体的病，这是一种他自己命名为过度意识的病。什么叫过度意识？因为他清楚的意识到，无论他怎么思考，最终都会撞上一堵石墙。这堵墙是什么？第一章第三部分，他说这个十强是他对自然法则、数学、科学推理的隐喻。在一个完全由因果律支配的世界里，所有事情都已经被决定了。
二乘以二等于四，这不是一个数学事实，而是一个存在的隐喻，一切都不可更改。问题在于，如果一切都被决定了，那么我在哪里？那人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地下人的不满，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被自然法则羞辱了。但是自然法则又怎么可能羞辱他呢？自然法则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自然法则的出现迫使人们改变对自然的看法。自然不再是上帝创造的表现，而是内在法则的体现。
这些法则被严格解释为实证主义的对象，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变得彻底理性化和去人性化。地下人真正的痛苦不是被打了一个巴掌，而是他无法理解这个巴掌。如果是一个人打了他，他可以愤怒，可以报复，可以原谅。但如果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呢？你不能去报复自然法则，你不能恨自然法则，你当然也无法原谅自然法则。于是，那个消失的东西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东西。
责任的对象消失了。在传统世界中，在传统道德观中，人可以对上帝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但是在新的科学世界里，没有负责的道德主体了。结果就是没有人可以被责备，没有人可以被宽恕。地下人说：“我没有罪，我却感到内疚，因为他仍然有良知，但是良知已经失去了对象。那我只能原谅某个人，我不能够原谅那块石头，我不能够原谅二乘以二等于四。
一个人没有办法对无声无人的自然法则负责，因为没有人可以感到内疚，他只能够对于自己的内疚有过度的意识，但是永远无法赎罪或者悔改，他无法从自我意识中超越自己。”因此，两个关键的基督教信条——良知和宽恕，良知的行动和宽恕的义务都变得毫无意义。他在寻求那个回应的道德主体，但是他遇到的只有一道永恒的石墙。《地下人》攻击心理学，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一种新的观点在逐渐流行。
现在也很流行啊，人本质上是自私的，一切的行为都可以还原到利益计算。地下人嘲笑说：“这种想法，人本质上就是自私的想法，就好像二乘以二就是数学。你试着去反驳他呀！一旦这种关于人性自私的命题被当作科学真理确立，它就像数学一样变得不可反驳。科学话语在19世纪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权威，它被理解为是这是事实，这不是关于价值的意见，这是事实。
”By the way，这就是马克思韦伯在二十世纪会总结成是事实和价值的区分（fact-value distinction），就是。一旦某个关于人的价值命题被纳入到了科学框架，比如说 homo economicus，人是经济人这个命题，一旦被心理学、经济学或者生物学证明，它就不再是对于人的一种解释，它变成了对于人的本性的真理。
这就意味着，一旦它被确认成是一个事实，一个 fact，你再去否定它就。你的否定不会被理解成是不同意见不同，你的否定会被理解成是你无知，你对于事实无知，对吧？这类命题往往以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形式出现，比如说人本质上就是自私的。你不是在说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自私，而是说一切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都可以被还原到自自私自利的动机。
一旦你这样理解，这条有关人性的命题就开始拥有了数学逻辑命题的结构。无论你对它举出什么反例，比如说你举出一个无私的行为反例，你都会被重新解释为哦，这只是更加隐蔽的自私而已。于是，这个命题就变成了一个不可以被经验反驳的封闭体系。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么思考的。你看，我每一期播客下面都会收到这样的评论，这期播客肯定也会出现这样的评论。
你会说啊，人本来就是自自私自利的趋利动物。他说出这个命题的时候，是把这个命题当做不会被经验反证、不容置疑的事实来说的，就像二乘以二等于四一样，他不接受。此外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很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人说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当成是一个事实，他根本就无法思考不同意见的可能性。
对吧？这种命题常常借助数学或者自然科学的形式来表达和加固自身。比如说，十九世纪这些最有名的理论都是这样：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计算、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都把人的行为转化为可以计算、可以比较、可以优化的数量。这样一来，二乘以二等于四就不仅是一个比喻，它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承诺。人的行为像数字一样，可以被确定地推导出来。
在这种框架中，反驳不再只是提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你必须要在同一套计算规则内进行反驳。而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规则，结论几乎就是必然的。这种科学化的人性论改变了道德语言。如果自私是一个自然事实，那么你应该无私，还怎么作为一个有约束力的道德命令呢？这只是你无视了自然事实而已。因此，道德从应当退化成幻觉。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反驳人性自私这个自然命题，就不再具有什么规范力量了。
它没有办法改变，这是一个事实。因此，当那个地下人说二乘以二就是数学的时候，他指的不是这个命题真的像数学一样严格可证，而是一旦它被安放在数学的位置上，它就获得了一种类似数学的不可争辩性。不是因为它绝对为真，而是因为它被当作一切推理的起点。我们知道这种思维方式，至今就是很多那种沾沾自喜的，以为自己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思考方式。
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就是自私的动物，经济基础就是决定上层建筑这些人性的原理作为推导的起点，它就获得了像数学真理一样的地位。大脑已经封死了。那《地下人》走到的结论是：当世界被彻底理性化之后，人反而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可能性。他的过渡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绝望挣扎，他拼命想要在一个由数学和科学的逻辑规律构成的世界中，重新感受到羞辱、痛苦、怨恨这些非理性的情感，因为现在只剩下这些情感才能够证明他还活着。
所以，《地下室手记》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如果科学可以解释一切，那人还剩下什么？当科学开始解释人类的时候，他难道不是也在消解人类吗？这个地下室的人的对手，这些对手代表了十九世纪最自信的一种科学立场。他们坚信科学已经或者即将给出关于人的终极答案。他们设想出了一种未来的人，这种人将不再违背理性，不再违背自己的最大利益。
这个最大利益就是数学。这是在第一部分第八节，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意志终将和自然科学和算术法则一致。换言之，人不再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存在，人未来的人是一个可以被计算的系统。当然，地下人对于这种图景的反驳是：统计学和科学经济学计算的只能是平均的人，是来自统计的人，他遗漏了一种最重要东西，那就是人可能是异常的，人可能是独立的，人可能并不是平均的人。
但是地下人真正紧张的地方在于，如果科学是对的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像这些兴奋的现代科学信奉者一样，找到了一个公式，能够完全解释快乐的来源、欲望的规律。快感的变化，那人会发生什么？那一刻，人将不再是人，而只是如果我们真的彻底变成了一个被操控的装置呢？因此，他在第一部分第三节把自己称为一个干锅人，仿佛人不是自然生成的生命，而是实验室中的产物。
那这个比喻揭示了，在科学视角下的人就是实验室中的产物。我们不是主体，我们是对象。人在科学解释体系中不被理解成是能行动、能负责、能选择的存在，而是被观察、被解释、被预测的对象。什么是主体和对象的区别？主体是一个能说“我的”存在。我是那个主体，我能做决定，我可以选择，我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主体的核心是自由与意志和责任。
主体总是在行动之中，主体总是能够给自己的行动对自己的行动给出理由。传统道德、法律和宗教都是建立在这种人是主体的前提之上，而对象则完全不同。对象是被研究的东西，它不解释自己，它要被别人解释，它不对行动负责，它是被归因于原因，它不是行动的源头，它是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科学介入对人的理解的时候，它采用的它采用了一种特定的方法。
科学把人的行为拆解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测量、可以解释的过程。例如，心理学用刺激反应模型解释行为，神经科学用大脑活动解释决策，经济学用利益最大化解释选择。在这些框架中，人的行为被理解成由基因、环境、神经机制、计算规则决定的结果。于是，人从行动者变成了发生的场所，人从道德承担者变成了被解释的现象。科学的视角天然倾向于把一切转化成对象。
他首先把自然转化成了研究对象。当他把人也转化成研究对象的时候，他追求的是解释和预测，而不是理解行动的意义。当这种视角扩展到人本身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张力。我们在生活中仍然想把自己当作要选择、要负责的主体，但是在理论上，我们却越来越被描绘成被决定、被计算的对象。道德的前提就是自由选择，一旦自由意志被取消，道德判断也失去了基础。
这个问题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归来之后的所有作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凡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命题：“如果没有上帝，一切皆被允许”，就是这个逻辑的延伸。当不存在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主体的时候，道德本身也会随之瓦解。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俄国文学评论家巴赫金这样评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在人和他人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极端，物和个性。
什么是物？物可以被把握、被概括、被计算，物是无声的，他不会反驳，也不会回应你。正因如此，科学可以以一种单向的方式去研究物。数学和自然科学指向的，恰恰是对于无生物体的掌控。这些对象不会在语言中显现，也不会对自身做出评价。但是个性恰恰相反，个性无法被穷尽，个性无法被穷尽，因此它无法被把握。巴赫金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他的意义就是无法被穷尽的，他的意义是无限的。
人的创造性和核心是永生的，这意味着一个人。永远不会被和一个定义重合，你无法用一个定义、一个公式、一个结论来彻底的穷尽一个人的意义，因此越接近个性。所有的这些抽象、原理化、概括的能呃效力，它的作用就越低。我们可以用一个最通俗的方式这么想啊，就是你在脑海中随便现在想象一个在你认知中最有个性的人，想想象一下这个人，我相信你会同意。
一个人他越有个性，我们就越难把他放到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概念里，你就越不可能用一个标签或者是概念去概括这个人的意义，你就很越难把他给物化成，比如说一个女人，一个浙江人，一个留学生，因为一旦你试图用概念去固定一个人，你实际上在把他物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些真正卓越的思想家，你很难说他是什么左派、右派、进步、保守，对吧？
啊，如卢梭既是社会主义之父，又是浪漫主义之父；黑格尔既是启发普鲁士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又是启发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的思想家，对吧？很难去标签化他们。话说回来，《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科学如何改变人最集中的探索，这也是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面对一个精神气质氛围完全不同的俄罗斯写出的首部作品，我在上一期推荐过的俄罗斯传记作者弗兰克约瑟夫把这本小说的主人公评价成是一个讽刺的模仿者。
他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1860年代激进思想中的决定论逻辑推向极端，从而暴露出它的可怕后果。令人不安的是，一旦这个逻辑成立，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或者超越它。事实也是这样：那些信奉人是趋利的动物，或者那些信奉经济基础就是决定上层建筑的人，你可以听完。所有的读完所有这些小说，然后喋喋不休的拼命像念经一样继续念着同一段话，没有什么可以动摇这个被他应用到人性上的数学真理。
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在面临的事实。因此，地下人不仅仅是一个讽刺人物，他更像是一种警示。他以一种高度自觉的方式意识到科学如何渗透进他的思想和情感，把自己变成一个被物化的存在。他抗议的正是一个有情感、有尊严的人被当做一个可以计算和解释的对象。也正是因此，我相信所有今天这本小说的读者都会同意，他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然极为现代。
这种思考在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都反复出现。我在上一期讨论他的时候说，如果他的文学生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之前戛然而止的话，他只有《穷人》和《双重人格》这些在流放之前的作品，而没有之后的作品，那我们很难说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在那里暗示的是，在西伯利亚流放归来之后，他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那在这期播客里，我说的是这些新东西中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对于科学的思考。科学思维方式如何影响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这个层面的思考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以后的所有小说，嗯，就是他在1862年跑到伦敦去看世界博览会之后引发的不安。从此，从此之后给他的文学写作带来的思考，那这个问题在1886年出版的《罪与罚》中被转化成了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
在小说开头，男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他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这个女孩被灌醉、被侵犯、被一个男人尾随。最初，拉斯科尔尼科夫表现出了强烈的道德冲动，他表现出愤怒、同情，并且他准备主动出手干预，甚至掏出自己所有的钱去帮助她。但是就在那一刻，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转变。他突然冷笑，对警察说：“算了，这与你何干？
让他随便玩吧。”随后，他合理化了这种冷漠。他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让他们相互吞噬吧。”这个瞬间标志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介入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动。这是一种以计算和比例为核心的社会科学视角。他想到，他说：“这样的比例。”他们说这样的比例每年有很多，这是一个比例。一旦你说了比例，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在这里，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转变中，个体悲剧被转化成了统计数据，被纳入了一种社会总体计算之中。
一旦进行了这个转变，他就从良知中消失了。正是在这种社会科学思维之下，拉斯科尔尼科夫丧失了他行动的意义。他开始相信个体的善恶在整体计算中就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无力感最终滑向了道德虚无主义。那小说没有停在这里，恰恰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一个关键的可能性，在那个短暂的瞬间，拉斯科尔尼科夫曾曾经忘记自己的科学思考，忘记比例，忘记计算，他想要出于本能的同情去帮助那个女孩，这种专注于一个具体生命的能力，后来成为了他复活的基础。
我们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收尾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最后最伟大的一八八零年出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把此前我刚才提到的在《地下室手记》《罪与罚》里面提出的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这里的关键人物伊凡卡拉马佐夫，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型英雄。伊凡卡拉马佐夫受过自然科学课程的训练，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极其深刻的理论家和梦想家。
他的思考不再局限于社会，而是直接指向宇宙。这点在伊凡和阿廖沙关于上帝和苦难的讨论中到达了高潮。伊凡引入了当时最先进、最前沿的数学发现——非欧几里得几何。传统欧几里得几何假设平行线永不相交，而非欧几里得几何则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平行线可以在无限远处相交。这一发现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动摇了曾经被视为绝对真理的几何体系，也暗示了一个超出人类直接观察理解范围的现实。
但是伊凡的结论却是悲观的，伊凡认为。人类理性只能理解三维世界，因此无法理解这种非此世界的无限，也无法理解上帝的方式。在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中，无辜的痛苦却是真实存在的。于是伊凡把这个数学隐喻转化成了对于上帝的控诉，并且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如果上帝缺席于这个世界，那么一切皆被允许。这一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结论，它在小说中直接导致了现实的后果。
他们的父亲费尔多被谋杀，而伊凡本人也因此陷入精神崩溃。在他崩溃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形象出现——魔鬼。这个魔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超自然存在，而是伊凡内心的声音。魔鬼是伊凡思想的化身。更重要的是，这个魔鬼用的不是神学语言，这个魔鬼是在用数学和科学的语言在折磨他。他说：“这里一切都有公式，这里有几何，但我们只拥有不确定方程。
”他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数学符号，我就是x，一个未知数，一个没有确定意义的存在。这是一种现代隐喻，对吧？当一切都被公式化之后，人本身变成了无法确定的变量。魔鬼描绘了一种宇宙图景。在其中，世界不断循环生成和毁灭，地球重复出现无数次，细节都一样。在这个无限循环的宇宙里，没有救赎，没有终点，没有意义，只有无尽的重复和无辜痛苦的再现。
科学的宇宙论在这里被推向极端，变成了一种没有上帝、没有目的、没有终结的机械循环。与之形成鲜鲜明对比的是左西马长老的视角。左西马长老也同样谈论无限，但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无限，那是一个和其他世界相连的无限，那是一个充满爱、充满了召唤和意义的宇宙。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小说中的终极问题。
如果科学提供的是一个无限却无意义的宇宙，那么人能否在其中找到救赎的可能？伊凡的悲剧在于，他既无法接受这个世界，他也没有办法相信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现代人的处境。O.K. 文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思考理科？他没有说科学是错的，他没有说我们要简单的回到一个前现代的信仰世界，他只是把。理科问题推到了极限，让人无法再回避。
地下人告诉我们，当一切都变成二乘以二等于四的时候，人会窒息。拉斯科尔尼科夫告诉我们，当一切都变成比例被计算的时候，良知会沉默，人会去杀人。伊凡告诉我们，当一切都被解释之后，世界会变得无法承受。科学只能够给我们提供越来越肯定、越来越像真理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但是它无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仍然值得我们活下去的世界。
OK，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啦，下期再见吧，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