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读树不成林。你要是收听过我最近播客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刚刚给《曾思义罪与罚》的译本写了一篇导读。一开始编辑来找我，实际上他是想让我在导读中分析一下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三重梦境，但是我就想我已经在酒神的注脚这个播客里讨论过这个话题了。对我自己来说，写作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我很珍惜写作的机会，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讨论一下还没有人讨论过的话题。
于是我就说我要写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女性群像的地位，就像我给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的政治讽刺小说《这不可能发生》写的导读一样。那本书当然也是围绕着一个男主角来写的小说，但是读过我导读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我最终在导读的最后呈现了我自己解读这本小说的视角，就是通过他刻画的三位女性角色来反思如何走出自由主义困境。
我在这不可能发生导读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是这么写的：书中这三位女性角色的勇敢，当然不是一种仅限于女性的美德，男性同样可以学习和效仿。在这本看似无解的小说中，这三位女性为读者提供的是一种个体选择层面的古典卓越。当道德制度、法律和社会全面崩坏的时候，除了自欺欺人的沉溺于一个或许永远无法实现的更好的社会的幻想，或者是躲进至实的象牙塔里做一个犬儒主义者，人们始终还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选择做一个有美德的人，选择勇敢的直面命运。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三位女性证明了人始终可以选择我们面对命运的态度。这不仅是人的本能，更是人的最高自我实现。OK，然后我就在想，我我能不能去看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刻画女性群像的？以《罪与罚》为案例，并且在导读里面也提出了我自己的一些论点和见解。在这之前，我必须要讨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先对于这本小说的构想。
实际上，他原先的构想是不允许他像最终呈现的这样描绘出这样一个庞大的女性群像。我们在播客一开始先讨论《罪与罚》的写作路径，《罪与罚》正式出版于一八六六年。在我的考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私人书信里面第一次提到类似于这本小说情节的构想，是在出版的七年前。他在一八五九年十月的一封信里面提到。他说：“我正在构想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杀了人后流落到西伯利亚的年轻人的故事。
”这个构想实际上就是《罪与罚》的最初轮廓嘛。在这个信中，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尚未被提及，但是对于小说读者来说，最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构和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罪与罚》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在一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罪与罚》构想成一部中篇小说。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是一个长篇小说。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归来之后写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在上一期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已经说过的事实，就是我们可以说他写出《罪与罚》之后，这本书标志着他成为了能够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共同角逐俄国最伟大小说家桂冠的这样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罪与罚》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成为了俄国小说家三足鼎立的那个状态中的一足。但是这本小说一开始被构思的时候，完全没有被作者赋予这么高的期待，因为它不仅被设想成一本中篇小说，叙述方式和现在也不同。
他原先计划《罪与罚》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杀人犯自白体形式的叙述。呃，原先的篇幅计划是和《地下室手记》差不多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小说写作过程中，我可以说《罪与罚》是最抓马的一本。为什么我说它最抓马？因为呃，他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框架搭好了，然后他花了整整七年，一直把这本小说当做一个。以第一人称杀人犯视角写的中篇小说，一直到他交稿前一个月，就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十一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第一部分寄给出版商之前的一个月，他突然决定推倒此前写下的所有手稿，就是这些手稿我们都可以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三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里面看到，他突然决定。
全部推翻此前的计划，用一个置身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重新把这个小说写一遍。于是，一直到他把这本书寄给出版商前一个月，我们才看到了现在这个版本的《罪与罚》。嗯，作为一个合格的导读撰写者，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哦。把这本小说从原先的中篇扩展为现在的长篇，从原先的第一人称叙述改写成现在的第三人称叙述，很大程度上和他当时的经济处境相关，以及和他当时正在构思的另外一本小说相关。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正在同时推进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是后来成为《罪与罚》的这个中篇构思，另外一部是被他暂时命名为《醉汉们》的长篇小说。在《醉汉们》这本小说中，他希望描绘当时俄罗斯普遍存在的酗酒问题。十九世纪的酒精消费是和当时俄国政府财政紧密相连的，呃，酒类专卖为俄国政府带来巨额收入，因此俄国当局对于社会上的酒精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约束。
所以说，在六呃一八六五年的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正在动笔写的是一部差不多只有六十页的《罪与罚》和一部长达三百页的《醉汉们》。但是到了六五年六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一方面他债务缠身，另外一方面身体状况也很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他正在焦虑的试图说服出版商赶紧接受这本叫做《醉汉们》的小说，给他发预付稿费，但是没有成功。
于是他只能暂时把这个计划搁置，转而去写《罪与罚》这个更短的作品，因为他判断这个作品能够更快的给他带来收入。到了九月份，他把《罪与罚》的第一部分寄给了卡特科夫主编的保守派刊物《德国导报》。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但是这个主编接受了他的稿件，然后在一个月之后给他寄来了预付款。问题在于，就像我刚才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承诺要在六五年的十月交稿，但是他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叙述视角的问题。
于是他就一直拖拖拖拖到了十一月，写信给编辑说：“我要推翻此前的全部手稿，我要把罪与罚从第一人称叙述彻底改写为第三人称。”然后他把原本计划中的醉汉们。最后没有消失，他把原本计划中的醉汉们这本小说转化成了《罪与罚》中马尔梅拉多夫醉汉那一家的那个副线，于是《罪与罚》中也出现了酗酒这条支线剧情。如果大家对酗酒这个主题感兴趣，可以去收听我在《酒神的注脚》第六期专门讲过《罪与罚》中酗酒的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叙述方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其实很少使用那种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他更偏好的是第一人称或者一种带有强烈戏剧性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所以说，《罪与罚》中的叙述者是一个很特殊的叙述者。他不像《少年》这本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他既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也不像《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叙述者一样，算是一个故事内部的见证者，对吧？
这个罪与罚的叙述者，他他本人不是故事中的角色，他更不像《白痴》里面那个频繁插话，然后不断显露自身的那个很抓马的叙述者。在《罪与罚》中，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近乎全知的意识。按照十九世纪小说惯例，这样的一个叙述者不但能够掌握外部世界的全部发生的事件，他也可以进入到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读者对于人物的人物的理解和对于情节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叙述的意识。甚至我们可以说，罪与罚的世界就是叙述者建构的世界，因为在小说内部，叙述者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和判断从来没有被真正质疑过。相反，这些判断不断通过情节的发展、象征结构以及叙事安排被反复确认。所以说，这个叙述的声音实际上是在替那个隐含的作者发言。
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叙述者又不是完全隐身的。首先，我们看到他不会始终紧贴着男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视角。虽然说这个叙述者，我刚才说不像《白痴》这个小说里的叙述者一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但是他仍然有相当清晰的个性特征。这个人，这个叙述者，他会时不时离离开主人公，一会儿给我们提供背景信息，一会儿给我们讲述那些拉斯科尔尼科夫根本就没有在场的情节。
我在导读里更加详细的罗列了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是如何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充分的呈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就是男主角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他还能让《罪与罚》现在这个版本中容纳更多复杂的人物。我们会随着小说的展开，看到叙述者没有整天跟着主人公，就是从这个小说第三章开始，叙述者会更加频繁地离开主人公。他把视线转向其他人物的意识，并且在这个小说中，如果你仔细阅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场景并不是跟随着主人公的视角，有很多场景是主人公根本就不在场。
与此同时，他不仅会把自己插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世界，就这个很明显，对吧？任何一个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知道，他他能够进入到主人公的心理世界，但是你会发现，他也能够进入到主人公之外其他角色的心理世界。他会呈现，比如说那个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朋友拉祖米辛内心的所感所想。他会呈现醉汉马尔梅拉多夫葬礼上那群醉醺醺的客人一整群人的集体意识。
也就是说，叙述者不仅会进入主人公的视角，他也会进入其他角色的视角。与此同时，这种全知的叙述者仍然带着明确的选择性。比如说，我在这里罗列一下，只有仔细读过这本小说的人才会记得住的角色。比如说，你会发现叙述者会详细揭示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和拉祖米欣的心理活动，但是他却很少进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姐姐、他的妈妈。
马尔梅拉多夫、卡捷琳娜、索尼娅以及那个侦探波尔菲里的内心情感世界，为什么呢？OK，我在这里提出，我想说第一个和女性角色有关的点，就是从叙述方式出发，我们去对比一下那些主要被他用外部行动呈现，而非内心心理世界呈现的人物，就能够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作为作者的叙事策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妈妈和妹妹大多是通过外部描写出现，他们和马尔梅拉多夫就那个醉汉一家属于不同的类型，因为这些角色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尊严和勇气，他们不可能轻易的将内心完全暴露。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在罪与罚中找到了这些披露，这种嗯叙述者无法进入他们内心的角色，披露这些角色的情感和思想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看到男主角妈妈写给儿子的那封详细的长信，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他自己直接的内在视角。再比如说，我们看看索尼娅。对于索尼娅的内在意识进行细致描写，不仅是多余的，甚至会可能损害这个角色的艺术效果。
因为索尼娅的单纯和坦率，让欺骗和隐瞒对她而言几乎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她在小说中的功能，并非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物，而是作为杀人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对照。这索尼娅作为一个角色，她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她也是直觉智慧和无限信仰的象征。就至少在我看来，那些拥有相当内在人格尊严的角色，他们的内心在《罪与罚》这本小说中，是叙事者很少会去穿透的。
在罪与罚这个糟糕世界中，维系自身尊严和勇气的角色有很多都是女性，我们等一会儿会更加详细讨论。当然，也不完全是女性角色，比如说那个侦探，他们的内心对于叙事者来说是不透明的，这是我在罪与罚叙事手法上的一个观察。OK，在叙事手法之外，我在导读里提出的真正的一个对于罪与罚如何刻画女性的观察，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整个现代欧洲小说传统里来看。
如果把这本小说放到十九世纪文学传统中，你会发现它其实在延续一个相当经典的叙述模式。这个叙述模式就是一个天真的外省青年来到国际大都市，想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这个大都市看起来繁华、文明，充满了机会，表面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完了，在这个大都市的表面之下，却处处隐藏着腐败和堕落。那叫叫什么？华丽的袍子下面爬满了虱子，对吧？
经典的苏北人在上海主题。OK，独树不成林。文学系列的同学们，我给你五秒钟时间回答：你之前还读过哪一些经典现代欧洲小说？是这个主题框架。OK，我现在给你答案。斯汤达在1830年写的《红与黑》，巴尔扎克在1835年写的《高老头》，狄更斯在1861年写的《远大前程》，福楼拜在1869年写的情感教育。前面两本小说我们有过非常详细的解读吧，对吧？
这些小说，这些经典的十九世纪现代欧洲小说的框架，本质上都是一个外省青年跑到国际大都市，然后堕落了这样的一个框架。苏北人在上海。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罪与罚》写于一八六八年，嘛，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小说都属于同一个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我们可以说，郭敬明为什么作为小说作者，大家都觉得他档次不高，因为他光写出了上海的光怪陆离，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这种现代文明的糜烂，就是这是死鸭子嘴硬的乡下人视角。
那他不承认，那读者都看得出来，这是这就是糜烂的生活。在德语文学批评传统中，他们通常会把我刚才描绘的这一类作品视为，呃，bildungsroman，就成长小说的一种反面形态。它是反成长小说，他们不再描绘人格的成熟，它描绘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道德迷失和精神瓦解。OK，苏北人在上海嘛，就是欧洲现代小说的一个经典题材。
呃，以下是我的观察，就是都是描写小镇青年在洋气大都市。然而，巴黎的诱惑和彼得堡的诱惑并不相同。在高老头里，巴黎对于拉斯提涅这个男主角小镇青年来说，象征着上流社会的虚伪和野心。在《红与黑》里，巴黎对于男主角于连来说，意味着贵族社会空洞而虚伪的权力结构。OK，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彼得堡不是巴黎，虽然说它确实是俄罗斯最洋气的城市。
彼得堡象征的诱惑是主要来自西方输入的理性主义，在这座城市里，俄国知识分子热衷于翻译和传播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最新理论。OK，我下面引用呃曾思艺的一本啊，毕竟我这导读就是给他的译本写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彼得堡里面的那些年轻人正在阅读卢梭的思想，他们在讨论欧洲传进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激进社会学说。书中的这些男性青年在那里讨论女人是不是人。
这是一个社会学上的先进理论，对吧？这在一本的第九十三页，然后你还会看到他们在那里读达尔文主义，在第十三页，还有那个酒鬼马尔马尔梅拉多夫，他在酒吧里面喝的醉醺醺的时候，他说，哎，现在现代人不会再同情我这样的可怜人了。为什么不会同情？因为现代经济学说同情是虚假的东西。对吧？先进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否定了同情这种感情，这在第十页，这些都是西方传进来的。
所以我们在彼得堡看到的是各种各样从欧洲输入的先先进思想，它在彼得堡迅速的流行。小说里还有一个细节，男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好哥们儿拉祖米欣想要给他找工作，因为他不是穷困潦倒吗？然后拉祖米欣给。他的好朋友找的这个工作就是说，哎，你可以去翻译那些德语书籍，你去翻译那些先进的德语理论书籍，把他们介绍引进俄罗斯。
笑死，这不就是我的工作吗？OK，书中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头嘲笑到尾的角色叫做。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就这个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崇洋媚外、自诩是女权的男性进步青年。他标榜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宣称现代科学证明男女力量相同，结果他在现实中动手打女人。他嘴巴上说自己要搞妇女解放。
然后他说的那个妇女解放，本质上就是男女滥交，就是自由同居的开放婚姻。他所谓的妇女解放，就是说要模仿法国社会，女人可以获得给老公戴帽子的自由。就这明显是一种对于法国社会像大猩猩一样的模仿嘛？任何一个读过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人都知道，就当时的法国婚姻关系是非常开放的，社会上你可以公开拥有情夫或者情妇，这在社会习俗上是完全被接受的。
那这个利维贾特尼科夫先生，这位这位先进青年，他自己所谓的那个女权主义，就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说，哎呀，要是我有一个老婆，我会允许我老婆给我戴绿帽子。然后他在那儿可劲儿的劝说索尼娅加入他那个男女同居的社群。在这里，我得出我的一个观察，我认为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是在对19世纪现实主义欧洲小说的这个，呃，苏北人在上海这个经典主题做出了一个具有俄国特色的变体，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法国小说里。
哦，对我打一个叉，我要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法国小说是非常熟悉的。就大家要记住，他在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之前，他是靠什么进入文坛的？他是靠着翻译法国小说巴尔扎克进入俄国文坛的。他自己在写出《穷人》之前出版的第一本译著就是巴尔扎克的《葛朗台》。我们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熟读过我刚才提的这些法国小说。
这些法国小说中，青春懵懂的外省青年，他们堕落的诱因，往往来自社会阶层的诱惑，往往来自财富、地位和上流社会的虚荣。然而，在罪与罚中，彼得堡这座大都市被描绘成是一座陷入道德危机的城市。在这里，贫困和堕落不断产生新的牺牲，而现代理性的冷酷逻辑又不断为这种牺牲提供庇护。来自欧洲的抽象理论被年轻人狂热而片面地吸收。
并且被迅速转化为关于社会道德乃至人类本性的激进学说。在男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视野中，我们看到彼得堡这座城市充满了小酒馆、妓院和在路上踉跄的醉汉，贫困、污秽和绝望源源不断地从街道和人群中涌现。那么，酒鬼马尔梅拉多夫不仅用讽刺的口吻提到，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科学已经否定了同情，这种冷酷的功利主义理性，正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为自己的谋杀辩护的思想基础。
从这个视角看，《罪与罚》中的彼得堡大城市象征的堕落，与其说是同时代欧洲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上流社会腐败，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失根。OK，下面这见解是我的见解，而且是一个我写完了之后把自己逗得咯咯笑的见解，我希望你能接受。就我认为，在罪与罚中的男性角色都是失根的，他们都是没根的，他们失去了自己作为俄国人的根。
在罪与罚中，男人没根，有根的是女人。用一种更加文雅的方式来说，就是。在我看来，《罪与罚》中的女性角色占据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她们和欧洲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欧洲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往往也是现代社会虚荣和欲望结构的一部分，我们去看看我们之前详细讨论过的这些经典小说，在其中，男人和女人都是堕落的，他们都代表了不同意义上的堕落，因为女人也是现代文明堕落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想到，呃，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斯汤达笔下《红与黑》中的市长夫人。巴尔扎克笔下高老头里面的德尔菲娜，也是巴尔扎克笔下欧也尼格朗台中那些被金钱关系包围的女性人物。OK，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做过一期播客，叫做《法国小说为什么这么缺德》？就是如果说法国小说中的男人和女人都缺德，那么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转了这个经典结构。
罪与罚中的男性人物往往象征着现代精神的失根，而女性则成为了道德和牺牲的承担者。在这部作品的女性群像中，她们通过怜悯、自我牺牲和信仰维系着一个。濒临崩溃的道德世界，在罪与罚中，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的女人从来不在道德上显得软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免于压迫。恰恰相反，书中对于女性的描写始终围绕着她们承受的压迫展开。
这些压迫要么来自家庭内部，要么来自俄国社会中普遍而严酷的性别处境。如果从他们面对命运的方式加以区分，书中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在我看来，这些女人的命运要么是非人的，要么是超人的。注意，我在这里说的这个超人和尼采的超人理论没有关系。我说的仅仅是书中有少数格外强大的女性角色，她们超越了自己人之为人的处境，因为对于女人来说，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彻底压迫。
也就是说，两种情况，对吧？要么是在沉默中被动承受命运的非人处境，要么是在牺牲中表现出近乎超越常人精神力量的超人处境。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上一期分析《罪与罚》的时候说过，男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非凡的人”的理论。但是我们知道，整本小说在讨论的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凡的人，但实际上他事实证明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非凡的人。
从这个视角出发，在《罪与罚》整本小说中，真正属于非凡的人的角色是那些女性角色，她们才是非凡的人。在道德破产的彼得堡中，压迫同样降临于所有人，不仅是女人，也包括了男人，男人也被压迫，但是女性承担的负担更为沉重。小说中许多次要的女性人物，几乎都以一种非人的方式承受着命运的折磨以及家庭社会施加的压力。让我先来描绘一下遭受非人待遇的女性角色。
首先，这种非人处境表现为彻底的失声。女人没有机会为自己发言，没有力量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只能被动承受事件的降临。我认为失声就是一种非人的处境，不光是在古典政治意义上，对于人的定义就是拥有罗格斯的动物，也就是说拥有语言的动物，能够自我定义的动物。如果你被彻底的剥离了语言，被彻底的剥离了定义自己的能力，你被彻底剥离了发声的能力，你就已经被放置在了一个非人的处境。
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书中这种压迫走向了彻底的毁灭，也就是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中，命运对于这些女性角色的残酷，使任何什么关于不公的呐喊都都显得是彻底的徒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案例是小说里面那个沉默的跳河的女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这个女的为什么跳河的背景介绍。他说这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在众目睽睽之下蓦然跳入湍急的河水，我们不知道任何她的故事。
而在冷漠的人群中，唯一一个替她发声的是另外一个哭喊的女人，对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地强调，其他旁观者都是在看热闹，有点像。鲁迅笔下《人血馒头》里面的那些路人，但是只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拼命地哭喊，只有从她的喊叫中，我们才知道她的故事。这个投河者在前两天试图上吊未遂，除了这这一句零散的信息，叙述者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解释。
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他的经历，这是一种近乎彻底的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用最简洁的方式，呈现出彼得堡社会中那些被压迫者无声的绝望。当然，在小说里，那两个被谋杀的老太婆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这两个老太婆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他偷听酒馆里一个学生和一个军官的谈话，在第五十三页。
这个老太婆，我们看到在第八十二页，她其实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她向一个官员抱怨自己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因为她说她当时受到过一个作家客人的勒索绑架、勒索威胁，就这个作家声称他要在报纸上给他写一个黑评。去用一个讽刺文章毁坏这个老太婆店铺的名声，但是老太婆的哭诉却只被周围人用讽刺对待，用嘲讽对待，大家都在嘲笑她，没有人同情她。
最终，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了她。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了这个老太婆之后，因为老太婆的妹妹偶然撞见了谋杀现场，于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把她一起杀死了。正如那个投河的女人一样，这两个老太婆在被剥夺命运之前，都没有获得哪怕一次为自己发声的机会。他们不仅仅因为谋杀失去了生命，他们也因为从始至终都没有都缺乏表达不公的声音而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存在。
他们无法定义自己是谁。如果说我前面描绘的三种沉默是一个失声的极端，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酒鬼马尔梅拉多夫的妻子卡捷琳娜，她是完全相反的一种人。这个女人火烈好斗，始终在徒劳的，在这本书从始至终向整个世界抗议自己的不幸。没有人同情她，饥饿、疾病，还有持续不断的社会羞辱，一点一点的侵蚀着她的家庭。她是刚烈的，她对丈夫的酗酒怒不可遏，对于房东的刻薄绝不忍让，对于周围人对她的轻蔑总是立刻做出最激烈的回应。
她仿佛相信，只要自己抗议的足够大声，某种正义终究会降临。但是问题在于，在贫穷和冷漠的现实面前，一切愤怒都没有出口。他的抗议只是在空洞的回响，他一次又一次的申诉，反而逐渐看起来歇斯底里。最终，他终于真的变得歇斯底里。他在发出一种所有人都知道无效，甚至越来越显得可笑的反抗。这是一种怎样非人的状态，而他的结局真正的走向了非人，他疯了，他走向了癫狂。
在在最后那一幕，他疯了之后，他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街头，让自己的小孩强迫他们唱歌跳舞乞讨，好像要用一场荒诞的表演对这个世界做出最后的控控诉。最后，卡捷琳娜在癫狂之中走向死亡。直到临终之前，她仍然用一种顽固的骄傲在和世界坚持对抗。但这种骄傲已经不显得悲壮，反而显得荒诞，因为她最终得到的是所有人、所有亲人和旁观者的冷漠回应。
唯一一个同情他的人是索尼娅，他的这个妓女索尼娅扑在他的尸体上痛哭，而围观的人群只是默默的散去。我们把视线稍微拉开，会发现我刚才描绘的这些次要女性角色几乎无一例外，全部彻底失声，有一些走向了死亡。我觉得失声和死亡都是非人的处境，即使在死亡面前，他们也没有获得发声的机会，他们始终是被讲述的对象，而不是自己能够说话的人。
但是与此同时，小说中还有两位非常关键的女性主角索尼娅和杜尼亚，她们构成了两种非常重要的对照。一方面，这两个女的承受的压迫并不比前面那些女性更轻，甚至你可以说更为沉重。另外一方面，她们同样处在一种被他人描述的处境之中，她们也无法真正的为自己发声。比如杜尼亚，就是男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妹妹，她很少直接表达自己是谁，她的性格命运都是被男性角色来解释。
卢仁、拉斯科尔尼科夫、斯韦德里盖洛夫、拉祖米辛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描绘谁是杜尼亚。索尼娅也是这样，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她是完全被别人塑造出来的形象。她的父亲描绘她是谁，拉斯科尔尼科夫描绘她是谁，卢仁描绘她是谁，她意味着什么，都不是她自己来说的。一直到小说后半部分，我们才看到。就是索尼娅作为真正一个人为自己发声，而且就像我在前半段说的，叙述者自始至终也没有让我们听到索尼娅内心的声音，他没有穿透进入索尼娅的心理世界。
但是这两个女人没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被命运彻底摧毁、失声的女性一样走向崩溃和消失，相反，她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超越了这种被动的处境。他们的方式，不是像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样通过理性推演、理论建构某种解释自身的能力来确立自己的位置。他们依靠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是人格的坚韧，是信仰，是持续的不可动摇的品格，让他们在极端压迫之中仍然维系住了，甚至超越了作为人的尊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说他们是超人，或者说我说他们超越了自己的处境，真正接近非凡的人的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是这两个女性，他们比那个自认为属于非凡的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更接近，更加拥有非凡的品格。我们先来看看杜尼亚，就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妹妹，她是整本小说中少数没有被命运彻底摧毁的人物。这点并不偶然，在小说里，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角色，经历了两次非常危险的考验。
就第一次是关于婚姻，为了缓解家庭的贫困，为了帮助他的哥哥，他曾经答应嫁给卢仁，就是一个虚伪、自负、极度功利的律师。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勉强的，它的意义不是爱情，而是交换。杜尼亚决定用自己的未来为母亲和兄长换取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但是随着他逐渐看清卢人的真实意图，就他发现自己的未婚夫是一个希望通过婚姻控制妻子，用恩人的姿态来支配他的命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人的时候，杜尼亚在公开场合拒绝了这段婚姻。
这是他第一次从一种以自我牺牲换取安全的逻辑中，自觉地退出来。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真正严峻的考验，就第二次，第二个考验是来自斯韦德里盖洛夫。斯韦德里盖洛夫是一个富有而阴暗的地主，他他就是一个stalker，他长期迷恋杜尼亚，他试图通过金钱，通过掌握他的秘密来威胁杜尼亚，来逼迫他屈服。在最后这两个人的对峙中，杜尼亚甚至拿起了枪，他宁愿承担杀人的风险，也不愿意屈从于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尊严。
杜尼亚拒绝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而是那那个世界中的那种逻辑，就是你可以用权力、金钱和欲望去压迫一个人，让让他妥协，因为他是一个弱者。杜尼亚拒绝了他的坚定，最终迫使斯维德里盖洛夫放弃强奸她的企图，强迫她的企图。而这个男人在这场对峙之后很快就自杀了。到了小说的结尾，杜尼亚选择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好哥们儿拉祖米辛结婚。
这段关系和之前的两段关系完全不同，它并不建立在交换和控制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真实感情之上。他们计划通过劳动来改善生活，他们甚至打算将来搬到西伯利亚附近。方便他们去照顾被流放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就是我们看杜尼亚的生命生命线索，他两次拒绝了同一种诱惑，他两次拒绝用牺牲人格来换取安全。在一个充满贫困、犯罪和精神失根的世界，他没有屈从于屈辱的现实，他也没有像其他人这样走向绝望和疯狂，他选择在废墟之中试图重新建立起生活的秩序。
所以，我们问什么是真正的非凡？在极端处境中仍然坚守尊严和责任的力量，难道不比男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幻想自己成为拿破仑，想要通过杀人来确认这个幻想？就比起这种幻想，难道杜尼亚不是真的更加接近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吗？当然，在《罪与罚》里，最具有道德力量的女人无疑是索尼娅。索尼娅的命运一方面极度悲惨，另外一方面，她承载着整本小说最核心的主题——救赎和重生。
索尼娅出生在一个极端贫困的家庭，她的父亲长期酗酒，她的继母身患重病，家里面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于是他被迫走上街头，成为了一个妓女，靠卖淫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在社会的眼中，这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问题在于，索尼娅的内在状态和这种社会评价形成了最强烈的反差。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接近宗教性的温柔和谦卑，他对他人的痛苦有着极其敏锐而深切的同情。
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女性美德。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谋杀而陷入精神崩溃的时候，索尼娅是唯一一个能够倾听他、理解他的人。但是他的理解不意味着纵容，他没有为他的罪行辩护，他以一种坚定的方式劝说拉斯科尔尼科夫承担自己的罪责。最终，当拉斯克尼科夫最终于选择为了杀人而自首，并且被放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刑的时候，索尼娅一次又一次的去看望他。
在流放地的尾声部分，拉斯克尼科夫意识到自己爱她。如果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一起看，会发现索尼娅始终生活在社会的轻蔑之中，她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仁爱和人格，始终都在熠熠生辉。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是一整本小说中道德意义上的中心。通过索尼娅的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即便在最深的罪和苦难之中，人仍然能够通过爱和信仰维持自己最高的人格。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眼睛来看，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始终无法理解索尼娅，在他的想象中，他自己写道，他说像索尼娅这样的人只有三条可能的路，要么跳进运河自尽，要么进疯人院，要么在风尘中彻底堕落，变得麻木而冷酷。他在第二百八十一也这么说的，就是他说我无法理解索尼娅为什么不堕落。
在我看来，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看来，摆在索尼娅面前的只有自杀、发疯和堕落。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索尼娅能够保持如此高洁的品格。OK，我们退一步说，我觉得。拉斯科尔尼科夫这番拷问的讽刺之处在哪里？就恰恰是他自己在那篇《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的论文里面，他自己在那个论文里说：“哇，这个世界上那些平凡的大多数永远无法理解非凡，他们无法理解非凡的人为什么具有这样的超越性。
”完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认为我是非凡的人，对吧？但是他在这里对于索尼娅为什么不堕落的拷问，难道不恰恰证明了他无法理解索尼娅为什么如此非凡吗？索尼娅才是那个非凡的人，恰恰是因为索尼娅是如此的非凡，才让拉斯科尔尼科夫绞尽脑汁都无法理解为什么索尼娅没有和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的大多数人同流合污。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视角来看，索尼娅的存在始终难以被他理解。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些平凡的人永远无法理解非凡的存在。”他没有自我毁灭，没有在羞辱中丧失灵魂。这一点让索尼娅在事实上成为小说中最强大的人物。命运的羞辱可以触及她的身体，让她成为妓女，但是无法动摇她的精神。在一个由男人的声音主导、由抽象理论和权力意志支配的世界中，索尼娅没有争辩，没有证明，她一直用自己坚定的方式维系着人之为人的怜悯。
她的生命本身构成了一种扎根在土壤之上的典范。OK，以上就是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在《罪与罚》中刻画女性角色的理解。如果我们按照最表面的方式去读《罪与罚》，那这当然是一个关于犯罪惩罚的小说，它的中心无疑是拉斯柯尼科夫这个通过杀人来证明自己属于非凡的人的青年男性。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女性群像的视角重新进入这本小说，我们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来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道德图景。
在这个世界里，男性人物大多是失根的，他们沉迷于理论，沉迷于意志，沉迷于欲望，沉迷于对于自我的夸张想象。他们总是想要解释世界，改造世界，证明自己比世界来的更加先进。但是他们往往连自己都无法承担世界。拉斯科尔尼科夫是这样，卢仁是这样，贾别，呃，列别贾特尼科夫是这样，甚至，呃，斯韦德里盖洛夫也是这样。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体现出现代性的诗根，脱离了土壤，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怜悯和责任。
与此相对的是小说中的女性，这些女性不是被保护的浪漫化的存在，她们首先是受害者，她们承受着贫困、家庭暴力、性别压迫、社会羞辱，承受着彼得堡最肮脏、最沉重的现实。她们中的很多人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被命运碾碎了。但是，也是在女人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不是建立在征服之上，而是建立在承受之上的力量；不是通过支配别人来证明自己，而是在苦难中仍然不放弃尊严的力量；不是一种拿破仑式的历史舞台上的伟大，而是一种更加沉默的伟大。
啊，杜尼亚拒绝用自己的人格去交换安全，拒绝向权力和金钱和欲望屈服；索尼娅在最深的羞辱中仍然保存了爱、怜悯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罪与罚的反讽在于，那个整天思考非凡的人的理论的男人，并不是小说中最非凡的人。那些被忽视、被他人代言、被他人发声。被他人误解、被社会看不起的女人，反而构成了整部小说真正的道德中心。
OK，今天我们就是说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