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创业者：从-1到1的加速创新 | 陆奇最新公开讲座 | 清华大学 | 奇绩创坛

时代格局：研究型创业者成为核心生产力

当前时代的主旋律是技术驱动社会变革，而研究型创业者已成为财富创造最高的人群。这一趋势在美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中表现尤为显著，以 Anthropic、OpenAI 和 SpaceX 为代表的新兴巨头正在以极高速度推进。其中，Anthropic 的收入在去年基础上实现了80倍的增长，并有望很快超越 OpenAI，其总估值超过 1 万亿美元。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研究驱动，创始人均为研究型创业者，且这一趋势正在加速。

“在当下这个时代，核心生产力其中有一波人，他是财富创造是最高的，就是研究型创业者。”

与此同时，Neolab（新实验室） 现象正在兴起，这类组织比传统企业更研究驱动，增长速度更快。从 2020 年开始，此类公司数量激增，仅今年前五个月就已成立 9 家。这些公司往往拥有极高的估值和融资能力，反映了市场对研究驱动型创新的高度认可。

中国趋势：研究驱动型企业的崛起与 Neolab 萌芽

中国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研究驱动趋势，虽然体量与美国仍有差距，但发展路径一致。智谱、Moonshot、无问芯穹、Deepseek、MiniMax 等公司均在 3-6 岁之间，寒武纪已有 10 年历史，长鑫存储即将成为中国最大公司之一。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均为研究型创业者，体现了研究驱动的核心特征。

在中国，Neolab 趋势虽未完全显现，但已在奇绩创坛的投资组合中初现端倪。例如，基流科技（清华系）今年港股排队上市，有望成为中国大模型 Infra 第一股。其创始人胡效赫在早期融资困难时，因掌握 RDMA/RoCE 技术（微软时期推进的技术）而被奇绩创坛投资。这体现了奇绩创坛对早期核心技术的扶持导向。

历史演进：从研创分离到研创一体

研究（从不可能到可能，即 -1 到 0）与生产（从可能到价值，即 0 到 1）的距离在历史上不断缩短。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牛顿力学研究（1665-1687）与瓦特蒸汽机（89 年后）相隔甚远；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麦克斯韦方程（论文形式）与马可尼无线电报（31 年后）也有一定间隔。然而，进入信息时代后，微软、Google 等公司将研究与开发置于同一公司，但奖励函数仍分离（研究员发论文，工程师拿股权）。直到人工智能时代，以 OpenAI 为代表的 Neolab 实现了研究、开发、市场的一体化，奖励机制和资源分配完全统一，研创距离彻底消失。

“从不可能到可能是从-1到0，从可能到价值产生，是从0到1... 过去的历史从1到0和0到1是分开做的，今天开始一起做。”

这种变化源于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生产者从开发人员转变为研究人员，生产过程从开发运营转变为研究过程，生产工具从设备转变为算力，生产对象从通用数据转变为特定数据。这些要素的变化使得研究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成为核心生产力。

临界点突破：Agentic AI 与生产关系重构

当前社会正经历从对话交互 AI 到 Agentic AI 的临界点相变。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等工具使得硅基智能能够独立进行规划和科研，从“人类写代码”转变为“AI 做几个月科研”。这种Agentic AI 能力结合AutoResearch，使得研究产出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代码、规划、药物设计等），实现了研究即生产。

为释放这种生产力，必须重构生产关系。过去的科研机构只负责 -1 到 0（论文），企业负责 0 到 1（商业化），两者脱节。而新的 Neolab 组织将研究、开发、市场融为一体，评估方式从 peer review 转向价值创造。这种新模式要求承担科学风险、工程风险、市场风险和资本风险，因为市场风险（从 0 到 1）是大自然未博弈过的，最为艰难。

“Anthropic Claude Code 带来的，从对话交互人工智能变成 Agentic 智能，硅基智能将脱离人类独立... 这是一个巨大的临界点的相变突破。”

人才需求：研究型创业者的全新画像

在这个新时代，人是最核心的生产力。研究型创业者需要具备全方位能力，既能做研究又能做产品。对于文科或非技术背景的学生，这反而是好消息，因为 AI 降低了研究门槛，关键在于高认知、提出好问题、具备品位和好奇心。

“如果你这种计算机科学不懂人类的需求，在未来这个时代，你没法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好的 research founder。”

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 2026 级计算机本科毕业生中，仅 23 人找到工作，部分人从事快递或免费打工以积累 Token。这说明纯技术能力已不足以应对未来，理解人类需求和跨学科能力变得至关重要。新时代的研究型创业者必须平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重构激励机制，以应对从 -1 到 1 的全方位挑战。

第四范式下的组织单元重构与产学研新组合

在科学第四范式的背景下，组织单元的定义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陆奇指出，从研究到生产的距离正在急剧缩短，这种“相变”使得技术推动与需求拉动成为创新的双引擎。传统的产学研模式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组合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大学科研机构、大厂和研究型创业公司构成了核心的四大组织形态。其中，研究型创业公司（Neolab）作为前沿形式，正在探索如何更高效地连接基础研究与商业化落地。这种新型组织不仅存在于硅谷，在中国也日益活跃，如智谱、月之暗面、无问芯穹等团队纷纷从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中诞生，显示出人才密度对创新生态的关键支撑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 我们都整个中国 整个全球美国都在探索的产学研 全新的组合 未来的组合是长得怎样 需要一段时间探索 但结构我们基本上看得见”

这种新生态的核心在于价值创新，即满足需求的能力。人类历史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第三次相变，通过工具操作工具，极大地放大了人的能力。如今，我们正处于第四次相变的前夜，硅基智能开始独立于人类持续工作，从写代码到执行复杂任务，这标志着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在这种背景下，从-1到1的生态构建变得至关重要，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资源配置方式，以应对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挑战。

从-1到1：研究型创业者与历史性的相变

回顾人类历史，重要的相变包括学会用工具、学会用火、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AI独立工作的相变。陆奇强调，研究型创业者是这一时代的主力军。以SpaceX为例，这家创业公司在2002年成立，凭借第一性原理思维和极高的格局，在航天领域超越了NASA和波音等传统巨头。这证明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突破性创新的重要性。同样，DeepMind和Neuralink也展示了研究型创业公司的巨大潜力，它们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研究智能，并试图用智能解决科学问题。

这些先行者展示了极大的胆识和根本性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抱负。在中国，尤其是北京这样人才密度极高的地方，完全有机会打造类似的创新生态。硅谷的强大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其人才密度、技术密度、资源密度和机会密度的综合优势。中国正处于文明上升期，拥有十五五规划、AI+战略和2035年科技强国的目标，这为研究型创业者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我们需要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家内涵的企业家，以把握这一时代红利。

生态要素与社会责任：从价值到普惠

构建一个强大的创新生态，离不开四大要素：人才密度、技术密度、资源密度和机会密度。其中，机会密度指的是有多少公司具有高概率上市或退出，这为创新提供了退出机制和资本循环。清华大学和北京地区在这些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能够孕育出像寒武纪这样从中科院走出的科研机构衍生企业。这些企业的内核都是从-1到1的团队，最终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

陆奇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意味着任何产业如果边际成本是0，最终一定是普惠的。光伏产业的输入是0，因此其成本极低；同理，AI技术的普及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从不可能到可能，从可能到价值，再到价值普惠，这是AI发展的必然路径。作为这一时代的参与者，我们不仅要追求技术和商业的成功，更要具备社会责任和担当。

“不管我们做什么 最后仍然要做的是选择善良 善良是我们的选择 同学们不管你做什么 永远选择善良 成为有担当的人”

陆奇呼吁同学们，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选择善良，成为有担当的人。通过从第一性原理看懂这个局，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在这一时代的机会。研究型创业者不仅是技术的探索者，更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们需要在从-1到1的过程中，保持对技术的敬畏和对社会的关怀，最终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谐统一。这种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应对未来挑战、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