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客公园的身份重构：从媒体记录者到社区与投资人
李翔在开场中介绍了嘉宾张鹏，指出极客公园作为媒体圈的老牌机构，见证了许多创业者的成长。李翔列举了几个标志性场景：雷军在发布小米手机前曾在极客公园进行演讲和调研；2014年，尚未成名的张一鸣与马斯克同台讨论；2017年在乌镇，王兴兴向雷军和王兴演示了宇树机器狗。李翔强调，极客公园不仅是观察者，也是宇树的早期投资人。张鹏回应称，自己对于被李翔介绍感到些许不适应，因为过去通常由他主导开场。他认为极客公园的角色经历了从移动互联网繁荣期到中间“布朗运动”般的混沌期，再到如今AI与具身智能新时代的变迁。张鹏坦言，虽然媒体身份难以摘除，但他更希望公众认识到极客公园不仅仅是一家媒体公司，而是一个拥有不同目标的组织。他提到自己曾长期试图纠正“极客公园是媒体”的认知，但最终想通：最终是谁体现在做的事儿和结果上。以投资宇树为例，这印证了极客公园在媒体能力之外，还有社区和投资等核心目标。张鹏类比A16Z（安德森·霍洛维茨），指出顶级风投常自称媒体公司是因为“缺什么补什么”，而极客公园的特点在于其社区属性和投资闭环。
IT经理世界时期：信息化时代的起点与早期创业生态
李翔询问张鹏何时开始深度链接创业圈，并提及他早期的《IT经理世界》经历。张鹏回忆，《IT经理世界》创刊于1998年，正值中国信息化时代初期。他本科毕业进入该杂志时，编辑部多为硕博学历，而他因缺乏经验被分配去盯一个新兴领域——互联网。当时国内互联网刚萌芽，主要关注雅虎等美国门户模式。张鹏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毕业通讯录上写的“IT经理世界”被同事误读为“工厂经理世界”，因为当时IT还是个非常先进的概念。那个年代的核心是IBM、SAP、Oracle以及国内的联想等推动信息化，创业主体多为从海外归来的精英（如张朝阳、王志东），而非平民创业者。当时中国风险投资概念尚未普及，IDG等机构处于极早期阶段，创业生态非常蛮荒。张鹏与同事整理过一本《美国77种互联网商业模式》，作为观察参考。
“我并没有觉得公园因为年份长，所以大家一定可以记住我们……最终是谁？他会体现在你做的事儿上和结果上。”
“那个年代其实是一个跟今天我觉得已经完全不同的年代……如果你没有互联网之前，做PC、做硬件……那确实不是一般的人就可以把它去展开的。”
风险投资的萌芽：从逻辑缺失到周期共振
李翔追问早期杂志是否报道风投，张鹏表示当时会采访投资人以寻找逻辑，因为记者对变化敏感但缺乏实操经验。然而张鹏发现一个深刻现象：投资人的逻辑往往与其成功原因不符。许多项目押中了好赛道，但并非因为投资人最初认为的原因。这一经历让张鹏形成了重要的认知基模：创业者的话需结合阶段判断，环境变化要求策略调整。
张鹏回忆自己真正建立对风投感性认识是在2005-2008年间。他提到《环球企业家》曾做红杉全球管理合伙人Mike Morris、沈南鹏等人的封面，以及2007-2008年接触GGV（纪源资本）时，得知其投资了阿里巴巴。张鹏指出，风险投资在2005年后才真正在中国形成行业规模。他观察到创投周期与创业爆发存在共振：移动互联网在2010年后酝酿，2012年初步爆发，2014年达到顶点，这与基金行业的繁荣及第一次闭环在周期上高度重合。张鹏比喻创业如种地，环境节气的影响极大。
周期共振与媒体认知的启蒙
行业繁荣往往伴随着创业环境的变量变化，投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从移动互联网在2010年酝酿、2011-2012年初步爆发，到2014年达到顶点的过程来看，这与基金行业的繁荣及第一次闭环在周期上存在显著的共振点。创业如同种地，受“节气”般的环境影响极大：技术变量、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周边生态的能量，共同决定了创业者能做什么类型的事。
技术变量对投资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技术没有发生大的跃迁时，投资人往往会转向消费领域。例如2015年前后及2021年AI尚未爆发、移动互联网进入尾声时，市场纷纷转向奶茶、黄金等消费赛道。这种选择往往源于对市场大容量的依赖以及对技术空窗期的困惑。
回顾早期经历，《IT经理世界》主编王超给予了重要的世界观启蒙。他教导不要只盯着谁赚钱、谁上市的结果，而要深入探究事物是如何“work”的。例如在撰写关于信息化对物流领域作用的文章时，作者深入宝供物流采访三四天，录制十多盘录音带，询问从系统上线到底层操作员使用体验的所有细节。这种视角促使作者意识到杂志应是“认知流通型”而非单纯的“信息流通型”，深度在于挖掘现场细节与运作逻辑，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后续对极客公园内容的定位。
从绝望中出走：极客公园的诞生逻辑
作者在《IT经理世界》工作了十一年，期间见证了李娜（云峰基金）、周源（知乎）等优秀同事的离开与创业。尽管杂志经营健康，拥有大几千万营收和两千万利润，但所在集团整体处于紧缩状态，其他媒体业务亏损导致无法支持团队激励。作者曾申请百万奖金以留住优秀人才并维持内容质量，但因公司体制问题未获支持。这种在既定商业模式和治理环境下看不到希望的“绝望”，而非寻找新机会或梦想，成为了离开媒体的直接动因。
2010年决定创业时，团队（包括祥明等人）最初的目标仅是用市场化机制继续做好内容。由于缺乏风险投资概念，早期资金主要依靠陈天桥、周鸿祎等早年建立人缘的关系支持。虽然最初计划做一本新杂志《商业价值》，但作者意识到不能仅依赖纸质媒体，于是建立了极客公园网站。起初该网站被当作个人爱好由实习生协助运营，旨在集结高价值人群。随着微博出现，团队成为第一批在微博上免费全文发布文章的媒体之一，认为认知的价值在于传递而非论斤售卖。
极客公园最初试图模仿Twitter做一个中心化内容浓缩与讨论产品，甚至设有“下注未来”投票机制以引发用户参与。然而该产品仅维持两三个月便因效率低下而失败，且恰逢微博崛起使得该路径失效。随后策略转向线下社区（Community）：通过组织聚焦移动互联网创新的线下交流活动，利用氛围与合理话题设定促进讨论。这种从线上产品失败转向“脏活累活”式线下组织的转变，构成了极客公园早期社区形态的萌芽。
索尼地下室里的早期社区：雷军与张一鸣的见证
2010年之后，极客公园开始尝试从线上转向线下，组织一些“脏活累活”式的交流活动。早期的活动频率很高，大约两周一次，所有主题都紧扣移动互联网创新。由于资金有限，张鹏向一位在索尼工作多年的朋友借用了朝阳公园“索尼探梦”的地下室作为场地。虽然只是地下空间，但环境优越且配备有昂贵的投影设备。每次活动限四五十人参加，采用严格的报名制并审核参与者背景。
在这个封闭且安全的场域中，交流变得异常坦诚。张鹏回忆了雷军发布小米手机前的一次闭门调研。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做手机的雷军在“扯淡”，没人相信他能成功。尽管雷军在现场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陈述，且逻辑严密、过往战功显赫，但现场投票显示不到一半的人举手表示被说服。这一细节深刻揭示了早期创业者的艰难处境：即便当面沟通两小时，信任的建立依然困难。然而，正是这种线下社区提供了真实的碰撞空间，让参与者能在不被外界审视的压力下进行深度交流。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发生在与钟洪毅（腾讯产品经理）的讨论中。当时台下坐着年轻的张一鸣，他默默将钟洪毅关于“产品未成熟前不要随意传播”的建议记在小本上。张一鸣后来亲自证实，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决定等产品做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声。这种在媒体内容中难以捕捉的细节与真实互动，构成了早期极客公园社区的核心价值。
现场投票说你们觉得谁被雷总说服了？不到一半的人举手，就那个时候即便你都当面聊俩小时……现场只说服一半人。
张一鸣默默地把这件事记在小本上，说：“好，那我等产品到做到一定程度，我再出来说话。”
对抗流量逻辑：从《商业价值》到极客公园的独立判断
面对媒体行业天然倾向于报道“成功者”以获取流量和广告收入的惯例，张鹏解释了他为何对早期创业者保持热情。这种热情源于他入行初期观察到的完整样本：虽然很多互联网项目不靠谱，但其中确实诞生了伟大价值。通过长期观察细节而非概念化的成功总结，他建立了对早期创业者潜力的判断力。这种“数据集”般的积累让他能够克服对成功者光环的依赖，转而关注那些尚未被市场验证但逻辑合理的创业者。
在创办《商业价值》杂志时，张鹏坚持将目标受众锁定为创业者而非大众。尽管内部团队曾质疑这群人“不会投广告”且缺乏流量，但他认为媒体的核心价值在于交付认知并促成行动。他意识到传统媒体模式存在天花板：如果内容仅追求阅读量和广告变现，逻辑是成立的；但如果目标是深度连接创业者、提供他们需要的细节与认知，就必须打破传统范式。这种“自我”的选择在移动互联网爆发初期得到了验证：两年内，《商业价值》实现了接近盈亏平衡的营收，并积累了宝贵的创业者网络。
张鹏将这种选择类比为风险投资。无论是决定谁上杂志封面，还是邀请谁在极客公园舞台做Keynote演讲，本质上都是在进行判断和投资。他提到王兴和雷军的首个封面均出现在其业务尚未完全成功之时（如美团早期、小米手机发布初期），这体现了对创业者逻辑合理性的信任。正如哈萨比斯传记出版时出版社犹豫是否将其照片放封面一样，敢于在人物未成名前给予曝光机会，是对判断力的极致考验。这种从内容交付到认知、再到行动的闭环，构成了极客公园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核心逻辑。
我希望创业者的案头摆着IT经理世界……那我希望在移动互联网年代的创业者会去看商业价值杂志。
你要不要花时间派一个团队去写这个人？……就我觉得都是你要去判断，所以它本质上后来就是说，它确实后来我认为这一点它是回到了内容的那个价值的最本源。
地形之变：从“填谷”到“爬坡”的本质区别
张鹏指出，移动互联网与AI时代的创业环境存在天翻地覆的不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带来了强烈的连接性跃迁，这类似于出现了一个成熟的操作系统（OS），底层I/O和Runtime管理已达成共识。创业者只需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开发软件，寻找场景、打磨交互并制定Go-to-Market策略。这种环境被比喻为“水从山上流下来，你找个坑挖一条渠”，因为连接性自带重力，只要占据有利位置就能形成网络效应和规模优势。
然而，2018年后的AI与硬科技时代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张鹏认为，AI和硬科技已形成双螺旋结构，且技术路径尚未收敛。这一波不是稳定的操作系统应用开发，而是一场“爬山”或“爬坡”的运动。由于技术仍在快速演进（如Prompt Engineering、Context Engineering等概念每半年迭代一次），创业者面临的是动态的不确定性。张鹏强调，AI的本质是计算革命而非移动互联网的延续，它更接近PC诞生时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因此，今天的创业者不能仅靠一次冲锋拿下市场，而必须在动态中持续迭代，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技术时空的演进中构建越来越强的竞争力。
极客公园的“社区基因”与大会逻辑
回顾极客公园的发展历程，张鹏坦言其初心始终是社区（Community）而非单纯的媒体。尽管早期因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而不得不采用广告等媒体变现手段，但“社区之心”始终是其底层逻辑。这种隐性基因体现在对极客公园大会（GeekPark Conference）的极致投入上：即便在2013年首次举办大规模大会时，公司仅有一笔五六百万的融资且几乎无收入，张鹏仍坚持投入近300-400万成本打造舞台。他的目的不是售卖席位，而是为了Honor（致敬）这群创业者，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和成为明星的体验。
这种基于社区认同感的运营策略产生了显著的长期价值。许多优秀创业者将极客公园视为年度回馈社区的场合，而非单纯的媒体曝光渠道。虽然张鹏承认曾差点将极客公园变成职业办会公司，但最终意识到这不符合规模经济逻辑。因此，大会始终被定位为社区的年度聚会（Gathering）而非利润中心。这种坚持使得极客公园在媒体属性之外，建立起了独特的社区连接力与品牌忠诚度。
大会的社区属性与早期决策逻辑
极客公园举办大型会议的核心定位并非利润中心，而是社区的年度聚集活动（Community Gathering）。虽然早期曾尝试组建专门团队将其商业化，甚至差点变成职业办会公司，但很快发现这并不合理：专业会展公司拥有规模优势且成本更低，而极客公园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无法支撑这一模式。更重要的是，办会赚取的辛苦钱与极客公园希望输出认知价值的核心目标并不对齐。因此，团队最终回归初心，将大会视为品牌社区活动，不追求巨额盈利，但力求将其做到极致。
这种“先行动、后补票”的逻辑也体现在早期的资金运作中。例如，在极客公园成立初期，团队曾先投入300万人民币用于举办大会，尽管当时并未完全确认后续资金来源。同样地，在帮助宇树科技融资时，团队基于对创始人的信心先行注资。张鹏回顾这些决策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事后看觉得英明的决策，在当时往往基于一种“愚蠢”的自信。这种自信并非源于理性的计算，而是源于对自己判断力的盲目信任。尽管后来宇树科技并未完全依赖这笔资金站稳脚跟，但这一决策动作本身被证明是正确的。
很多你事后看你觉得哦，这个决策当时做的太棒了，其实做的时候都是非常愚蠢的逻辑。
我觉得这是真相。
从内容到行动的转折：变量资本的诞生
极客公园寻找非媒体商业模式的过程并非通过长期的黑暗探索，而是源于一次关键的启发。2017年成立的变量资本（Variable Capital）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其灵感来自大智点名的创始人张涛的建议：既然极客公园在早期准确预判了众多科技趋势和创业者，为何不将这种判断力转化为投资行动？
这一建议源于张涛对极客公园过往表现的复盘。他指出，从2014年邀请马斯克到中国并让张一鸣同台，到后续对创业者的选择，极客公园的选人准确率极高。这种准确性并非源于超常的个人能力，而是源于团队长期浸泡在早期创业者圈子中形成的信号接收机制。张涛提醒道，如果判断准确，下一步不应仅停留在写文章和办大会（交付内容），而应走向投资。
这一观点让张鹏醍醐灌顶。他意识到，极客公园过去积累的认知价值需要一种资产化的载体来兑现。通过投资，可以将对创业者的支持从“人情”转化为可计算的资产回报。这解决了媒体商业模式难以沉淀资产的痛点，使得团队多年的探索在逻辑上形成了闭环：从内容输出到行动落地，最终回归到组织原生对深度认知的追求。
如果你的判断在这个早期阶段是相对准确的，我觉得你应该往投资去变成行动，而不是只写文章和做大会。
支持的极致是我如果那个时候哪怕他不差我这点钱，但是你给钱就是一个最合理的获得回报的资产化的方式。
拒绝FA模式：追求认知的收敛与系统性
在确定转型方向时，极客公园曾认真考虑过FA（财务顾问）业务，但最终放弃。原因在于FA业务的本质是“流水系”的项目制匹配，要求海量处理创业公司并快速卖出，这与极客公园追求的深度认知收敛相悖。FA模式难以对单个项目进行足够深入的长期判断，而极客公园希望基于深度探讨来建立持续的价值连接。
此外，媒体和FA本质上都是项目制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导致能力无限摊薄：随着规模扩大，人才密度和交付带宽会迅速下降，最终触及天花板。相比之下，风险投资（VC）更接近于“产品”或“系统”。基金通过一期一期的滚动，能够沉淀LP的信任、募资能力和投资判断力。这种模式允许团队在有限的带宽内深耕，通过结果导向的回报分享机制（管理费+Carry）实现可持续增长。
对于初入投资领域的团队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从“不负责任的媒体写作”转向必须负责任的投资决策。张鹏强调，投资是一个高度专业且讲究系统性的过程。为了应对这种压力，团队在首期基金中刻意保持小规模募资。有限的“弹药”构成了天然的约束机制，迫使团队在出手前进行更严谨的判断，从而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风险。
媒体是不用负责任的呀，但你的投资是必须负责任的，所以你的判断是必须收敛和到位的。
我们当时就拿很少的钱去做一期基金做投资，它天然会给你一些约束。
从媒体到投资：纪律与认知的重塑
在极客公园早期，我们刻意保持小规模募资。这种有限的弹药天然构成了约束机制：既然能出手的资源有限，决策就必须极度谨慎。虽然媒体写作通常不背负直接责任，但拿着他人的钱进行投资时，行动最终会被记述。这种压力迫使我们从“追求投出下一个张一鸣”的幻想中回归现实，转而深刻思考资金全错的风险。尽管早期仅依靠个人信誉（RP）招募认同者，但建立强大的投资纪律（discipline）并理解投资的复杂性与重力感，是一个充满试错的过程。
从媒体转型投资的核心挑战在于决策维度的差异。媒体选题只需判断好坏，而投资需评估风险与代价。早期普遍存在“见着创新就兴奋”的媒体惯性，但投资必须超越对创新的单一迷恋。极客公园始终定位为一个具备媒体能力与社区属性的投资主体，而非传统纯投资机构。这种自我认知的“放低”，反而让我们在最早期阶段少犯错误，稳健地度过了起步期。相较于向红杉、高瓴等大机构募资，我们选择仅面向创始人募资。这种模式源于一种坦诚：作为首次做基金的GP（普通合伙人），我无法承诺确定的价值交付，只能以“发现非共识创业者”的能力换取信任。这种基于不自信的对齐机制，筛选出了真正愿意“一起试试”的天使型支持者。
“我不能光想我有可能投出下一个张一鸣，这不就属于疯了吗？你更多的应该想的是，钱我可能全投错了怎么办？”
“任何创业团队早期遇到这样的人都是福气。那个天使不就是亲戚朋友傻子吗？对，三F。”
投资的第一性：从内容社区到股权落地
关于投资的本质，后来我深受“准入行业”这一概念启发。投资底层逻辑在于：一个聪明、自信且被市场认可的创业者，是否愿意接受你的资金？极客公园凭借长期的内容深耕与社区连接，实际上已持有这张“门票”。然而，早期我并未主动构建这一模型。直到后来才意识到，极客公园的投资其实始于金钱之前。我们通过撰写深度文章、举办免费活动及提供资源支持，早已完成了对创业者的“隐性投资”。
这种从内容到股权的转化机制是极客公园做早期投资的第一性原理。当我们决定正式注资时，实质是将过往积累的信任与认知转化为正式的股权。这种前置投入使得我们在估值较低时便能进入，并在后续共识形成前锁定位置。因此，做好内容、运营社区并真诚服务创业者，是极客公园投资能力的基石。一旦想通这一点，业务便进入稳定状态：持续深耕社区，等待非共识机会的自然浮现。
“我给他钱是有点变成说，我现在把那个原来投的那个期权变成一个正式的股权……你认认真真写的文章，然后你社区里做的没有收他一分钱，但他觉得有收获的活动……这些东西都是投资。”
“好好做内容，好好做社区，好好爱创业者们……你一旦想清楚这件事的时候，它就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宇树科技：非共识浪潮中的早期布局
宇树科技（Unitree）是变量资本一期基金中较早的项目，大概率排在第二位。该期基金大部分项目均属于非共识领域，而非明星创业者的热门赛道。在2017-2018年移动互联网晚期，O2O、共享经济等“低阻力”赛道已饱和且难以计算回报。此时，资本开始流向高阻力的硬科技领域。变量资本的布局主要聚焦于两类项目：一是市面上尚无且未来被需要的硬科技产品；二是涉及海外GTM（Go-to-Market）生态及早期智能化应用的服务。
发现宇树的过程极具偶然性。当时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的液压机器狗视频火爆，但我通过此前在MIT考察“机器猎豹”项目并邀请其教授演讲的经历，已对电驱技术路线优于液压有深刻认知。当我在一个阅读量仅几百的极小众公众号上看到王兴兴（文中误写为王星星）的手搓作品时，震惊于其技术前沿性。通过多方联系飞赴现场见面后，我们判断这并非资本堆砌的成果，而是真正的技术突破。在移动互联网共识退潮、市场陷入“布朗运动”式迷茫的窗口期，这种非共识的硬科技项目反而成为小规模早期基金的最佳切入点。
“那个我根本就不擅长，我也看不懂，我甚至算不过那个账。所以你没法碰这些东西……开始往高阻力的地方去走了。”
“我一看到王兴星做的那东西，我觉得很震惊……而且一看那个东西就不是个拿了多少钱的公司去干的，就手搓的。”
从MIT到宇树：技术范式转移与社区价值
回顾早期接触机器人领域的经历，当时波士顿动力正处于如日中天的阶段，其发布的视频极具影响力。然而，通过MIT的交流我们意识到，液压驱动路线存在根本性局限。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2016年左右，机器人算法从“一行行代码堆砌的匠人式力控”转向了可数学化、系统化训练的电驱通用架构。这一范式转移使得机器人技术具备了走向通用的可能性。
正是依托极客公园的社区价值，我得以带领一群中国优秀创业者前往MIT交流。这种群体性的认知共振让我有机会在早期识别出技术趋势，并因此结识了王兴兴。尽管当时宇树的办公条件简陋——仅在过道里用破沙发和纸杯接水交流，但王兴兴展现出远超年龄的技术洞察力。作为刚毕业一年的硕士，他对技术栈的理解极为严谨。与那些擅长讲故事的创业者不同，王兴兴不擅言辞但极擅执行。他的技术直觉源于童年时期对双足机器人的热爱与自主摸索，这种“核动力”般的内在驱动力结合天赋，使其在没有顶尖学府背景的情况下实现了突破。正如本田宗一郎在后院敲出发动机一样，真正的创新往往涌现于非主流路径与环境变量的共振之中。
O2O时代的数学理性与硬科技创业的本质
移动互联网时代在2018年左右触及瓶颈，核心原因在于数字连接增量耗尽后的现实世界阻力。当业务从低阻力的数字化真空进入高摩擦的物理世界时，O2O模式面临严重的单位经济模型挑战。此时，创业者的核心能力从早期的快速扩张转向了极致的数学理性与求真精神。以松果出行为例，其创始人翟光龙因算不过账而退出一线城市共享单车市场，转而深耕县城电单车业务。这种在“大家丧气”时通过精准计算找到可行解的能力，成为该阶段创业成功的关键。
相比之下，硬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如王兴兴，其核心特质是在不确定性中看清问题本质并稳健推进。创业并非总是追赶时代，有时是时代最终追上创业者。以小红书为例，其早期定位模糊且多次转型（从PDF到海淘再到社区），看似不符合传统对标逻辑，但创始人凭借对环境变化的敏锐调整能力最终成功。硅谷创业者习惯先讲Why（动机）再讲How，而中国后发市场常依赖What（对标）进行判断。然而，在硬科技投资中，容错率与动态调整能力比单点正确性更重要。只要团队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与资源韧性，即便初始路线有误，也能在长周期中通过Pivot（转型）实现最终胜利。
从对标到内生：AI创业者的“外”与时代代价
中国科技发展的后发优势使得对标思维（Benchmarking）曾成为理解创新的捷径，正如孙正义的“时光机理论”所言。然而，随着时代从移动互联网过渡到AI阶段（约2016年至今），创业者的“外在”能力与认知清晰度变得至关重要。试图用旧范式（如将小红书对标Pinterest）去理解新事物往往失效，若核心动力不清晰，风险反而升高。
回顾2016年左右中国AI 1.0时代（以语音识别为代表），那批创业者是第一批为硬科技创新付出代价的人。尽管当时AI已萌芽（如AlphaGo、OpenAI成立），但在国内环境下，资本要求立即变现而非支持前沿探索（Frontier Lab）。这导致科学家被迫在不擅长的商业交付上“发光”，稀释了成长性，使得那一代公司难以达到预想结果。相比之下，MiniMax、Kimi等新一代创业者处于更好的年代。
就像当年人类美国登月，登月能交付什么商业价值吗？它只有情绪价值。就是哇，我们好厉害！
这一波反而都是新生的……就一代中国的科技创业者们为整个科技创新这个环境付的代价。
DeepSeek转折点：从圈用户回归技术本质
在2023年DeepSeek出现之前，AI行业沿袭移动互联网打法，强调圈用户和营收增长。这种模式导致组织内部出现文化冲突：负责商业运营的人员与Researcher（研究者）不相容，稀释了组织的Focus和Vibe。投资人当时质疑“光跑分高有啥用”，迫使团队分散精力。
DeepSeek的出现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统一了思想：把模型做好就是一切。这标志着行业意识到，技术突破本身才是核心价值，不应让“幼儿园阶段”的团队去扛商业变现的重活。对于今天的创业者而言，挑战技术天花板（Scaling Up）是支撑高估值和高效率的关键。虽然商业闭环最终不可避免，但当前阶段应优先利用时代提供的“泡沫”资源去换取技术成果。
以前那还得说服投资人说你光跑个分儿高有啥用啊？你得圈用户啊！……结果后头之后统一思想，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说你做技术把技术做好。
时代没有责任像你一个专业人员一样去理解你，但创业者有责任用好每一个时代里面的误解……最终你能够去交付回那个价值。
模型公司的牌桌生存与极客公园的转向
资本市场对AI公司（尤其是巨声智能和模型公司）的价值衡量存在困惑：不同于电商烧钱换规模，AI的“资产”难以量化。模型公司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留在牌桌上。全球通用大模型的竞争格局预计将收敛至10-20家，若能力差距被拉大到无法弥补（如对手已进入AI自进化阶段），公司将失去存在意义。因此，当前的估值逻辑主要押注于批量生产智能的生产力价值。而巨声智能（具身智能）面临更大挑战，因为其数据范式尚未收敛。
对于极客公园而言，从移动互联网切换到AI的过程并非顺利。2019年至疫情期间，创始人张鹏曾陷入迷茫，甚至考察过Web3但无法自洽。直到2022年GPT-4发布及2023年初的内部交流（如与李志飞、王小川的闭门会），当多数资深创业者投票认为这是“工业革命级别”的事件时，张鹏才彻底确信方向。这一瞬间的共识确立了他对AI浪潮的判断。
如果最终这种优秀的模型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那肯定有，对吧？就是你站在全球经济的链条里面，你能够批量生产智能。
我特别感谢 Open AI……就那一瞬间，就是因为当你没有认真的去探寻过的时候，你不能感受到有一个东西，一道闪电照亮夜空。
AI与区块链的本质分野：从逻辑自洽到价值落地
回顾技术浪潮，AI的变化速度极快，彻底打破了以往预想的节奏。相比之下，区块链曾被许多人视为“生产关系的革命”，但张鹏在深入观察后感到迷惘。他指出，世界上存在许多可以自洽的逻辑，但真正能将逻辑践行出来的人极少。在AI领域，这类人比比皆是；而在Web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行业）中却难以找到。虽然张鹏在某种程度上认同Web3的理念，但理念必须转化为产品、服务和价值以解决问题才有最终意义。目前Web3往往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形成内部价值循环的自洽，却走不到更大的世界。而AI已经走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逻辑有很多，践行逻辑的人很少。我觉得他们的理念，我某种程度我甚至都认同的，但问题是，这个理念是需要被变成产品、服务、价值，解决问题。才最终有意义的。”
“最后理念成为了一个圈子，然后在这里面形成了某种价值循环的自洽。就它走不到更大的世界，就会是问题。”
早期投资的风险哲学：熬过寒冬与累进确定性
在中国，过去能成功退出的机会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如小鹏、理想、蔚来）和茶饮两波。对于早期投资而言，最容易“丢命”的往往不是做晚了，而是做早了。但创业者必须足够有资源、灵动或天赋，才能熬到曙光出现。徐新曾提出一个关键区分：有些机会（如伟大的消费品牌）永远存在，随时可做；但另一些机会（如当年的移动互联网、今天的AI）一旦错过就是真错过了。因此，当看不准时，应先小规模投入学习，确认靠谱后再加码。
然而，二级市场的超级共识给早期投资带来了巨大风险。在爬坡阶段，核心应是累进确定性，而非一把冲锋跑马圈地。如果创业者拿太多钱导致估值过高，后续必须用动作去印证故事，这会破坏客观规律。张鹏以地平线余凯为例，称赞其在2020年预判寒冬并稳健使用资金的能力。如今对创业者的要求空前提高：既要能在高估值环境下拿到钱，又要有坚定的逻辑去驾驭资金。在爬坡的项目里，特别重要的是累进你的确定性，而不是一把冲锋拿下整个。
“早期里边最容易丢命的东西是啥？我觉得大概率不是你做晚了，而是你做早了。但是你又必须得早做，所以就变成说，即便做早了，你还能熬到曙光的那一天。”
“在爬坡的项目里面。特别重要的是，累进你的确定性，而不是一把冲锋拿下整个，就是完成跑马圈地，你做不到。”
从“切换”到“进化”：中登创业者的新机遇
关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成功者如何切换到AI时代，张鹏认为核心不是“切换”而是进化。对于已有业务的公司，率先将智能生产力融入业务能实现“老树开新花”，提升效率。腾讯在AI上的表现便体现了其产品封装能力：不同于Manus等面向高自由度Pro C（专业消费者）的工具，腾讯将能力封装成体验极佳、适合大众用户的产品，并发挥其运营基因（如打卡领积分）。这种基于历史积累的进化比盲目切换更稳妥。
此外，张鹏反驳了“只有00后小天才才能做AI native”的观点。他指出，AI native是可以学、可以演进的形容词，而“创业者”这个名词所代表的经历难以被跳跃。虽然起事成本降低，但做好一件事的复杂度未减。像Anthropic这样的公司中有很多“阳光灿烂的中登”（中年创业者），他们凭借过去积累的数据集和战略定力，在模型时代依然具有优势。因此，创业者不必焦虑于年龄或身份标签，接受跟上时代、做好当下能释放的价值即可。
AI Native的本质：从理想化标签到能力进阶
虽然进入新赛道的门槛看似降低，但做好一件事的难度并未减少。从Go to Market到运营、融资及在变化环境中定战略，这套复杂体系对执行力的要求极高。过去拥有历史数据积累的“中登”公司若能在模型层面找到发挥点，仍具优势。例如Anthropic吸纳了大量原软件公司的CTO，让他们在特定领域找到快乐。
对于“AI Native”这一概念，我持保留态度。首先，大众对AI底层逻辑的认知尚浅；其次回顾历史，“移动互联网原生”公司寥寥无几且现状难评。目前AI Native更多表现为高效率和扁平化组织。成熟业务公司受历史惯性制约，难以像初创团队那样“原生”，但通过时间推移也能逐步提升。我认为AI Native的核心在于站在时代角度向前思考，而非依赖上个时代的惯性。人们常将理想组织的特征（如奈飞的管理模式、Context not Control）贴给不同时代的领先者，但这只是对理想状态的抽象。AI技术消除了组织摩擦力的天花板，使得效率与协同性得以进阶，而非翻天覆地的重构。
我觉得大家是把很多我们对于一个理想中的组织的那个特性特征，在不同的时代贴给了不同的 native。
它就是个逐渐进阶的事儿，没有什么就翻天覆地的。原来没有，它都是被重新解锁了一个新的高度，你可以突破某个天花板。
此外，“AI Native”常被用作建立优越感的标签。在投资视角下，这一轮AI浪潮对风投机构构成了巨大挑战，跳出了传统舒适区。过去在消费互联网领域成功的投资人，未必能在硬科技或AI领域取得佳绩。投资本质上是基于过往数据集的推理结果，而新领域的未知性要求投资人更新模型。中国投资圈每隔几年会出现“有丝分裂”现象，优秀投资人离开旧机构创立新基金。这反映了原有生产关系面临改变：是否让创造最大价值的人分享了足够多的利益？新崛起的机构往往能更好地适配新时代的数据集，从而获得更好的势能。
投资逻辑的重构：挑战上限与接受遗憾
在AI时代，创业者的类型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互联网创业者可能受限于资源瓶颈，而AI赋予了挑战上限的最大机会。过去需要雇佣上千工程师才能做的事，现在通过增加算力投入即可实现。如果创业者仅将AI用于“降本增效”，而未去挑战业务上限，则缺乏最大赔率。投资人需据此调整筛选标准：考察创业者是否具备在AI加持下突破天花板的能力，而非仅看效率提升。
面对项目估值迅速飙升、超出基金射程的现象，极客公园的态度是坦然接受。我们不做大规模基金，以免偏离内容、社区和认知输出的核心轴线。对于“投不起”的项目，我们选择成为伙伴并鼓掌；但对于判断错误（如对人或趋势误判），则必须深刻复盘。这是投资人的核心能力所在。
再伟大的事儿，它也有它最早期。就我宁愿去较劲，说为什么我不是在最早期那个更正确的时刻去认识了它。
你永远有机会去找到该你去加持，你能有能力去加持的人。这个东西就信它就好了。
我坚持一个观点：遗憾的方向应是“为何没在最早期认识”，而非“如何扩大频谱去投A轮”。后者会导致力线偏移，无法发挥优势。极客公园作为创业者社区，通过内容、活动和基础设施服务创业群体。这种复合形态让我们能更松弛地观察人，避免“见面即谈投资”的功利性。我们的屁股坐在创业者一边，希望他们做出不起的事；若成功率低，大概率是我们自身服务未做到位。
泡沫的必然性与非共识的价值
关于AI领域的泡沫，我的观点是：泡沫永远存在且必须有。创新对人类进步而言是一个涌现过程，需要足够的基数和“浪费”的能量才能触发。若每一分钱都精准投放，世界将无法前进。
然而，对个体而言，面对泡沫是挑战。当前二级市场存在“超级共识”，但我建议保持谨慎。在超级共识中，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非共识。例如在具身智能领域，十年后的目标虽明确，但明年哪个点会发芽、五年后如何演变，仍充满不确定性。我倾向于远离纯粹的超级共识，或在其中寻找更细节的非共识点。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被拖带”，用自己的腿走路，即使判断错误也能坦然接受。
极客公园天然倾向于关注非共识领域。无论是内容还是投资，我们都在寻找那些未被充分定价的机会。这种选择源于对中国创业者环境的观察：从2000年至今，虽然与美国仍有差距，但环境逐渐改善并形成特色。中国创业者依然不容易，而极客公园的动力正源于此——通过构建良好的社区氛围和认知基础设施，助力创业者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
在共识中寻找细节，回归创业者社区的初心
极客公园本质上是一个创业者的社区。无论我们从事内容制作、投资，还是举办活动或出行项目，核心都是为创业者群体提供服务。在共识中挖掘更细节的东西，往往才是真正机会所在。
回顾从2000年互联网兴起至今的发展历程，虽然中国创业环境与美国相比仍存在差距，但正在逐渐变好并形成特色。许多创业者在做事时那种全情投入的状态非常闪光且令人感动。他们交付了巨大的价值，让我们享受便利的生活——比如点外卖要感谢王兴。我们希望这种Impact（影响力）能持续发生，让创业者在中国的环境中过得比原来更好。
你见过这么多创业者，他们真的是做事儿的时候，那种把自己投进去的东西是很闪光的，是的，是很感动人的。
蒸馏硅谷经验，让财富与经验成为创业养分
我们羡慕硅谷那种创业者即使一无所有也能快速起步，且有成功前辈愿意指导的生态。那些一代代积累的财富与经验被有效组织（Well Organized），转化为滋养新创业者的养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羡慕层面，而应蒸馏他们的做法。例如早期投资人尹方明作为创业者支持王兴的案例表明，中国正在出现更多此类力量。
如果像极客公园这样的社区能将这些分散的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就能营造更好的环境。这并非虚浮的口号，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那些一代一代的创业者，不管是积累的财富还是经验……变成了被 well organized 有效组织的，变成了养分，然后给到创业者。
不以营收为唯一核心，致力于优化国内创业生态
这个组织的核心目标回到创业起点：支持更优秀的人把事做好，成员获得合理回报即可。我们并不背负必须成为高毛利公司的使命。
如今国内已出现许多类似极客公园的力量，共同推动环境改善。如果这种创业生态的良性循环能持续优化，未来十几二十年的变化将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