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精神病学的百年历史。话题来自于Lex Fridman的一期播客节目，对话嘉宾是精神病学史学家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
斯卡尔花了数十年研究社会怎么理解疯狂，精神病学怎么获得权威，以及这种权威又怎么一次次被滥用。他在节目中引用了哈佛精神病学家莱昂·艾森伯格（Leon Eisenberg）的一句话，来概括整个领域的变迁。
他说：“我进入精神病学时，它是一门没有大脑的学问；等我离开时，它成了一门没有心灵的学问。”这句话听着有点绕，但是等我们把整个故事讲完，你就会明白它精准在哪里。
斯卡尔开门见山地说，当代精神病学正处于一场多重危机之中。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确实有了一些有限的进步，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精神药理学的出现，但那更像是一场意外，不是什么计划中的突破。
我们目前拥有的只是症状治疗，不是治愈。没有任何一种精神疾病拥有像青霉素对抗感染那样的特效药。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这两大类核心药物，充其量只是部分有效，而且对相当一部分患者根本不起作用。
更麻烦的是，精神科医生事先没法判断谁会对药物有反应、谁会出现严重副作用。有时候治疗本身还会制造新的问题，专业术语叫医源性损害，指的是你治一个病，结果治出了另一个病。
比如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时，让患者直面创伤记忆，对一部分人有效，对另一部分人反而会让症状恶化。诊断体系同样面临困境。1980年出台的DSM-III，也就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
建立了一套打勾式的诊断方法，患者表现出特定数量的症状，比如重度抑郁症需要满足若干条标准，就可以被归入这个诊断框。这套系统的初衷，是让不同地方的医生面对同一个病人时，能得出相同结论。
但是它只解决了所谓的可靠性问题，没有解决有效性问题。说白了就是，大家能达成共识，不代表这个共识反映了疾病的真实面貌。斯卡尔打了个很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十八世纪的医生诊断水肿或者发烧一样，这些看似统一的标签下面，其实藏着完全不同的疾病。
更让人震惊的是，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的前院长托马斯·英塞尔（Thomas Insel）卸任时承认，他花了十三年、投入了超过两百亿美元资助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精神疾病患者的处境没有改善哪怕一点点。
要知道，这句话是从掌管全美精神卫生研究最高机构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分量很重。NIMH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把精神疾病当作纯粹的脑部疾病来看。老布什总统还宣布了“大脑的十年”，大量研究经费涌入了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方向。
但是临床现实并没有因此改变。在美国还有一组数据特别刺眼：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寿命比其他人短十五到二十五年，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
全美最大的三个精神病患者住院机构分别是洛杉矶县监狱、芝加哥库克县监狱和纽约赖克斯岛，全是监狱。当年去机构化运动承诺用社区护理替代疯人院，斯卡尔直言不讳：所谓社区护理根本就是个空壳。
根本没有配套的社区设施来承接这些患者，患者只能在短暂的住院、街头和牢房之间循环。斯卡尔说：“疯人院曾经名声很糟，但至少它存在的初衷是治疗性的；而现在的监狱从本质上就不具备处理严重精神疾病的能力。”
聊到精神疾病的分类，斯卡尔回溯到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他在数千份病历基础上归纳出两大类精神疾病：一种叫早发性痴呆，基本是单向恶化，一路走下坡；另一种叫躁郁症，有缓解和反复，有时候甚至完全恢复。
后来瑞士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Bleuler）把前者改名为精神分裂症，而且他特意用了复数“精神分裂们”，因为他觉得这背后是一组不同的东西。这个洞察其实在后来的研究中被逐渐印证了：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是跟现实脱节，比如听到不存在的声音、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觉得电视在跟你说话，觉得周围人在密谋害你。情绪也会随之变得扁平：语言能力退化、社交能力萎缩。精神科把幻觉和妄想这类多出来的表现叫阳性症状；把情感淡漠、社交退缩、语言贫乏、缺乏主动性这些缺了的表现叫阴性症状。
这个命名很容易混淆，因为阴性和阳性在这里都是病理性的、都是有害的，只是描述方向不同。克雷佩林还定义了躁郁症，也就是后来的双相障碍：患者在极度亢奋和深度抑郁之间摆荡。
亢奋发作时可以几天不睡觉，语速飞快，行为难以忍受，甚至可能因为极度消耗而死亡。古希腊和古罗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不同形式的疯狂，他们叫忧郁症，对应的是带有精神病性特征的严重抑郁。
而今天的重度抑郁症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收纳筐，把从轻度情绪困扰到严重精神病性抑郁全装了进去。值得注意的一个语言现象是，神经症（neurotic diseases）和精神病（psychotic diseases）这两个词在十九世纪的意思跟现在正好反过来了。
当时“神经症”指的是大脑的毛病，从词根neuro就能看出来；精神病指的是心理的毛病，从词根psyche就能看出来。到了十九世纪末两个词的含义交叉互换了。而像癔症这样的诊断，历史上被大量滥用，不同种族、不同性别被不成比例地贴上这个标签。
尤其是女性。斯卡尔自己就写过一本关于癔症的书，把时间推回十九世纪：疯人院建立之初其实充满了乐观主义。最早的精神病院管理者相信，只要把患者从阁楼和牢房里解救出来，提供治疗性环境。
让他们劳动、学会自我控制，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更多的患者都能被治愈。但现实是，他们只治愈了大约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每年都留下一批慢性患者。院内的慢性患者越积越多，疯人院的形象随之急剧恶化。
到最后计算实际治愈率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二，跟当初承诺的七八十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治愈率远低于承诺的时候，精神科医生没有反思治疗方法，而是开始责怪受害者。他们提出了一个叫退化的理论：认为精神疾病本质上是生物学问题。
这些患者是进化的倒退产物，大脑有缺陷，失去了基本的人性；因为缺乏自制力所以繁殖力还特别强，不能放出去。一位英国精神科医生甚至说：“如果他的患者是小狗，他会把它们装进麻袋扔进池塘淹死。”
因为它们是劣等杂种。这种语言非常危险，这套叙事为非治疗性的终身关押提供了正当性，进而催生了强制绝育运动。斯卡尔所在的加州就是先驱之一：加州一直绝育精神病患者到大约1960年。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已执行超过六万例强制绝育。而更可怕的是，这套理论传到了德国：纳粹将精神病患者称为“无用的人口”，意思是消耗资源但永远不会好转，是国家的负担。他们的生命不值得活下去。
希特勒启动的T4计划：这个名字来自于策划此事的别墅所在街道蒂尔加滕街四号，就系统性消灭了多达二十五万名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第一批受害者：正是在这场大规模屠杀中，毒气室的技术被开发出来。
包括把毒气室伪装成淋浴室的伪装技术，患者被送往几个精神病学中心系统处死。焚尸炉冒着黑烟，当地居民把运送患者的公交车叫“杀人箱”。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德国精神病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配合了这个过程。更令人不安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上世纪三十年代它选择精神病学作为重点投资方向，部分原因是几位信托人亲历过家人的精神疾病。
基金会资助了德国遗传学家恩斯特·吕丁（Ernst Rüdin），此人吸收了加州绝育运动的经验，后来成为纳粹大规模绝育与灭绝法律的关键设计者。斯卡尔在这里提醒我们：当精神病人不是真正的人，这种语言开始流行的时候，那就是走向黑暗的起点。
进入二十世纪前半叶，精神科医生开始尝试各种生物学干预，斯卡尔称之为“绝望的疗法”：一群想要帮助患者但是被困在生物学框架里的医生，做了一系列不受控制的实验。最极端的例子之一是脑白质切除术：葡萄牙神经学家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借鉴了前一年另一位研究者的工作，在1936年开始尝试这种手术。
他因此在1949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斯卡尔说这大概是诺奖委员会最想撤回的一届。而美国的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把它推向了工业化极致：他发明了冰锥术，最初用的是真正的冰锥。
后来设计了专门的工具从患者眼眶上方敲进大脑左右摆动切断前额叶的神经连接。手术前先给患者两三次电击让他们失去意识。弗里曼自称是脑白质切除术的亨利·福特，开着一辆被他叫作“脑白质切除术车”（Lobotomobile）的露营车，巡回各个州立医院。
一个下午能做二三十台手术。他甚至夸口说：“二十分钟就能教会任何笨蛋做这个手术。”哪怕是精神科医生，因为弗里曼自己是神经科医生，所以对精神科充满蔑视。
这场灾难直到年轻一代看到那些被切成行尸走肉的后遗症患者才开始反抗，再加上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它才逐渐退出舞台。有些手术者一直做到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初。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接受这些激进治疗的患者中，女性占了六七成。
另一种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疗法是给梅毒患者注射疟疾。当时有一种叫全身麻痹性精神病（GPI）的疾病，占了疯人院入院人数的四分之一。后来发现其实是梅毒的晚期表现：梅毒在十九世纪末就像后来的艾滋病一样无处不在，初次感染后疼痛消失。
你以为好了，但是病原体潜伏在体内持续破坏：有时会攻击心脏让人四十多岁突然心脏病发；有时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瘫痪和精神病性症状。奥地利医生瓦格纳-尧雷格（Wagner-Jauregg）长期认为发烧可以治愈精神病，所以试过鼠咬热、试过伤寒疫苗都不行。
一战末期他从一名意大利疟疾士兵身上提取血液注射给GPI患者，声称治愈了他们。后来他自己承认这些说法被严重夸大了，但是疟疾疗法还是传到了英美德国：精神病院甚至饲养疟蚊群来感染患者。
瓦格纳-尧雷格因此在1927年获得诺贝尔奖，这项治疗直到青霉素问世才被取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十九世纪末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细菌学说彻底改变了医学。
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Lister）从中获得启发发明了抗菌手术，向伤口喷石炭酸杀死微生物。同事们觉得他疯了，但最终医学从抗菌走向了无菌手术。与此同时还有一位美国精神科医生亨利·科顿（Henry Cotton）。
他相信精神病的根源是体内隐蔽的细菌感染释放毒素毒害大脑。既然没有抗生素，那就找到感染源切除掉：于是开始系统性的拔牙、切除扁桃体、切胃、切脾、切结肠。他声称治愈了百分之八十的患者，富有的患者从全美各地赶来求治，《纽约时报》称这是重大突破。
但真实数据是：接受腹部手术的患者百分之四十五在一年内死亡。科顿1933年因心脏病去世，他的继任者继续这套做法：牙齿和扁桃体的切除一直持续到1960年。
斯卡尔还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安慰剂效应。当穿白大褂的人对你做一次影响巨大的操作，告诉你这会让你好起来，安慰剂效应会非常强烈。这跟今天精神病学面临的困境一样：到底多少改善是药物的真正效果，多少是安慰剂效应？这个问题至今都很难拆解。
胰岛素昏迷疗法则是另一个惨痛案例：萨克尔（Sakel）原本在德国一家戒毒诊所工作，用轻度胰岛素昏迷帮助患者度过戒断反应。后来他到了奥地利决定把这套方法用于精神分裂症，1933年开始他用大剂量胰岛素让患者陷入深度昏迷。
有时昏迷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用葡萄糖静脉注射来唤醒。昏迷期间患者经常抽搐，萨克尔把这当作治疗有效的信号：他声称治愈率达百分之八十。而百分之八十这个数字在精神病学历史上反复出现，从科顿的切胃到早期的疯人院到胰岛素昏迷。
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话术：萨克尔后来移民美国，在纽约开了利润丰厚的私人诊所。去世时留下了大约两百万美元的遗产，在六十年代初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但是这种疗法需要极其密集的护理和监护。
患者随时可能进入永久性昏迷或直接死亡，有证据表明治疗在杀死脑细胞：萨克尔被告知这一点时说：“没错，杀的正是那些精神分裂的脑细胞。”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治疗需要多达六十次昏迷，死亡率百分之一到五：还会造成脑损伤和肥胖。
直到五十年代才做了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证明无效它才逐渐被淘汰：接受过这项治疗的包括《美丽心灵》的原型约翰·纳什（John Nash），而且他差点被安排做脑白质切除。
还有一种用卡迪亚唑注射引发癫痫发作的疗法，理论依据是认为精神分裂和癫痫不能共存。这当然是错的：患者从注射到发作之间会感到自己即将死去，持续好几分钟；然后剧烈的全身痉挛还经常会造成脊柱和髋骨骨折。
电休克疗法（ECT）的故事同样复杂：两位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切莱蒂（Cerletti）和比尼（Bini）最初在狗身上做实验，犯了个错误：一头电极放头上，一头放肛门上。电流穿过身体停止了心脏，狗死了。
后来有人告诉他们去罗马屠宰场看看杀猪：猪倒挂着，两个电极夹住头部。电击后抽搐、失去意识。他们改成只让电流通过大脑，在狗身上试验成功后：在罗马火车站找到一个流浪汉做人体试验。
第一次电流不够，几乎没反应；他们商量加大电流：流浪汉听到了说：“别再来一次，那会死人的。”但是他们还是做了。患者经历了剧烈痉挛停止了呼吸然后又自发恢复了呼吸：醒来后居然恢复了与现实接触。
早期电击没有肌肉松弛剂，经常会导致脊柱和髋骨骨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击更多被用作控制患者行为的工具而非治疗手段，后来加入肌肉松弛剂消除了骨折问题：但是记忆损伤的争议持续至今。
CIA资助的加拿大精神科医生埃文·卡梅伦（Ewen Cameron）每天给患者多次电击：把他们变成不能走路、不能说话、不能自理的状态再声称重建他们。许多人被永久性损害：但是斯卡尔也坦诚，他认识的人在尝试了一切方法无效后电击确实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主持人Fridman也分享了自己朋友的亲身经历：讽刺的是，至今没人确切知道它为什么有效。它是一个纯粹经验性的治疗。在加州电击几乎不能给非自愿住院的患者做了，必须自愿接受：这在医学操作中极为罕见。
电影《飞越疯人院》让公众对电击疗法和脑白质切除术的恐惧深入人心：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饰演的麦克墨菲先被电击最后被切了脑白质。斯卡尔说他教过一门叫“电影中的疯狂”的课：几乎所有学生都看过这部片子。
小说原著和电影有差异：小说更怪诞、更政治化，以酋长布罗姆登的内心世界和联合体为核心；电影更自然主义、角色驱动，把麦克墨菲塑造成中心英雄。
电影里的精神科主治医生其实是俄勒冈州立精神病院的真实院长，他确实被拉来演戏了。斯卡尔指出：虽然有所夸张但电击在五六十年代确实被当作纪律工具使用，这一点是忠于历史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几乎所有的激进治疗从科顿的手术到脑白质切除到电击，女性患者都占了多数，六七成左右。这跟抑郁症在女性中更常见的诊断率有关：但也跟历史上对女性精神健康问题的处置方式有关。
话题转向精神分析的脉络：十九世纪的美国诞生了好几个新的基督教变体，还有一个叫基督科学教会的认为疾病根本不存在。信仰足够就可以祈祷消除：信仰治疗对精神困扰比对癌症有效得多。
同时，美国内战后神经科兴起：战场上大量的脑外伤为研究大脑提供了天然实验。塞拉斯·韦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发明了卧床疗法（rest cure）：绝对卧床、大量高热量食物、完全禁止智力刺激。
主要面向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接受过这种治疗：她说这几乎把她逼疯。米切尔写了畅销自助书，说电报和铁路让十九世纪人的神经系统过度疲劳：一百二十年前的人觉得当时的生活节奏太快太焦虑。
跟我们今天说社交媒体让人焦虑何其相似：1909年弗洛伊德（Freud）远渡重洋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做了五场讲座。当时美国主流精神科对谈话疗法嗤之以鼻：弗洛伊德与布罗伊尔（Breuer）合作研究了著名的安娜·O病例。
发展出压抑记忆和潜意识创伤的核心理论：指的是被压抑的童年经历潜伏在潜意识中，以扭曲的形式表现为各种症状。只有通过漫长而痛苦的分析将它们从潜意识带入意识：症状才能缓解。
弗洛伊德越来越强调性驱力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构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模型：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即时满足；自我是理性的调停者；超我是内化的道德标准。
他写了《梦的解析》，认为梦是被压抑内容以伪装形式浮现的场域。之后就是他和荣格（Jung）从师徒到决裂的故事：荣格曾经被弗洛伊德指定为王储。1913年两人严重分裂，部分原因跟性驱力理论分歧有关：也跟荣格吸引了洛克菲勒和麦隆家族的富有患者有关。
弗洛伊德对美国的评价极差，说应该改名叫美元国：一战期间出现的弹震症（shell shock）
让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和创伤的理论获得了新的关注。很多士兵出现失语、失明、持续颤抖和噩梦，最初以为是被炮弹震伤了大脑，后来逐渐意识到这是心理创伤。到1930年，北美大约只有三百名精神分析师，每周五小时的治疗方式能覆盖的患者极少，与疯人院里数十万患者相比微不足道。
二战中，美军的精神性伤亡是一战的两到三倍。战前他们筛查了一百七十五万被认为心理脆弱的人，结果完全没用，因为工业战争把人逼到极限，再坚强的人也可能崩溃。纳粹对崩溃的士兵直接枪决，盟军不会这么做。威廉·门宁格主导军队精神病学，战前美国只有大约两千名精神科医生。
战争结束时，光军队里就有超过两千名。同时，临床心理学家被征召来治疗士兵，结果他们发现我们好像也能做这个。战后，心理学家建立了科学训练体系，懂得如何申请联邦经费，而精神分析师对此一窍不通。关键区别在于心理学家选择直接治疗症状。
你有什么困扰就针对什么开发技术，精神分析师则认为不解决底层的人格问题，压下这个症状那个症状又会冒出来，像打地鼠一样。由此诞生了认知行为疗法（CBT），亚伦·贝克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原本是精神分析师后来对精神分析失望。
不仅转向症状治疗，还在六十年代指出精神科诊断不可靠，推动了DSM-III改革。CBT疗程短、可复制、可验证，对于轻度抑郁，CBT可能比药物更有效。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研究所NICE也推荐它作为一线方案，但考克兰系统评价对CBT证据等级的评估是低到中等信心。
对精神分裂症效果更薄弱，不过谈话疗法的天下很快被药物改变了。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完全是个意外，法国公司罗纳-普朗克合成的抗组胺药氯丙嗪最初在1880年代就在德国被合成出来了，但是一直不知道能干什么。
那个年代药品研发是所谓的狂野西部，没有监管随便分发让人试。公司觉得可能可以当止吐药或麻醉增效剂，于是分给了法国海军军医亨利·拉博里。他注意到术前焦虑患者用药后变得不焦虑了，形容这就像化学脑白质切除术一样。
拉博里把药推荐到巴黎圣安妮医院的德莱和德尼凯那里，加大剂量后发现患者不再砸家具了。氯丙嗪在欧洲被叫做叫大力丸（Largactil），在美国叫托拉嗪（Thorazine）。最初被归类为强效镇静剂，药物进入美国时罗纳-普朗克先找了两家公司都不要。
最后史克必成买下版权，两年内两百万人服用。六十年代初这类药物从强效镇静剂改名为抗精神病药，暗示它攻击的是精神病本身。但实际上它只对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有效，对情感淡漠、社交退缩等阴性症状几乎无能为力。
更严重的是迟发性运动障碍，面部肌肉会不自主的抽搐、舌头伸出、发出怪声。这是药物本身造成的不可逆损伤，走在街上的人看到这种症状会认出是精神病患者于是绕到马路对面。但是他们看到的其实是药物的副作用，不是疾病本身。
这个问题被忽视了大约二十年。2005年NIMH资助的CATIE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真相，新一代抗精神病药并不比老药更有效。百分之六十七到八十二的患者因为药物无效或无法忍受副作用而退出试验。
新药减少了迟发性运动障碍，但是带来了体重暴增、代谢综合征、糖尿病等新副作用。斯卡尔强调医学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颗药丸都有代价。患者走进诊室时医生不知道他属于哪个群体：比如有反应的、没反应的，还是有反应但副作用严重的。
目前没有生物标记物能帮助判断。药企的不光彩行为也加剧了问题，他们控制数据只发表有利结果隐藏不利数据。获得FDA批准只需要两次成功的试验，你可能做了十五次试验失败了十三次但是只要两次成功就够了。
抗抑郁药的故事同样令人警惕，最初的抗抑郁药意外发现于结核病治疗中，异烟肼让抑郁的结核病患者开始跳舞。但是药企当时认为抑郁症市场太小，后来抑郁症才变成了精神科最常见的诊断俗称精神科的感冒。
氟西汀也就是百忧解被作为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在八十年代末问世。药企营销说抑郁症是大脑血清素不足吃药就能补上，但是斯卡尔指出临床试验中的抗抑郁药虽然在统计意义上优于安慰剂。
临床意义上的差距却微乎其微，在六十分的评分量表上改善一两点就足以达到统计显著但是对生活质量影响不大。很多患者形容药物是钝化剂，抹平了所有情绪起伏、性欲消失、停药困难。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抑郁患者对药物根本没有反应。
斯卡尔还提到了诊断蔓延的概念，DSM-IV放宽自闭症标准后诊断激增，首席编辑艾伦·弗朗西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悲伤算不算精神疾病呢？失去至亲的哀悼要不要被诊断为抑郁症呢？这些边界一直在被推移。
精神疾病对受苦者是最孤独的苦难，斯卡尔引用了同行迈克尔·麦克唐纳的话：精神疾病对受苦者是最孤独的苦难，对周围人是最具社交性的疾病。展望未来斯卡尔的态度是审慎的乐观，他认为精神病学需要拓宽视野不能只把钱砸在神经科学和遗传学上。
还要投入心理社会层面的研究，比如怎么帮助无家可归的患者、怎么减轻照顾幻觉症患者家庭的压力。社会支持和减少孤独感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Fridman提到人工智能可能为心理治疗带来新的可能。
斯卡尔对药企退出精神疾病药物的研发感到沮丧，他们曾是不完美的参与者但是至少有钱有资源现在他们撤了。他呼吁同行保持谦逊对突破保持警惕，特别提到现在氯胺酮和致幻剂被吹捧为抑郁症的奇迹疗法证据极度薄弱。
他说这部电影我看过太多次了，从科顿的切胃到胰岛素昏迷、早期的疯人院百分之八十治愈率的承诺一遍遍在重演。斯卡尔最后说这是触及人类自我最深层的一个领域极其困难，但重要的是不要犬儒、不要放弃希望。
不要否认进步的可能性因为进步确实一直在发生只是往往比我们期望的要慢，那些充满善意的、日复一日面对患者苦难的医生中一定会有人推动这个领域向前走。Fridman引用了尼采的话作为收尾：活着就是受苦，生存就是在苦难中寻找意义。
这期对话让我感触很深，从疯人院到百忧解精神病学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弯路有真正的进步也有灾难性的错误。斯卡尔的研究提醒我们面对人类心智这个最复杂的谜题谦逊比自信更可贵，谨慎比狂热更有价值。
当你看到某个新疗法被冠以奇迹或者突破的标签时不妨多一份耐心等等科学的验证，毕竟百分之八十治愈率的承诺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次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