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2026年7月，两位中国出生的数学家王虹和邓煜拿到了菲尔兹奖。消息传开，很多人第一次觉得数学的最高殿堂离我们这么近。比谁都高兴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丘成桐，他27岁证明卡拉比猜想，32岁拿到菲尔兹奖，也是第一个拿到这个奖的华人。最近他接受了晚点和澎湃的采访，公开说希望这两位年轻人有一天回到中国。
这句话给他招来了不少麻烦，很多人翻旧账问他：“你1982年拿菲尔兹奖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不回来？”他的回答很直接：1982年他获奖时实际上没有国籍，香港旅行证件早已注销，也没有申请美国国籍。那时中国刚开放，国家认为海外人才回国条件不成熟，政策没有明确，国内也没有适合做研究的环境。相关部门建议他留在海外作用更大。
他说：“如果回来学问做不下去，对国家也没有好处。”很多人就不会考虑这个情况。所以在今天，王虹、邓煜回不回国，面对的是同样的选择：既要看对国家有没有好处，也要看对数学家自己的学问发展是不是有益。假如回来遇到种种困扰，什么都做不下去，那就没有意义。
那回来首先会遇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当院士。在中国，无论什么场合总是按职称和头衔排座位的：院士坐台上，不是院士坐下面。院士评选有自己独立的排队秩序，跟学问不直接相关。就算拿了国际大奖，也未必拿到院士头衔。他甚至说：“院士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争名逐利的框架体系。”
为了帮教授评上院士，要拉资源、走关系，付出许多学问之外的努力。所以每次他邀请中国籍学者回国，对方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如果我当不了院士，为什么要回来？”除了院士，还有“帽子”，就是杰青、长江学者这类人才称号和项目。表面上是荣誉，实际上很多资源和待遇都绑在帽子上。
丘成桐没拿过任何帽子，也不需要。1979年他第一次回国时已经做出了成果，别人不好意思再拿是不是院士来压他。可一个没有头衔的学者回来，就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他为什么还要劝人回来呢？因为今天条件不一样了。他说：“中国有了一批很好的学生，也引进了一批一流的学者。”
求真书院至少能提供一个安心做学问的环境：不看帽子头衔，按学问给应有的尊重。他说：“几十年来大家一直盼望中国籍学者拿到菲尔兹奖，梦想终于实现。”出于爱惜人才和培养下一代数学家的愿望，他自然希望他们回来。这不是什么所谓的表态，现实情况也要讲清楚。
他和王虹比较长的一次聊天，只有去年请她来清华作报告的时候。现在即使丘成桐再邀请王虹，也知道她大概率不会回来：因为刚拿奖，应酬多、访问多，压力也大。他希望这两位年轻人能继续做下去，因为很多有天分的学者拿了大奖以后光芒太盛，慢慢反而不做学问了。
跟他们一起获奖的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雅各布·齐默尔曼（Jacob Tsimerman），当时就宣布加入了OpenAI。丘成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数学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继续安心做数学研究。他还提到了一层更现实的考虑：王虹、邓煜现在在国外环境不错，但是长远很难讲。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华人学者会不会一直得到公平对待也不确定。他自己1982年获奖后在美国也经历过歧视，而那还是美国对中国相对友善的时候。往下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一个数学家究竟是怎么被发现、训练、最后成长起来的？
中国学生通过高考进入最好的学校，这条路是畅通的。可从本科一路走到菲尔兹奖的领奖台取决于什么呢？丘成桐的回答是：过去国内培养数学人才，主要是反复刷题。通过奥赛从全国挑选最好的学生，通常是国际数学奥赛奖牌获得者进入数学系本科做基础训练，再送到海外接受科研训练。
邓煜就是奥赛金牌的获得者；王虹是第三年才进入数学系，一年多之后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这也是很多人的批评所在：国内更擅长筛选，而不是培养。丘成桐认为这样的筛选都未必做得对，因为标准太依赖奥赛，真正有数学研究天赋的人未必符合。
王虹就是例子：她16岁中学毕业，高考在广西招生却有名额限制，无法进入数学系。丘成桐的评价是：“这不是残酷，而是不公平。”他说，对于他的求真书院来说，“只要学生足够好他就收”，没有规定哪个地方只能收多少。在他看来，王虹特殊的地方不是天分，而是她对数学有很大的兴趣。
在那么艰苦的情形下她还是要念数学，很多人面临同样的境遇早就放弃了，而她没有。后来转系也是她本人启动的：如果她不争取，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王虹、邓煜是北大2007级本科校友，为什么会同一届出现两个菲尔兹奖得主？这难道是巧合吗？
丘成桐说，这不算巧合。2010年以前，中国最好的数学学生都去了北大。曾经中科院数学所是研究重镇，也培养年轻人；但是有一段时间研究与教育脱开了。清华数学在50年代并入北大，直到1979年才从应用学科慢慢重建，最近十来年才重新成为重镇。
他在访谈里还纠正了一个流传很广的印象：媒体和大众对数学家、科学家的了解完全错误。好的数学家不可能单独生存、独自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就像牛顿讲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摸索。所有的学者，包括张益唐在内，都在不停地跟同行交流。
一个人躲在阁楼上7年是做不出第一流学问的。他的老师陈省身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去普林斯顿，见到当时最伟大的几位数学家，这对他是一个彻底的改变。张益唐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没得到导师推荐，找不到教职，7年多时间在赛百味打工。
最后凭的是个人努力和意志；可光有兴趣、光靠坚持也做不了一流的工作。没有经过真正的专业训练，没见过一流的数学家，不晓得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就做不了重要的研究。王虹进入麻省理工之后跟随拉里·古思（Larry Guth）学习，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
所以兴趣和环境，两方面都要有：好的机制应该是让有兴趣、有天分的学生碰到好老师，而不是靠运气让极少数人自己熬出来。接下来是他被批评得最厉害的一段话：2024年4月，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做了一场讲座，题目是《中国数学的现状和将来》。
他说：“中国数学还没有达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这句话引发了巨大争议。他后来回忆，那一天朋友跟他说：“有几千万人在网上批评你。”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要讲真话：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只有承认自己有些地方比不上别人，才能取得进步。
他打了个比方：好比跳高，世界纪录是2米，你跳来跳去只有1米。你说“我跳1米半已经很好了”，很多人就是这个态度。那中美差距现在是缩小还是扩大呢？他的判断是：差距还是在，但美国的实力在下降；同时中国正在上升。
中国能不能成功，就靠这些年轻人了。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又仔细调查了一番，编了一本书叫《中国数学的过去与未来》。书里写的1940年代美国是什么样子？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香农（Claude Shannon）、图灵（Alan Turing），这几个人共同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科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基础。
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香农创立了现代信息论；图灵是英国人，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四个计算机科学的鼻祖聚在一起，这就是1940年代的美国。这个时代是如何形成的？丘成桐把线索拉得更远：早期美国高校以教学为主，研究不是核心。
1876年英国数学家西尔维斯特（James Sylvester）去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动了数学研究在美国高校的发展。1878年他创办了《美国数学杂志》。真正的转折点是1912年：伯克霍夫（George Birkhoff）证明了庞加莱最后几何定理。那个问题由庞加莱去世前提出，没能完成证明；伯克霍夫在这一年完成，次年正式发表。
当时引起很大轰动：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它改变了美国人对学问的信心，认为“美国这个国家也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而伯克霍夫之前从来没离开过美国。之后他培养出的学生在莫尔斯理论、微分拓扑、泛函分析、动力系统等方向都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从而让一次突破慢慢形成一个学派。
一个学派再生长出几个重要领域。那么，中国自己的伯克霍夫时刻出现了吗？丘成桐的回答是：还没有。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的时候，振奋了整整一代华人；他十几岁时读到陈省身的文章《学算四十年》，第一次觉得中国人也可以做世界一流的数学。
他说：“你讲一百遍中国可以，年轻人不一定相信；一定要有一项真正世界一流的工作在中国做出来，他们才会相信。”他花这么多精力办求真书院，就是希望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让年轻人相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能做世界一流的工作。那一个国家真正成为数学强国，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
他说：首先要培养一流的数学家；但更重要的是知识究竟在哪里被创造出来。这必须是在本土做出来的，不是在美国做完再带回来的题目，也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模仿的；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198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数学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不是没有好的数学家。
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都做过不错的工作，但是整体上跟世界前沿是脱节的。这四十多年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不了解现代数学，后来学习和引进；把好的学生送到国外训练，再到今天王虹、邓煜这一代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海外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现在还缺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让世界一流的原创工作在中国本土产生。要走到那一步，绕不开提问。王虹和邓煜的工作最突出的原创性就是在解决已有问题的框架里，他们向前走了一大步。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挂谷猜想，后来成为几何测度论的重要问题。
王虹和合作者解决了三维的情形；邓煜攻克的问题更是源远流长：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提出如何从基本的物理定律出发，严格推导出流体力学方程并解释与流体相关的现象。邓煜为解决这个问题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真正伟大的学者，问题都是自己找出来、自己走出来的；最后开辟一个全新的方向。
就像1900年希尔伯特提出的23个问题，每一个都影响了数学家几十年。说到提问，他对中国数学界有一句不客气的话：中国数学界很少问问题；他自己问的问题最多，问过几百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在做，大多跟几何有关：他把猜想讲成一个很形象的画面——就像你在远方插了一面旗子，要到达那个地方。
可现有的数学工具不足以让你抵达；所以你被迫去想新的方法、新的工具。而猜想跟一个学者看得多高、看得多远有密切的关系。他举了20世纪最伟大的韦伊猜想（Weil Conjectures）为例：韦伊（André Weil）在1940年代坐牢时想出了它，后来花了大约30年时间。
由塞尔（Jean-Pierre Serre）、德利涅（Pierre Deligne）等一批大数学家一起解决。那丘成桐自己是怎么选问题呢？他21岁时，陈省身告诉他在数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黎曼猜想（Riemann Hypothesis），建议他去做。但是他对黎曼猜想没有兴趣，他喜欢的是几何。
在伯克利的第一年，其中一门课是广义相对论：他就想，“假如时空是真空的，那整个时空的几何结构是什么样的？怎么找到没有物质、同时又没有奇异点的时空？”一次在图书馆正巧看到卡拉比猜想，给他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所以他做研究：不是看哪个问题最有名、最难就做哪个；而是要知道这个问题与自己的兴趣相融合的地方。
中国学生常常被认为基础扎实、解题能力强；可是怎么从解决别人给的问题，走到提出重要的问题呢？丘成桐说：是文化的问题。中国小孩子从小没有被鼓励过问问题的习惯，所以创造能力不够、不够勇猛、不敢问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对科普没兴趣。
美国的科普做得很成功，很多知名科学家参与；小孩子很早就知道科学里有什么重要和前沿的问题。《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中文版，据他了解只卖了几万本；在美国是一两百万本。至于中国孩子为什么对奥数情有独钟，他直接说：奥数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害的。
中国念书是功利的；小孩子念奥数不是因为有兴趣，而是可以保送。那些学奥数的学生大部分人后来去念了其他东西；奥数只是升学的桥梁。中国社会长期形成了一套很强的回报导向：读书要改变命运，竞赛要升学，研究要换取职位和经费。所以中国学生会解题但不会提出问题；这背后是评价体系和人生目标的问题：一个社会愿不愿意让一个年轻人长期投入到短期看不到名利的领域，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他还引用了王国维论学问的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这句话要成立，得知道它前两句：昨夜西风凋碧树。树都凋零了，你才看得远；大部分中国学者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小利益、看不远，所以很少问大的问题。也很少有勇气去做能够在观念上改变一门学问的事。
紧接着，他把这个毛病的根子追得更深一些：他最近看到一个大约30年前的电视访问，是在天津南开大学访问他的老师陈省身。陈省身当时讲：“外国人到了天津，有些人就喜欢去看天津有什么特殊的小虫子，觉得很好奇。”而中国没有一个学者会对这个有兴趣。
丘成桐由此说：这就是好奇心不够，根子上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太过照顾自己的生活利益和家族利益有关。他并不反对做学问是为了家族利益、为了大社会的利益；但总要有一小部分学者可以看远一点。当年希腊的科学家晚上吃完饭就在街上辩论天文物理；魏晋南北朝也有类似的清谈：历史上一直骂这些士大夫只会清谈。
可事实上，这些跟社会无关的讨论正是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这就是无用之用。他甚至给出一条具体的建议：“假如把所有经费里提出一小部分，容许有12%、20%的科学研究完全从兴趣、从好奇产生。”鼓励他们去做，就会产生很重要的改变。他说：“真正能成为数学大师的本来就是极少数；但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能提高各行各业的数学水平，这也很重要。”
这种对现实回报的看重跟中国过去长期的物质匮乏有关系。可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小康社会了，我们还在追求什么呢？大多数父母想的是：“小孩子无灾无难到公卿”，官做得越高越好。他坦白讲：要改变中国的家长、年轻人和院士们的功利之心，年轻人读书的志愿就必须改变。
我们过去从上到下都讲：做学问是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非常重要；但很少讲：“我们要了解大自然的奥秘，要为全人类追求真理。”这是一种志愿，我们讲得不够。一个人做学问总要相信有些东西值得追求：不是为了拿到什么，只是因为它是真的；因为人类应当知道。
这些话他讲了很多年，很多人以为这是他在唱高调：但是他还是要讲。那现在他每天在忙什么呢？一个真正的好学者应该怎么留住呢？丘成桐说：其实生活上的问题有很多。他刚回来的时候，有些外国老师连怎么看病都不知道；礼拜六突然发烧只能等到礼拜一有人帮忙才行。
还有孩子念书的问题：有一位从法国来的老师，太太和两个孩子还在法国；因为孩子只讲法文没有办法过来。最后他就不得不离开中国，回法国去陪伴家人。丘成桐自己还要募资：虽然很多朋友愿意资助，但基金的使用有很多流程。但是即便遇到这些他都没有想过放弃；他说自己做事从来不会放弃，一辈子没放弃过任何事。
更不会放弃说服王虹和邓煜回国：他还是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回来，哪怕多回来和学生们交流也好。当被问到这5年丘成桐在求真书院都做了什么的时候，他说：现在这批学生是第一批能够在中国本土接受完整培养、做出有意义研究工作的学生。从第一届招生开始就有一些很年轻的孩子：比如一个云南腾冲来的学生，进来的时候才14岁；现在十八九岁了。
有人担心：把成为下一个顶尖数学家的期待集中在少数几个孩子身上，会不会反而给他们很大压力？他的回应是：所以不是培养一两个，而是培养一批。求真书院现在有差不多800个学生，每年招100多个：假如只有一两个所谓的天才他们可能成长不了；但现在是几百人同行，可以一起成长。
除了求真书院全国还有50多个中学有少年班：不过少年班一直有争议，教育主管部门觉得单独选拔不公平。他说他同意这个道理；可一刀切地搞平均也违背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他补充道：十多年前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很少；而这5年大量产生了一批好的学者。中心一成立，一大批人一下子就来了：上海的研究院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位全职老师都是第一流的学者。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有两百来位研究员，其中八十多位是外籍学者。他说：这跟10多年前、20年前完全不能比，也说明整个国家开始真正重视基础研究了。接下来这一段可能更有意思：聊到数学到底是什么、AI又能走到哪里的话题，丘成桐说：“数学本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观念是人创造出来的。”
就像坐标系一样：空间本来存在，但是坐标这个观念是人创造的。数学就是由心而发的一种创作；物理最后还要靠观测、靠实验来验证，而数学不一样：一个结果只要经过严格的推理证明成立它就成立。不会因为环境、尺度或者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学有一种绝对性。对于那些还不能证明、也不能推翻的东西，他举了弦论为例，说这时候就要看它美不美。一个理论从不同方向推出来的结果都很漂亮、很一致，我们就相信它指引的方向可能是对的。
然后就是那个绕不开的问题：OpenAI最近宣布，AI证明了三维不可压缩流体在特定外力作用下，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形成奇点。这被视为纳维－斯托克斯方程（Navier-Stokes Equations）研究的一项重要进展。丘成桐说，如果这个证明经由专家审核是正确的，那将是AI辅助数学研究的一项重要里程碑。
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份声明，他理解其中证明的是：在光滑外力作用下，三维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光滑解在有限时间内会失去正则性。这是解决正则性问题的路径之一，前提是所有指定条件都得到满足。它不能直接回答无外力情形下的经典问题，而且这个数学构造里的外力，是作为无穷序列近似解的残差而产生的，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数学构造。
在这种外力作用下，奇点形成的物理含义现阶段仍不清楚。如果证明最终通过验证，它会显示出一个集合了AI、数学基础设施和大量资源的研究系统的巨大力量。但是这对数学，特别是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意味着什么？他的感受很复杂。
他担心这会影响年轻数学家投入艰深问题研究的意愿。那AI是不是也具备了数学创造力呢？丘成桐的回答是，给出一个证明和形成数学理解，是两件不同的事。一个经过验证的证明可以回答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理解它为什么成立、哪些思想是根本的、它还能用于哪些情况。
到了今天，人工智能已经容纳了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知识，有了一定逻辑之后就可以分类、研究甚至实现学科交叉，产出重要的结论。但这些都是基于人类已经推导和发展出来的东西，它无法产出新的东西。他也直说不相信AI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
比如坐标系，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发明坐标系本身很简单，就是用两三个数字来确定一个点。但这是一个观念上非常重要的突破。在这以前，人类理解几何主要是直线、圆、椭圆、圆锥曲线；有了坐标系以后，几何可以写成方程，我们对空间和高维空间的理解都完全改变了。
所以，比解题更重要的是原创的观念。而真正的原创仍然来自人的志向、直觉、经验和想象力。他同样不相信AI最终会涌现出超过人的智能，但是他也承认，随着AI的发展，数学学科会提升到新的高度。
AI将如何冲击整个学问目前还看不清楚，面对这种冲击要把持得住。他还指出，现在国内掌握的人工智能工具很不够，国外大公司的工具要比国内好很多。国内的工具解决最前沿的问题比不上国外，同时又面对很多的政策壁垒，就像望远镜一样，只有人家能用、我们不能用，就要吃亏了。
最后，回到他自己身上。有人问他：“你身上好像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纯粹的数学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你怎么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生活？”丘成桐讲了他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表面上是生病，事实上是因为人事复杂、处境艰难就病倒了。
但是他很仰慕父亲，觉得父亲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坚持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父亲去世以后，家里没有钱，他一路拼搏走到了今天，中间遇到过很多沟沟坎坎。所以在现实世界里他不能不小心，有些地方走错一步，不只会毁掉自己，也可能影响身边许许多多的人。
他说：“我不在乎钱，也不在乎权，从来没想过做官。”我就是想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做学问是这样，培养学生也是这样。他曾经在自传里说：“只有数学像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度。”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可以用数学来交流。
1976年，他证明了卡拉比在1950年代提出的卡拉比猜想。他形容那一刻的心境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他一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他20多岁的时候一个人完成的。当时一般人都不相信，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失败过无数次。
他讲到自己在斯坦福待了7年，那7年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他成长经验里最重要的7年。中间他结婚了，去洛杉矶从准备结婚到安家，一个多月内完成。随后在9月中就完成了卡拉比猜想的证明。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没想到自己当年有那么大的能力。
后来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差不多5年，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研究院。可他的家人在西边，他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去了哈佛，之后就再没离开过。关于年龄，英国数学家哈代（G.H. Hardy）说过：“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
丘成桐承认，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过了四五十岁创造力会慢慢下降。也有伟大的学者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岁仍然能做重要工作，但更多的是靠过去积累的经验。他证明卡拉比猜想的过程也很神奇：当时他觉得这个猜想太美妙了，美妙得难以置信，所以拼了命的琢磨寻找反例。
最后发现怎么也证明不成功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是自己错了，于是往反方向走。有人问他这是不是直觉？他说不只是直觉，是读史书时学到的：该退的时候要退。就像很早以前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教授，那里是世界顶尖的微分几何中心。
可方向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决定离开去了几乎没有几何学家的斯坦福，因为那里有他想学的偏微分方程学者。如果10年以后回头再看这10年，丘成桐说：“在今天这个数学世界里，我的研究已经足以让我骄傲了。但是跟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人物比，我是比不上的。”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一辈子的理想还是希望对自然界了解得更多一点。另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在我们这块土壤上真正做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这要看这些学生以后能不能做到。他小时候家境很糟糕，父亲去世很早，但他从来没有失望过。
当年离开香港身上只有一点点美金，可他一点都不惧怕，总觉得只要自己努力问题总是能够解决。他从来没有要过中国的薪水和工资，基本是靠自己在国外攒下的退休金生活。他说：“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看到这些年轻小孩能培养起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那就是自己最大的志愿。他自己的学问也还在做，学问做得好人生还是很快乐的。所以回到开头那个争议：一个相信真正的学问应该远离权力、金钱和名利的人，却必须去争取资源借助自己的声望才能建立一个尽可能不被外力支配的学术空间。
这大概就是丘成桐眼下的难题：一个真正的大国不能只重视应用现有的理论，还应当为全人类发现新的真理。挡在中间最主要的障碍是科学精神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什么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东西？”这件事需要每个人重新思考清楚。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