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是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把自己装进笼子里的。

寿比南山。

习仲勋给炎黄春秋题词表示支持，但是被习近平封闭。

六四是个转折点。不少人，特别是不少西方学者，总是把习近平等人的思想看成是前后一贯的，低估了乃至无视六四带来的巨大改变。

那一代人都经历了思想的巨大变化，没人僵化在毛时代思想体系。

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80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针对有人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但言论不能出格，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习仲勋明确表示不赞同，因为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习仲勋说：“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结论很简单：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都不能因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三年大饑荒，毛澤東的家鄉也未能倖免。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湘潭)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截至1962年，中国有2075个县——引者注），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胡乔木这份调查报告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三年大饑荒，毛澤東的家鄉也未能倖免。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湘潭)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截至1962年，中国有2075个县——引者注），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胡乔木这份调查报告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北大博士生掛職中部某縣，寫成一篇論文。胡平：从“政治家族”看“新阶级”——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 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作者的结论令人触目惊心，但丝毫不令人感觉意外。网上早就有个流行词“官二代”，讲的就是官员的后代很容易当官并充斥官场这一现象。官二代现象决不只限于基层，高层也有，那就是太子党。据说中央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出任副部级高官——这是照顾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还可以把官做得更大。正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应当指出：官二代、太子党的盛行，乃是当今中国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第一、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不错，在民主社会里，官二代们，由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父辈的广泛人脉和响亮的姓氏，如要从政也拥有不小的优势。但也不尽然，有时候，这种背景反而成为包袱；因为别人会怀疑你不是凭本事而是凭关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选举政治。如果你想当民选的官员，你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同，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你想当任命的官员，除了要有相关官员的提名外，也还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面的认可。中国的太子党官二代们，有几个通得过选票和民意这一关呢？ 第二、在古代中国，没有选举有科举，也不可能出现官二代太子党泛滥这种现象。古人何尝不知，考场考得好不等于日后当官就一定当得好，问题是总得有个门槛，有个六亲不认的硬杠子，有个对平民子弟与权贵子弟一视同仁的标准；否则必定是血统论关系学和裙带风大行其道。 不错，今日中国官场也讲究文凭，也有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只是今日中国，文凭太多，品类不齐，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假货冒牌货。至于说公务员考试制度，那和古代的科举还有所不同。古代的科举考试，门槛高，难度大，考上是要当官的；而现今所谓公务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中既包括领导职务，也包括非领导职务，如办事员、科员。假如一个县有上万名公务员，其中算得上官的只有几百个。公务员考试门槛低，难度小，当公务员容易当领导难。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务员的大门，进去之后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机会就大不相同了。冯军旗的论文就是告诉我们，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的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时代，也没有官二代太子党现象。在毛时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们还没长到可以当官的年龄。更大的区别是，毛时代是领袖个人独裁，现在是寡头集体专政。作为独裁者，毛既需要通过各级官员实行统治，同时又对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高级官员百般猜忌，唯恐他们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势力。毛常常有意识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没什么背景的工农份子；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对他更忠诚，也更好驾驭。这既装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场面，又强化了个人的权力。在毛时代，干部子弟也享有若干特权，但比起现在就差远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写过一本书《新阶级》，批评共产党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严格说来，德热拉斯的批评不准确。新阶级是在后极权时代才成型的。在中国，是在邓时代，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在邓以后，中共统治集团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阶级；或者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曰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们对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集团的面目就更清楚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9月10日

推荐。

这话说得好。

胡平：丁抒先生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评介——2006年，香港的开放杂志社出版了丁抒先生的全新修订本《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阳谋》一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曾于1993年和1995年两次修订再版，深受读者好评。十年来，丁抒先生又收集了许多有关反右运动的新资料，包括像许多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亲友的调查访问，对原著作出全面的修订与改写，并加入了作者新编的右派人名索引。可以说，《阳谋》一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反右运动的最完整的记录。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今天，我特地向读者郑重推荐。《阳谋》一书对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史料丰富翔实，议论平实中肯。在十五年的时间里，《阳谋》一书多次修订再版，这说明了作者的精益求精，也说明了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书名叫《阳谋》，自然是取自毛泽东那句恶名昭著的名言――“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反右运动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历来有两种观点。乍一看去，说阴谋说阳谋似乎都各有其根据。是共产党毛泽东主动发起整风运动，一再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还保证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头来却又把提意见统统打成向党进攻，扣上右派的帽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这不是阴谋是什么？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早在整风鸣放之初，共产党就有言在先，它只说了要“改善”党的领导，“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从没说过要放弃党的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右派分子们却要批评党天下，要提出建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那岂不是明知故犯，自投罗网？说是阳谋，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问题在于，阴谋也好，阳谋也好，这两种说法都假定了共产党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整个运动的目标、性质，以及未来走向和最终结局抱有一种明确的并且统一的计划。而我恰好是对于这一点深表怀疑。因此，我们不是要对阴谋或阳谋这两种说法作简单的结论，而是要对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结合对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与党内矛盾的考察，这样才能对从整风到反右这场运动的性质以及共产党毛泽东的的主观意图获得更准确的认识。 《阳谋》一书对反右运动的研究作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这里且谈两例：1、右派分子的数目问题，中共当局对右派分子的统计，一直限于55万人这个为右派改正的数字，于是很多人也就以为当年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几万。丁抒先生以大量材料分析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2、一般人常常以为反右运动只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反右运动中也有许多工人、店员、农民受到波及，他们虽然没有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的帽子，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其总数大约有60万人。因此，在反右运动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至少在180万人以上。 刘宾雁在序言里提醒我们：“二十多年来连篇累牍的批判知识分子之软弱的文章，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为毛泽东暴政的强大后盾。”刘宾雁谈到他自己后来之所以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应该承认，这是反右运动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这里至少可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广大工农群众会扮演这样的的角色？第二，从五四运动到反右运动，知识分子的地位，包括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第三，为什么右派分子在所谓广大工农群众的愤怒声讨下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和道义上的自信？ 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疑是当代中国史的一次大逆转。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都在向右转，告别斯大林主义而走向修正主义，唯独中国却在向左转，走向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极权。反右之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中国才开始走上其他共产国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走上的所谓修正主义道路。无独有偶，在八九之后，中国和俄国东欧等国再一次分道扬镳。俄国东欧都走上民主之路，中国却仍然在坚持一党专制。如此说来，深入反思57年反右运动这段历史，不但有历史的意义，恐怕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2007年5月

胡平：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推荐丁抒先生《人祸》今年，2008年，是中国大饥荒50周年。从1958年到1961年，在中国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场大饥荒。上海大学教授金辉指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四千零四十万。"纵观中国历史，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至少相当于二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三年大饥荒，过去中共官方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然而中央气象局的统计材料显示，那三年的中国气候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1962年初，中国刚刚走出三年大饥荒的深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 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书名是《人祸》，作者是旅美学者丁抒先生，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于1991年出版，是有关中国大饥荒的第一部专著，堪称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后来，作者又对此书做了增订再版。作者从合作化运动讲起，讲到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吹牛皮放卫星大刮共产风；再讲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变本加厉，最后讲到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了几乎当时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并予以细心的归纳整理，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既描述了这场大饥荒的状况，又分析了它的成因与后果。每一个想认真了解和深入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应该错过《人祸》这本书。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指出的那样："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我们知道，共产党开大会发布公告，总爱说什么"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但事实上，共产党却往往是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从罪恶走向更大的罪恶。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大饥荒的罪魁祸首。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什么"好心办坏事"。是的，李志绥也说过："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制止那场大灾难。"当然了。我也这么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统治者乐於自己国家的经济走向崩溃，正如同没有一个统帅乐於自己的军队打败仗。可是，一旦纠正错误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至尊无上的权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完全相信毛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真相。谁说暴君不喜欢听真话呢？他只是不喜欢讲真话的人。所以暴君常常分不清真话假话，所以暴君常常被谎言所包围。我同样相信毛是愿意纠正自己错误的，只要这种纠正无损於自己的英明形象。然而，除非事态恶化到无法掩饰的地步，毛才有可能完全了解真相；此时再出面制止已经谈不上"及时"，那势必会损害到自己不容挑战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暴君宁可将错就错，甚而变本加厉。暴君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先於自己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因为那在暴君看来便有谋反夺权的重大嫌疑。五九年庐山会议就是明证。尽管说到後来(六一年六二年)，毛不得不作出让步，那么他从此便对那些比自己正确的同僚怀下了不可原谅的忌恨。在很大程度上，毛发动文革正是为了对当年的退让进行报复。无怪乎彭德怀、刘少奇会成为文革中在劫难逃的牺牲者。 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早就指出，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因为极权主义的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当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它那套理念时，势必导致惨重的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毛泽东和中共所做之事，纵然说在一开始还可能有好心办坏事的成分，那么很显然，越到后来，好心的成分越少，越到后来，越是坏心办坏事。 由此可见，唯有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些错误与罪恶。这就是我们在大饥荒50年后应该得出的结论。 2008年5月6日 首发RFA。 附录：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 《墓碑》，作者：杨继绳（前新华社高级记者）。2008年，香港天地出版公司。 https://t.co/yRFlkRHydX

后者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有所论述，我在讲思想改造的书《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有过分析。

宋人歐陽修寫過一篇“縱囚論”。唐太宗六年，有死囚二百人。太宗下令准其返家探親，然後再回到監獄接受死刑。這三百多名死囚果然被縱還家，又果然如期返回監獄。乍一看去，這件事充分證明了太宗恩德之深，連死囚都被徹底感化而變得有信有義。然而正像歐陽修指出的那樣，恪守信義，視死如歸，連君子都很難做到，怎麽能期望於死囚們呢?問題在於，當死囚們得知太宗下令縱其還家時，他們已經猜度到如果他們如期歸還，太宗一定會赦免他們。而唐太宗則是料定了死囚們必然會回來所以才有意下令放縱。歐陽修說：“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因此，“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注意中美联合公报这段话：“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在“美国认识到（不是承认）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后，紧接着一句是“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英文是challenge），也就是美国不否认“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因为伟大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这就是说，伟大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伟大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

中国农民遭受的苦难最深、最广、最重、最长，但被讲出、被听见、被记住的最少。

10月27日，是李克强去世三周年。重贴旧文：悼念李克强——惊悉李克强遽然病逝，深感意外。毕竟，李克强还不算老，刚68岁。有北大校友在短信上说，李克强是因为在宾馆游泳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的。不过以李克强受到的医疗保健待遇，他有心脏病应该是早就知道的，按说他的随从是会随身携带急救药物的。那年胡耀邦在中央的会议上突发心脏病，在场的江泽民赶忙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救急的药给了胡耀邦，使胡耀邦的病情稳定下来。何以这次李克强发病就从此倒下了呢。 我和李克强是北大校友。我是研究生，他是本科生，本来并无交集。自从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后，我认识了不少本科生，其中就有李克强。那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也是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的儿子韩小磊，带着四个学生借住于北大，准备拍电影《见习律师》，而《见习律师》这部片子的主人公原型多少就是取自李克强，因为读法律的李克强在南京实习的时候表现不同凡响。大约是1982年，我和李克强在他的团委办公室有过一次长谈。和那时候北大的学生干部团干部一样，李克强的思想也是比较自由化的。我记得他在谈话中提到那时候很时髦的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可见他对新知识的好奇心和对新观念的开放心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少是我熟悉的北京大学，学生干部和团干部大都还是比较优秀的，思想上都是比较自由化的。例如我熟悉的几个当过学生会主席和校团委书记的张炜、潘维明、刘晓峰，离校后都进入政界，表现不俗。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先后在反自由化的逆流中离开官场。李克强能经过六四而还在官场。这多少说明他的思想与性格要比那几位逊色。 李克强官越做越大。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事是在2007年1月，因参加太石村维权运动被拘押的维权人士郭飞雄，由广东司法机关移送辽宁。我和王军涛以北大校友名义给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他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切勿对郭飞雄法外施暴，刑讯虐待。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到广东郭飞雄家，向郭妻张青展示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是知道家属怕郭飞雄在辽宁受刑讯逼供，所以特地把这带录像带来给家属看，以证明郭在辽宁并未受到刑讯虐待。（参见附录）辽宁公安方面的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到了我们的信并且责成办案人员不搞刑讯虐待。然而其后不久，郭飞雄与律师会见，又揭露出他在辽宁受到残酷刑讯逼供之事。这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只是一场骗局，一场双簧；要么，是另外一派权势力量对郭飞雄横施暴虐而李克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中共官场，可谓无官不贪。不过我想李克强应是罕见的例外。我们几乎没听说过李克强搞腐败。我想，这除开他的品格外，那多半也和他的境遇有关系。李克强并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很早就被送上通往中南海的直达快车，他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工作就前途无量，再说又有一万只嫉妒的眼虎视眈眈，搞腐败实在犯不上而且也很危险。 李克强本来是中共第五代的领跑者，是胡锦涛属意的总书记接班人。不料在2007年十七大上，李克强虽然和习近平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排名却在习近平之后。据了解这是因为在此前中央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搞了一次内部民主调查，推荐未来新一届政治局人选，习近平得到的票超过李克强。这未必意味著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习近平比李克强更孚众望。道理很简单：因为参与推荐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起码是很多中央委员——都知道，李克强是胡锦涛刻意培养的总书记接班人。有些人不愿意胡锦涛的计划得逞，既然他们无权在总书记的接班人选上直接表示意见，于是他们就在推荐政治局人选这一关上投下李克强的反对票，竭力把李克强的票拉低。习近平不是出头鸟，没有什么人从防止他成为总书记接班人这一角度特意从名单中划掉他的名字，所以到头来习近平的票数就多过李克强。 李克强是最弱势的总理。从一开始，李克强就处在弱势。十八大后习近平刚上任，就设立了一大堆小组自封组长，架空了国务院，可见习近平的强势地位是当时的情势决定的。而李克强的弱势也是一开始就被决定了的。 李克强当了10年总理，政绩乏善可陈。这当然和习近平的挤压有很大关系。我们不应该忽略李克强和习近平的不同。李克强至少在经济方面更坚持改革开放。他在2022年8月南下深圳考察时强调：“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就在习近平吹嘘中国完全脱贫进入小康时，李克强坦言，中国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不到人民币1000元。在告别国务院时他留下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 李克强虽然没有留下多上政绩，但也没有留下什么劣迹。对于身处中共大染缸中的他，已属不易。从李克强身上，人们更加看到了体制的邪恶。李克强去世，网上一片哀悼，也一片赞扬。其实这里的赞扬，更多的恐怕是借题发挥，是在批评习近平。 谨向李克强的病逝表示哀悼，并向李克强的家人表示慰问。 2023年10月27日 首发RFA 附录：（RFA）警方登门放郭飞雄录像并与张青谈话（2007年2月20日） 本台消息：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三，来自广州和沈阳的四名公安警员到广州郭飞雄家里，让他太太张青看警方有关郭飞雄的录像剪辑片，并与张青交谈一个多小时。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图片：郭飞雄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RFA) 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案1月19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郭飞雄本人于1月20日被移送转押到位于沈阳的辽宁省看守所。现在，法律规定的“退查”一个月时限已满。2月20日下午，四名公安警员来到广州郭飞雄家中，为他的太太张青放映了一段经过剪辑的录像片，并与张青有一个多小时的交谈。 张青当天晚上接受我的采访，讲事情的经过。因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所以张青在谈话中常常提到“老杨”，就是指郭飞雄。 张青说：“今天两点，沈阳市公安局来了两个人和这边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男一女，总共四个人来我们家。” 问：“他们有没有穿警服？” 答：“没有，都是穿着便服。他们自己讲，在来我这里之前，去了杨茂东姐姐那里，还见了他哥哥。说是因为我们怕（郭飞雄）在那边受到刑讯逼供，他们说没有，意思就是说给我看录像。” 问：“孩子们当时在场吗？” 答：“不在，我早早就跟西西（女儿）说了，今天有人要来，不适合你们在外面厅里，两个小时时间她就一直带着弟弟在她房间里。” 问：“来的人怎么说？” 答：“他们带着一个手提电脑，说‘我们做这样的节目然后拿过来’，他从手提电脑给我看录像，他说‘这是特例，以前没有的’。” 问：“录像一共多长时间？” 答：“二、三十分钟吧。” 问：“您从录像片中都看到些什麽？” 答：“例如杨茂东刚刚到那里，22日那天，下火车后在警方汽车里和到那里作体检的镜头，我看他很瘦，检查血压也挺低，90-70 。” 问：“以前他血压是多少？” 答：“是110－80 。我觉得是与以前在广州看守所的时候绝食和被绑在床上有关系。体检时他回答‘以前有没有什么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看他声音也是挺低的，看上去有点疲倦。” 问：“您从录像片看，是公开拍的呢，还是偷偷拍摄的？” 答：“有些是偷偷拍的，如果要是公开拍的话，人有的时候会看一下镜头对吗？这里面都是没有看录像镜头的。 也有审问的过程。” 问：“您能听得到审问的问答吗？” 答：“有些话听不到。有些话听到一点，老杨说‘不管判多少年，哪怕是押送到新疆去、西藏去也没所谓。。。’听到审问他的人提到高智晟，这名字出来了，但是其它声音听不清楚。 有些是偷偷拍的，如果要是公开拍的话，人有的时候会看一下镜头对吗？这里面都是没有看录像镜头的。也有审问的过程 后面有一些可能是公开拍的，几个场景――作劳动擦住处地板，打牌，里面一个人过生日，大年三十包饺子。。。 看了以后他们就问我，我说‘你们大老远来的，又是过年的时间，也没有跟家人在一起，我也愿意相信你们是表示一份善意，给我看这个。 我从上面看，后面老杨脸胖一点，脸色好一些了，但是因为你给我看的毕竟只有很短时间，我是愿意相信的，但是我也只能说相信一部分。 我估计如果杨茂东回到广州的话，律师很快就会来见他，具体情况我只有在律师见过他之后，如果他说的再跟你一样的话，那我就信了。’ 他（警员）就讲‘情况比较严重，老杨还是很有才华的人，作为家属，还是要拉他，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说‘他（郭飞雄）站在悬崖边上’。 我说‘像这样的状况下我能做什麽呢？’他没回答。 我说‘我记得杨茂东以前在家的时候讲过，他不希望我，也不希望他姐姐管他的事情。我们也做不了什麽’。 我问道‘为什麽把他送到沈阳那边去？一般情况下这是非常罕见的’。他说‘为了案件需要’。 我说‘他人现在在哪里？’他说‘还在沈阳’。 我问‘什麽时候会回来？’他说‘现在还说不准，也许节后，初八以后’。我说‘能肯定吗？’他又支支吾吾好像不能肯定。 我就说‘期限一个月已经满了，现在案件是不是已经到了天河区检察院？”他说‘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超过时间’。经侦支队那个女孩说‘现在因为是放假，初八、初九的时候才可以问天河区检察院那边是不是到了’。” 问：“来人还说了些什麽？” 答：“大过年来了，肯定还是比较客气的，还给小孩带了玩具来，还说是带了一些东北的土特产。我就说‘哎呀，我是不能收你们礼物的’，他们就非常坚持，并且说‘这大过年的，你总不能把礼物又让我拎着回去’，说了好一会儿，最后礼物还是放在我这里了，就是给小孩买了一个玩具车，还有一个毛绒玩具。 我就跟他们讲‘我知道他（郭飞雄）是为老高（高智晟）的事情进去的，他其实是清白无罪的，应该放他回家。不择手段地去诬陷一个人，让一个人去坐牢，这件事情到了这个时候都应该结束了，应该放他回家了。” 问：“他们说什麽？” 答：“他就说‘是法律喽’。” 问：“是广州的还是沈阳的警员跟您说话？” 答：“主要是沈阳的人跟我说话，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既然案件的主体还在广州这边，警察在这一个月时间到了以后，要交回广州天河区公安局的话，沈阳那边就已经不管这件事情了，但是他今天还跟我讲这麽多。上次去见杨茂平（郭飞雄的姐姐），也是他们俩。” 问：“是哪一天？” 答：“14日左右吧。” 主持人：“我给杨茂平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答：“对。她说她不想接。” 问：“下一步您有什麽打算？” 答：“等到初八、初九的时候，我就马上跟天河区检察院打电话，看案件是不是到他那里去了，知道了情况以后，我就会马上跟律师联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链接：https://t.co/iyVNv9dnUz

如果在幼龄期，大人常常对你讲你婴儿期的事，时常温习和巩固婴儿期的记忆，你就有可能保留住那段记忆。

因为全球化2.0不同于全球化1.0。

世人何必赞红拂， 李靖原非落魄徒。 宰相堂前侃侃论， 便无慧眼也识珠。

废话，我们称赞一个人镇定，就是说他能在内心激动时在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简言之，就是称赞他会掩饰嘛。正如我们称赞一个人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就是说他能掩饰住内心的恐惧与慌乱。要是他根本没有恐惧与慌乱，那么他的表面上的从容镇定也就不值得称许了。

胡平：简评五中全会 （2026年10月26日）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召开。估计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久前习近平在《求是》刊发的《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文，正是为这一主题提前铺垫和定调。 这次五中全会不会以经济规划为主。因为去年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已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至于预计明年秋季举行的二十一大的相关人事问题和议程问题，从以往的惯例看，那将是明年的六中全会或七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不是今年这次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自十八大上台伊始，习近平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在5年后的十九大，当局便开足马力，为习近平反腐败赫赫功绩大唱赞歌，说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大管党治党力度，以坚如磐 石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担当，集中削减腐败存量，坚决遏制腐败增量；建立起‘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更做出结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当局9年前讲的话，今天看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从最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看，如今中共官场的腐败，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是变本加厉。不但人数更多，而且金额更大，大量的腐败不是存量而是增量，主要都发生在十八大以后，很多落马的高官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任命。这简直是越反越腐嘛。这既说明习近平缺少知人之明，也说明他的反腐方式并不奏效。所以，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反腐败的赫赫战绩，换一个角度看，何尝不是他的严重挫败？再有，习近平的反腐败打倒那么多高官，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革，必定会招致内部的强烈不满。我早就听说当局有规定，副部长以上官员，三人以上聚会必须向上报告，否则将受到惩罚。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员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文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严守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习近平务求在五中全会上压下各种不满声音，强力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给他的反腐败盖棺论定。 这次五中全会，由于此前反腐，大批中央委员、军委委员落马，缺席人数创新高，估计这次会上会有增补。不过甚受外界关切的接班问题，估计这次全会不会涉及。以习近平的年龄和他受到的医疗保健待遇，他的身体不算好，但以他的年龄和他受到的医疗保健待遇，短期内恐无大碍，所以他不会急于安排接班事宜。 但是，对共产专制的领袖来说，“绝不立储”是不可行的。因为共产专制不同于世袭君主制。在世袭君主制下，皇帝可以凭一纸甚至死后才公布的诏书就完成最高权力交接，哪怕继位的皇帝还只是个孩子，大家也都认。在共产国家中，只有北韩实行了事实上的世袭。但那必须是“伟大领袖”在生前就完成相应 的安排，把接班的孩子提拔到仅次于自己的最高职位，掌握仅次于自己的最大权力，摆明接班的架势。所以习近平必须确立接班人。只是对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确立接班人实在不容易，确立早了怕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确立晚了怕到时候权力不足镇不住场子。习近平最强调对他的忠诚，最担心两面人，可是在他这种专横霸道的高压之下，手下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两面人？习近平对社会、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对官员的压制都太严厉了。这样的高压怎么能长久？

是纽约时报看差了。习打王的旧部，不是要打王。

《澎湃新闻》2026年10月20日报道，10月13日，王岐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原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除了习近平、李克强留任十九届外，其余五人——包括王岐山——全部裸退。此后还出任过党国要职的只有王岐山一人（当国家副主席）。从那时到现在，在媒体上露面最多的也只有王岐山一人。 信号这么清楚，但就是有人不断地说，王岐山要被清洗了。

《澎湃新闻》2026年10月20日报道，10月13日，王岐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原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除了习近平、李克强留任十九届外，其余五人——包括王岐山——全部裸退。此后还出任过党国要职的只有王岐山一人（当国家副主席）。从那时到现在，在媒体上露面最多的也只有王岐山一人。 信号这么清楚，但就是有人不断地说，王岐山要被清洗了。

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不会采取回归民国的方式。

【胡平論政】：險些被政審羈絆——我那充滿意外的77年高考 https://t.co/28OoTH8JhN

致敬伊利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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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点评戴晴《邓小平在1989》——（一）不久前，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都发表了对著名记者戴晴的专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在专访中，戴晴主要讲述的是她在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的那本书《邓小平在1989》。 在六四30周年的2019年，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就出版过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和5年前的新世纪版相比，博登版的《邓小平在1989》有三个不同： 1、博登版在正文前加进了吴国光教授写的序。 2、在正文后附录了作者的一篇文章《绵里藏针——邓小平的政治性格》。 3、在正文部分，博登版把新世纪版里一些没写出姓名的人的姓名写出来了。例如新世纪版第161页写的是："这里引一段当事人回忆——叙述人某某某和他的女友"，博登版则写出这位当事人的姓名苑天舒（第143页），等等。另外，由于是5年后再版，著者在她的"写在前面"中，把六四30周年改成35周年，把著者年龄增长"从48岁长到了78岁"，改成了"从48岁长到了83岁"。此外，博登版有些地方的字句略有改动，但意思没变。 在10年前，2014年的6月4日，六四25周年，戴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备忘六四"（https://t.co/TJHkFskRJU）。这篇"备忘六四"可视为《邓小平在1989》的提要。 讲1989的书已经很多了。戴晴这本讲1989的书，如戴晴自己所说，不再以学运为主线。不再如35年来大多数评述：专制vs民主，当局vs学生——非黑即白。戴晴这本书，正如书名《邓小平在1989》，是从邓小平的视角讲1989。这是一个特殊的视角，非常重要的视角。 在书的开篇，戴晴讲到，4月15日，她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就是这段记叙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质疑，邓小平真的说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在六四35周年之际，戴晴放出这个大料，用意何在？ 其实，戴晴这段记叙在10年前的"备忘六四"里就讲过了。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那么多人、而且还是最关心六四的人，当时没注意到？ 戴晴的这段记叙是否可靠？汪锋是讲过邓小平说要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我和殷允芃有一面之交。我是在1989年年底去台湾访问时认识她的。去年我通过社交媒体给她发去信息，问她记不记得汪锋讲过那番话。她回复说记不得了。另外，邓小平如果讲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这句话，赵紫阳理当知道，但是我查阅了赵紫阳的回忆文字，没见赵紫阳提到邓小平讲过这句话。 不过戴晴讲到："以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胡乔木这番话，出自鲍彤先生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 还有一些旁证。李洪林在他的《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写到："1988年9月12日，在中共高层的一次会议上，话题转到有人说中共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的问题上。薄一波说：'对那些胡说八道、造谣诽谤、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要硬一点。'这时邓小平说话了。他认为，造谣诽谤要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依法处理。但是对不同政见，不能这样。他说：'有些人有不同政见，这是允许的，比如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见，不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如把这个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太复杂，整个社会空气都要变了。'"（380-381页）另外，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一书中引用了赵紫阳在《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里的一段话。赵紫阳说："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第117页） 根据上述信息，我们可以认为，在六四之前，邓小平确实有意实行政治改革，首先是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回到当时的政治大气候，邓小平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1987年，台湾的蒋经国解除了报禁党禁；1988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苏联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 但事实是，中国后来却发生了六四。在短短的五十天内，邓小平就从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转变成下令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不过这种180度的大转弯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先例的。例如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号召人民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本来也不是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但是其结果却是变成了反右。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是要反左的，结果却变成了反右，变成了更左。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的价值，就在于它勾画出邓小平转变的脉络。 （二） 按照戴晴的记叙，邓小平本来是有意实行某种政治改革的，可是八九民运一起来，邓的态度就变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离世。戴晴写到："胡的死，实属意外。民间的动荡，势所难免。"我们知道，胡耀邦是在两年前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个老人在所谓生活会上逼下台的，因此，民间对胡的悼念，必然带出对那几个老人的不满。在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的大字报。一场学潮随之而起。联想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民间自发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的不满。邓小平难免不感到，这场以悼胡为名的学潮是对着自己来的。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本来打算为自由化开绿灯的邓小平，在八九民运一开始就站到了自由化的对立面。又由于赵紫阳和李鹏对学潮的态度不一样，邓也可能对赵有了不满。 4月22日，在官方悼念大会结束后，赵紫阳当着李鹏、杨尚昆等人的面，对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强调要疏导、要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邓认可，在场其他人也未表异议。但是到了第二天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鹏先是召开常委会听北京市汇报，然后又向邓小平汇报，接着就是推出426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事后有不少人批评说赵紫阳当初就不该出国访问。如果赵一直在北京，就不会有426社论了。鲍彤在接受戴晴采访时说，赵先前是问过邓的：现在国内事情这么多，可不可以不去朝鲜访问？邓说要去，并许诺去了以后回来你当军委主席。邓还对赵许诺下届总书记还要你搞。鲍彤认为，邓向赵许诺当两届总书记、当军委主席，明显是用话稳住，让赵安心外访，以便自己在北京布局。戴晴不认为邓在搞阴谋布局。戴晴认为在那时邓还是真心想把军权交给赵的，是到了5月才变了主意。 接下来一个大问题是，赵紫阳5月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这番话和426社论以及邓小平425讲话都大不相同。他这番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事先和邓小平有无沟通，是否得到邓的首肯？根据赵紫阳的回忆，他在回国后第二天即5月1日就召开了常委碰头会。在会上他提出：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有很远的距离。赵紫阳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希望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 据1989年6月香港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后，在发表五四亚银讲话前曾经见到邓小平。邓对赵说："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在他们的论文中都引用过这个信息。我也引用过。不过我后来查阅赵紫阳的回忆，赵自己并没有讲过。 按照戴晴的记叙，赵紫阳回到北京后就想见邓小平。但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戴晴写到：邓身体不好有旁证，邓朴方曾对人说此前邓大病了一场。谁都不提令邓小平"文吓"失败的427大游行。但医学界早已注意到：一个人精神极度沮丧，是会直接影响身体的。有毛泽东1971年林彪事件后和1976年四五运动后两场大病为证。 戴晴引用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赵紫阳不能面见邓小平，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转告邓。赵紫阳写到："5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 赵紫阳是在得到王瑞林和邓家子女的信息后发表他的亚银讲话的。这看上去很奇怪。因为王瑞林和邓家子女传达的并不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甚至也不是他们揣摩出来的邓小平的意思，他们传达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意思，那为什么赵紫阳就像得到邓小平本人首肯一般，放心的照自己的想法去说去做了呢？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微妙，也反映出邓小平的困窘与尴尬。 （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晴解释说，她这本《邓小平在1989》与官方和民间叙事不同。戴晴认为，"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戴晴认为赵紫阳的遭遇就是"六四"时期的上层恶斗的例子。这种"上层的恶斗"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遭遇巨大挫折。 戴晴的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在六四看到的上层斗争主要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斗争，而不是邓小平和陈云一派（包括李鹏、姚依林等）的斗争；另外，八九、六四这场上层斗争，也不是围绕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开放市场，而是围绕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一党专政。再有，戴晴说，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是这场恶斗的口实、棋子！这也很难让人接受。民运分明是独立的，是主动的，怎么能说成是棋子呢？ 戴晴断言六四的根源是上层的权争，学生是棋子。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戴晴在讲到胡耀邦离世引发各种力量的复杂反应时，写下一句话。她说："邓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是，卫道那帮子，简直从一开始，就想到利用激进革命而达到自己目标：赵紫阳，这回还弄不下去么？！"（第39页）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那么戴晴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至少是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上层中保守派别，成了他们的棋子。在八九期间，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一度主导局势，不止一次做出退让，但民运方面总有一些激进领袖不懂妥协拒绝正面回应上层开明派。戴晴以邓小平的视角写到：五常委书面讲话，按你紫阳的办法，已经退让到底了吧？怎么样？理都不理你！ 六四后，一些学生领袖反思，为当年没有正面呼应赵紫阳的五常委书面讲话而感到十分遗憾。不少学生领袖承认，如果当年能把和中共开明派对话的机会抓住，实现与中共开明派的合作，八九民运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著名的国际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一位年轻的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是迄今为止，从邓小平的视角、从中共上层斗争的视角，记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最好的一本书。戴晴说这本书是"未定稿"，倒也不全是自谦，因为还有许多当年的一手资料被封存于中共黑箱之中。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记录与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2024年 首发RFA

（续）三十四、几分是恶、几分是病？——现在看来，假如当初谢烨把顾城送进精神病院，其后果至少不会更糟。据说在出事前一两个月间，谢烨曾对好友讲到自己的恐惧，生怕顾城会加害于她。但谢烨终于未能及时防范。这也不难理解。精神病、心理病不象其它病症，由于缺少定量分析的化验检测手段，一般人都觉得很不容易鉴别清楚。在这里，“正常”一词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天才”往往意味着某种不正常。同时，一般人对现阶段的精神病治疗技术也总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另外，当事者又往往拒绝承认有病，拒绝接受治疗。说来也有趣，一般人都能够坦然承认自己有胃溃疡或高血压；人们害怕得癌症，耻于生性病，但若自觉有什么症状，仍然急于弄清楚以便及时医治。唯独对精神病心理病，不少人好象打心底里就拒绝承认、甚至拒绝求诊。亲友们也很难开口建议，似乎那是对当事者人格的不尊重，要么就是怕招致虐待的恶名。估计谢烨就是有太多的顾忌，所以最终也没有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以致酿成惨烈的悲剧。我们知道，在割耳事件后，梵高自己也承认精神上出了问题，他接受医生建议住进了精神病疗养院；后来他从亚耳转至奥华，继续接受医生的照料。在此期间，梵高拼命作画，产量惊人。最后他开枪自杀。这当然也是悲剧，不过与顾城之事毕竟大不相同。如果顾城能被送往就医，结局何至于此？我并不认为一切恶都只是病，不认为一切观念问题、意识问题都是所谓心理的问题。不过从顾城的情况看，似不应排除精神病或心理病的这层因素。 三十五、不是结束语的结束语 惊闻顾城夫妇凶耗，王克平写道：“我等自命不凡之辈，亦免死孤悲。”本来，兔非狐，狐非兔：“我们”不是顾城，故大可不必因顾城之事而暗自神伤。然而，在同是“自命不凡之辈”上，“我们”和顾城又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不免会由人及己，生起若干感慨来。前人有言：世界对感觉者而言是悲剧，对思考者而言是喜剧。我似乎可以写上一句：当代社会，对平凡者而言是喜剧，对自命不凡者而言是悲剧。随着社会开明、物质丰饶，在今天，一个普通人比以往的普通人活得更尊严、更自由、更富裕、更有趣、更安全以及更健康。但对于那些雄心万丈的人来说，生活虽然不是更辛苦，然而却是更艰难；或许你有了更多的奋斗机会，但是你只有更少的成功希望；更准确地说，你更难取得你所期待的那种辉煌而持久的成功。民主制度的建立，使每个人在政治上都变得重要，从而没有任何人会太重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但它又把商业精神带进了文化，这就难以避免地给精致文化——包括严肃的艺术创作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面对着知识爆炸，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求广博则失之浮泛，求精深则失之狭隘；大众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偶像，它要求的不再是敬仰而是认同；社会日益多元化，越来越难以有一种声音可望引起整体的回响；历史的轨迹越长，“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即前人成就的阴影越巨大；自由发展的机会越多，后浪推前浪的挑战越严峻；无怪乎安迪·沃霍会说：“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出名十五分钟。”当然，我们不能把出名和成功混为一谈。出名不等于成功；然而，成功常常要求出名。生于当代的自命不凡之辈，其志也大，其忧也深。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正如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们不能不怀抱希望，因为我们体验过太多的绝望。我们不甘放弃奋斗，不过也常常陷于消沉。我们领略过成功的喜悦和出名的刺激，但更多的是挫败的伤痛和被压抑、被遗忘的苦闷。我们从不曾失去坚强的自信，同时也从不曾停止过自我怀疑。有时侯，生存环境变化得大小太慢，我们必须顽强的忍耐；有时候它又变化得太大太快，我们不得不迅速的调整乃至于从头做起。在我们的努力与成就和期许三者之间，永远存在着高度的张力。当然，上述种种感受，在程度上或在侧重上都会因人而异。这种差异决非无关紧要，它们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人们可以批评顾城缺乏“享受有限成就的那种平静良心。”可是，倘若失去了永不满足的不懈奋斗，平静便流于平庸。而在构成顾城悲剧的诸种因素中，难道不也包含了他追求平静的矫枉过正？水不能被火烧干，火不能被水浇熄，这是我们很难获得但又必须获得的一种平衡。 （1993年12月）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续）十二、虚妄的理想扭曲真实的生命 在我看来，顾城之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本人的追求不够真诚，不如说是因为他追求的那个理想本身不够真实。天下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几个是从一开始便绝对真诚的。但只要那个理想本身真实可行，他们便可望取得程度不等的成功；而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净化自己的追求。虚妄的理想则不同。虚妄的理想会扭曲追求者真实的生命。投入愈深，扭曲愈甚。在这时，你坚持理想，便是坚持虚妄。那和你坚持的动机是否纯正反而没多少关系。因此，我宁肯把重点放在对这种理想的虚妄性的剖析上。前面我谈了“回归自然”的似是而非，以下再谈其它几个问题。 十三、陶潜之志与陶潜之名 谈到那种中国式的艺术性的生活方式，人们都会联想到陶渊明。按照林语堂的评价，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字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 为什么陶渊明能够成就一个伟大的艺术性的人生，而怀有同样追求的顾城却遭到悲惨的失败？这里，我们有必要作出一番分析和比较。 陶渊明是个大名鼎鼎的隐士。就和“著名的无名英雄”一样，“大名鼎鼎的隐士”一词本身就是个矛盾。注意，此处的“隐”，只是相对于“仕”而言。不当官就算隐。可是，天下不当官的人多如牛毛，何以不个个都称作隐士？可见做隐士是需要资格的。除非你有资格、有机会当官而不当，或者是当了官又自动辞掉；否则你很难赢得隐士的大名。陶渊明自叹：“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很可能讲的是真话。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一段“误落尘网”，只怕陶渊明的高洁人品便显示不出，因为缺少对比、缺少证明。历史上还有一些文人，“屡试不第”，不得不隐，其名气就小多了。王冕倒是从一开始就拒不出仕的，皇帝把官服官帽送到门前都推辞掉。这就和那位尧传之天下而不受并跑掉的许由一样，通过拒绝而表现出其别有怀抱。但拒绝的前提是被邀请。没有诱惑，就谈不上纯洁，至少是显不出纯洁。犹如磁石的四周若没有铁便显不出磁性。 到了现代社会，“读书”与“作官”已经成了两码事。身为文化人而不当官者比比皆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大部分文化人都是隐士。隐士的普遍化终于使“隐士”这个名词成为历史。今天的文化人，纵有陶潜之志，也难得陶潜之名了。 我们知道，陶渊明的退隐只是退到民间，日子当然会比当官时清苦，但大致上会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因此，陶渊明的归隐生活同样会具有一般人生的种种情趣，包括日常的人际关系，天伦之乐、邻里之谊（这些在陶渊明的诗文中都有很生动亲切的记叙）。除此之外，陶渊明还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其中的快乐应是不难想见。在古代，文化很不普及，文化人的身份本身就颇值得骄傲。换句话，陶渊明虽然以普通人的面貌生活在普通人中间，但周围的普通人实际上却并不把他真正视为普通人，他们会对他格外尊重、敬慕、起码是会抱着好奇的态度。不少官场中人为了表示风雅，也很乐意与之结交并以此为荣。这就大大地满足了陶渊明的自负心理，在和光同尘的同时又显示了超凡脱俗。 反观当代社会，文人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去一班行将绝种的靠朝廷俸禄而养尊处优者外，绝大部分文化人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有的靠卖文便可维持一种相当优裕的生活。有的则选择了某种与其创作活动相关的职业（如教师、编辑）。另外有些文人，他们宁肯从事那些与其创作活动甚少关联的工作借以维生，坚持其阳春白雪的艺术理念，坚持一种更独立更自由的生活方式。这种人可算是当代的陶渊明。但是由于这种人为数众多、司空见惯，从而使他们自己不再具有故事性。物不稀则不贵。陶渊明倘生于今日便成不了陶渊明。如果你立志要成陶渊明，除非你比陶渊明还更陶渊明。 十四、意义与关系 顾城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安家落户。他果然做到了“比陶渊明还要陶渊明”。可是，正因为他走得比陶渊明更远，他也就失去了陶渊明所具有的若干条件。事实证明，这些条件对于完成一种艺术性的人生乃是不可缺的。 生活上的艰苦恐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顾城远离了社会。人是社会动物。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为了生存，离不开与他人的分工合作；这还因为人是感情动物，而唯有在与他人的感性接触时，人才能满足他对感情的需要。我们需要爱人，大概也需要敌人。我们需要朋友，各式各样的朋友，从知心朋友到酒肉朋友。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四周有众多的熟面孔，也需要有生面孔。因为这些熟面孔和生面孔向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拓展感性接触的可能性，哪怕我们一辈子都不曾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它们的存在仍是重要的，好象一笔存入银行的钱从来没有提取，它会使我们感到踏实，感到满足。不错，几乎人人都抱怨那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给自己的心灵造成了种种伤害。可是完全断绝这种关系，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白毛女的故事足以说明，除非万不得已，人总是宁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妨借用前人关于刺猥的比喻：人好比刺猥，单独存在不胜其寒冷，所以必须偎依在一起才感到温暖，可是彼此走得太近又免不了互相刺伤。问题在于，独处必定受冻，靠在一处却不一定非受伤不可，即使被刺伤也未必致命。顾城选择了远离人群、远离社会的生活方式，那固然使自己的感情免于他人的伤害，但却使自己的心灵从此处于枯寂之中，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难耐。 更重要的是，既然顾城力图过一种有意味、有情趣、有意义的生活，这就尤其不能使自己与世隔绝。因为所谓意味、情趣、意义，都决不象乍一看上去的那样是自满自足的。它们都需要别人的分享、参与或见证，换句话，意味、情趣、意义都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之中。阮籍对他瞧不起的人翻白眼。如果没有这号人走进你的身边，你把白眼翻给谁看？如果对方根本没有觉察到你的白眼，你翻了又有什么用？除了纯动物性的感官快乐外，凡略带精神性的、人性的感受，包括审美，都离不开他人的分享或参与。连孤芳自赏的心理也需要他人的介入。什么是孤芳自赏？孤芳自赏就是你坚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追求，别人不理解、不以为然；别人向你投来惊讶、好奇、不满乃至憎恶的眼光。恰恰是这些未必令人愉快的种种眼光，才使你有了孤芳自赏的自怜又自傲的感受。陶渊明随时可遇到众人异样的眼光，这就使他总是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从而使其自负心理得到相当的满足。在顾城的生活中则缺少这种东西。小岛上人口稀疏，再加上种族和文化上的不同，那里的人非但对顾城缺乏了解，恐怕连好奇的意思都没有。在自传小说《英儿》梗概中，顾城写道：英儿和雷（即谢烨）“蔑视外界的生活感到一种骄傲”。可见，顾城多少也意识到，要坚持那种很别扭、很不舒服的生活，人是需要抱着一份对俗世的蔑视和自傲心理的。可是，这份蔑视、这份高傲又落于何处呢？仅仅是三个人自己互相欣赏、互相感动，行吗？蔑视外界好比翻白眼。第一，这个“外界”须在你感触范围之内；第二，这个“外界”要意识到你在蔑视它。所以，这决不是蔑视者们自己可以单独完成的事。当然，人有想象力。人可以想象出“外界”如何睁大惊异而惭愧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于是自己也就获得某种满足。可惜的是，这种满足太微弱，有如画饼充饥；更确切地说，它是望梅止渴：起初或有几分灵验，很快便不灵，而且越来越不灵；岂止是不灵，那甚至会进一步强化你的渴望，让你越发难以忍受“演给白地看”的徒费精神。这就是为什么顾城夫妇要利用一切机会向外界讲述他们小岛生活故事的原因了。因为他们是如此地需要众人的关注、了解、赞叹和肯定，哪怕是讥笑和指责也好。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么荒僻的小岛，所以他们才使自己的生活有了故事性；但也正因为他们把自己封闭在那么荒僻的小岛，那就注定了他们所能得到的回响总是那么遥远、那么稀少。象闪烁的星光，既不能给你照明，也不能给你温暖，远远不能填补其内心焦渴难耐的需要。 十五、写诗是自然现象吗 顾城是个诗人。照说，诗人比其它人还更需要社会，需要属于他母语的文化社会。因为诗歌需要读者。关于写诗，顾城讲过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写诗“就象哭和笑一样，是自然现象”；他声称，“写的过程是重要的”。言外之意是发表不发表无关紧要。他讲到小时侯在农村，“一边烧猪食一边写；写完有的就投进火里烧了，那时候不知道会发表，除了火以外还会有其它的读者。”他进一步补充道“在新西兰的情况有点象”。这些话讲得很美，不象是出自肉体凡胎之口。但它们其实是不真实的。如果不是妄语欺人，便是自我迷误。 语言（更不必说诗了）不是自然现象。甚至连哭、笑都不是自然现象。哭和笑不仅仅是感情，它们还是表情。哭和笑是向别人传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如果人自古以来便是独来独往、自满自足，那么人永远也不会哭不会笑。语言也不是生理现象。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起源于人际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语言都是对话。自言自语是对话者不在场的对话。写作是和时空相隔的对话者的对话。甚至连思考也是对话，是在头脑中和想象中的对话者的对话。尽管在很多时侯，我们都没有把上述种种潜在的对话变成实在的对话，但那并不能否定语言来源于对话并只有在对话中才有意义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古人早就明白。子期一死，伯牙毁琴。没有了听话者，还说话干什么？若说在遇见子期之前，你伯牙不也照弹不误吗？可见人可以纯粹为了自己而创作。其实不然。伯牙在未遇见子期之前是在等候子期。每一个创作者、不论他自己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他实际上都是在为他人而创作。在一个人看上去只是在为自己而创作时，其实他下意识地在等候，在等候未来的可能的欣赏者。 十六、艺术的本质是交流 例外也不是完全没有。当有人说他写作只是他自己性灵的自然流露，连等候潜在读者的意思都一点没有。我甚至可以承认此话有一定的真实性。不过我要指出的是，写作行为本身是社会的产物，正如桃花生自桃树。脱离本体之后，桃花靠着原来储存的养料也还能保持一阵鲜活，但很快就会枯萎下去。同理，一旦与社会隔离，人仍可能凭借惯性而继续写作，但此时所的写作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所以这种冲动必然会迅速地衰竭下去。不错，略有文化修养的人都免不了会做些自唱自听、自画自赏、自写自看的活动。认真讲来，这类活动要么是回味，是对他人艺术的咀嚼消受；要么是准备，准备着有朝一日把自己的东西也端出去。卡拉OK把普通人的歌声都弄得有几分象歌星，于是，许多过去不敢当着人唱歌的人如今都跃跃欲试。可见人的表现欲有多根深蒂固。以前你不承认自己的这份表现欲，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表现能力没信心罢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个人天赋越高，对一种艺术投入的精力越多，他越是有强烈的表现欲望。老庄的文章写得那么美，有些隐居山林者的诗词写得那么漂亮，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你怎么还能相信他们真的是一点也不希求他人的肯定和欣赏？ 有朋友指出，一个人从事艺术创作，但下决心不与任何人分享，在道德上是自私的。这种批评不一定相干。因为别人也可以反过来批评说，你写东西给人看，也未必是不自私。既然你能从读者那里获得一种回报，你们就只是在进行交换而已。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自然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农夫，在道德上就低于一个市场经济下做帽子的工人。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一个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在道德上就低于一个用国语写作的作家。换句话，一种艺术所期待的分享者的数量多寡，那和这种艺术及艺术家本身的道德高下并无关系。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了一起，故不足为训。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艺术形式濒临绝种。也就是说，喜欢这种艺术形式的人越来越少。那么，一个人坚持这种没有分享者的艺术创作，如果不是格外自私的话，是否表明他只是在为自己而创作呢？不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艺术家是在努力为他的艺术重新赢回观众。正如生产不仅满足需要，同时也生产出新的需要；同理，一种艺术，不仅满足欣赏者，它也能创造出欣赏者。即使某种艺术永远也未能赢得观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艺术家那里就没有争取观众的深刻愿望，这并不能改变艺术的本质是交流这一原则。 十七、人是社会动物 不少人批评顾城虚伪做作，言行不一。在表面上，顾城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超脱得飘飘欲仙；但在实际上，他又相当关心自己的声名，刻意地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同意这种批评。不过，大概和有些批评者的批评角度不同，我并不大责怪顾城“行”不符“言”，我宁可责怪他“言”不符“行”。在我看来，顾城的悲剧，与其说是他虚假的追求毁坏了他那真诚的理想，不如说是那个虚妄的理想毁坏了他真实的生命。 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因此而自外于社会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其实，传说中的神祗也往往是生活在社会、神祗的社会之中的。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一种理想。按照这种理想，人生之最高境界便是遗世独立，越彻底越高明。幸亏世上追求此种境界的人大都是叶公好龙、浅尝辙止、半途而废（顾城说英儿是叶公好龙，称她为“叶公主”），这一方面使他们自己免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又使那个理想不致因兑现而破产。人类有很多虚妄的理想。有些因为从来没有实现过，所以至今魅力不减；有些正因为得到实现，其被忽略、被掩盖的种种弊病一下子暴露无遗，反倒一蹶不振，彻底破产了。此一现象是人类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上最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可以从顾城之死引出某些教训的话，那么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当真相信那套出世的妄想。在现实生活中，多少保持几分出世的态度，对于我们或许不失为有益的平衡；若一头栽进这套妄想中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十八、“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 明人张潮《幽影录》中有段话甚为精辟。张潮说：“景有言之极幽而实萧索者”，“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说得很对，只可惜没进一步说出其中的道理。 顾城的小岛生活便是如此。讲起来很有诗情画意，听起来十分浪漫洒脱，实实在在地过起来却不堪忍受。这是为什么呢？ 大致上讲，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对比。正因为我们生活在文明之中，所以我们向往自然；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群之中，所以我们憧憬孤独。人总是对他已有的东西不知爱惜而对他没有的东西倍加渴慕。第二是距离。在动物园看老虎，只见其美丽雄武而不觉其凶残可怖。虽然人也有看恐怖片的嗜好，但身为观众，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所以你可以从被隔离的恐怖中感到快意，但决不会真正的害怕。这两条原因很简单，一般人都体会得到。比较复杂的是第三条原因。 其实，稍有阅历者都能想象出小岛生活的单调与无聊。所以，大多数人只是表示羡慕欣赏，决不肯效仿置换。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严重地低估这种单调与无聊所带来的全部效果。因为，想象不可能代替体验。这倒不是说，作为感觉经验的摹本，想象总是不如体验那么清晰、强烈。那不一定。想象之不可能代替体验，尤其在于它无法把握那段过程。心灵永远无法想象出心灵自身在纯粹的时间（用柏格森的术语叫“绵延”）之中的存在状态。单调无聊是一种最难描述的痛苦经验，因为它缺少内容。它的痛苦不在于那个境况，而在于那个境况的千万次重复。顾城自慰道：“人家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攒下钱到小岛上享乐两个星期，快活得不得了，我们每天过这种日子，你还不高兴吗？”然而，一部好电影，看上一遍是享受，连续重复看上一万遍就成了极大的折磨。要问这种折磨究竟是什么滋味，除非你自己去经验这一万遍。在这里，想象力遇到了它的天敌。因为我们不管如何费尽心机地想象在荒岛生活几年将有何感受，这种想象本身充其量只在我们心灵中持续几分钟，因此它永远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甚而是适得其反、面目全非。除了在沉睡中，心灵总是在活动着的。心灵的活动和时间的流逝永远是并行发生的。所以，心灵永远不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真正把握它在几年的时间的存在状态。对人类而言，没有历史的历史才是最可怕的历史。为什么有些生活，讲起来动人，看起来潇洒，听起来美妙，想起来惬意，而一旦实实在在地过起来却不堪忍受？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在我们的讲、看、听、想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压缩了那种生活的漫长过程，减少了它令人厌倦的重复性，因而就体会不出它加之于一颗活泼的心灵之上的巨大压力。古往今来，长生不老、永生不死，难道不一直是千千万万人的最大愿望吗？有几个人能够清醒地领悟到长生不老、永生不死——如果当真实现的话——其实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否定呢？这充分证明，大部分人的想象力是何等的糟糕。 十九、倒过来的“第四十一” 离群索居，对爱情也不会是一桩美事。 当你和她相遇、相爱，你常常会以为，如果没有她，也就不会有这份爱。其实不然。你和她的相遇本属偶然，你完全可能没遇上这一个她而遇上另一个她；但你依然会去爱。爱情不是爱人的产物，爱人倒是爱情的产物。首先是你有爱的欲望、爱的要求，它必定要给自己寻找倾注的对象。 爱是如此。恨呢？很可能也是如此。恨也是人固有的情感，它也要为自己寻找倾注的对象。人有七情六欲，世呈五光十色。于是我们便可以爱所爱、恨所恨、喜所喜、怒所怒、哀所哀、乐所乐。如果我们面临的对象少了几种，可能我们的感情就会乱套。倘若这个世界没有了敌人，只怕我们便会憎恨原来的友人；正如同我们的四周没有了友人，我们便会觉得那旧日的敌人也有几分可爱。苏联小说《第四十一》讲的是两个敌人在孤岛上相爱的故事。那是否暗示着，两个爱人，若长期地与他人隔绝而单独相处，也会生出厌恨呢？过去不少人以为，仅仅由于人类分裂不同的阶级，所以社会才充满冲突；一旦阶级消灭，人类社会便会达到永久的和谐。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看法靠不住。阶级很难消灭。而且，除了阶级的分别外，还有宗教的分别、文化的分别、语言的分别、种族的分别，它们都可能构成彼此冲突的原因。一位美国议员讲过一句俏皮话：“即便有一天，全人类都是相同的人种、相同的宗教、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肤色，我也会在中午前想出另一个偏见出来”。这句话是不是真有几分道理呢？ 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大概都有过这样的幻想：远离社会、远离人群、甚至远离亲友，两人终日厮守，沉浸于爱的海洋，无尽无休，直到地老人荒。经验证明，这种日子只能过上一个月左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蜜月。这种日子不可能过得长久，因为太长久了必定生厌。“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诗一句耳。 由此而想到顾城夫妇的小岛生活。我们不难猜想到，那种生活决不只是一派亲密友爱。其间很可能夹杂着各式各样的争吵、抱怨、厌烦、乃至偶发的憎恨。在一个两人世界里，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另一个人七情六欲倾注的全部对象和唯一对象。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既爱且恨、纠缠不清的复杂情结。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恨的残留效应常常更大一些。裂痕一旦造成便很难完全愈合。在一会儿吵架一会儿亲热的交替轮换过程中，破坏性因素往往会强过建设性因素。因此，如果没有特殊事件的中断或扭转，这种时好时坏、时分时合的关系很容易偏向坏的方向、分的方向发展。 有些朋友纳闷。因为每次和外人打交道，尤其是在社交场合，顾城夫妇都显得特别融洽无间；因此他们很难想象出这对神仙伴侣还会有那么多的争吵不和。按照上面的分析，这个疑团就比较好解答了。顾城夫妇本来是极和谐的一对。越是和他人接触，他们彼此越能意识到对方与自己的一致性，因此越感亲密。然而一旦回到了两人相对的世界，这种一致性，由于缺少衬托，缺少对比，便会暗淡下来，而作为两个独立有别的个体，其间的不一致性便突显无遗。面对着一大群外人的世界，你会觉得爱人是天堂；在只有两个人的世界，也许你就会常常感到他人即地狱了。我们知道，有不少原来关系不错的夫妇，来到海外后，由于生活圈子太窄，彼此之间会生出许多不愉快的事端来。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常常会发些无名之火。所谓无名之火，无非是一些得不到正常宣泄的情绪，由于淤积太多，终于借着一些毫不相干的缘由，对着某个毫无过错但恰巧正在眼前的对象，失去理性的控制而胡乱发泄一通。显然，过分孤寂的生活是很不利于人的心理健康的。它使人变得冷漠、麻木，或者是变得喜怒无常、暴戾乖张。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进行一些自觉的努力，改变生活方式，以期恢复精神的平衡。但顾城却是个很固执的人，他坚持他那种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拒绝和周围的人建立联系，甚至对自己的儿子都懒得关心。这样一来，顾城的外部世界便越来越狭小，他内在的种种情感、情绪、冲动和骚乱则越积越厚，象地下奔腾的岩浆，终有一日会借着某一个缺口爆发出来，而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就免不了会成为这种爆发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二十、追求自由还是逃避自由 小岛生活的另一个迷人之处是自由。这似乎是庄子式的自由。不少人批评庄子式的自由太消极。不过，自由主义者们最为珍视的自由不也被称之为“消极自由”吗？那么，庄子式的自由与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又有哪些异同呢？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定义，所谓消极自由，乃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何种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不受到人的强制干涉？”在一无国家、二无社会的小岛上，“别人的强制干涉”根本不存在，因此你当然享有最充分的消极自由。我曾以流落荒岛的鲁滨逊为例说明“消极自由”。可见，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与庄子的自由观确有相同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仍是不容忽视的。注意自由主义者的那个定义，“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被允许”，此话分明是设定了别人的存在：“不受别人的强制干涉”分明只有在“别人”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这就是说，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概念，看起来是在讲个人的状态，实际是在讲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译为《群已权界论》正是为了突显这层意思。例如言论自由。倘若周围空无一人，连可能的听话者、对话者都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我们可以用荒岛上鲁滨逊的状态去说明消极自由的内容；但我们唯有将鲁滨逊放回社会中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消极自由的意义。 “选择”也是如此。平时我们所说的选择，基本上都是指对人与人关系的选择。我们选择加入某一团体，选择从事某一职业；我们选择朋友、选择敌人；甚至包括选择一套衣服，除了避寒保身的目的外，实际上也包含着选择一种在他人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离开了他人，离开了社会，选择便大半落了空。选择就和不选择和无选择变得没有区别。顾城也发现，在小岛上生活，“没有什么事物可供选择”，顾城还说：“不选择多好。”这话就象他一再说到的“安宁”，听者万不可太当真的。不错，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必须时时作出选择，有些选择是很困难的，而放弃选择也等于是作了另一种选择；于是我们感到不胜其烦。于是我们想望着一种无可选择、无需选择的简单生活。殊不知一旦真的置身于无可选择、无需选择的地步，“意志”就失去了用武之地，生命本身即陷入“不可承受之轻。”这又是一个我们被自己的虚妄幻象所害的例子。在谈到绝对自由时，顾城曾提起过萨特的存在主义。他显然误解了存在主义。因为正是萨特强调，存在的绝对自由是“处境的自由”。人的存在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他的绝对自由必定要在人的存在境况之中彰显出来。脱离了任何境况，也就谈不上有任何自由。境况是存在的自由显现所必需的场所，不是限制自由的羁绊。不错，这样一种“处境的自由”势必会使人感到烦恼。因为我的选择会对他人产生某种后果，而我必须对此后果承担责任。所以，有选择就会有烦恼。所以存在的自由也是“烦恼的自由”。然而顾城希求的自由，却是想摆脱一切境况，免除一切选择，免除一切责任，免除一切烦恼。因此，他实际上不是在追求自由、实现自由，而是在逃避自由。 二十一、脱离的意义与无意义 我曾把小岛生活比为坐监狱。其实，小岛生活比坐监狱还难受。因为前者是出于自愿，后者出于被迫。你自愿选择了一种你实际上感到很别扭的生活，你的自我便分裂了。其中一个“自我”总是在压抑另一个“自我”。坐监狱出于被迫，“我”想出来，“别人”不准。因此这里的“我”反倒保持了完整。坐监狱是别人和我过不去，上小岛生活却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坐监狱还有一种更大的精神特点。你被社会隔离，但你并没有脱离社会。监狱、包括设在孤岛上的监狱，都是在社会之中而非在社会之外。坐监狱是有意义的。你总是为着一个什么缘由而坐监狱，不论是为着一个理想还是为着一笔赃款。坐监狱就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重要的是，这个缘由、这番代价乃是被社会充分意识到的，并且一刻也不曾忘记的。当然，顾城会说，他选择小岛生活也是为着一个理想，因而也有意义。但问题在于，你追求的这种意义，社会又有多少关注、多少了解呢？没有了社会的关注和了解，意义又从何谈起呢？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很紧很紧。任何试图摆脱社会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现存社会的反叛而严加禁止。这一方面使摆脱变得极为困难，但同时它又在另一方面赋予了摆脱以重大的社会意义，诚如顾城所言，仅仅是一个个体性的我，“对于要求同一的社会来说，已经足够威胁。”然而，随着社会束缚的日益松懈，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你要脱离社会已经比较容易，因而这种脱离也就不再具有往日具有的那种重大意义。在过去，脱离也是一种反抗，虽然它常常是消极的反抗。在今天，反抗才是反抗，脱离只是脱离。一旦你做到了彻底的与世脱离、与世隔绝，你也就做到了彻底的与世无争、与世无涉。此后你的行为也就不具任何意义。 二十二、河神的焦虑 在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初期，有些文化人会经历一种震撼。封闭固然束缚发展，但有时也容易让你盲目自满、“自我感觉良好”；开放令人眼界大开，反过来却又可能引起你的挫折感。 不妨借用庄子的寓言，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的河神来到海口，望洋兴叹，惭愧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怎么办？如果河神太自负又太自卑，他就会折转身去，退缩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以期重新拾回昔日的安宁与自得。但是他做不到了，永远地做不到了。他离开了大海，大海可以很快地淡忘他；但是，他却再也忘不了大海。 也许，顾城就是这样一位河神。我们知道，顾城曾经作过两次大撤退。一次是八三年，国内的知识开禁，满怀求知欲望的顾城，在铺天盖地而来的知识潮流面前“晕头转向”。于是，他放弃了对知识的追求，力图重新回到内在自我的小天地之中。另一次是出国，顾城以著名诗人的身份从中国走向世界，在游历了欧洲和新西兰的一些大城市之后，最终选定了在一个小岛上定居。当时就有人问顾城：别人出国，都是为了开眼界、见世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龟缩到荒岛上去了？据说顾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问题并不复杂。顾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感知识、反感现代都市文化的；否则，他何必兴奋地迎接知识开禁，何必热切地走出国门？顾城无非是象河神一样，目睹到大海的浩渺无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足轻重，他害怕自己消失于大海之中，所以才决然后退。注意，顾城并不是一出国就直奔那个小岛的。所以，当顾城宣布他在小岛上找到了他从童年起便梦寐以求的安身之地，他并不是完全诚实的。在这里，顾城掩饰了他内心经历的巨大苦恼。他把撤退说成了追求。即便我们承认他的撤退中果然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但撤退毕竟是撤退。它更多的是遭遇挫折之后的反动。 以求知问题为例。诚然，生有涯而知无涯。然而，求知的快乐不在于占有知识而在于追求的过程。求知的快乐不在于穷尽所有的知识而在于有所发现、有所拓展。伟大如牛顿者，尚且自比为在海边拾得几只贝壳的小孩，谁能否认这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呢？另外，求知不仅能满足我们天生的好奇心，而且还会引出若干功利的后果，知识能造福人生、造福社会。尽管在历史上，一直有人反对知识，认为知识会导致人性的堕落和导致生存环境的毁坏；但认真分析起来，这派人实际上只是在反对知识的误用而不是在反对知识本身；或者是反对某一类知识而不是反对所有的知识；充乎其量，他们是在坚守固有的知识而反对新生的知识。否则便是言行不一。因为天下最极端的反知识者，也免不了会享用一些他人的知识成果。就算你抛弃一切机械而回归刀耕火种，这一刀一火何尝不是知识的产物。老庄都主张顺应自然。可是，顺应自然的前提是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这恰恰是知识的问题。你若要象庖丁那样游刃有余，你就必须对牛体了若指掌。当然，求知之乐不是人生唯一的快乐，知识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一个人完全可以放弃对知识的追求而改为追求其它的东西。但是，象庄子那样，从“生有涯而知无涯”便推出“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结论，也就是否认求知的快乐、否认知识的价值，那却既不合逻辑、也不近人情。我们知道，传统中国文化本来就有过份强调生命体验、强调道德实践的偏向，由此而导出对知识的漠视或轻视。按照这种观点，孜孜求知不但不是优点，反而大有脱离正道的危险嫌疑。这和后来毛泽东倡导的空头政治，“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宁红不专”、“专即不红”的理论不能说毫无关联。对顾城而言，由于底子薄弱，深研博览有困难；或是性情不合，对扩充知识缺少兴趣，这都不奇怪。问题在于，顾城硬要把自己的不足之处加以充分美化，他坚称自己在知识浪潮面前的撤退是“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返归自然之境，于是无知少知便成了有德有道，自卑也就一跃而变成自负了。 离群索居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不错，顾城早年在农村生活过。但是后来一有机会，他就返回了大都市。从七四年到八七年，顾城都是在国内的大都市度过的。出国的前一两年，顾城也是在都市中度过的。可见，顾城并不象他后来声称的那样从来就反城市、反现代文明和追求与世隔绝的生活。乍一看去很奇怪，顾城能够在中国的大都市一住十几年，为什么在西方的大都市却呆不下去？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在西方的大都市中，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文化人，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第一，身处异型文化，你便失去了文化人的身份。你不属于这种文化，因而你在这里就不是文化人。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作家的身份（名字），不管读者多寡，是透过与读者复杂交通而来的。他自己建立的形象，也还是要在读者眼中才反映出来。当他离开乡土，这个形象也突然消失，而他变成另一群人里的无名氏。”第二，在当今世界，汉语虽是使用人数最多，但并非流行程度最广。例如，它就没有英语的流行程度广。因此，一个使用英语的文化人来到非英语世界，由于英语的流行性，他还比较容易保持文化人的身份。但一个使用汉语的文化人来到非汉语世界，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第三，由于整个汉语文化在国际上不太受重视，汉语作品被译介的机会既少，为外国读者感兴趣的也不多。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复杂，此处暂不论及。但作为一种现实，它无疑会导致中国文化人在异域、在国际文化界的强烈挫折感。第四，然而，中国是文明古国兼大国，汉语决非小语种，汉语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世界。一个在这个世界中有成就、有名气因而充满自信与自负的文化人来到国外，一下子变得默默无闻，心理上自然格外难于平衡。正如同河神倘不是出自伟大的黄河，其望洋兴叹的感受也就不会那么复杂和强烈。 （未完待续）

胡平：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 一、理解与误解——那天深夜，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获知顾城斫妻自缢的消息，深感震惊，且相当困惑。我与顾城夫妇均无私交，但对顾城的诗文多少还算熟悉。连日来，在和一些朋友们的交谈中，触发我很多感想。我力图从一片混沌迷离中寻求一种理解。我不敢说我已经获得了这种理解。很可能，在我的理解中包含了大量的误解。其实，在一人对另一人的理解中常常是有误解的。不过话说回来，误解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理解，一种虽然偏离了对象但未必偏离了人生的理解。或许，我们的认识倒可以因为这种误解而丰富起来。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抱几分保留，那么，这种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坏处。 二、在感情危机的背后 顾城事件发生后，有报纸说“肇因情变”。此论不能说不对，然而太简单化。天下闹情变者甚多，但搞到杀人自杀地步者毕竟极少。尤其是现代，社会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舆论上都对情变一事更为宽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情变率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使由情变而激成的流血事件有所减少。传统式社会对情变的态度很严厉。主动提出离异的一方常常被人们指为不忠诚、不道德；被动的一方虽然能得到广泛的同情，但又免不了被人们暗中视为软弱、缺少能力或魅力。主动者为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于是就大力渲染对方的种种不是；被动者出于自尊，不甘示弱，于是就制造种种障碍使对方难以得逞。双方势必越搞越僵，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也就越大。当然，正因为离异所付出的代价极大，这倒保护了很多婚恋关系得以维持。开放社会则与此相反。两者互有利弊。至于说应当如何权衡，那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必须看到，由情变而激成的流血事件，很少是由于纯粹的感情因素所造成的。倘若当事者的存在状态并未变化，因而不难再次获得新的、与旧爱相比略无逊色的爱情，他（或他）便通常不会走上绝路。其实，就连情变本身，也常常和人们的存在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几乎都不是纯粹的爱情问题、婚姻问题而往往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顾城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知道，顾城先后经历了三次严重的感情危机。第一次是发生在儿子出世之后。顾城认为儿子夺走了谢烨对自己的爱，因而他企图自绝。这当然表现出顾城的极端自我中心。不过话说回来，普天下有此毛病的男子远不止顾城一人。假如顾城经济优裕，能雇佣褓姆，谢烨便会有足够的精力照顾顾城；或者是象国内的一些小家庭，儿女生下来后自有爷爷奶奶代为抚育，这件事就不至于构成尖锐的矛盾。后来，谢烨被迫将儿子送给岛上一家毛利人看管，于是顾城的心情逐渐好转。可见，儿子的事不是所谓情变的原因。 第二次危机是女友英儿的不辞而别，顾城再一次表示要自杀。不过这次危机后来也总算平安度过了。英儿为何出走？照谢烨的解释是“名不正言不顺”，“其中牵涉到顾城对她的看法。”在自传体小说《英儿》的故事梗概中，顾城告诉我们，他是在和谢烨离京出国前与英儿告别的最后一刹那，确定了他与英儿的恋情；但等到三年后英儿来到新西兰，目睹到顾城的实际生活，“她牧歌式的理想在蚊子和跳蚤面前变得无所适从，而当年在讲台上光辉夺目的偶像，竟然是一个在树林里搬石运木的‘野人’。”你可以批评英儿的虚荣心太重，或者如顾城所言是“叶公好龙”。不过有一点总是明确的，那就是，由于顾城本人的存在状态是这番模样，英儿才失去了昔日对顾城的恋情。 第三次危机则是谢烨的分离。看来这是个所谓“第三者插足”的问题。其实不然。据顾城友人讲，顾城对谢烨看管甚严，第三者几乎无从插足，除非谢烨本人先有去意。其实，早在“大鱼”（“第三者”）出现之前，顾、谢之间就多次发生冲突。还在择居小岛的第一日，按照顾城自己的描述，他如愿以偿、兴高采烈；而谢烨却在一旁“恨得咬牙切齿”。用王克平的话，顾、谢二人的小岛生活，“山珍海味闹离婚是每日食谱。”这都是发生在英儿来岛之前。事实上，正因为顾城与谢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顾城的理想是要摒弃一切社会生活，甚至更进一步、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而谢烨“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顾城感到两人不再相契，才“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身上。”由此可见，两位“第三者”（英儿和“大鱼”）的出场都不是酿成顾、谢情变的始因，而只是由始因引出的结果，真正的裂痕，早在顾城择岛而居时便已发生，其原因正在于顾城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 三、由毁灭引出的质疑 顾城血案发生后，许多人都认为，不论当初英儿的背弃是否正当，但她至少“逃过了一劫”。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倘若血案不发生，一般舆论恐怕是会对英儿颇有指责的。不管顾城的婚外恋是否正当，他那么爱你，你也来了，你也感到了这份爱；你知道他没你就可能活不下去，你还要走，那岂不是置别人于死地吗？依照自传体小说，英儿出走后给顾城传过一次话，“意思是说顾城死不死她不管。”“这句话使顾城猛醒：英儿在等待他的死讯。”这不是太冷酷了吗？ 同样的舆论压力也会加在谢烨身上，而且会更加严厉，如果在最后顾城没有杀谢烨而只是自杀身亡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谢烨会被视为双重的背叛：背叛了她与顾城的共同理想，背叛了多年的深厚感情。谢烨理当比任何人都清楚，顾城对她爱恋极深、依赖极强；一旦弃顾城而去，顾城很可能走上自绝之路。到那时，给予顾城这最后致命一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谢烨。考虑到谢烨从一开始就反对顾城择岛而居，很早起便有离去之意，我们很可以猜想，谢烨当初慷慨地接纳英儿，其间或许已有借机脱身之意。倘若英儿顺利地接替了谢烨原先的位置，谢烨再寻离去，便不会有太多的精神负担。然而事实上是英儿先行出走，此后谢烨若再背离顾城，其对顾城打击之大，应在预料之中。所以谢烨才会百般犹豫、一忍再忍，直到最后两天还藕断丝连。这一来是担心顾城自杀，二来也是为自己。谢烨很清楚，即便顾城不死，那么，离开了顾城，谢烨也不复是谢烨。她以往曾热烈追求并付出莫大代价的那种精神生活从此便宣告终结；而作为中途离去者，她甚至于无权保留回味的愉悦。恰如逃兵难夸当年之勇。假如顾城果真自绝，后果更不堪设想。除去来自外界舆论的无形压力之外，谢烨自己也恐将永远生活在强烈的悔恨与内疚之中。尽管她的好朋友会安慰说你已经尽到了你最大的努力，只怕谢烨自己永不会忘怀、永不会原谅自己。谢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绝境，她不愿意再与顾城同行，她深感活得太累与生之无趣；但她也不愿意自杀。所以她会对好友讲，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是和顾城一起坐飞机摔死。 但最终，谢烨还是决意离去了。可以想见，谢烨下定这样的决心该是何等的艰难（英儿又何尝容易）。这显然不属于一般而言的所谓情变。因为直到最后，顾城与谢烨仍然相爱。不难看出，那迫使谢烨决心离去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谢烨实在不愿意再同顾城过那种特异的生活，实在不愿意再忍受顾城那种特异的个性。这既是最初的原因，也是最终的原因。其它一些原因：儿子、英儿和“大鱼”，无一不是这个基本原因派生出来的。这是就谢烨方面而言。在顾城那一方面，如果顾城不是让自己陷于一种特异的生活状态之中，纵然谢烨离他而去，所留下的现实困难和感情真空也会比较容易克服或填补。如果顾城生活在物质条件比较便利的地方，以他早年的吃苦经历，顾城并不是不能独自生活下去。如果顾城仍如当年一样为众多的女孩子们迷恋，因而自有他人乐于接替谢烨的位置，那对于顾城总会有几分慰藉。我们知道，到最后，顾城已经表示了他准备接受谢烨离走的现实，也准备在岛上略事休整后重返北京。按照顾城姐姐顾乡的说法，如果“大鱼”晚来一个月，事情也许就过去了。这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顾城自己并不情愿放弃他长期坚持的那种生活方式，否则何不早日改弦更张，事态也就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了。 这样看来，在整个顾城事件中，顾城坚持的那种独异的生活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似乎很少被人提及。在不少人心目中，顾城追求的那种回归自然、返朴归真、遗世独立、天人合一的理想或曰童话王国仍是美好动人的。他们认为，是顾城自己亲手毁灭了这个诗一般的世界。我的看法几乎相反。我认为恰恰是那个诗意的世界毁灭了顾城。有位作家在听到顾城的故事后说：在那么一个荒岛上住三年，还能不把人逼疯？话是讲得太简单了点，但差不多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以下，我将展开比较细致的分析。 四、“回归自然”的诱惑 “‘回归自然’的号召所以富有魅力，恰恰因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之中。 因此，为了保存‘回归自然’这一号召的魅力，我们就必须保存现代文明本身。 如果说这个号召是有道理的，那正是由于它没道理。 既然它确实显得有道理，所以它的确是没有道理。“ 以上一段话，摘自我八六年写的《一面之词》。我不妨对这段话再作一番说明。 复杂的、多变的文明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它常常使我们产生返朴归真，过一种简朴宁静的生活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既然是文明挤迫的产物，因此，它唯有在文明的对此下才有意味。失去了“文明”的对比，“自然”也就乏善可陈。好比经历了在外部世界紧张的应酬与竞争之后，你回到自己的家中，感到那么轻松，那么温暖。你会说，只有在这小小的天地中，你才是你自己。然而，如果整个外部世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只剩下了家这块小小的天地，你又会感觉如何呢？此时此刻的家，岂不就是单身牢房了吗？宁静，是一种可以追求但不可占有的东西。至少，它是一种不可长期占有的东西。永恒的宁静不过是死亡的别称。所谓涅盘大约就是指的这种境界，据说那是至福之地。人们在口头上赞美它，在幻想里憧憬它，但在实际中却躲避它。这显示出人的本能常常要比人的哲学更可靠。 “回归自然”是对文明的抵制。抵制总是以被抵制物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了被抵制物，抵制也就落了空。你用力抵抗一种压力。在抵制中，你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你感到了生命的充实。压力一旦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有空虚。 顾城的迷误就在于他试图长久占有宁静。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顾城谈到他为什么要回归自然。他说： “我并不是在自然中汲取灵感，尽管开始我也企望如此，现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在这种宁静中，我自己的本性和灵性使我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艺术的也许不是，但是，是我的。” 这好比是说，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与世隔绝；然后，随心所欲地做各种事。写点诗、画点画，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无可为无不可为，不是为别人，只是为自己。我做我要做的。我是我自己。这种生活看来很自然、很写意，但实际呢？ 五、寻找伊甸乐园 顾城讲到，在一九八三年他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 在文化革命的时侯，我们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带有文化色彩的东西，象诗歌绘画什么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张列宾的画叫《伏尔加纤夫》，当时我感动了好几天。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一下开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象潮水一样涌来，我当时可以说是晕头转向。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的境界，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关注和体验，这一切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几乎处在一个疯狂的边缘，那时候我唯一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停止思想。如果我再想下去我就要疯了。离开中国以后我到了小岛上去，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可见，顾城是为了躲避文明的压力才选择去小岛隐居的。这看来有些自相矛盾。当年的顾城不是如饥似渴地追求文化吗？为什么真的到了开放时代、开放世界，他反而会在文化面前匆匆退却，避之唯恐不远呢？看来，文化这种东西，既不可没有，又不可太多。过分的匮乏与过分的丰裕同样会让人透不过气来。整日嚼糠咽菜与整日山珍海味一样会让你提不起胃口。有时，后者比前者还更可怕。因为前者尚可使你保持一种追求，后者却会驱你躲避。偌大一座黄鹤楼，空空荡荡，没有几句诗文，你会觉得乏味；但若是整座楼都密密麻麻重重迭迭地刻满了字，恐怕更让你败兴。反正看不完，还不如一字不看。顾城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于这种种观念与思想的丛林之中。他担心自己会被这铺天盖地的浪潮所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其实是一个敏感的心灵从封闭走向骤然开放时很容易发生的现象。正象一个人从长期的黑暗猛地进入灿烂的光明会头晕目炫一样。于是，顾城决意抽身而退。这一退几乎退到了尽头。 按照顾城的自述： 我大约只上了五年学，在文化革命的时侯去农村放猪，放了差不多五年猪，后来回北京作了大约五年木匠，再后来卖文为生，象王朔那样，又是五年就出了国。在欧洲我去了一些国家，当时的感觉一切都如同做梦似的，没有真实感，好象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更象看电影，确切地说。 可是当我走到新西兰的一个小岛，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的时侯，我忽然觉得我走到了我要寻找的地方。“ 在一开始，顾城可能是在追求一个与世隔绝的、十分舒适的伊甸乐园——这和桃源仙境还有所不同。因为在桃花源里虽然没有国家，但还有社会；即使那个社会不成其为社会，也就是说其中的人们缺乏相互依存的联系，起码在那里还有人群。而顾城所希望的是不仅要远离国家，也要远离社会，甚至要远离人群。只留下自己和家人。就连这里的“家人”都要打几分折扣，因为顾城似乎并不十分热衷生儿养女，他有一个儿子，但他无意做称职的父亲。在顾城幻想中的居住地只是必须有他所爱的女人。所以，这更象是个伊甸乐园。 可惜，这个现实的伊甸乐园，并非到处都是鲜果、牛奶和蜂蜜。岛上的生活很艰苦。顾城很快就发现，“自然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是从度假者的眼里看到的‘自然’。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社会的时侯，你就会陷入自然的争斗之中。”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那里，“用时间观念来说，要想维持一个小时的炊火所需要的木柴，起码准备五个小时以上。” 追求一种舒适的、与世隔绝的、和周围世界溶为一体的宁静，可说是回到子宫的冲动。这比一般所说的恋母情结还退得更远。顾城宣称，他在那块小岛，找到了他“从十二岁起，准备了二十多年”而终于找到的地方。顾城提到他的童年的梦：有一片自己的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边上围一圈城墙，里边种上土豆，背着弓箭在城墙上巡视，不时地向外边放箭。多么稚拙可爱的一幅图画。可是，它能成为现实吗？不是说现实中办不到，而是办到了又怎么样？人真能够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么？ 经过一次次失败之后，顾城知道了他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他童年梦想的那种生活。不过从他的讲述看来，他所说的“不可能”大概只是指现实条件的不可能，而不是作为生活本质的不可能。就象那些共产主义的虔诚信徒，他们以为，只因为人心太坏，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总是建立不起来。他们未曾想到的是，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建立起来了，那才是连他们自己也受不了的。 六、为什么选择小岛 奇怪的是，顾城说：“正是在这个时侯，我发现我安宁了。”这怎么可能呢？生存既是如此艰难，梦想又已然破碎。别人问顾城，你为什么不选择一种舒适点的生活。他当然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凭这股吃苦劲，还有他那能干的妻子，哪愁找不到一处更舒适的所在？归国也不失为一条路。有人把顾城当作流亡诗人。不对。顾城是流浪诗人。诚然，顾城不为当局所喜——时至今日，为当局所喜欢的诗人究竟还有几人？不过，他并没有为当局反感到不准回国的地步。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顾城有两首诗被殃及池鱼，说是有“无政府主义情绪”。那倒也说得不错。近些年来，中共批判异己思想的准确度颇有提高。它批判我们“搞自由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均可谓实事求是。而此前的这类批判，大多数真是冤哉枉也——按下不表。依当年的政治气候，“无政府主义情绪”虽不是大得怕人的罪名，但总也意味着一种不容小看的政治压力。只是这几年“反革命”水涨船高，顾城式的异端已不再构成多大的问题。其实，在今年三月，顾城就回过一趟北京，据信是为了寻找那位不辞而别的女友英儿。两个月前，顾城又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手稿交给了国内拍卖市场求售（有消息说已经售出）。可见，顾城本人及其诗文都是可以进入国内的。 我们知道，顾城是个善感之人。他常常生活在回忆和幻想之中。他自己讲过，出国六年，他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尤其是常常梦见回北京，回到他儿时住过的地方。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干脆回国定居或是长住一阵呢？他为什么对那块小岛恋恋不舍、一往情深呢？ 也许，顾城对回国定居怀有一份怯惧。当初离国出走，本来就是对那里的环境感到不满意，如今过了六、七年，国内变化又相当大，以顾城的性格，他很可能担心回去后更不适应（他曾说：“我知道我想念的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再有，不少原先在国内就有了名气的人，”走向世界“好几年，对重返故国往往有种思想负担：不衣锦安能还乡？出来时被众人羡慕，都以为要混出一番大成就来，怎么好无声无息地就回去？顾城可能也有类似的尴尬。特别是他在小岛上的生活，依世俗之见很是狼狈，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是否有几分”无颜见江东父老“？ 不过照我看来，顾城坚守小岛，恐怕还有另一层的心理动机。早在一九九零年，顾城就在小岛一处山坡上买下一所房子，摆明了一副“扎根”的架势。这一举动在当时同类的文化人中间是相当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一般来说，其它大陆人来到海外求田问舍，不外乎出于下述几种情况。有的是谋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的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和发展，有的是出于政治原因，估计短期内不能或不便回国而不得不做长期打算。顾城的情况和这些都不相同。顾城选定小岛作为自己长期栖身之地，是因为这块小岛便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便是最适合于他安身立命之处。远离国家、远离社会、远离文明、远离人群，他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过上纯粹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不仅仅是对一所住房的选择，这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七、行为艺术与人生艺术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顾城讲过一段话，以前不大被人注意，其实很强烈地透露出一种讯息。他说： “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得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稽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仅仅是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是生命真切的过程。” 这就是说，顾城不满足于做一个仅仅是写几首诗、画几幅画的艺术家；他立意要使自己的真实生活成为一首诗、一幅画，成为艺术本身。一位来自台湾的旅美艺术家、自制一个小笼，将自己关在里面长达一年，在美国纯艺术界引起相当的震动。顾城的想法与此颇有相合之处。 在今年七月法兰克福大学举办的《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讨论会》上，顾城作了一篇题为《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的讲演。作为学术论文，此文无甚新意。但实际上，那是顾城在宣示自己的人生观，在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作出哲学注诠释。这就是说，顾城力图用自己的真实生命去身体力行一套哲学——这样讲仍不够准确，因为它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顾城是顾城，这套哲学是这套哲学，而顾城只不过是在实行这套哲学。顾城希望让人们了解的是，他和这套哲学本来就是一回事。顾城力图让别人相信，我还要加上一句，他首先力图让自己相信，他天生便是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他“活出他自己”，就是活出一种艺术、活出一种哲学。 在这篇讲演中，顾城言禅言道。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人： 中国哲学的自然意境，就是使人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成为自然人，又叫真人。“ 读了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渴望文化的顾城为什么要在文化浪潮奔涌而来时反倒抽身而退的道理了。按照顾城的想法，那正是“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返归自然之境。这也正是道家的“弃学绝智”。说到禅宗，我们知道，禅宗创始者本是庙里砍柴搬水的小和尚，没念过多少书，个人经历也并不复杂。这和顾城的情况确有些相似。禅宗的思想，一方面是对繁琐的经院派佛学的反抗，一方面是对简易平实生活的推崇。很投合顾城的胃口。禅宗祖师的语言既平白浅俗又富于意象与机锋，想来也被顾城引为同调。大约顾城并不认为自己在学禅学道，他多半会认为自己天生即禅即道。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懂得他何以在现实中一再败退之后反而自称获得了安宁。因为他必须让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真人”。 八、隐居的必要 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一是他在岛上的劳力生活，一是他那顶奇特的帽子。依顾城之说， 自然之境的体现并不是抽象的，一举一动、一花一木、担水劈柴皆可显道。一个真人不一定非要跑到山高林密的地方去住，他无牵无挂，无可无不可。故也可做一切人间的事情。为官为盗、娶妻生子。生如蚁而美如神。他要改变的不一定是存在，而是存在中的迷误。“ “因为自然包括一切，关键不是做什么，而在乎做的态度。” 话是这么说，但实情却要复杂得多。你的所作所为如果和众人没有区别，你如何能证明、能显示出唯独是你得了道？态度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如果它找不到某种特殊的方式外化，它本身即隐而不显。它是否存在也就成了问题。你可以说我是追求自我实现并非追求自我表现。但没有表现，何以证实实现？每一个以真人自命者都会有这种焦虑。因而在实际上，他们都会刻意做出某些与众不同的举止。此其一。 第二，如顾城所言，真人不一定非住到深山老林不可。“自然之境”未必等同于“回归自然”。但是问题在于，自然哲学既然强调要从有限的意念中解脱，那便意味着你必须和世俗社会从心理上拉开距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当然是远避社会而尽量地靠近自然。另外，自然哲学强调“无我”的境界。怎样才能做到忘身忘我呢？大约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投身于一个大集体，在“大我”之中你会忘掉“小我”。一是投向自然怀抱，因为“我”的意识是来于和你、和他、和别人的相对；有“人”才有“我”。你入了无人之境，你很容易也入了无我之境（在个人对个人的关系中，也许只要那种灵肉交融的男女之爱才会使你产生无我的意识）。前一种办法就是所谓革命。很少过问政治的顾城一度提到过革命。这应不是偶然。但平常既无命可革，隐居山林便成了最好的办法。 第三，虽说做各种事均可显道，但真人们往往会选择干体力活，而且还往往偏爱带原始味的体力活。此间原因何在？因为自然哲学主张为自己活而不是为别人活，这便要求你自食其力。唯有自给自足的原始劳作最容易体现出自力更生、不假外求。要不干脆靠别人布施过日子也行。因为在这里，你得到的东西都是直接地、完全地用于自己消费、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显然也是为自己不是为他人。至于文明社会中的其它事务，由于只是庞大的分工机制之中一个小小的环节，它们的结果必须兜很大一个圈子才会回到自己的切身需要上来，反而容易产生不自然、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所以，真人们往往最爱做两种极端的事：要么极俗极俗，如种地乞食，其目的仅在于维系生存；要么极雅极雅，如观海赋诗，其意义全在于抒发自我。介乎两者之间的活动，则很容易让你感到“异化”。 依照上述线索，顾城的行为便很好理解了。他来到发达社会，却执意要过一种原始式的生活。他宁肯辞去大学的教职，甘愿回去养鸡种地。明明可以生活在人群之中，他偏偏要在一个近周连邻居都没有的山坡安营扎寨。当顾城向郑义讲起他在小岛家中几乎每天都在劈木头修补房子而少有时间写作时，他根本不是在诉苦抱怨。他其实在炫耀。他要让别人相信他在实践他自小怀抱的梦想或曰理想。日子过得那么苦，他硬要说乐在其中，如鱼得水如鸟在天。听者起先还满怀怜悯惋惜，后来便只有感动和钦慕的份。虽然未必有意效仿，也许还暗暗觉得古怪或装腔作势，但你总得承认那是一段佳话美谈。 九、奇异的帽子 例如那顶奇特的帽子，当然是标新立异，引人注目。据说他曾对有些人讲过，帽顶敞开是为了神思驰骋，那简直是在编造神话了。不过话说回来，古今中外的真人们，和尚尼姑、修士修女、道士教士，不都是有一套固定不变的特殊服饰么？中国的诗祖屈原不也有一顶高而怪的帽子么？魏晋名士不是个个都有自己特异的服装打扮么？而且，这些人难道不是也常常要给自己服饰的奇特之处提供一套颇有象征意味的解释么？注意，这种奇装异服不同于另一种奇装异服。象喇叭裤、蝙蝠衫，问世之初也算奇装异服。但它们的奇异是暂时的，随着流行便见多不怪。时到今日，你要是还穿一套毛式服装或是穿一套长袍，那倒显得奇异了。（所以，“你不必怕落伍而改变你的服装或观点，它们还会时髦起来的。”）。在八十年代，国人服饰迅速西化，顾城还老是穿一套毛式服装，也让人觉得怪怪的。奇装异服的流行、时髦，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一个百无禁忌、人人想显得与众不同的时代，反而极难做到与众不同；几乎任何突出个性的服装都会由于迅速而广泛的模仿而失去其个性。然而，真人们的奇装异服却是例外。这种奇装异服好象永远能保持奇异。其间道理何在？你若说因为它们不好看，所以总是流行不开。那可不一定。第一，它们未必不好看；第二，对于赶时髦的人来说，并不太在乎好看不好看。问题在于，真人们的奇异服饰本身就具有一种排斥性，它让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模仿。因为这种服饰象征着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不容易混淆的内在品格或身份。它表现出一种隔离，一种和俗世的隔离。于是，俗世之人想模仿，就会有“冒充”乃至“僭越”的感觉。一个人可以很安心地模仿王妃的服装、大明星的服装，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后者仍是俗世中人。可是，一个人不敢轻易模仿和尚的服装、修女的服装，那并非有明文禁止，而是你深知你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少人看到顾城的帽子（其实不过是一截牛仔裤腿），心中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这主要倒无关乎美丑。你隐隐感到那顶帽子是一个标记，它标明戴帽者和我们不是一类人。我们生活在红尘社会，别人生活在“自然之境”；我们是名利情欲之徒，别人是超凡脱俗之辈。顾城小时侯的邻居陈燕妮就说过，她第一次见到顾城头戴高帽就“惊讶不已”，并因此决定不再上前和他打招呼。可见这顶帽子的隔离效应。有些顾城的老朋友，见到他戴这顶怪帽子，嘴上也许不说，心里老大不以为然。产生不以为然的心理是因为他们强烈地感觉到那顶帽子的目中无人（俗世之人）的自负意味。他们不是反对那种意味，他们心里也许在说：别跟我们玩深沉。 十、不归之路 其实，稍微敏感一些的人，无不意识到在顾城的言行举止中，表现了一种意义或意味。王克平在和顾城几夕长谈之后叹曰：“世人说道的多，悟道的少，行道的无。”他当然是把顾城归入行道之人。他赞美顾城夫妇几年的荒岛生活是“一首大诗”。但另一些朋友对顾城的观感却截然不同。他们认定顾城只不过是东施效颦，是矫揉造作，是以拙讨巧、以隐求显，简言之是不自然——由于竭力作出自然的样子因而比一般的不自然还更不自然。和古代相比，现代文人的处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稽康仅仅是打几次铁，在当时便显得屈尊降贵、卓而不群，因而留下千古佳话；一位现代诗人或作家若只是做点木匠活、铁匠活，则属司空见惯，根本构不成什么故事。斯宾诺莎一边磨镜片，一边写哲学，日子过得很清苦，于是体现出一种贫贱不移的英勇气概；现代人物质条件改进、余暇时间增多，在上班之余致力于某种学术研究或艺术创作，既不那么艰难，从而就不那么稀罕，同样也不再传为美谈。象前面提到的那位把自己囚入小笼的旅美艺术家，当然是完成了一件非同小可的行为艺术。不过这种行为艺术和顾城追求的人生艺术还有所不同。因为行为只是人生的片段，而人生却意味着全部行为的总和。如果顾城只是在小岛上住上三、五年，恐怕只能视为“体验生活”不算“扎根”，故而仍算不上“行道”。譬如有的人类学家成年累月地居于某原始部落之中，在过一段很简陋的生活的同时进行学术研究，虽然难能可贵，但一般人也只会称赞其敬业精神，并不认为那就是返朴归真。由此可见，顾城为了实行其真人的理想人格、理想人生，他非得把整个一生都投进去不可。他必须永远坚持一种特殊的生活。他没有退路。所以，当王克平问：“在欧洲这么热闹，还想回去吗？”顾城答：“我没有选择，只有活该。” 这就使人想起当年一批立志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他们坚信唯有扎根农村才是实现自身思想革命化的最佳方式——在这里，他们和顾城一样强调的是精神而非物质、是灵魂的升华而不是现实的功利。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扎根，不是只在农村呆一阵子，而是必须在农村呆一辈子。他们可以短期地外出，参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恰如顾城可以离岛外出参加各种诗歌朗诵会和文化研讨会；他们甚至可以进城当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恰如顾城可以去德国作一两年访问学者；但他们最后必须回到农村。他们不能不回到农村。对他们而言，离开农村，简直就是背叛理想，就是自我否定。他们没有其它选择，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作出其它选择。只有坚持下去，坚持到底，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人格。 十一、一个几乎完成的神话故事 顾城坚称要过一种真人的生活。这个“真”本身是真还是假？有人怀疑其真不真。这种怀疑当然是有根据的。比如说，顾城对于发表自己的作品还是挺热心的，他为那部自传体小说作了不少自我推销的工作。这似乎不大象一个真人应有的作为。照一般想象，真人也会写文章，但多半是出于自娱，因此不会热衷于出版；即或有时出示一二好友，那也是遇上了知音；就算送出去发表吧，真人似乎也不应该花力气自我推销。谢烨也是如此。当她告诉王克平，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岛上千日》，“将来出了，肯定比顾城的诗还震”。这个“震”字便露出俗来。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之事，哪有纯而又纯的呢？纵然我们怀疑顾城的“真”中含有杂质，我们总不能否认他对“真”确实有着相当顽强的追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并坚持了数年之久，那么，这段经历本身就化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就化为他自身。我们可以不相信“文如其人”，但我们不能不相信“生活即其人”，就算开头有假，时间长了，投入的多了，也就差不多成真的了。 是的，我们应该承认，顾城努力用他“生命的真切过程”，去实现一种在他以及在另外不少人看来是更自然、更真实、更潇洒、更浪漫的人生。请想一想，假如没有这次杀妻自缢事件，假如顾城继续在小岛上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自然终结；或者，假如顾城死于一桩偶然的事故：溺水、车祸、飞机失事、不治之症，诸如此类，并且，最好是死在英儿出走之前，也就是那幅图画未被破坏之时，他将给后人留下一个怎样美妙动人的传说啊！他将作为当代的陶渊明、中国的梭罗而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当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会有人站出来作证。他们会告诉我们：其实岛上的生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其实顾城的内心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纯净，其实那个女儿国早就是同床异梦、危机四伏，其实顾城其诗其人都并不值得我们如此推崇和怀念。不过，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批评。多数人宁可相信那个美妙的神话。事实上，这个神话几乎已经编织完工。只是，那把血淋淋的斧头砍下了一个大洞。于是，神话破灭了。 （未完待续）

多年以来，中国的文化人喜欢谈论“走向世界”，也就是进入世界文化或曰世界文化的主流。但是，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超国界、超种族的。物理学就是物理学，没有什么中国物理学或美国物理学。文化不一样。并不存在着一个叫世界文化的文化。所谓世界文化不过是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俄国文化、埃及文化之类的总和。因此，“走向世界”便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放弃或部分地放弃自我而使自己变成某种优势文化中之一员，另一种是坚持自我，努力让自己在世界文化的五彩拼盘上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方式。这当然很正常。不过第二种方式包含着两个陷阱，倘不留意便可能掉进去。第一，为了坚持自我，你往往会有意识地拒绝学习别人；这样，一个本来尚称开放的心灵，便会由于面对开放反而变得更加封闭。第二，为了突显自我，你往往会刻意强化自我的某些最具特色的方面，尽管你本来对这些方面并不那么欣赏；于是，为了表现自己，你自己倒先扭曲了自己。其实，各种文化总有相同之处。所谓世界文化、所谓人类共同财富，就是指那些经历了时间的磨损和转译的遗漏之后仍然保持巨大魅力的东西。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走向世界”而封闭或扭曲自己。 据顾城讲，他去小岛定居，“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这就透露出，顾城来到海外，感觉到自己文化人身份的失落；而身居都市，又时时受到都市文化气氛的强烈刺激，因此使自己无法忘却自己的失落，所以心中总是忿忿不平。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小岛上没有文化只有自然。你的失落更为彻底，但你的失落感却可能大为减轻。因为在此时此地，周围没有任何事物在提醒你的失落，你比较容易忘记自己的失落，你的心灵便可望回复宁静。至少是你以为你的心灵会回复宁静。 郑板桥曾叹道：“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其实，哪一个文化人会真心希望自己“使世相忘”呢？郑板桥说这话，无非是抱怨社会老给他找麻烦而已。饱经文字狱灾祸的中国文人，想来会对板桥的牢骚心领神会。真正的问题恰好是倒过来的，对于文人而言，“使世相忘”浑容易，“此身忘世”却自难。如前所说，依我之见，顾城选择小岛定居，首先是撤退，是在遇到挫折与失落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其次，这种撤退也包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顾城的选择，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忘记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身份而获得安宁；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又是十足文人式的和不甘沉沦的。他先是为了从自然中汲取灵感，以便写出更美丽的诗篇；后来则转化为主要是要过上一种理想中的真人生活，以便傲视俗世，成就某种艺术性的非凡人格。换句话，倘若没有先前的挫折和失落，顾城便不会去小岛；倘若没有不甘放弃的意志和想让世界刮目相看的雄心，他也不会去小岛。毕竟，以顾城早年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白，小岛生活在物质上决不会舒适实惠（在这一点上，顾城决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天真幼稚）。从表面上看，顾城是选择了一条“使世相忘”的生活道路；然而，刺激他作出此一选择的真正动机，却正是他对于那个世界的耿耿于怀。 二十三、关于“反城市” 顾城表示他不喜欢城市，他认为城市人缺乏自我认识。他说：“城里人很注意到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其实，乡下人何尝不注意别人的看法。只要在两个人以上的地方，人都会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也会观察和品评别人。在乡下，由于人口少、流动性小，人际关系很紧密。乡村生活几乎是透明的。谁家出了什么事，乡民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乡民的生活方式彼此很相似，其道德观也就相当统一。如果你的价值观和别人一致，你会感到特别温暖，特别有人情味；如果你的行为与众不同，你就会强烈地感到被非议、被排斥。城市则相反。城里人太多、流动性太大，人际关系反而可能更疏远。如果你立志要引起众人的注意，你当然最好住在城市，因为那里人多。反过来，如果你刻意要避免众人的注意，你顶好也住在城市，因为城里人见多不怪。相比之下，乡村是一元的、封闭的，城市是多元的、开放的。恰恰是城市人，才最容易养成不介意别人看法的生活态度。顾城曾经在乡村生活多年，他显然该懂得城市比乡村更具包容性这个道理。 至于说到“时装的包裹”，大概不少人都持类似的看法。许多人都抱怨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得不戴上面具与他人应付周旋。他们相信唯有回归到孤独状态才是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其实这种看法根本靠不住。譬如说你在权势者面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你解释说那并非出自你的本性。我承认那不是出自你的本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但是我要追问的是：既然你有自尊心，为什么还要卑躬屈膝呢？你说你怕挨整或是希图得到奖赏。这就是说，你虽然有自尊心，但你的自尊心抵不过你的趋利避害之心。因此，你在作出一种伪装的同时也就展示了另一种真相，在掩饰某一种本性的同时又显示了另一种本性。由此可见，每一个谎言都透露了一个真实，每一种遮蔽都意味着一种显示。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多副面孔，那么，每一副面孔都各有其真实性。固然，“我”永远大于我的表现；正如作家永远大于他的作品。这是指可能性而言。另一方面，在现实性上，“我”就是我的一切表现。如果我认为我的一切表现都不足以揭示真正的自我而只是扭曲了真正的自我，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也只能是我做出另一种表现，做出一种能真正显示出本来的自我的表现。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你确实可以放下一切面具，但你并没有因此而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此时，你就连“本来面目”也无从谈起了。离开了一切外在表现的“我”还会是“我”吗？它和“无”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句话叫“无欲则刚”。这话完全讲反了。无欲则无所谓刚不刚。如果柳下惠是天阉或是同性恋，“坐怀不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欲望才谈得上有诱惑，有诱惑才谈得上刚不刚。好人不是没有欲念。好人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好人之好，在于他追求欲念的满足时讲究正道，讲究手段；好人之好，在于他面临各种欲念的冲突、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取其高而舍其低。如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要是一个人本来就对生命和爱情毫不珍视，抛弃自是不难，但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套神话。按照这套神话，当好人、当圣人，你就非要修炼到六根清静、欲念全无的地步不可。顾城讲：“我这一生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名利之心，第二关是情爱之心，第三关是成佛之心。现在我只剩下这最后一关了。”顾城把成佛之心也列为克服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倒更彻底。当年禅宗就提出过这种观点。因为一个人想成佛也是一种欲念。一个人抛弃名利情爱而一心成佛，只不过是放弃一些欲念以换取另一些欲念，所以同样算不上完全的超脱。如此说来，顾城心目中的真人，就是要做到心如死灰，就是要成一个活死人。当然，顾城本人根本没有修炼到过三关的程度，他连第一关、第二关也没过。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责怪顾城的，究竟是他没过关呢？，抑或是这些关本身就不该过呢？ 二十四、生命中令人不安宁的能量 其实，顾城也知道，人生总是要有所追求。顾城说：“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生命需要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搬一块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有了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的这种不安宁相吻合，一切就具有了意味。”讲得很对。只是这段话和上面提到的过三关彼此矛盾。想来是“此一时彼一时”，顾城在不同的心境下，说出的话也就不同。对于顾城这段话，我想要补充的是，人生命里的能量不仅需要发泄，而且需要表现。动物不一样。一只健康的小松鼠会无目的地上窜下跳。这是其生命里能量的发泄。这还不是表现。表现包含着两层相关联的方面，一是展示给其它同类看，一是期待和接受其它同类者的品评。唯有人，才有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冲动。当顾城说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常用时装包裹自己时，他显然是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殊不知这种态度才是最具人性的东西。在伊甸乐园中，亚当和夏娃偷吃智能禁果之后，立刻对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立刻变得“很注意别人的看法”，赶快找来一片无花果叶遮住私处，“把自己包裹起来”。顾城把“注意别人的看法”批评为“缺乏自我认识”，其实，自我认识正好是来源于对别人看法的重视。自我认识无非是在想象中站在别人的立场观察自己。假如一切“别人”都不存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唯一的人，那么这个人决不会具有最充分的自我认识；相反，这个人将最缺乏自我认识。事实上，对人生而言，“别人的看法”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会成为一句最严厉的谴责？为什么“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都说明了众人的评判的重大作用。平常我们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那只是说我们不要盲目地接受一时一地的某种流行意见，那只是说我们应该有独立的评判标准；那只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强调普遍的理性原则或审美原则。它丝毫也不是否认人们对一种言行进行评判的正当性、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 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人的功能和潜在伟大之处，即在于他凭借着自己的工作、行为和语言文字的能力，使有限的生命得到不朽的延续——这很接近于中国古人关于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观点。因此，人类最伟大的本质在于追求不朽。而达到不朽的唯一可能途径便是进入公共交往领域，因为唯有与自己同类的他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判，同时也唯有经过他人的见证，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留存于人类的记忆即历史之中而传播千秋。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所谓“名留青史”、所谓“活在人们心中”，都是指的这层意思。而所谓“虚度一生”，就是指自己的一生不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有意义的痕迹。即便是一般平庸之辈，也无不希望至少能在亲朋好友中留下几桩美好的回忆。顾城说，生命需要一个形式，只有当这个形式与生命中间的那种不安宁相吻合，一切才会具有意味。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形式，这种吻合、以及所谓意味，都唯有经由“别人的看法”才能实现；而人与生俱来的那种令人不安宁的能量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可能获得安宁。 二十五、三种所谓“安宁”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安宁”这个问题上来了。三年的小岛生活，顾城的心境果真是安宁的吗？顾城一再宣称他是安宁的，这不可能全是撒谎；然而他对安宁的反复声明，又不能不令人怀疑这种表白究竟有多少真实。 依我之见，顾城的心情大致上有三种状态。第一，在自然中，在爱情中，在简朴的生活中，顾城确实获得过安宁。不过这种安宁，写在纸上虽可洋洋万言，但在实际的生活流程中却只占有很少的时刻。因为对安宁的感受，如同对幸福的感受一样，通常离不开对比，因而它只存在于刚刚摆脱困扰的那一短暂的瞬间。安宁略一持续，你就会感到无聊沉闷了。这对于象顾城那样天性敏感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第二，由于小岛生活本来就缺少刺激，顾城又努力用老庄和禅宗的思想自我修炼；因此，他确实有可能变得比较清心寡欲、看淡红尘。这种心态，讲得好听些叫超脱；讲得难听些叫麻木。如果顾城是浑浑噩噩之人，他或许不难在这种麻木状态下“混吃等死”地活下去。然而偏偏他又性好玄思，耽迷幻想；那么，他就很容易滋生强烈的厌世轻生的意念。必须看到，人对各种愿望的追求，乃是生命中能量的表现，是对生命执着的表现。因此，“看破红尘”往往便意味着厌倦人生。你越超脱，你就越觉得“活着没劲”。无怪乎顾城会越来越频繁地想到自杀、自绝了。就在他杀妻自缢之前二十天，顾城在洛杉矶接受曾慧燕电话采访，一方面谈到他在小岛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和谐，一方面又谈到死亡、谈到自杀。这看起来很矛盾：既然你生活得那么美好和谐，为什么又总是想自杀呢？不过依照上面的分析，那其实倒并不矛盾。因为对顾城而言，所谓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生各种欲望的自动放弃，从而也就是对生存欲望本身的自动放弃。不错，在日常用语中，“超脱”是个好词。但我们平常所说的“超脱”实际上是指一个人在“有所为”的前提之下的“有所不为”。顾城的“超脱”却是几乎到了放弃一切的地步。顾城讲到要“过三关”，虽然他并没有真过，但这个“过三关”的意念却足以表明他对生活、对生命已然放弃到何等程度。在经常感到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这层意义上，我们应当承认顾城的心大概的确常常是“安宁”的。 第三，诚如顾城所言，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令人不安宁；人必须找到一种形式与之吻合，一切才会有意味，不安宁也才会转化为安宁。顾城选择了小岛生活这种形式，因此他以为他会获得安宁。但是，正象我前面指出的那样，一切形式，都唯有经由他人的见证与评价才能产生意味，从而也才能实现心灵的安宁。于是，顾城就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堪称悖论的境地：一方面，除非顾城的小岛生活能够赢得世人的关注与赞赏，否则他内心的不安宁就不可能转化为安宁；另一方面，除非顾城事先就对外宣称他自己是真正安宁的，否则他就不可能赢得世人的关注与赞赏。在这里，“安宁”必须预支，尔后才有可能兑现；或者反过来说，为了兑现，必须预支。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安宁的，顾城首先必须让自己相信他是安宁的。这好象失眠者的自我暗示。一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很快就会安然入睡。”于是，他的心情才可能真的平静下来，他才可能真的安然入睡。这就是说，顾城反复向别人讲他是安宁的，其背景恰好是他相当不安宁，因此这不是真话。不过那也不是简单而言的谎话。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力图促成所言说者自我证实的自勉自慰。 不消说，预支“安宁”是很冒险的。那好比贷款投资。倘若投资效益未如人意，你不仅会血本无归，而且还会债台高筑、信用破产。然而一般贷款者的心理是，越是投资效益差，他越觉得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他越是要进一步贷款，再进一步投资，以期扭败为胜，因此在债务中越陷越深。顾城的情况便是如此。顾城越是不安宁，他越是要对外强作安宁状。到了今年八、九月，顾城结束了他在欧洲的研究访问、不得不准备回小岛之时，他的心绪十分恶劣。据顾城在德国的友人史明说，顾城的“压抑感染了他身边的人。”洛杉矶友人顾晓阳则透露，顾城在寄住他家时，经常对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几至痛不欲生。然而一接到曾慧燕从纽约打来的采访电话，顾城立刻就振作起精神，向记者侃侃而谈他在小岛生活是如何美好和谐。其实在这时，顾城心中积郁的痛苦与骚乱，已经濒临炸裂的边缘了。 二十六、沉寂的火山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选择了孤独清苦的生活道路。这部分地是出于被迫。由于他们个性独异、落落寡合；家境既不优裕，周遭又得不到有力的资助；自己的作品不为世人理解与重视，辛苦劳动而所获报酬极低。但他们贫贱不移，以艺术作为生命，全力投入到创作，坚持固有理念，不肯屈就时尚。他们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作品，而自己却陷于穷愁潦倒。不少人因贫病而早夭，有的到后来也精神失常，以自杀终结其悲剧性的一生。顾城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但细比之下又有所不同。重要的一点区别是，顾城在小岛并未全力投入创作。依顾城自述，他去小岛本来是为了在一个他从少年起便心神向往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灵感与刺激，从而创作出更美好的诗歌。这就和高更去南洋大溪岛作画的故事很接近。可是顾城很快便发现小岛生活并无助于他的诗歌创作。因为谋生的繁劳，他甚至连写诗的时间都变得更少。面对此种困境，倘为了诗歌创作，顾城就该改变其生活；然而顾城却倒了过来，他宁要坚持那种生活，而把诗歌置于“可写可不写”的地位；更准确地说，他是刻意地要把自己的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艺术。于是，顾城自己就把自己逼进了一个绝地。更麻烦的是，按照所谓真人的定义，顾城还必须在这种极端困苦孤寂的状态下做出一副怡然忘我、安然自得的样子。这就需要他不断地苦苦地压抑自己。长期下去，焉能不精神崩溃？又由于这种崩溃是长期压抑不得渲泄的结果，故而一旦爆发就很容易采取狂乱暴烈的形式。就此而言，顾城所反复声称的安宁，不过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而已。 二十七、从无终结的痛苦到痛苦的终结 顾城并非自甘寂寞之辈。顾城压抑自己，只是压抑自己的苦恼与焦躁，压抑自己对名声的渴求与失望。他并没有压抑自己的表现欲。事实上，有关顾城在小岛上的一切，都不是经由外人的偶然发现、而是经由顾城本人的主动讲述才广为人知的。本来也是，顾城身处荒僻的小岛，他自己不对别人讲，别人怎么能知道？顾城一直在向各处投寄稿件，并常常附上自己的绘画和精心拍制的照片；象那部自传体小说手稿，顾城就大概给了不止一家刊物，后来又送去深圳拍卖。对于各种会议与活动的邀请以及媒体的采访，顾城也一向是来者不拒。顾城还把各地有关自己作品和活动的评论报道都一一妥善剪留，经常出示和赠与旧友新知。据顾乡说，在出事前几天，顾城正在紧张地写一部关于他和谢烨与儿子木耳的书，顾城表示书写完就自杀，“说这样就可以把这本书哄起来……。”在去年年底德国的《Minima　Sinica》杂志上刊登了一段顾城的讲话，其中专门提到他要自杀的愿望。在今年九月十八日接受曾慧燕电话采访时，顾城再次讲到自杀、讲到死亡。这些情况表明顾城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即便在自杀一事上，顾城也不是打算悄悄地离开世界，而是希望自己的死亡能引起世人对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更大重视。依我看来，上述说法作法（当然不包括杀谢烨一事）均无可厚非。只是它们与顾城为自己塑造的安宁自在、不求闻达的真人形象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这既是顾城的自相矛盾，更是“真人”理想本身的自相矛盾。许多人都说，满腹经纶而不求人知才是最值得称赞的，但问题是，这种人又怎么能让我们知道呢？那和行善不求人知仍略有不同。你给一位街头盲人琴师留下几枚硬币，他不知道你是谁，但他确实感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帮助。好象一个艺术家隐姓埋名、不要报酬地发表作品。要是这个艺术家连作品都不发表，他还算艺术家吗？所以，顾城的自我宣传倒不为错，虽然他做得稍嫌过分。 平心而论，，顾城的自我宣传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少人在听到顾城小岛生活的故事后都很感动，誉之为“真人”、“异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至于其中的自相矛盾，以及由此引出的自我否定，那倒是赞赏者们很少注意到的。可惜的是，顾城不可能从这些赞赏中获得满足和安宁。因为这个世界太大、太多元、各种各样的信息丰富，因而顾城能得到的赞赏太稀少又太遥远。尤其是，顾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反过来就锁定了他。当顾城宣称他与世界充满冲突、格格不入、只有在远离人群的荒岛上才能安心立命时，他等于给自己宣判了在小岛的终身禁闭。如果他后来又返回俗世，那岂不意味着此前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假不实？换句话，除非他亲手粉碎自己塑成的形象，否则那个形象就要求他付出毕生的代价。倘若顾城不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处境的绝望，他不会去死；倘若顾城清醒地理解到造成此一绝境的全部原因，他也未必去死。偏偏顾城是一个感性远大过理性的人，因此，在不堪忍受且无止无休的精神压力面前，他选择了死。就在德国《Minima　Sinica》杂志的那篇报道中写到；顾城有一次问谢烨：“让我们一起死吧！”谢烨答：“可以，我们一起死，但是你得先把我杀死，因为我可不愿意自杀。”此文发表于九二年十二月，当时“大鱼”之事也许还没有发生。这是否意味着：顾城之所以要在自杀前斧砍谢烨，不仅是出于爱，也不仅是出于恨；那还是因为，顾城认为谢烨是和共同编织那套神话、共同塑造那个形象的唯一合作者，因而当他决意要以痛苦的终结结束掉那场无终结的痛苦时，他必须带谢烨同行。 二十八、置死地而后——死 换一种更实际的角度，也许我们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当顾城重新回到小岛时，他还有些什么呢？女儿国已经灰飞烟灭；英儿走了，谢烨也要走了；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英儿，更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谢烨。此刻的小岛，诗情画意都荡然无存，只剩下冷漠、孤寂、荒凉、凄清。这就是他称颂与追求的自然之境么？他真能在这里神思遨游、心安气定么？还有那每日的柴米油盐、琐务缠身，令人不胜其烦。谢烨的小说《岛上千日》，送出去有一年了，原指望获得一种轰动效应，以求得外界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鼓励和肯定，到现在仍石沉大海；就算发表了，昨是今非，无异于残酷的反讽。还有他自己的那部《英儿》，虽是呕心沥血，只怕也曲高和寡。顾城还要写作，他不能不写作，不是为了快乐，只是出于绝望。事到如今，顾城自忖，或许回国是唯一的退路，但那并不是出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况且，他早已心力交瘁。过去，顾城也绝望过，在那时，自杀的念头反而挽救了他。如尼采所说：“想到自杀是个很大的安慰，因此你就能渡过每个痛苦的夜晚。”大不了一死，一了百了。于是，顾城又一次让自杀的念头麻醉自己。顾城希望自己再度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他以表面上的出奇的理智和平静走进生活：写书、办离婚手续、学开车。然而就在这时，“大鱼”要来了，顾城的心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不是他失去自制，而是他再不愿意继续自制：到时侯了，该结束的就让它们统统结束吧。这里的“它们”是要包括谢烨在内的，因为他把后者直看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二十九、关于形而上学的自杀倾向 顾城之死并非畏罪自杀。也就是说，顾城不是因为杀了人才自杀，而是要自杀才杀的人。不少顾城的朋友都表示他们对顾城的自杀不觉意外，使他们深感意外的是他的杀人。根据顾乡的讲述，当顾城自缢时，现场的顾乡并没有拼力抢救。那时候顾乡还没发现谢烨，她只听顾城说他“把谢烨给打了”，她并不知道谢烨被打伤到什么程度。因此，顾乡并不是想到顾城已经犯下命案、难逃一死，不救也罢。顾乡只是“觉得把他救过来太残酷了。”这就是说，作为姐姐，顾乡深知顾城求死之意甚坚，阻拦反属无谓；死亡对顾城是彻底解脱，勉力救活可能对他倒是更大的折磨。从顾城的亲人和朋友的这种感觉，我们不难想象出顾城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阴郁绝望的心境。 我们可以把顾城归入天生具有自杀倾向的一类人。加缪讲过：“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我们知道，在世间万种生灵中，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免一死的动物，因而人也是唯一会自杀的动物。举凡人生的各种追求、各种价值、各种意义，没有一样经得起“打破沙锅问到底”。三问两问之后，你就会面对到虚无这个大黑洞。因此，你就会陷入没顶的绝望和无底的空虚；你会对生命感到强烈的困惑；对死亡，由于感到深刻的畏惧反而会激起某种被诱惑的向往。好在我们大部分人的生存意志都太强。当我们走出孤独，进入人群之中；当我们离开暗处，来到光天之下；当我们放下冥想，从事于任何一种实际的活动：那些晦暗的念头便烟消云散，即使再想到它们也已感受不到那种无可挣脱的使心下沉的力量。生活中哪怕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都会吸引我们的关注和情感。仅仅是出于习惯或被动的应对，也足以使我们沿着生活的轨道一直走下去。于是，我们就津津有味、或者是马马虎虎地活着。 所以加缪怀疑是否有人会为了形而上学的原因而自杀。也许真的没有。每一个自杀者都是为着某种具体的原因去自杀的。不过话说回来，人和人毕竟不一样。有些人确实要比别人更容易让死的念头缠住自己，他们的心情确实要比别人更容易常常处在灰暗之中。因此一旦遇到什么麻烦，别人都不难承受的，换成他们就过不去。顾城大概就是这种人。从亲友的叙述中我们可知，顾城天性多愁善感，孤僻内向，拙于实际而敏于玄思，畏避现实而耽迷幻想。基于这种个性，正象顾城自己讲到过的那样，他从很小起便对生命的困惑有强烈的感受，对死亡怀有一种难以挥除的憧憬。顾城父亲顾工说，顾城小时大脑曾受重伤，有阵发性精神病。那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十、倾向的自我强化作用 不幸的是，顾城天性上的这些特点，和那种形而上学的自杀意念一道，更由于其艺术活动和哲学思考而进一步强化。诚如休谟所言“渴慕哲学的情感和渴慕宗教的情感（还有渴慕艺术的情感——引者）一样，它似乎易陷于一种不利的地步；就是说，它的目的虽然在于改正我们的风俗，铲除我们的恶习，可是它会借鲁莽的处理专门培植人心中一种得势的趋向，并且因自然性情的偏爱把人心更坚决地推向本来已经太偏的那一造。”我们知道，顾城早年即失学，他是靠自学成才的。这就是说，顾城从很小起便是按照他固有的口味读书。那便造成了精神上的偏食症。尔后大陆渐行开放，顾城本也想博览群书、广采众家，但一来是他知识底子太薄，二来是他太自负，在铺天盖地的知识浪潮冲击下反而来个大撤退，这就把当年由于环境所迫造成的偏食现象，变成了一种更自觉、更顽固的偏食个性。 在《自然哲学纲要》一文里，顾城谈到他的生死和对生活的态度。一望而知是受了老庄禅宗的影响，还有就是一点存在主义。这种知识资源本来就相当片面，再加上顾城自己的误读便进一步把这种片面推向极端。顾城很轻易地表示赞同庄子从“生命来于虚无并归于虚无”引出的“生死无别”的结论。其实这话的前半节涉及事实而后半节涉及价值。从前者并不能逻辑地推出后者——“生死无别”意味这人们应该对生死等量齐观也就是否认生命的珍贵性，故而属于价值判断。由此，顾城提出“真人”应当“赴死如生”。平常我们说的“视死如归”，是指追求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神圣价值；但顾城的“赴死如生”只是表明对生命本身的轻视。另外，当顾城大力推崇人生虚幻、功名富贵空虚无常、人应当解脱有限意念、听其自然、泛若不系之舟等观念时，那部分地是因为这些观念投合了他固有的散漫习性以及对人世的复杂纷扰的怯避心理，于是，这些天性中的偏向便借助于合理化而变本加厉、失去节制。在艺术上，顾城既然以精于表现被压抑的孤独的自我体验以及远离红尘的童心世界和大自然而赢得巨大的成功，那么这种成功就反过来鼓励他更有意识地深入内心而远离外界、追求自然而回避社会。就象卢梭，因为在“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悬赏征文中一鸣惊人，此后他便依照他的论文去生活。顾城的择岛而居，除去某种客观情势的因素外，便是这种个性偏向与哲学思考及艺术创作相互作用自我强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可避免地又成为强化其原有的思考与创作特点的有力原因。在这种孤拗的心态、固执的观念和特异的生活条件下，顾城与现实的矛盾、包括与英儿、尤其是与谢烨的矛盾日趋剧烈。伴随着生存状态的不断恶化，顾城的自杀倾向、自杀意念终于走向了自杀行为。 三十一、“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在现代社会，一般人都认为，一个人有权自杀，但无权杀人。顾城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顾城曾经明确提出：“对于愿意生存的人，你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无所谓生存不生存的人，就只能说：己所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说，你想死，但你不能把死也加之于别人。但问题在于，顾城决意自杀，并非为了殉道殉情殉节，也不是因为不堪忍受肉体的折磨苦痛。在上述一类情况下，自杀者的情绪可以是热烈的，但神智大多是清醒的、比较理智的。顾城决意自杀，乃是精神长期压抑下的爆炸。它是狂暴的，因而也是任性的。所谓任性，就是指那种明知不对、但不做不快、非做不可的冲动。众所周知，任性往往是虚弱的表现，因为它总是指向缺少强大反制力量的对象或者是那些虽然强大但不会进行反制的对象（小孩子对一味溺爱的父母任性便属后种）。否则它从一开始就会陷入自我否定、从而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一种习性。顾城有首名诗，题目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然而顾城生长在一个高度压抑的社会。对于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他又常常采取偏于退缩回避的态度。因此，他的进攻性就往往不是指向外部世界、指向敌人恶人，而是指向自己、指向亲人爱人。他的任性往往表现为折磨自己和折磨爱自己的人。谢烨不幸便一再成为他任性的对象。 三十二、在自杀者的阴影下 由此想到，我们是否应该对某些传统文化和宗教谴责自杀的立场抱几分同情呢？这些传统文化和宗教并不反对殉道殉节殉情，也不反对人在忍受不了无法医治的肉体痛苦时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它们谴责自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自杀总是会在自杀者的亲人中留下痛苦和损害。这是否还包含着如下一层考虑：如果一个人并非为殉道殉节或病痛而自杀，那就表明他对个人最珍视的生命已不再珍视；当一个人连都自己的生命都不再珍视时，他是否还会小心注意珍视别人的生命呢？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有些自杀者，恐怕是把别人的生命也不再放在心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不凭着任性而伤害他人呢？如果这个人过去就有过侵犯他人的举动，那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有些自杀者是沉默的，或仅仅是自怨自艾的。这种人相对与人无害。但顾城不属此例。顾城对自杀讲得太多太多。他不但抽象地说自杀，而且还常常以“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要自杀”这种句式说自杀。这就是说，他是要把你的某种行为当作刺激他自杀的直接原因的。这已然暗示着迁怒于人。其间包含的危险不是就更大了吗？不错，顾城的理智使他清楚地知道谢烨是无辜的。但是，象顾城这种自杀，既然不同于殉道之类，它本身就是非理智的行为，那你怎么还能指望他在自杀时保持理智呢？ 三十三、一线天隔 顾城之死，引起不少友人的沉痛哀悼。这种哀悼又引起另外一些人的不满。我以为这些不满是有道理的。毕竟，斧砍谢烨是一桩不可原谅的暴行，更何况它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不过我也理解那些友人的哀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无论如何也难以把顾城和杀人凶手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其实这只是告诉我们，有时侯，有的人做出不可原谅、不可弥补的大错，确有可能系于一念之差而非为人奸险怙恶不悛。所以古人才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叹。当年的梵高，曾在一气之下用剃刀去杀高更，只因为没追上才没杀成。事后梵高万分惭愧，于是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假使当时高更躲避不及而又治救延误呢？假使高更与梵高继续朝夕共处，安知梵高会不会再次失控而作出同样的行为呢？站在法律的立场，我相信，即使那些对顾城之死深表哀悼的朋友们，多半也会同意顾城有罪。除非有专家证明顾城精神失常。著名的法国学者、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就因精神失常杀死妻子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据说，顾城曾先后两次把谢烨差点掐死，警察要把顾城送入精神病院，皆因谢烨拒绝签字而作罢。这样看来，顾城的暴行是否应更多的归于精神失常？不过，即便按照时下西方流行的标准将疯子不视为罪人，那我们也不宜在惨案发生之后首先便对杀人而自杀者痛表哀念。人事之复杂纠结，有时真会让人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才好的。也许，在“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时侯，以“不说什么”为好；要么就不如把交集的百感一并说出。另外，我也不同意因为这最后的结局便把顾城的人品及作品一概否定的态度。似乎是由于这最后的暴行，便足以证明此前的一切较好的举动言谈全系蓄谋作假。那显然是低估了人之为人的高度复杂性。 （未完待续）

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判事实判断呢？那就是看后来的形势演变是否和你原先的事实判断相吻合。如果后来的事态和你原先的事实判断大相径庭，那就说明你原先的事实判断错了；如果大致相符，那就对了。可是，那些分不清这两种判断的人不是这样。如果后来的事态和他们原先的事实判断大相径庭，他们不是承认自己原来的事实判断错了，而是反过来从道义上谴责别人。例如有些人坚定的认为，乌克兰必将把俄国侵略者赶出乌克兰，乌克兰必胜。但后来的事实是，乌克兰到头来还是在自己领土被俄军占领一部分的情况下接受了就地停火。这本来就说明了他们原来的事实判断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决不认为自己错了，而是从道义上谴责别人：是美国太怂，是欧盟太软，是普京太坏。他们忘记了，对事实的正确判断，就是要准确的估计到有关各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怎么做？会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未能对当事各方作出正确的估计，高估了盟友的支持程度，低估了对手的恶劣程度，那正是你的认识有偏差，不高明。可是这种人从不调整自己的认知，只是一味地谴责别人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依然盛气凌人的以站在道义制高点自居。这就叫拎不清。再说一遍，要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两者区分开来。什么叫拎得清？这就叫拎得清。

信者的谦卑是一种颠倒的傲慢：我是罪人，你们更是不可救药。

我在去年三月写的文章——胡平：为什么要停火？怎样保障安全？（2025年3月7日） 诚如泽连斯基3月5日所言：“没有人希望战争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没有谁比乌克兰人更渴望和平”。 但是，乌克兰人又最难接受停火协定，因为那意味着默认了部分领土被俄国占领。乌克兰人又对停火协定最不放心，因为它担心俄国人哪一天又会发起进攻。 2月28日白宫会谈谈崩了，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泽连斯基希望特朗普为停火后的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从泽连斯基的角度，上述这两点考虑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 从特朗普的角度，特朗普试图促进停火协议有他的道理。这首先是对战局的评估。三年前，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闪电战攻势凌厉，大有把整个乌克兰一举拿下的架势。乌克兰人表现的非常英勇，成功的粉碎了俄国想把乌克兰一口吞下的图谋。以后又经过多次的战斗，到后来，俄国就是占领了乌东的部分地区。问题在于，因为俄国和乌克兰实力相差太大，在北约不出兵、只给予物资支援和武器支持的情况下，单凭乌克兰自己的力量，是否能把俄军赶回老家去，至少是赶回到2022年2月24日普京开战之前？ 不少人批评西方，为什么不把更厉害的武器给乌克兰？尤其是拜登，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给，就是不肯把更厉害的武器拿出来。不过西方有西方的难处。如今的俄国虽然不是经济大国，但仍然是军事大国。你给乌克兰更厉害的武器，俄国也会把更厉害的武器拿出来；到目前为止，西方没有把更厉害的武器拿出来，俄国也没有把更厉害的武器拿出来。在核时代，要避免核大战，只能打有限战争。交战双方都需要限制自己使用的武器的级别。因此，指望乌克兰能借助于武器的优势打败俄军，是不现实的。 当交战双方在武器上不可能拉开差距，这场仗就成了拼物力拼人力。乌克兰有西方的经援，俄国有中国的经援，乌克兰要指望俄国经济被拖垮从而使自己成为赢家，也是不现实的。这场仗到头来就成了拼人力、拼兵源。毕竟，俄国的人口是乌克兰的三倍以上，因此乌克兰也不能指望凭着拼人力拼兵源而取胜。 这样，从特朗普的角度就会认为，如果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即便西方继续提供支援，乌克兰也不可能夺回更多的失地。换言之，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只是徒然的消耗更多的财物、死更多的人。那还不如现在就停火。 （二） 如果签订了停火协议，俄国后来又发动进攻怎么办？俄国在遵守协议方面的信誉不佳。这的确是个问题。 泽连斯基希望特朗普为乌克兰做出确实的安全保障。可是，他能指望特朗普作出怎样的安全保障呢？特朗普能宣布，如果俄国不遵守协议又发动进攻，美国就要出兵制止吗？如果美国能做出这样的宣示，那为什么三年前不做出这样的宣示呢？三年前，俄乌之战箭在弦上，时任总统拜登为什么不宣布，如果俄国要入侵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乌克兰，美国将出兵制止呢？三年前，拜登发出警示，俄国要打乌克兰；但同时又表示，美国不会参战。此前，北约秘书长也公开说过，如果俄国入侵乌克兰，北约不会派兵。三年前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三年后的美国总统也同样做不到。 按说，这种由强国出兵制止侵略的事以前是发生过的。例如当年的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打败了伊拉克，解放了科威特。海湾战争之所以能够发生，一来是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二来是伊拉克虽然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但是其军力和美国相差不止一个数量级。这次俄乌之战，发起战争的是俄国，俄国是核大国，又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一票否决权。联合国有可能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等出兵吗？联合国的弱点是缺少强大的执行力，遇到中小国家之间的冲突还好办，遇到大国强国之间的冲突就无能为力了。 日前，欧盟一些国家提出组建维和部队。这自然是个好主意。但我们要知道，维和部队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首先，维和部队不是谁想派出就可以派出的。它至少需要得到双方的认可。通常，维和部队是得到联合国授权派出的。其次，维和部队和一般的军队不一样。它的兵力和装备都很有限。倘若某一方利用自己的强大兵力悍然向另一方发动进攻，维和部队是没有力量去强行制止的。几天前，我在Grok3提出问题：“如果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但是一方又发动对另一方的攻势，怎么办？”Grok3给出回答（链接：https://t.co/VFE146sETI），读者可参考。 所以，特朗普提议和乌克兰签订矿产协议。卢比奥讲的很清楚，美国想和乌克兰签矿产协议，“不是因为我们想从你的国家夺 取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种安全保障”。不少专家都指出， 乌克兰的稀土资源质量并不高，又很难开采，拿到这份资源其实得不到多少利益。可见，美国要乌克兰给它稀土资源，真实目的并不是马上开采赚钱，而是以拥有稀土资源的名义，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当年冷战期间，德国一分为二。西德归美英法管，东德归苏联管。首都柏林也一分为二。西柏林归美英法管，东柏林归苏联管。但因为柏林在东德境内，西柏林好比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四周都被苏联的力量包围，因而很脆弱，很容易被苏联夺去。于是美国在西柏林派驻了少量的美军，以保障西柏林的安全。不是说这少量美国驻军就足以抵挡苏联的进攻，而是说，一旦苏联进攻西柏林，必然会伤及美国驻军，美国就会认为是在攻击美国，美国就有正当理由和苏联开战。有人把美国在西柏林的驻军叫“玻璃盘“。玻璃盘容易碎。我摆个玻璃盘在那里，谁把它弄碎了，我就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我就要出手。现在特朗普说的和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就是一个玻璃盘。 特朗普抛出矿产协议这个玻璃盘，其目的是给乌克兰安全保障。但是这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点是不可以直接的、明确的写进协议或其他公开文件的。普京当然懂。这就行了。 或许有人对矿产协议这个玻璃盘不满意，那又怎么办呢？谁有更好的而且切实可行的保障安全的替代方案，请贡献出来。善莫大焉。 《光传媒》首发。

当初北大哲学系派去成都调查我的两位老师，一位叫秦锡禹，一位叫李真。秦锡禹也是在复试时面试我的老师，后来调到人民大学哲学系。他专门叫我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讲了录取我幕后的故事，只讲了事情，没提那些人的姓名。系里也有别的人给我讲过，不过没有秦锡禹讲的那么详细。

维基百科：张炜（1955年—），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企业家。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生平 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后，张炜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79年，他接替袁纯清担任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职务。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工作，曾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对外经贸委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外事办工委书记等职。时年33岁的他，在当时被视为是中国政坛的“未来之星”。 1989年，因不满政府在“六四事件”上的处理方式，而愤然辞职。辞职后的张炜，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当了一段资料员。1993年，离了婚的他带着患白血病的儿子赴美求学，先考入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又转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受聘于剑桥大学，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 2011年6月，张炜受聘担任香港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高级行政经济师；同年9月获任命为名力集团执行董事。

华夏文摘是全球第一家中文网刊，为八十年代一批留学生所创立，始终不肯屈服鄙俗下流，值得阅览，值得支持。

就是就是

要区分两种判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俄乌之战，我们在道义上应该支持一方谴责另一方。但是战场上的形势是另一回事。当强势的一方侵略弱势的一方，除非有更强者军事介入，否则无论我们在道义上如何表态，都不能阻止强势一方的进攻，而弱势的一方单凭一己之力无论如何英勇都难免失败的结局，只是增加更多的伤亡。那你说弱势的一方该怎么办？那你说我们在道义表态之余，还该对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对弱势一方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如果我们还想提建议的话，而不是只满足于道义表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个人以及小群体是正确的，但对于大群体、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未必正确。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首先是生存，是存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个体而言可能是错误，对于整体而言则是正确。当纳粹德国以强大的武力战胜了大国后，很多小国不战而降。我们真的很难责备他们。

我先前讲过，为什么很多追求美好未来的人或思想都要以遥远的过去的某种存在状态作为依据？中国古代儒生常常把恢复周礼当作理想，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要编造一个远古的原始共产主义。 因为一个纯粹指向未知的未来的美好理想，在心理上和论证上都很脆弱——它没有先例，无法被经验证实，容易被指责为“空想”或“危险的实验”。把理想说成是“恢复某种曾经存在过的美好状态”，等于把未来的设计伪装成对过去的回归，同时又说明它是美好过去的升级版。这样它就既获得了传统的权威和历史的重量，又增添了未知的美好未来的正面想象。

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做过研究了。

秋后算账，心满意足，想入非非，引蛇出洞。

我是因祸得福。1977年恢复高考，年龄放宽到老三届都可以考的年龄。同学们都以为是最后一次机会。我那时是临时工，赶快去报名。殊不料那年四川搞了个土政策，规定病残者不可以报名（因为报名高考的人太多，体检量必然太大，怕给医院增加负担，所以事先就把所谓体检不合格的人排除在外）。我当年是以病残的名义回的城，所以被剥夺了报名高考的机会。到了77年年底，报上说明年（78年）要恢复研究生考试，因为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大小于报考本科生，所以也不事先排除病残了。这样我就去报考了研究生。为了提高录取的机会，我本想选考最差的大学，殊不知我要考的西方哲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连四川大学都没设这个专业。我无奈才报了北大。结果以第一名录取。如果我在77年那次就去考大学本科，以当时还要计较家庭出身的惯性，最好的出路是进入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培训，毕业后分去当中学老师。其实在78年还是要计较家庭出身的。我在78年报考北大研究生的同时，还参加了该年的高考，据区教育局的朋友说我是那年四川文科第一名，不过后来变成第二名，第一名是成都川师附中老高三的高贤钧，起初他的分数算错了，少算了几分。他也上的北大。我们是好朋友。我被北大录取研究生费了很大周折。在初试复试后，北大哲学系调取档案，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那么严重，还有“思想反动”挨批判的前科。系里不少人说，北大哲学系不能收这种人。亏得有老师仗义执言。他们说，要是不收他，当初就不要他来考嘛。他参加了初试复试，已经知道自己是考得最好的，怎么能不收呢。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派出两个老师到成都做调查，问我的中学的老师同学，问我的邻居包括居委会主任。好在大家都众口一词说我好话。只有一个高中同学、也是农村插队时的同队知青说了我一句不好的话，说胡平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看法。北大毕竟是首善之区，得风气之先，那两个哲学系老师也早就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看法了，所以没计较这句话。这样我总算被北大录取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全校最后一个发出的。等我赶到最后一天到研究生处自报家门报道，研究生处的老师抬起头看看我，说：“你就是胡平啊”。

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说。霍布斯认为，人类是天生利己的，支配人的行动的根本原则是“自我保存”。在没有建立国家政府之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中，根据“自我保存”的原则，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不惜侵犯他人，这种“每个人照着他自己的愿望用他自己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自由”叫做人的“自然权利”。于是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换言之，“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这种状态势必给大家都带来威胁，弱者会受强者侵凌，强者也难免弱者的偷袭或联合进攻，反而破坏了“自我保存”。一个人人都有武器的社会，不是最安全的社会，而是最不安全的社会。“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最不安全的。为了避免这种恶果，人们决定共同订立一种契约，把“自然权利”交给大家都同意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手中，这就建立了国家权力。建立国家的真实原因就是“自我保存”。国家权力既然是每个人交出自己自然权利的产物，它就具有强制力，人们必须无条件向它服从。人们之间的一切争执，从意见的纷歧到财产上的纠纷，都必须交由国家决断。 关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一群彼此相残的人，走到一起开会，商讨推选一个元首，把自己的一切权利托付于他，由此便产生了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鲁滨逊式的神话。形形色色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历史真实性。 其实，对于霍布斯，“自然状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逻辑的必然性。霍布斯运用这种说法，无非是打算说明，倘若没有一个超然的权力，人们为所欲为、各行其是必然会形成怎样的局面。换句话，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认为那会是一种战争状态，这种强烈地反对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不能说没有正确的一面。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不认为国家起源于契约，而是基于理性自利个体对暴力垄断权的计算，由固定化的匪帮为获取长期稳定的税收和秩序而演变而来。在自然状态下，必然会有些人组织起来，占有较多的暴力工具，形成所谓强盗土匪集团，以便去掠夺和侵犯那些势单力薄的个体和群体。不同的匪帮彼此争斗火拼，大土匪战胜了众多的小土匪，最后形成一个特大的匪帮。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内，向老百姓收保护费（即所谓税收，即掠夺的合法化经常化固定化），并为老百姓提供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就是防止其他人或其他土匪继续掠夺老百姓。 按照奥尔森，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就是独霸的、垄断暴力的大土匪。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定义是：国家是一个在特定领土内成功的申明了对合法物理暴力的垄断权的制度性人类共同体。 关于霍布斯、韦伯和奥尔森的理论，AI可以讲得更详细。 顺便一提，我读研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论述霍布斯的政治学说（1979年）。

吕思勉对王莽的论述很中肯。王小强也写过一本讲王莽的书，很有意思。

我说过N多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主要是肯定各州拥有自己的武装。至于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这一条，并不独特，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承认的。水浒传里有多少好汉，整日舞刀弄棒，祝家庄、曾头市更有上 万军马，他们并不是政府的武装，而是地方豪强的武装。即便在武器管控最严厉的秦代，乞食漂母的韩信还背把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呢。如果允许民间持有武器就有了自 由民主，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就该是自由民主国家了。 为 什么在过去，几乎各国政府都允许民间持有和携带武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通讯手段原始，交通工具简陋，侦缉技术落后，没有对社会全覆盖的保护社会 治安的系统，所以再残暴的政府也不得不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自卫。到了现代，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讯手段、交通工具和武器及其他装备，很多国家都建立起对社会全 覆盖的警察系统。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平民自己用武器自卫的必要性。所以是到了现代，很多国家才对民间持有武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 必 须强调的是，无论古代或现代，允许民间持有和携带武器都只是为了自卫，不是为了抗拒政府。这事一想就明白：如果老百姓拥有武器足以对抗政府，政府还是政府 吗？那不成了无政府了吗？因为在任何时代，政府的武力和民间的武力都不在一个层次上。所谓政府，按定义，就是拥有压倒性的武力。因为政府之所以是政府，就 在于它拥有执行自己意志的强制力，这就要求政府的武力对平民的武力具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平民拥有的武器只是用来防止另外的平民的暴力攻击，不是用来对抗政 府的，也是无力对抗政府的。 再 说一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要点是承认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而不是承认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武器。因为后者是过去几乎所有国家都允许的，前者则不 是。美国的联邦制有些像中国过去的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地方诸侯或藩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属于皇帝，而属于诸侯或藩王。有的诸侯或藩王拥有的武装力量 还很强大，甚至可以和皇帝的军队相抗衡。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藩王之乱，就是地方藩王利用自己的武装反对中央。如西汉的七王之乱（也叫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清代的三藩之乱。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下，有些州的武装力量或许有可能和联邦军队相抗衡（尤其是在建国初期），只是这种武装量依然 属于政府的力量，属于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的力量。至于人民拥有的武力则远远达不到和政府相抗衡的程度。

看清楚，说的是民间持枪率，不是说政府的武装力量。政府的武装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那是另一回事。由于美国在新大陆，外部环境比旧大陆更安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军队比旧大陆国家更少。 美国位于美洲（“新大陆”），东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形成天然屏障。它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紧邻多个实力相当、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邻国。1812年战争后，与英国（加拿大方向）关系基本稳定，墨西哥相对弱小，本土原住民部落虽构成边疆冲突，但并非欧洲式的国家间大战威胁。相比之下，旧大陆（欧洲）长期处于多极竞争中，法国、普鲁士/德国、俄国、奥地利等国彼此毗邻，战争风险高，必须维持大规模常备军。同时，美国政治传统强烈反感大规模常备军（源自独立战争时期对英军的警惕），更依赖民兵、志愿兵和“可扩展军队”模式。和平时期军队保持精干，战时再大幅扩编。 规模对比（和平时期大致数据）根据历史统计（如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等来源）： 1816年：美国约1.6万；英国25.5万；俄国约80万。 1830年：美国约1.1万；法国约25.9万；普鲁士约13万。 1860年（内战前）：美国约2.6万；法国约60.8万；俄国约86万。 1880年：美国约3.6万；法国约54万；德国约43万；俄国约90万。 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陆军规模通常只有欧洲主要大国的1/10甚至更少。即使到19世纪末，美国人口已超过多数欧洲国家，军队仍明显偏小。海军同样相对克制（主要保护贸易和海岸），远不及英国皇家海军的全球霸权规模。 美国成为全球军事超强，是一战、尤其是二战的产物。

胡平：写在中国高考日——2020年7月7日、7月8日（该年高考因疫情推迟），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日子。全国各地总共一千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这一场有 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记得77年、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两场高考，录取率只有5%，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大学生就是金字招牌。现在不一样了。今年的高考，据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报道，录取率将近90%。如今，上大学不是问题，上好大学才是问题。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上全国一流学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满激烈的竞争。 网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门子弟参加高考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在整个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统一的高考竞争中，才有凭自己的能力战胜那些“三有”人员的希望。话说得很夸张，但细细品味，何尝不是实情呢。 不消说，中国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量化、标准化，这也便于阅卷和评判。正是由于标准化，所以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等难以进入，相对是一块净土。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对高考制度情有独钟，一方面是有古代科举制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 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惨痛教训。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一张卷纸定终身”，不能反映真才实学，等等等等；于 是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看起来很好，实行起来却很糟。因为它给形形色色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多的不成比例就是明证。 当今中国，腐败无处不在，高考领域也不例外。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大规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倾斜；而在录取的时候，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考生还要受 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视，他们的考分必须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样好的高校录取。就在这次高考前，媒体又揭露出山东的陈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 顶替上大学的丑闻，舆论为之哗然。照说，这种弊案本不难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为惩罚太轻。在古代，科场作弊是重罪，因为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寒门 子弟的上升机会，关系到公平正义。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议立法，加大打击高考作弊的力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搞冒名顶替这种勾当的都还只是小权贵，大权贵根本用不着搞冒名顶替，一个条子、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中国的反腐败任重道远，一党专政是最大的腐败，我们要做要改的事还多得很。

不少来自大陆的朋友，对美国的持枪权情有独钟：说人人持枪才能不乱，说人民有枪才能有效的阻止政府滥用权力实施暴政——你政府胆敢滥用权力实施暴政，人民就会拿起手中的枪反抗你，推翻你。可是这些朋友没有考虑到的是，在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只有美国才有这么高的持枪率。和美国相比，绝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民间持枪率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一百分之一（请查阅维基百科上的“各国枪支比率列表”）。这些国家就乱了吗？老百姓就大量的被抢劫被殴打被杀害了吗？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没有正常运作了吗？按说，这些朋友也是了解这些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有的还去过这些国家。他们很清楚这些绝大多数民间持枪率远远低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好的保护，民主制度也运行良好，并不比美国逊色。只是在思考持枪权问题时，他们自己把他们明明熟知的情况抛到九霄云外，所以得出很片面的结论。思考政治问题，切忌避免单一视角，要善于从不同视角思考问题。

最高权力的交接是很重要的问题。制度化的最高权力交接方式有两种：一是世袭，一是选举。共产党产生于20世纪，又以激烈的反传统自居，因此不可能公开搞世袭，但同时它又拒绝选举，所以成了大问题。

党内民主推荐这种做法首度试行于2007年十七大前夕，在2012年十八大前夕搞了第二次，但已做重大改变；到2017年十九大前夕便被废除，2022年二十大前夕更是不见踪影。估计未来的二十二大不可能出现。

曾于2015年发表“中国崩溃论” 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获10月19日获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接待。这是中国官方时隔11年再次公开接待沈大伟，被视为双方关系解冻的信号。 沈大伟在2015年发文“中国崩溃论”，不过他在2016年就变调了。有人整理了我在那段时间发的文章，在2017年11月16日发在《无忧资讯》上，题为“江泽民面斥王岐山：党的形象还要不要？”转录如下： 2015年3月，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第二人的乔治 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共崩溃一文，引起很大反响。沈大伟在文中列出了他所认为的反映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五大征兆：大量中国精英把资产和孩子送到国外；习近平上台以来加紧政治压制，清除西方“普世价值观”；中共的教条式宣传已经完全失去影响力；充斥党政军的腐败问题已经侵蚀到整个社会；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而胡平表示，沈大伟提出的这些观点，和许多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观察基本一样，没有太多新意；让沈大伟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反腐行动加剧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高层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为中国政局的变化带来更大的变数，这应该是沈大伟要改变对中国看法的重要原因。沈大伟认为，习近平太鲁莽任性，为巩固个人权力采取大清洗，给整个体制带来巨大风险。沈大伟明确赞扬江、曾的开明路线，称习近平背离了江曾路线，把曾庆红视为改革派领袖，把习近平视为保守派代表，说习的做法促成中共政权的崩溃。沈大伟甚至明确说，”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 胡平表示，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曾庆红一派始终被动，原因之一是他们打不出自己的旗帜，又缺少话语空间。沈大伟文章说出了曾庆红他们想说的话，客观上起到了号召和集合的作用，有利于采取反制行动。胡平曾在文章里写道：我推断，习王的反腐败运动确实遭受阻力，不得不暂时妥协。但正像我以前多次强调的那样，眼下的妥协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打破了原有的 恐怖平衡，对立的各派失去起码的互信，双方的争斗已是你死我活。一场恶斗在所难免。目前的形势恰似“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很难赞同沈大伟，把曾庆红看作渐进政治改革的推手。因为江泽民当了十三年总书记，尤其是在97年邓小平死后便是权倾天下，而曾庆红正是江泽民最为倚重的助手。既然在江时代没有政治改革，我们如何还能相信曾庆红？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习近平一方抱希望。就算你认为，为了打倒权贵集团，习近平首先需要集中权力，因此不可能在现阶段就表现出开明姿态，就去推动自由化推动政治制改革，但至少他没有必要比他的前任在打压民间力量和控制言论等方面做得更凶狠。应该说，目前中共高层这场缠斗，只是黑帮内斗。它的积极意义仅在于，由于双方的彼此攻击乃至自相残杀，进一步暴露出中共统治集团的丑恶。这场恶斗的激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破局，从而释放出健康力量，并进而为历史的转折提供机会。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胡平早在2014年2月就提到反对派会搞清君侧。假如习近平发现对方的力量还很大，因此不得不暂且同意对周永康的问题做软性处理，然后再凭借年龄的优势和在位的优势从长计议，但问题是对方一定不放心，对方一定会趁势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对方可能会提出“清君侧”，削弱中纪委的权力。这样，被官场视为公敌的王岐山很可能首当其冲。胡平在2015年6月份文章里写道：打虎告停，内斗方酣。反对派矛头指向中纪委。中纪委网站连发三篇文章《讲政治 顾大局》、《突出执纪特色》和《创新监督审查方式》。这三篇文章首发于中纪委网站，其内容却是向纪委开炮，而且首先是向中纪委开炮。文章批评个别纪委干部在工作中违反程序，搞“先斩后奏”，搞“倒逼”；严厉警告纪检机关不得成为“独立王国”；纪委不能做党的“公检法”，要回归执纪主业，不要一味追求“办大案”，多抓几个“老虎”，等等等等。这不是在批中纪委、批王岐山又是在批谁呢？文章甚至直接向反腐运动发难。《突出执纪特色》一文竟然写出这样一段话：“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好一个“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按照这种说法，习王发动的这场反腐运动，说是保党救党，但同时也是害党乱党，而且后一种作用还超过前一种作用－－这差不多等于说反腐就是反党了。去年网上曾传出一条小道消息，说江泽民当面训斥王岐山：“搞什么名堂？党的形象还要不要？是不是要把我们几届中央的矛盾让全世界知道？”这消息有可能是真的。江泽民完全可能这样责问王岐山，而面对这样的责问，王岐山还真不好回应。本来，习王发动反腐败，打虎拍蝇，看上去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稳占道义制高点。对立派当然有他们的理由。民间早有说法，曰“反腐败亡党”。这也是习王的对立派反对反腐败的理由。只是这理由拿不上台面，于是显得很被动。现在，他们公然把这条理由拿上台面了，可见是逼急了，是绝地反攻。“反腐败是把双刃剑”，“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反腐还反得下去吗？ 不过在胡平看来，这场打大老虎的运动并不会真的停下来。习近平、王岐山目前暂停，只是缓兵之计。因为习 王拥有年龄的优势和在位的优势，可以从长计议。问题是习王的对手不会愚蠢得连这一点都看不到，他们一定不放心，他们的子女和亲信部下更不放心，所以他们一 定会趁势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他们很可能会提出“清君侧”，削弱中纪委的权力，这样，已经成为“官场公敌”的王岐山就可能受到其冲。而习近平、王岐山 也不会愚蠢得连这一点都看不到。所以我估计，更激烈的内斗不可避免，而且很可能为时不远。但是反习王派未能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一年后他们就在这场较量中败了下来。沈大伟在2016年3月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调子大变。沈大伟说：反腐败，我表达的很清楚，反腐很好，我非常支持，做的很正确，也很受大众欢迎。我给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斗争点赞。腐败是侵蚀党、政府、经济和社会的癌 症，必须解决它，否则它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灭亡。但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反腐败过程中会出现新问题，如很多干部都很害怕，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作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它也产生了党员之间的不信任，还有就是经济下行的问题。 但的确有很多人觉得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我也承认，中国改革需要现在这样很强势的领导人。 再接下来，就是今年的郭文贵爆料，矛头直指王岐山。胡平当时就指出，这是清君侧战术。这是反习王派的最后机会。其后，胡平认为，现在这场清君侧，为时已晚，不可能成功。十九大及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同时也指出，上层权力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链接：https://t.co/oPtqqGBuHt

沈大伟在2015年发文“中国崩溃论”，不过他在2016年就变调了。有人整理了我在那段时间发的文章，在2017年11月16日发在《无忧资讯》上，题为“江泽民面斥王岐山：党的形象还要不要？”转录如下： 2015年3月，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第二人的乔治 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共崩溃一文，引起很大反响。沈大伟在文中列出了他所认为的反映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五大征兆：大量中国精英把资产和孩子送到国外；习近平上台以来加紧政治压制，清除西方“普世价值观”；中共的教条式宣传已经完全失去影响力；充斥党政军的腐败问题已经侵蚀到整个社会；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而胡平表示，沈大伟提出的这些观点，和许多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观察基本一样，没有太多新意；让沈大伟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反腐行动加剧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高层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为中国政局的变化带来更大的变数，这应该是沈大伟要改变对中国看法的重要原因。沈大伟认为，习近平太鲁莽任性，为巩固个人权力采取大清洗，给整个体制带来巨大风险。沈大伟明确赞扬江、曾的开明路线，称习近平背离了江曾路线，把曾庆红视为改革派领袖，把习近平视为保守派代表，说习的做法促成中共政权的崩溃。沈大伟甚至明确说，”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 胡平表示，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曾庆红一派始终被动，原因之一是他们打不出自己的旗帜，又缺少话语空间。沈大伟文章说出了曾庆红他们想说的话，客观上起到了号召和集合的作用，有利于采取反制行动。胡平曾在文章里写道：我推断，习王的反腐败运动确实遭受阻力，不得不暂时妥协。但正像我以前多次强调的那样，眼下的妥协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打破了原有的 恐怖平衡，对立的各派失去起码的互信，双方的争斗已是你死我活。一场恶斗在所难免。目前的形势恰似“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很难赞同沈大伟，把曾庆红看作渐进政治改革的推手。因为江泽民当了十三年总书记，尤其是在97年邓小平死后便是权倾天下，而曾庆红正是江泽民最为倚重的助手。既然在江时代没有政治改革，我们如何还能相信曾庆红？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习近平一方抱希望。就算你认为，为了打倒权贵集团，习近平首先需要集中权力，因此不可能在现阶段就表现出开明姿态，就去推动自由化推动政治制改革，但至少他没有必要比他的前任在打压民间力量和控制言论等方面做得更凶狠。应该说，目前中共高层这场缠斗，只是黑帮内斗。它的积极意义仅在于，由于双方的彼此攻击乃至自相残杀，进一步暴露出中共统治集团的丑恶。这场恶斗的激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破局，从而释放出健康力量，并进而为历史的转折提供机会。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胡平早在2014年2月就提到反对派会搞清君侧。假如习近平发现对方的力量还很大，因此不得不暂且同意对周永康的问题做软性处理，然后再凭借年龄的优势和在位的优势从长计议，但问题是对方一定不放心，对方一定会趁势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对方可能会提出“清君侧”，削弱中纪委的权力。这样，被官场视为公敌的王岐山很可能首当其冲。胡平在2015年6月份文章里写道：打虎告停，内斗方酣。反对派矛头指向中纪委。中纪委网站连发三篇文章《讲政治 顾大局》、《突出执纪特色》和《创新监督审查方式》。这三篇文章首发于中纪委网站，其内容却是向纪委开炮，而且首先是向中纪委开炮。文章批评个别纪委干部在工作中违反程序，搞“先斩后奏”，搞“倒逼”；严厉警告纪检机关不得成为“独立王国”；纪委不能做党的“公检法”，要回归执纪主业，不要一味追求“办大案”，多抓几个“老虎”，等等等等。这不是在批中纪委、批王岐山又是在批谁呢？文章甚至直接向反腐运动发难。《突出执纪特色》一文竟然写出这样一段话：“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好一个“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按照这种说法，习王发动的这场反腐运动，说是保党救党，但同时也是害党乱党，而且后一种作用还超过前一种作用－－这差不多等于说反腐就是反党了。去年网上曾传出一条小道消息，说江泽民当面训斥王岐山：“搞什么名堂？党的形象还要不要？是不是要把我们几届中央的矛盾让全世界知道？”这消息有可能是真的。江泽民完全可能这样责问王岐山，而面对这样的责问，王岐山还真不好回应。本来，习王发动反腐败，打虎拍蝇，看上去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稳占道义制高点。对立派当然有他们的理由。民间早有说法，曰“反腐败亡党”。这也是习王的对立派反对反腐败的理由。只是这理由拿不上台面，于是显得很被动。现在，他们公然把这条理由拿上台面了，可见是逼急了，是绝地反攻。“反腐败是把双刃剑”，“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反腐还反得下去吗？ 不过在胡平看来，这场打大老虎的运动并不会真的停下来。习近平、王岐山目前暂停，只是缓兵之计。因为习 王拥有年龄的优势和在位的优势，可以从长计议。问题是习王的对手不会愚蠢得连这一点都看不到，他们一定不放心，他们的子女和亲信部下更不放心，所以他们一 定会趁势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他们很可能会提出“清君侧”，削弱中纪委的权力，这样，已经成为“官场公敌”的王岐山就可能受到其冲。而习近平、王岐山 也不会愚蠢得连这一点都看不到。所以我估计，更激烈的内斗不可避免，而且很可能为时不远。但是反习王派未能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一年后他们就在这场较量中败了下来。沈大伟在2016年3月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调子大变。沈大伟说：反腐败，我表达的很清楚，反腐很好，我非常支持，做的很正确，也很受大众欢迎。我给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斗争点赞。腐败是侵蚀党、政府、经济和社会的癌 症，必须解决它，否则它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灭亡。但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反腐败过程中会出现新问题，如很多干部都很害怕，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作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它也产生了党员之间的不信任，还有就是经济下行的问题。 但的确有很多人觉得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我也承认，中国改革需要现在这样很强势的领导人。 再接下来，就是今年的郭文贵爆料，矛头直指王岐山。胡平当时就指出，这是清君侧战术。这是反习王派的最后机会。其后，胡平认为，现在这场清君侧，为时已晚，不可能成功。十九大及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同时也指出，上层权力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链接：https://t.co/oPtqqGBuHt

制度论还是成立的。比较中国和印度，要拿毛时代的中国和印度比，那才是两种制度的比较。现在的中国早就不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了。仅就经济制度而言，中印之间早已不是两种制度之比了。现在中印在政治制度上是有根本差异。至于说民主的印度为何在经济上比不过专制的中国，那是另一个问题。这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但超过印度，也超过欧盟，超过美国。对于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胡平：回首来时路——《宪政的萌芽：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序言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我们曾经参加过的那场竞选运动，距今已经31年了。 物理世界，近大远小；历史事件，却常常是近小远大。很多开拓性的工作，起初看上去都并不那么耀眼。 1980年北京高校的竞选运动，发生在小小校园，选的是区区区代表，但它却是49年后宪政在中国的再度萌芽，是共产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的一大创举。 在31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也不仅仅是为了让后来者了解那段被遮蔽的历史；而且也是为了从中吸取教益。应该说，当年那场竞选运动所蕴含的意义，到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 现在，国人谈论自由主义，谈论民主宪政的越来越多。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固然都是好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出自西方，中国能移植吗？它们能在中国生根吗？ 看看1980年北京高校的竞选运动吧。就以竞选本身而论，在当时，不要说同学们谁也没有参加过，而且连看都没谁看见过；不要说没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过，甚至也没在电影电视上看见过。可是说搞也就搞起来了，而且搞得像模像样，五光十色。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同学对竞选这种形式高度认同，几乎没有人公然表示反对。 作为参选者，我们都刚刚从极端封闭的毛时代走出来，没人接受过西式教育，也没人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没人留过学，也都没出过国。当时，大学教材的内容也还很陈腐。我们的精神成长背景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那些人大不一样。他们的自由民主理念都是向西方学来的，而我们的自由民主理念却主要是从自身经验中悟出来的。不消说，西方有关自由民主的思想著述，包括修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前几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都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些思想资料都是东鳞西爪，残缺不全。它们像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靠听觉，多一半靠自己的想象，勉力将之敷衍成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和宪政理念。 在80年竞选运动中，恰恰是我们这些人的理念，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不少同学在竞选前还满脑子官方教条，可是短短的一场竞选就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正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当我们把我们从经验中领悟出来的道理，借助于我们共同的经验讲出来，那就很容易被拥有共同经验的他们迅速的领悟和接受。 我在竞选运动中发表的《论言论自由》一文里讲过，新兴国家之所以每每有宪法而无宪政，“原因之一是：新兴国家一般都没有经历过那种相应的发现经验的过程”。毛的暴政——特别是文革——以及在暴政下的受难、思考与反叛，则使我们经历了那种发现经验的过程。连邓小平也说，像文革这种事，在英美就不会发生。 现在，很多人在谈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思想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总是归因于中共的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再一次传入大陆。这种解释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情的。 正因为后来很多人没有看到那一次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思潮的内生性和自发性，所以他们提出了不少聪明的假问题。例如和传统对接的问题。在一些新进的自由主义者宪政主义者看来，既然自由主义民主宪政都是西方的产物，要让它们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出连接点；于是，他们就找到儒家，找到孔孟，有的则找到道家的老庄。 可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处的中国，早就不是传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就受到强烈的冲击；1949年后更是遭到空前的摧残。在打倒了旧传统的同时，共产党又建立起了一套新的传统。在思想领域，马列毛思想被当作指导思想。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统统被打入另册。我敢说，就连现在这些新儒家新道家或儒家自由主义者道家自由主义者们自己，早先也没有接触过多少儒家经典或道家经典，他们更耳熟能详的一定也是马列著作和毛选。在那时，他们莫说《论语》，恐怕就连《三字经》也背不出多少段，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定是毛语录。他们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代中国（大陆），如果我们要从传统中找出与自由主义的连接点，如果要改制就要托古，那么，我们首先地、主要地是要从马列毛这套新传统那里去找，而不是从孔孟老庄旧传统那里找。从老祖宗那里找资源，就是去找马克思，原版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而不是孔夫子。 事实上，就连被称为当代大儒的蒋庆，第一篇讲政治思想的文章正是“回到马克思”（1979年）。蒋庆系统地接触儒家和新儒家思想也是几年后的事情。人的思想可以有变化，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从何处而来的。如果连自己的来路都说不清，怎么能指望你说得清去路？ 有种针对8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很可笑——一方面批评他们脱离传统拒绝传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还摆不脱马克思那套东西。但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那套东西不就是传统吗？ 仔细阅读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不少竞选者已经超越了马克思这一新传统，有的也已经在发掘被埋没的旧传统并从中吸取养分。我们当时所作的，正是所谓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点也不神秘，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不但我们自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整个共产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1989年席卷整个共产阵营的民主运动浪潮就是这么产生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不是靠中产阶级，也不是靠大量地引进西方思想，而是从自身的经验中领悟出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道理。 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中国未能如苏东一般实现制度转型。六四之后持续高压，包括1980年竞选在内的种种大事都成了敏感词。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但论者不能不有所回避，于是很多人就开始了遗忘，遗忘了历史的人偏偏又要大谈历史，于是历史便失去真相。过去沦为现在的牺牲品。来路既然被误读误写，去路也就变得格外暧昧。我们可以把乔治?奥维尔那句话颠倒一下顺序：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现真实的历史，让“过去”摆脱“现在”的控制。陈子明编著的这本《宪政的萌芽：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宪政的萌芽：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一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陈子明的长篇导论。没有人比陈子明更适合写这篇导论。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陈子明既是整个运动的推手，也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选出的代表，又是海淀区人大会议上学生代表群的实际召集人。第二部分是若干当事人写的回忆与思考。第三部分是当年竞选运动的文献。 关于文献，有必要多说两句。收入本书的竞选运动文献，有一部分来自《开拓》。我们知道，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民间运动几乎都没有完整历史记录，大部分文章和讲话都随风而逝。1980年竞选却是个难得的例外。 早在1980年北京大学选举活动展开时，历史系的一批学生就敏锐地意识到，眼下发生的一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历史的一页》，和哲学系的《竞选动态》、中文系的《竞选短波》，以及法律系的《观察》等一道，在竞选运动中扮演了中立媒体的角色。另外，该小组的负责人黄河同学还成立了跨系的“北京大学民主选举资料汇集研究小组”（后改称“北京大学竞选资料编委会”），把竞选宣言、演讲答辩、文章资料、选民递条、珍闻趣闻和照片录音收集汇总，并派出同学到其他高校，了解该校的竞选情况，写出报道。竞选结束后，他们迅速地把这些材料整理编辑，汇集成一部20万字的书稿，取名《开拓——北京等高校竞选运动资料选》，悄悄地交给附近一家印刷社。然而，当他们把装订成册的500本《开拓》取回来正要分发时，被有关方面得知，下令全部上缴。结果，同学老师一本也没得到，只有北大校党委成员每人分到一本。1988年我在纽约，一位北大校友交给我一本《开拓》，他说是从北大校党委某位副书记那里得到的。其后，我托人把书稿送到香港联系出版。1990年1月，香港的田园书屋将此书出版。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出版社方面不了解此书成书经过，封面上没注明“北京大学竞选资料编委会”。《开拓》一书印量有限，早已脱销。现在趁着陈子明编著的这本书出版，其中收录了《开拓》里的很多宝贵资料，我谨向“北京大学竞选资料编委会”的同学致谢。 2011年12月11日于纽约

当东欧国家、苏联、蒙古转型时，尤其是蒙古，有多少人读过伯林、哈耶克、萨托利、达尔？

胡平：《论言论自由》，链接：https://t.co/NOpeSP6pDS 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链接：https://t.co/Nwfscp76xL

你以为我们那时候连这个都不懂。要多无知又多狂妄才说得出这种话。

今天是重阳节。敬录万润南诗“重阳”： 九九又重阳，年年在异乡。潇潇落木下，幽幽菊花香。 幽幽菊花香，徐徐秋风凉。迢迢星河暗，茫茫云海长。 茫茫云海长，淡淡醇酒香。杯杯是相思，滴滴心头淌。 滴滴心头淌，悠悠丝竹扬。句句是乡音，声声催愁肠。 声声催愁肠，朗朗伴月光。静静照无眠，默默思故乡。 默默思故乡，郁郁叹沧桑。匆匆年华去，九九又重阳。

我说的是“有些”。这里尤其是指有自己的军队。

古曲“木兰辞” 白宗魏制谱 紫薇演唱 https://t.co/9jmhHEe06T 就是这一首，我从小就会唱，但有些地方和这里唱的不大一样。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唱的那个更好，更顺口。我们小时候会唱的古曲还有岳飞的“满江红”（这首现在很多人也会唱。链接：https://t.co/IEX6EPLazJ）和“苏武牧羊”（https://t.co/M8lrRG4J6Y）。

二位都误解了问题。这派人不是主张一律禁枪，他们是主张严格控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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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写的是：“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于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不 难看出，允许各州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一条才是第二修正案的要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立法背景是，当时美国人民担心联邦军队可能对于各州安全带来威胁， 故坚持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武装，以维护各州的自主与安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承认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武装组织，可以用来防范联邦军队的侵犯。 美 国是联邦制，各州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两百多年前，北美十三州合众为一，不少州对于新建立的联邦政府戒心很重，唯恐联邦政府用它的武装力量侵犯本州的自主 权，所以执意要保留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力量。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由来。 美国的联邦制有些像中国过去的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地方诸侯或藩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属于皇帝，而属于诸侯或藩王。有的诸侯或藩王拥有的武装力量 还很强大，甚至可以和皇帝的军队相抗衡。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地方诸侯或藩王用自己的军队和中央政府开战的事例。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乱。

那些把美国宪法承认人民拥有武器看得特别了不起的人有一个重大的误区。他们不知道，其实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人民拥有武器的。水浒传里有多少好汉，整日舞刀弄棒，祝家庄、曾头市更有上 万军马，他们并不是政府的武装，而是民间地方豪强的武装。即便在武器管控最严厉的秦代，乞食漂母的韩信还背把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呢。古代文人写的诗，最常见的两个物件就是酒和剑，可见古人佩剑是常态。 为什么在过去，几乎各国政府都允许民间持有和携带武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通讯手段原始，交通工具简陋，侦缉技术落后，没有对社会全覆盖的保护社会治安的系统，所以再残暴的政府也不得不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自卫。到了现代，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讯手段、交通工具和武器及其他装备，很多国家都建立起对社会全覆盖的警察系统。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平民自己用武器自卫的必要性。所以是到了现代，很多国家才对民间持有武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而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不再自备武器。 请那些把拥有武器看得非常了不起看成美国特色的人扪心自问：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居家、上班、逛街或出差、旅游，坏人之所以没对你抢劫、施暴，他们是怕你有枪呢，还害怕警察？

比较流行的歌只有《木兰辞》：唧唧复唧唧。。。

胡平：习近平在害怕什么？——《爆点周刊》独家曝光，在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相关单位下发了《关于做好二十届五中全会期间维护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提出18项维稳安保措施。由于这是中央层级的机密文件，外界自然无法从中共官媒处求证。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共当局的公开作为和官媒公开发表的信息，以及外界能够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加以对照，合理地推论出这套维稳安保措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 正好《纽约时报》于10月1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草木皆兵’：一个更富裕强大的中国在害怕什么”。文章写道，如今中国安全机器可以说是极度的疑神疑鬼，借助于微信及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手段，它具备了对几乎所有人实施全天候监控的能力。作者说：“习近平的身影无处不在。。。。。。然而，在我停留中国期间私下接触的数百名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念出他的名字。甚至连外国人也往往避开提及，当想指代中国国家主席时，他们只是用手指指天花板。”如今的天安门广场不再是像莫斯科红场或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那样令人放松的去处，而变成了一个仅限预约的死寂之地。所有访客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作者不禁发出疑问：一个更富裕强大的中国在害怕什么？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标题不好。问题并不是中国在害怕什么，而是习近平在害怕什么。 眼下还有一个例子。9月30日，中共当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习近平及政治局委员系数出席，大约800名中外人士参加了盛会。仔细观察央视播出的画面，我们发现了满场的黑衣人。这些身穿黑西装、留小平头的年轻男子（据说隶属中央警卫局）散落在各宴会桌之间或会场四周。他们不看主席台，而是全程保持固定坐姿，面朝宾客区域，紧盯现场的官员和代表。按说这些与会者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自己人，进入大厅前又通过了严密的安检，但最高当局还是一万个不放心。在这样的场合下居然都采取这样恐怖的维稳安保措施，比那份机密通知提出的18项措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早就听说当局有规定，副部长以上官员，三人以上聚会必须向上报告，否则将受到惩罚。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员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文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严守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以上种种表明，在习近平眼里，莫说老百姓，莫说知识分子，就连党内，就连高级官员，甚至连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统统都是潜在的敌对势力。习近平不指望别人爱戴他，他只要别人都惧怕他。这是最典型也最极端的独裁者心理。一个把众人都视为敌对势力的统治者，正好证明了自己是众人的敌对势力。一个独裁者走到了这一步，那固然标志着其权力达到顶点，但同时也是达到终点，也是达到末路。 @baodiantimes

秦朝有法，禁止三人以上聚会。这里的三人也是指官员。

沈志华前半生确实很倒霉。说来他还是出身红色家庭呢，父亲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他在读研期间和我结识，我那时因参加竞选，毕业后上面迟迟不给我分配工作。沈志华热心相助，介绍我给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头头。他们的头头和我面谈，对我印象很好，但不给我分工作是上面的意思，他们想要我也要不成。等后来我好歹分到工作了，他却又因为一个莫须有的出卖情报罪抓进监狱了。。。

你和不少人一样，误解了我们争论的问题。你以为争论的双方是一方主张人民有权持有武器，而另一方反对人民持有武器。请再看看我的文章。

“人民”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你的推论都是建立在人民是一个整体的基础之上，所以不成立。 没有一个叫“人民”的人民。人民永远是意见纷纭的，永远是分裂的。例如现在政府出动暴力机构抓捕关押所谓非法移民，一些人民认为政府就是在施行暴政，因此认为他们有权拿起武器迎头痛击推翻暴政，而另一些人民则支持政府的做法，认为你们是武装叛乱，必须铁血镇压。当你说如果政府施行暴政，人民有权拿起武器反抗。在这里你已经假定人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必定是高度一致的。其实从来不是如此。 人民从来不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叫“人民”的人民。把这点想清楚了，一切就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的问题在“为什么”。这里的“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先弄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回答。（第二，存在之谜：为什么世界上有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 这是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宇宙为什么存在？物质为什么存在？时间和空间又为什么存在？）

胡平：血要热 头脑要冷 骨头要硬——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 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 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 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 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 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 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 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2014年 首发RFA。

一年前的10月13日，万润南离世。重贴旧文，谨表怀念。胡平：流亡者之歌——一篇迟到的诗评：读万润南《万歌诗词》（一）2024年10月，法国巴黎F360出版社推出精装本万润南先生的《万歌诗词——诗海余韵》。正文前有作家苏炜写的序，正文后有林海写的读后感和赵无痕写的跋。全书收录了万润南写的126首诗词，每一首都配以彩色图片。 老万出诗集，不少人一定感到惊讶，原来老万还是诗人啊！看老万早年的履历，上的是清华大学，学的是土木建筑，文革后成了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然后创建了信息科技企业四通公司。这分明是一位优秀的理工男。殊不知老万还是诗人，还是文学青年。老万年轻时就写诗，这倒不稀罕，谁在年轻时不写诗呢？我曾经说过：诗人，就是过了四十岁还写诗的人。因为一般有文化、爱文学的人，大概在年轻时都写过点诗。我们说老万是诗人，是因为老万过了四十岁还写诗，而且是越到晚年，诗写得越多。在清华校友的一个微信群里，老万曾经每天在群里发一篇诗词，一连发了313 天。 老万这部诗词集，主要是古体诗，只有几首白话诗。 126首诗，除了一首写于1969年，一首写于1973年外，其余124首都是写于2000年之后，也就是写于流亡海外期间，写于离开海外民运一线之后。所以我把老万的诗称作流亡者之歌。老万的诗道出了流亡者的心声。 （二） 首先，让我们来读这首写于2009年10月23日的诗《重阳》： 九九又重阳，年年在异乡。潇潇落木下，幽幽菊花香。 幽幽菊花香，徐徐秋风凉。迢迢星河暗，茫茫云海长。 茫茫云海长，淡淡醇酒香。杯杯是相思，滴滴心头淌。 滴滴心头淌，悠悠丝竹扬。句句是乡音，声声催愁肠。 声声催愁肠，朗朗伴月光。静静照无眠，默默思故乡。 默默思故乡，郁郁叹沧桑。匆匆年华去，九九又重阳。 《重阳》这种诗体叫联珠诗，也叫回环联珠诗。联珠诗是一种古典诗词形式，通常由几首短诗组成，每首诗的最后一句就是下一首的第一句，全诗的最后一句就是全诗的第一句。从而营造出前后连接、首尾呼应、循环往覆的意境。全诗用了十八个叠词，不重覆，不牵强。值得反覆吟诵与回味。 《重阳》一诗，写的是乡愁。流亡的痛苦，首先是乡愁，但又绝不仅仅是乡愁。移民、难民，甚至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也都是有乡愁的。流亡者的乡愁，要比移民、难民或流浪者更深刻、更复杂，更矛盾。 要对流亡者和移民、难民或流浪者加以明确区分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在身份上而是在心态上。 流亡者不是移民，因为他始终把寄居他国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暂时状态。 流亡者不是流浪者，因为他不是没有家或者不要家，而是一心一意想着家但有家不能回。 就连那些自我放逐者也是如此。自我放逐者虽然不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是自己选择了不回去；但他是基于某种原则而拒绝回家，而不是把拒绝回家当作原则。 流亡者是难民，但不是单纯的难民。单纯的难民只是为了躲避对自己的迫害，一旦进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在于他们总是执着地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不论是在政治的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方面，并且还热切地希望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虽然因为躲避迫害而离开祖国，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自己生命的意义在祖国；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免于迫害，但从此也就将他的灵魂撕裂成了两半。 老万有好多首诗写到乡愁。例如这首《故州》： 天涯梦故州，渔火映江流。暮鼓惊游子，晨钟解别愁。 孤云辞野鹤，夜雨送归舟。不见家乡水，青山也白头。 还有这首《秋林》： 层林尽染朗朗秋，澄天碧水静静流。 流到心头深深处，化作思乡淡淡愁。 （三） 也许有人会说老万，何必对故国如此执着？大丈夫四海为家。 「此心安处是吾乡」——看人家苏东坡多旷达多洒脱。 其实，老万也是很旷达很洒脱的。在《天涯》这首诗中，老万写道： 曾经， 振翅天涯。 飞过驿路风沙， 穿越蹉跎岁月， 如歌年华。 而今， 流落天涯。 种菜养花， 读书码字， 看尽西山红霞。 人生， 就是纵横天涯。 旭阳时一团火， 晚晴时一杯茶。 好一句「晚晴时一杯茶」，写出了在激扬奋斗之后归隐田园的恬然淡定。我发现老万很爱写到茶。中国人——尤其是古人——写诗，常常提到酒；有道是「诗酒不分家」，乃至于「无酒不成诗」。老万写诗也提到酒，但不多。老万的诗倒是常常提到茶。除了「旭阳时一团火，晚晴时一杯茶」这句外，还有「清茶品素心，飞盏醉流云」，「看尽西山染彩霞，余生再品一杯茶」，还有「乌龙一盏粽飘香，浊酒千杯祭楚湘」，还有「浮生荣辱，何必当真？尽一杯茶，一支曲，一帆云」。 「酒」代表热烈激昂，「茶」代表宁静淡泊。老万用茶这个意象，表达了自己晚年的心态心境。老万在《七七自寿》里写道： 看尽西山染彩霞，余生再品一杯茶。 曾经六月飞霜雪，踏遍千秋驿路沙。 梦绕乡亲思静夜，魂牵故土忆京华。 神闲气定评天下，快意随心述万家。 老万还有一首词，写他含饴弄孙。调寄《清平乐》： 蒙头一觉， 睡到天初晓。 身老含饴心变少， 玩起鹰抓小鸟。 孙子孙女俱佳， 欢声笑语无涯。 独享天伦之乐， 神仙也妒吾家。 除了浓郁的乡愁之外，老万也有这份随遇而安。但若是一味的随遇而安，老万就不是流亡者了，老万就不是老万了。流亡者和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心态上，因此，你只要调整心态，你就可以从流亡者转变为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事实上也确有不少流亡者变成了移民、难民或流浪者（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流亡者把自己变成移民、难民或流浪者，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自己的流亡身份和立场，也就是说，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他过去追求的事业，不再把祖国放在心上，那岂不是有背于初衷，自己否定了自己？ （四） 老万毕竟是老万。老万放不下天安门广场死去的英魂，放不下向暴政抗争的先烈，放不下未竟的自由民主事业。在六四30周年，老万写了一首七律《致丁母》： 当年六四国殇时，母失麟儿瑟断丝。 举国悲咽人洒泪，屠城得意血沾旗。 凄凄岁月君思子，寂寂天涯我祭诗。 可叹星移三十载，何由斗转换云迟。 这首七绝，题为《祭赵公》： 犹记当年血雨腥，赵公辞命不屠城。 人心自有丰碑在，留取真情照永恒。 老万还写过一首纪念林昭的诗： 超凡一女英，傲骨铁铮铮。墨菊凌霜绽，司晨泣血鸣。 风狂沧海怒，雨骤九州惊。廊庙无忠义，江湖有直声。 在《夜长思》这首诗里，老万表达了经历过「去国怀乡」的「坎坷人生」之后，依然故我，「丹忱不改本初时」： 问心无愧夜长思，坎坷人生半入诗。 虎跃龙腾曾叱咤，风轻云淡等闲之。 两行秋雁声留疾，一枕清霜自笑痴。 去国怀乡未有尽，丹忱不改本初时。 流亡者最大的哀痛，莫过于在年迈的父母临终之际，不能回去见上一面。一首《白发吟》表达了母子思念之情： 声悄悄，语叨叨，白发老母心焦焦。盼儿归早早。 天高高，路迢迢，思念家乡月皎皎。归程仍渺渺。 老万自六四流亡海外以来，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尤其是胡锦涛上台后，很多人都想，凭着老万和胡锦涛非同一般的关系，大概是可以回去的吧。老万和胡锦涛是清华校友，胡锦涛比老万高几届。由于他俩同在清华文艺社团，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文革中老万两次外出串联，其中一次是同胡锦涛，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那时候，老万20岁，胡锦涛24岁。老万和胡锦涛关系好到这般地步，如今胡锦涛成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难道不能对老万网开一面吗？ 但是老万终究还是没能回去。因为要回去总得向当局表个态，说几句软话。老万做不到。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 《万歌诗词》有写人物的：如王国维、朱自清、梁启超、陈寅恪和阿炳等，有写事情的：如川女抗强拆、穷孩子上学、春旱送琼浆等；有写物的：如春芽秋浦、含羞草美人蕉等；有写景的：如黄山张家界、浙江潮月牙泉等；有写时令的：如元旦立春、小满中秋等——几乎全是中国的，都是在流亡西方写的。老万的中国心跃然纸上。 最道出流亡者心声的，莫过于老万这首写于2009年的《凤凰台上忆吹箫》： 浊酒千杯，关河万里，今宵又是中秋。 望月明星淡，满目乡愁。 多少离怀别苦，都翻作，箫笛悠悠。 霜晨里，柔情似水，似水长流。 何求？流亡廿载，任浪打风吹，一叶扁舟。 叹剑光刀影，不忍回眸。 唯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忧。 星空下，痴心梦断，梦断神州。 （五） 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的联想，那时候只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有人说老万是八十年代的马云，用来说明当年老万的事业做得大，个人拥有的财富想来也很可观。六四后老万流亡海外，不再是四通的老总，经商投资又遭遇挫折，个人的经济状况今非昔比。对此，有人嘲笑，有人惋惜。老万自己怎么看？他写了一首《好汉歌》： 我唱四通好汉歌，啸吟商海聚才多。 当初仗义呼天下，晚岁飘零渡劫波。 乐守清贫闲气定，无求富贵寸心挪。 胸中自有安邦策，敢笑王孙乱过河。 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力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力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凯旋在子夜。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遗憾。在六四24年后，老万写下一首《八声甘州 忆当年》： 忆当年、一介布衣忧，风雨满神州。 有莘莘学子，为民请命，万众心揪。 料广场生死地，岂可久淹留。 劝适时知退，子夜兵收。 虽说橡皮章软，国难当头际，大局应筹。 乃呼号奔走，竭力代公谋。 到头来、血流街巷，忍悲情、亡命海天欧。 如今倦鸟归林后，欲说还休。 在2009年六四20周年前夕，老万接受采访，回忆当年，仍感遗憾。老万说：在八九民运期间，保守派处心积虑激化矛盾，但赵紫阳等改革派努力促使局势向有利于学生和改革派的方向转变，可惜没得到学生的理解和配合。老万说，我们今天总结教训，一定要懂得有限目标，要妥协，巩固阶段性成果。如果当时在4•26社论到5•19戒严之间，整个事件和平落幕了，阶段性成果非常丰硕。另一个惨重教训是：5月18日赵紫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们停止绝食，仍然得不到学生的响应，最终，整个89民运以六四屠杀而告终。老万说，「如果我们当时处理得好，中国的局面就会完全不一样。」真是千古遗憾，欲说还休。 在今年纪念六四36周年的研讨会上，老万提交了一篇论文《从博弈论的视角看1989》，分析了1989年「六四」事件的决策与互动，总结其结构性失败的教训。这也是老万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老万写道： 我们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怨恨，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世界运行的逻辑，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的博弈。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学会不把彼此逼入死角，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学会克制、学会妥协、设台阶、建机制，那三十六年前那些人的牺牲，就不仅是痛苦的终点，也会成为更理性社会的起点。愿这份纪念，不只是回望，更是一种前行。 老万多次讲过：「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是老万的自我写照，也是他对我们的勉励。 （六） 读老万的诗词，你能强烈地感觉到他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未来永远怀抱希望。例如这首七律《有所思》： 此生奔七覆何求，义胆忠魂写九秋。 几度清流澄浊世，一双冷眼看封侯。 谁言霸主能扛鼎，我信民心可覆舟。 六月飞霜昭雪日，旗袍美酒会同俦。 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中国的民主大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坚持一种确定的态度并为之不断奋斗。 （七） 今年10月29日，是老万79岁生日。按照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习俗，我本来打算约上几个朋友，在这一天给老万庆贺八十大寿。好话要趁早说，要趁他活着的时候、头脑还清楚的时候说，让他听得见我们的话。但很快就得知老万犯病，昏迷不醒，送进急救室。三年前老万就犯过一次病。事后他写了一首诗五律《病中吟》： 老身逢恶煞，心梗遇新冠。 气定多禅静，神闲不问丹。 魔来何迅疾，病去却颟跚。 暂别阎罗后，诗吟一笑宽。 那一次，老万逃过一劫。这一次奇迹没有再现。我这篇给老万的诗评写晚了。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万润南先生的敬意与怀念。 2025年10月14日 转自《欧洲之声》：https://t.co/L2I2oIPcd9 首发《自由钟》双月刊，2025年11月号，第8期。略有增补。链接：https://t.co/w8fTfhSpYv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本来就是这个意思。笛卡尔要找的是一个绝对不可怀疑的第一原理，一个无论怎样怀疑都无法推翻的立足点。于是他采用“怀疑一切”的方法：感官经验可能是假的，数学和逻辑也可能被一个“恶魔”欺骗，等等等等。在把一切都怀疑掉之后，只剩下一个东西无法被怀疑——那就是“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本身。 因为：如果我在怀疑，那么怀疑这个活动正在发生； 怀疑是一种思考； 思考正在发生，就必然有一个正在进行思考的主体； 于是就有了这句话：我思故我在。 因为“我在思考”这一点是无法被否定的，否则就会陷入自相矛盾（否认思考的同时也在思考）。所以，笛卡尔得出的不是一个需要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推论，而是一种更直接的自我呈现：在“我正在怀疑/思考”这个活动发生的同时，思考者的存在就已经被确认了。拉丁文原句是 cogito, ergo sum，更准确地说是“我正在思考，所以我存在”（而非单纯的“我思故我在”那种静态表述）。这里的“我”首先是作为思维的实体（res cogitans）被把握到的，而不是作为有身体、有感觉的人。

这篇文章很好。不过标题不大准确，不是中国在害怕什么，是习近平在害怕什么。补充两点：1、有规定，副部长以上官员，三人以上聚会要报告。2、中央办公厅有针对退休官员的文件，明文规定，不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冯喆被贬到四川的峨眉电影制片厂。一日，他骑自行车在人民南路，被几个年轻人发现，跟在后面喊：“冯吉冯吉！”他扭回头来说：“那个字不念 ji（吉），念zhe（喆）。”

胡平 | 心理学界的一场地震——从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否定谈起 2024 年10月14日，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逝世，享年91岁。津巴多生前最著名的一项研究是他在1971年设计了“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这项实验是有史以来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心理学研究之一，在2015年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斯 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 囚禁对监狱中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实验开始不久，“看守”就虐待“囚犯”，一些“看 守”就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若干“囚犯”则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有一名“囚犯”尖声大叫，疑似精神崩溃。由此，心理学家得 出结论：环境能改变人的性格，有权力的人就可能滥用权力。这种性格的变化被津巴多称为“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上帝宠爱的天使后来堕落成魔鬼撒旦。无权者则被迫屈服，乃至精神崩溃。 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进行过程中即引发争议，批评者说这个实验“不道德”、“反社会”，故而提前终止。不过这个实验还是造成了很大影响，被写入很多心理学教科书，还成为电影、纪录片、书籍、电视节目乃至国会证词的主题。 2018 年6月13日，美国的VOX网站发表文章，指出斯坦福监狱实验有严重错误，不仅仅是其可疑的道德或缺乏数据，而是欺骗。根据先前未发表的津巴多的录音和对 参与者的访谈，证明这场实验实际上是一场骗局。那个充当囚犯发出尖叫的人承认，他的精神崩溃状是装出来的。一个充当看守的参与者说：“我把它当成一次即兴 表演。我认为我在做研究人员希望我做的事情。” 在我看来，斯坦福监狱实验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演戏。参与者被指定了角色，但是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的现场指导，参与者们按照自己对角色的领会而即兴发挥。这就注定了整个实验无非是一场演戏，即便参与者很投入，演得很逼真，但终究不是真实的而是假装的。 实 验允许“看守”虐待“囚犯”，例如辱骂，但规定不可以打“囚犯”，不可以伤害“囚犯”的肉身。“囚犯”挨“看守”辱骂，但“囚犯”知道挨骂的是他扮演的 “囚犯”，而不是扮演“囚犯”的他自己，所以不会有真正受辱的感觉；更何况作为志愿者，只要他不愿意了他就可以选择退出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可 能真的精神崩溃呢？只不过这位参与者自己设身处地，心想，一个人受到如此凌辱想来会发疯会精神崩溃吧，于是他就尖声大叫，做出精神崩溃的样子。再说那个充 当“看守”的参与者，既然研究人员要他充当“看守”，并告诉他可以虐待“囚犯”，他就可能认为虐待“囚犯”是研究人员希望他做的事，所以他就去虐待了。这 不等于他就真的成了虐待狂，不等于有朝一日他真的当了看守就一定会去虐待“囚犯”，如此等等。用不着阅读津巴多的录音和参与者的访谈，我们就可以做出上述 推断。 和 斯坦福监狱实验类似的，还有一部名叫《浪潮》的德国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的一所普通中学发生的故事。一位高中老师要给学生讲授独裁 专制课。他发现，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纳粹，什么是独裁专制，他们也不想知道，因为大家都觉得纳粹独裁专制那一套早已成为历史，一 去不复返，离他们很远很远了。这位老师为了让学生们了解什么是纳粹以及法西斯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一道理，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法西斯实验”，把自己的 课程变成“法西斯速成班”。这位老师自己扮演元首，然后就对学生灌输纳粹那套理念，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纪律，强调团结，强调对异己的排斥，等等。短短五天 下来，这个班居然成了一个袖珍版的法西斯小社会。不少学生沉溺其中，几乎忘记了这只是一场实验课，差点就变成真正的纳粹分子了。由此，很多人得出一个惊人 的结论：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考虑到《浪潮》这部电影并非虚构，而是根据美国加州一所高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上述结论更令人震撼。 我认为，从《浪潮》这部电影，根本推不出“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的结论。毕竟，《浪潮》讲述的只是一场在教室里进行的实验。它和真实的生活是两码事。 第 一、在这里，同学们事先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做实验，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种不同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特殊生活；换句话，他们知道那不是真的，或者说，那 是和他们的真实的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作为受试者，他们愿意按照老师的要求去说话行事，那不等于在真实生活中他们也会接受那些要求那样说话那样行事。好比一 对拍电影的少男少女，本来素不相识，根据剧本和导演的要求，他们要互相说出很多亲密的话语，做出很多亲密的动作，并且做出很多倾心相爱的表情，等一场戏排 下来，有的说不定真的互相爱上了，但大多数不会如此。关键在于，如果他们不是被安排拍电影，作为素不相识者，他们根本就不会从开始相见就互相讲出那些亲密 的话做出那些亲密的动作和表情，因此就更没有可能发生后来的一切了。 第 二，电影《浪潮》讲述的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中学班上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事情，要在一个大的社会里发生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或者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自由世界 内部常常存在着一些极端主义的团体，有的极端主义团体很有极权主义特色。但是这些团体一般规模都很小。所以我们不能根据在一个小的团体中发生的事情，就推 论说同样的事情在大的社会中也会发生。 让我们再来考察另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关于酬赏短缺心理学的实验。 1959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和卡尔史密斯（James Carlsmith）做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从事单调无聊的旋转木栓的工作。工作完成后，实验者对受试者说：这是一次研究个人期望影响其表现 的实验，下一批受试者正在外边等着受试。我们请你们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很有趣的。为此我们将给予你们一定的酬金(有的给一美元，有的给二 十美元)。受试者答应了实验者的要求，对下一批受试者进行说服，告诉他们这个工作十分有趣，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单调无聊。最后在离开实验室前，要求受试者填 写一份问卷，回答对旋转木栓这一工作是否真正喜欢。 和一般人推测的相反，得到较少酬金(一美元)的受试者常常比得到较多酬金的(二十美元)的受试者在实验中表现得更加主动、更加卖力。在填写问卷时，前一批人往往更认真地表示他们真心地喜欢旋转木栓的工作。 按 照费斯廷格的解释，得到酬金较少的人，正因为酬金太少，所以他们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受到利诱的结果，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说服别人——首先是说服自己 ——旋转木栓的工作果真是十分有趣的。得到酬金较多的人则相反，因为他们无法向自己隐瞒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得到优厚的报酬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虽然比较勉强 地对别人撒了谎，但终究不愿，也不能对自己也撒谎。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总结道：“当以提供报酬来引诱一个受试者去说一些与他自己的见解相矛盾的东西的时 候，个人的观点便趋于改变，以便更好地与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保持一致。但提供的报酬越多(超过了引起此类行为所必需的数量)，其效果则越小。” 费 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被公认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不过，我对这个实验及其结论很有些怀疑。事实上，我们的确不难对上述实验的结果给出 另外的解释。既然受试者事先就被告知他们要参与一项重要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很可能使他们觉得自己被吩咐去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不是旋转木栓 有意思，而是把旋转木栓做科学实验有意思。获得报酬较少的受试者会认为那份报酬是自己的工作所得，并不是物质利诱，内心倒相当坦然。获得报酬较多的受试者 明知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值那么多钱，因而有无功受禄的不安，反而会怀疑自己所作之事究竟有多大意义（给这么多钱，我还以为做多么复杂多么有意思的事呢，结果 就做这么一破事，哪值那么多钱啊！）。所以前者会在问卷上写下肯定的评价，而后者多半会写下否定的评价。 一 般人都认为，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社会科学也需要做实验。但是，拿人做实验和拿物做实验是不一样的。一块矿石，不会因为它从矿山上放进实验室，其性质就发 生某种改变；但是，一个人离开他的日常生活，参加到一项被他人设计的实验，那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其心理状态很可能会发生变化。你在实验室里按照研究人员的 要求去做某件事，你的行为、你的感受是一回事；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去做某件事，你的行为、你的感受，则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不少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心理学 家）所做的社会科学试验，由于忽略了这种变化和不同，因而其结论不一定靠得住。 再 有，科学实验的结果应该有可重复性。可是上述几个实验都不可能有可重复性，因为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就以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例。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你再找 别的人做同样的实验，结果很可能会不一样。就算你把参加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原班人马再做一次同样的实验，结果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2024年10月25日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t.co/GKqpIirBQ8】

斯坦福大学试验（路西法效应）已经被否定。

是电视直播。这是电视直播。https://t.co/DuvyEmcdea.cn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走进总台（央视）湖北前方演播室，接受央视记者董倩的专访。这次专访属于央视“战疫情特别报道”系列，在“武汉直播间”进行，以直播形式播出。多个报道和实录明确标注为直播：主持人董倩在开场就说明：“因此我现在因为在直播的过程中我就不戴口罩。” 实录结尾有“直播结束，谢谢观看！” 多家媒体标题或内容写“武汉直播间”“直播关注”“附直播回看”，BBC等也称为“以直播形式进行的访问”。 专访中周先旺公开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并解释“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以及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工作更主动等内容，正是在这场直播中说出的。节目结束后还有记者追问（包括他给自己打80分的说法），相关内容也被记录并播出。 后续部分官方媒体报道时对其中部分表述有删减，但原直播确实发生并播出了。

抑郁症是信息时代地球村的流行病。

胡平：全球生育率下降与避孕药革命——避孕药的发明导致全球生育率的降低，未来的技术发展或许可以逆转这一趋势——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经历了断崖式下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从1960年的4.7-5.0降至2025年的2.2-2.4。其中，美国从1960年的3.65降至2025年的1.6-1.79，欧洲许多国家同期从2.5–3.0降至1.4，东亚同期下降的幅度最大，从1960年的5.0-5.5降至2025年的1.0-1.03。 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技术因素，是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堕胎技术的进步与合法化）。这使得人类第一次把“生不生孩子、生多生少”变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 十月怀胎很辛苦，养育子女很劳累。我在《论体育精神》（1986年）一文里写到：“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在过去，很多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而相互结合的，他们结合只是为了满足爱的需求和性的需求，生儿育女常常是副产物。一旦有了安全、可靠、简便又廉价的避孕技术和堕胎技术，满足爱与性的需求和生孩子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那就难免会有人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于是生育率就降低了。 过去也发生过生育率降低现象，由于战争、瘟疫或灾荒。战争、瘟疫或灾荒除了大量减少了育龄人口之外，战争造成不少男女分居，聚少离多；瘟疫与灾荒造成人的生理机能衰退，如此等等。但这次生育率降低不一样。这次生育率降低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繁华岁月，富裕国家。本来，欧美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出现生育率大幅提高（即所谓“婴儿潮”），但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却发生了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这就不能不归因于避孕药的发明与普及。1960年，美国的食品用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第一款口服避孕药Enovid，其有效率超过99%。它首次将性行为与生育相分离，从而使得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育自主权，一方面催化了性解放运动，一方面降低了总和生育率。避孕药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此巨大，所以有人称之为避孕药革命（The Pill Revolution）。 从现在的情况看，全球生育率降低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在未来，这一趋势有无可能改变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既然现在的生育率下降基本上是避孕药的发明这一类技术因素造成的，那么未来也可能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使得生育率回升。 近些年来，人类生育技术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例如试管婴儿、冻卵、代孕。不过这些技术主要是帮助不孕夫妇或延迟生育者，对“不想生”的人没多大意义。真正可能对提升生育率起作用的技术是人工子宫。据专家估计，完整的人工子宫（从胚胎到足月全在体外）的技术可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实现。完整的人工子宫可以使女性免去十月怀胎之苦。这就会使得一些原先因为怕受十月怀胎之苦而不肯生育的女性选择生育。当然，人工子宫不可能像避孕药一样廉价，因此很不容易普及。要降低人工子宫的成本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还要加上一定的政府补贴，才可能使生育率有所回升。此外，养育孩子的辛劳也可以借助AI技术的发展而减轻。 未来技术的发展，既可免除十月怀胎之苦，又可以降低抚育子女之累，这就有可能使得生育率回升。毕竟，人想传宗接代、复制自己的基因，想亲子之乐、舔犊之情，也是出自本能的愿望。这种愿望既然会出于对成本高昂的顾虑而抑制，也会出于成本的降低而激活。至于说生育技术的发展会引发怎样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另当别论。此处暂不论及。 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生育率降低，貌似是出于对生儿育女的成本高昂的顾虑。但讽刺的是，生育率降低不是发生在穷国而是发生在富国，在一国之内，也不是发生在贫穷的人群而是发生在并不贫穷的人群。所以，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生育理念改变的问题。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一旦人口降低到某一程度，人类的生育理念又会改变，又会自愿的提高生育率了。 2026年2月11日

痛苦可以独自品尝，幸福必须与人分享。 如果没有别人和你一同快乐，你也就不会感到任何快乐。

周先旺难道不知道他甩锅中央会招来巨大风险吗？ 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 这一点大家要 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 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 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 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 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 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 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 责任肯定在中央。 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ZT：直播LIVE｜左转？右转？——欧洲的危机｜一诺 X 秦晖｜10月9日北京时间12点 https://www.youtube.com/live/6npEAF4j4dE?si=LoMf-qxMeHBnUrtd via @YouTube

胡平：又一个“中国特色”－超多的非婚生子女 ——当今中国确实很有特色。有一大特色似乎至今尚未收受到足够的关注，那就是超多的私生子或曰非婚生子女。可惜没有统计数字，不过我敢说，在当今中国，非婚生子女数量之多，举世罕见。 2月17日中纪委通报，广东省政协前主席朱明国被双开。在讲到朱明国违法乱纪的问题时，除了提到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外，还提到朱明国“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知情人士表示，这是指朱明国尚未与原配离婚时，在外与另一女子生有一子之事。3月25日财新网披露，今年1月落马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包养6个情妇2个私生子。4月2日官媒又披露，去年7月落马的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有9个私生子（不过据报道，经组织鉴定，9个私生子中只有3个是他亲生的）。以上几个都是官员。记得前年国内媒体报道过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有几个非婚生子女。这些都是官方媒体公开报道的，没有报道的想来更多。 为什么在当今中国，会有超多的非婚生子女？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从1979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即独生子女政策（准确地说是一胎化政策）。这项政策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制定，并且能够严厉实行三十多年，那是因为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和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自己大都愿意接受它，那是因为这些人自己没有多生多育的欲望。例如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结婚成家的时候正赶上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各自都只有一个孩子。薄熙来有两个孩子，那是因为薄熙来有两次婚姻，也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习近平也有两次婚姻，不过他第一次婚姻没有孩子）。 但是，在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这些人中，总还有不少人不愿意只生一个孩子，他们希望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的人还很向往多子多孙。为了满足多生孩子的愿望，同时又避开违法超生的惩罚，非婚生子女或曰私生子就成了热门选项。不错，你也可以通过多次结婚的方式得到多生孩子的许可，不过那毕竟太费周折，远不如私生子来得方便。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婚外情早就蔚然成风，二奶三奶泛滥成灾。其实，有人包二奶三奶，图的就是生孩子。有的情妇也乐得当孩子他妈，因为成了孩子他妈，就增加了转正上位的资本；就算得不到名份，至少能得到长期的包养。 非婚生子女可能遍于社会各阶层，但可以想见，在上层尤其普遍，在有权有钱的那些人中尤其普遍。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讲的就是富豪的情妇到美国生孩子的故事，可见国人对这种事早就司空见惯。 特别是当官的。富豪们公然违法超生，无非是被罚款而已，富豪还可以是富豪；当官的公然违法超生，就当不成官了。所以当官的想多生孩子，只有选择私生子，只要女方不说破就平安无事。 记得那年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有人揭发，参与打人的奥迪车司机苏楠是山西省公安厅某位副厅长的私生子。有媒体电话采访该省公安厅长杨某，杨某表示：“是不是有私生子是他个人的私事，由他个人去处理。”很多网民不服气，说这怎么能算个人私事呢。身为中共官员，养情妇就违反了党纪，该受处分的，若是再违法超生，起码也该“双开”。但问题是，如果情妇不说破，你怎么能肯定苏楠是那位副厅长的私生子呢？ 当然，以中纪委的厉害手段，要逼迫这位副厅长坦白交代也不难，不过纪委通常不会这么做。在这种事上，照例是官官相护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官员有私生子的不是个别，在这件事上还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太不近人情，一般人都很不满，因而在官场上乃至在整个社会上，人们对私生子的问题都比较体谅，比较宽容。 朱明国、马建、武长顺等都是因为垮台才牵扯出私生子的问题，还没有哪个官员单单因为私生子的问题而垮台。尽管按共产党的规矩，官员有私生子就该“双开”，但是纪委不会单就私生子的问题就去追查该官员，所以只要“后院”不起火，该官员就平安无事。 当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也会有私生子问题。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有私生子问题。不过，有独生子女政策，必然会迫使许许多多本来并不想选择私生子的人也不得不选择私生子。既然古今中外，唯有今日中国才实行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并长达三十多年，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当今中国，一定有着举世罕见的超多的私生子。 2015年5月

ZT：诺奖得主谈“躺平”与抑郁｜一诺对话 Karl Deisseroth ｜ 一诺采访2026年诺贝尔奖得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si=BI8YZN-N8GSj9qX8&v=pWv3sbg8hk8&feature=youtu.be via @YouTube

胡平 | 习近平秋后算账——这明显是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 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 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 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Quote 📷

胡平 | 习近平秋后算账——这明显是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 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 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 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双十节感言——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中华民国国庆日，人称“双十节”。 1987年，我刚来到美国。这一年的冬天，我到华盛顿参加美国一家智库（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举行的纪念美国制宪200周年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美国的宪法与中国的宪政”。我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公众谈到了我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看法。针对当时还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只瓜，是难兄难弟，半斤八两。我强调，国共两党有本质的差异。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自由民主原则，确定了宪政民主的目标。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实行某种权威式的统治，但其目的仅仅在于向宪政目标的过渡。国民党政府在退守台湾后宣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但毕竟没有放弃实行宪政民主的最终目标。换句话，国民党承认威权统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至少是在理论上始终坚持了民主宪政的原则方向。 当然，对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人们是有争议的。国民党政府在“训政时期”和“动员戡乱时期”的所作所为，也招致过许多批评。权力的过份集中往往会 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确也犯过不少错误。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承认自由民主理念，坚持宪政民主的终极目标，这就使得要求改革的民主力量具有一种法理上的正当性，从而为民主化的推进提供了空间或机会。台湾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原因当然很多，反对派的英勇奋斗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也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共产党却不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否认宪政民主原则，它把自己的一党专政看作天经地义，搞起专制来咄咄逼人。它一再宣称反对“西方式民主”，发誓要 坚持党的领导，要“五不搞”、“七不讲”。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共产党不但没有以此作为推进宪政民主的动力，反而把它当作坚持一党专制的资本。现在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政绩合法性”，无非就是用所谓“政绩”当作维护专制的理由，以便更加 “理直气壮”地反对民主宪政。 在当今中国，阻止民主宪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共，首先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不错，对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只是工具，并非指针，共产党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就毫无意义。最起码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在共产党内部，哪种话语具有正统性、正当性， 哪种话语不具有正统性或正当性，因而它对共产党的发展方向仍然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 我们不妨想象，假如在未来的某一次党代会和全国人大上，共产党明确地把实行民主宪政当作自己的目标，写进党章、写进宪法，并且给出实现宪政民主的时间表或曰路线图。我敢说，如果中共做出这样的宣布，全世界各大媒体都会把它当作头条新闻。大家都会说，这是当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此中国就会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反对共产党专政，首先就是要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要迫使中共接受民主宪政理念。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同于基于自然权利的洛克式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基于自我发展的密尔式自由主义。史珂拉式的自由主义是恐惧的自由主义。她的自由主义理念首先来自对政治迫害的恐惧，由此引出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的坚定立场。这种自由主义不依赖于某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如天赋人权概念），也不依赖于某种广泛的道德理论（如功利主义道德理论）。这种自由主义主张宽容，鼓励多元主义，而支持这两者的认识论基础是怀疑论。 诚然，史珂拉的自由主义没有提供最大之善，但是它坚称残酷行为——引起恐惧的残酷行为——是最大之恶。它认为政府是残酷行为的最大执行者，它对贫者弱者和持异议者尤为关注，因为他们最容易遭受政府残酷行为之害。这种自由主义并不要求政府是软弱的，它要求政府是有限的。史珂拉写过一本论述人性诸恶的书（《Ordinary Vices》），其中把残酷列为诸恶之首。

（续）当年我在北京出版社工作，听同事们说起“三家村”的往事，提到邓拓的妻子丁一岚，说她那时候很“左”，拼命和邓拓“划清界限”。这看来是实情。一九九八年六月，也就是邓拓自杀后三十二年，丁一岚接受采访，向记者含泪叙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丁一岚也承认自己当年是“绝对忠诚，非常正统”的。事实上，她的“忠诚”和“正统”确乎不同一般。就在这次采访后的第二天，她还特地打电话向记者解释说，头天自己太激动，担心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请记者好好把一下关。都什么时候了，丁一岚还唯恐“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由此可想当初。 在这次采访中，丁一岚讲到孩子们。她说，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告诉孩子们父亲的自杀，“我生怕孩子们因为爸爸的死对党不满，对群众不满，再说出什么不满的话来，最后也被逮捕或怎么样”。这是很可理解的。然而她又说：“我要极力保护这些孩子，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教育孩子爱党”————这难道不是象索尔仁尼琴批评的那样，“把幼小者引上邪路”，败坏他们的灵魂吗？ 可是回过头想一想，想一想邓拓家人当年承受的巨大压力，想一想我们自己当年的认识水平，我们之中，有几个人有资格责备丁一岚呢？ “三家村”的吴晗不曾被亲人所背弃，他也不曾要亲人和自己“划清界限”；吴晗对女儿吴小彦（六六年时还只是个小学生）说：“彦，你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吴晗的妻子袁震早在六八年即含恨而死。吴小彦的命运也很悲惨，她坚信爸爸是好人，“是最好最好的人”，小小年纪，受尽折磨刺激，还被抓进监狱。最后被逼疯了，自杀身亡。我们在对吴晗的妻女深表敬重的同时，是否也该对邓拓的妻子多一份同情？ 就在接受采访后三个月，丁一岚病逝。她的死是否和那次采访有关呢？这并非没有可能。几十年锥心刺骨的伤痛、恐惧、悔恨与屈辱，靠着压抑，靠着麻木，才得以苟活，得以幸存；原以为悲情已经成为过去，不料想一朝触及伤疤，竟引发血流如注，终于夺去脆弱的生命。我就知道不少人，至今仍有时会从恶梦中惊醒，至今仍不敢用口或用笔完整地讲述过去那段经历。 再谈谈邓拓的子女。他们听从党的教导和父母的教诲，努力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虽然他们爱党，党却不爱他们。其实这未必不是好事：如果他们不再期望被党所爱，也就不必再去做出更多的名为“背叛家庭”，实为背叛人性的荒谬举动。相比之下，某些有幸被党选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样板的人难道不是更不幸吗？ 11．受害者向施害者认同 邓拓在遗书里叮嘱家人，要“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这些话看上去不象是萧乾所说的那种虚伪，其用意只是为亲人求情。它更让人感到是发自肺腑。这就令人困惑了。本来，邓拓应该算中共内部最具批判精神，最早觉悟的一批知识分子，何以在身遭陷害，不得不与人间诀别之际却如此不清醒呢？ 问题在于，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殊不知迫害也会强化忠诚。因为被迫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常常会表现得格外忠诚。极权主义好比一个引力场，不管你背离中心有多远，只要你还没有跳出引力场之外，它就有力量再把你拉回去。作为党内最早的一批异议人士或曰离心分子，邓拓的思想虽然不乏离经叛道之处，但总体上还没有跳出共产党那套思想体系。这样，当他面临整肃，如果他未能由此而跨出关键的一步，从而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那么，他就会被重新拉向体系中心，而且往往比原先更紧更近。 在给组织的遗书里，邓拓请求组织上对他的言论作鉴定。这固然表明他对组织给他的定性不服气，但同时也表明邓拓仍然对组织抱希望，把组织视为最高权威，期盼着组织上给他一个公道。 我们知道，布哈林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致未来的党中央的一封信》。这封信不可能以书面形式留下来，这封信是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在心中才存留下来的。索尔仁尼琴嘲笑布哈林的遗书，“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党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我们还是不要嘲笑布哈林吧。布哈林至少还是把他的遗书留给了未来的苏共中央，这至少表明他对当下的苏共中央是敢于否定的；邓拓呢？ 邓拓的悲剧就在这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邓拓陷入彻底的孤立，一个人单独承受着“全国几亿人的谩骂”（丁一岚语），听不到半句理解，得不到一丝温情。更可怕的是，邓拓陷入彻底的绝望，因为他无从获得任何精神的支撑。作为无神论者，邓拓没有来世的安慰，没有上帝的鼓励。邓拓只能从现世中寻求精神依傍，然而，他从现世中又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依傍呢？他不能从历史、从传统中吸取力量，因为历史已经被割断，传统已经被否定，譬如说，邓拓就无法再以屈原、海瑞自命对抗权势。他不能从周围获得支持，也不能从未来那里获得信心。 你或许会问，邓拓的眼界为什么不能放宽些放远些呢？他应该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发生在中国，中国不等于世界；他应该知道今天只不过是今天，今天不等于永恒。 这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魔力了。这套意识形态包罗万象：天上地下，自然社会，中国外国，过去未来。它构成了信者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特殊视野，构成了信者生命的意义系统。在它之外，其余的一切，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无意义的。重要的是，这套意识形态不仅仅停留在思想理念，它早就转化为物质现实。事实上，它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全部世界。在其中，一个人被党中央抛弃，他不会觉得自己只是被一个政党的领导抛弃，他会认为他是被整个国家抛弃，被全体人民抛弃，也是被世界抛弃，被历史抛弃。邓拓自杀了，因为他感到生命已经失去意义。邓拓的唯一遗愿是被党重新接纳。这当然包含着明志的意向，但主要还是认同。一个被迫害至死的人，到最后竟然还要向迫害者认同。 12．余论三则 （一）“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写有一首《挽邓拓诗》，其中两句是：“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复乾坤。” “岂有文章”一句应是针对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廖沫沙感慨道，区区文章哪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颠覆政权呢？这是文革后的一种流行观点。我不赞成这种通过贬低文字的作用来否定“文字狱”的观点。如果言论真是无足轻重，那么，因言治罪固然是庸人自扰，无事生非，小题大作，但同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也成了迂腐，成了无谓，成了多余？中国至今还没有言论自由，这恰好从反面证明言论确实具有颠覆权力的力量。假如说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那么，语言便是无权者的权力。尽管从今天看来，邓拓的文字算不上深刻；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我们反叛思想萌生的最初阶段，邓拓的言论曾经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 （二）就全国范围而言，文革期间的自杀有三个高峰期，一、运动初期，以红八月为中心，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告一段落。二、是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包括清查“五一六”）时期。三、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期。 假如上述三个高峰期的说法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杀现象的大量发生，和所谓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关系并不大。现在一说起文革中的种种暴行和悲剧，包括大量发生的自杀事件，动辄归罪于造反派。这不一定合乎实情。因为这三个时期都不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活跃期。在第一个高峰期，造反派组织还未出现，至少是还未得势。在第二个高峰期，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权力已被工宣队和军宣队架空或取代。在第三个高峰期，造反派群众组织已经解体。 为何在上述三个时期自杀现象最大量？其间道理不难想见。尽管在文革中，风水轮流转，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各种政治力量──大概只除开那些“黑五类”──轮流扮演整人者和被整者的角色。一时间得势的一方总是打出革命的旗号，自以为代表了革命，但是，不同的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所享有的革命正统性还是不尽相同，甚至很不一样的。所谓正统性，不仅仅是得势者、整人者方面的自我感觉，更重要的是失势者、被整者方面的感觉。正因为在上述三个时期，得势的一方享有即使在失势者看来也无可怀疑的正统性，他们的判决被看作是最终的判决，这就使得失势者彻底丧失了希望，所以更容易走上自绝之路。 反观造反派群众组织，尽管一度取代党组织，占山为王，发号施令，但在一般人眼里却总有几分“望之不似人君”。那些被造反派宣布“打倒”的对象，或许在行动上不得不任其摆布，可是在心底里却不一定买账，多少总有些认为那还算不得最终定性定案，因此，除非在肉体上被逼迫太甚，一般不会自寻短见。 （三）共产党实行政治迫害，一方面固然是把别人整得死去活来，另一方面它又采取种种办法防范别人自杀，并且给自杀者安加更大的罪名，这很可能有效地阻止了更大量的自杀行为的蔓延。 以罗瑞卿为例，先被打成“反党”，愤而跳楼自杀，没有死成。因为这次未遂的自杀行为，罗瑞卿被进一步扣上更多更大的罪名（“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叛党”），从此不敢再作自杀之想。 这看上去很不可思议，罗瑞卿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个人不怕死不等于什么都不怕，恰恰相反，人往往是有所畏惧时才会不怕死，人不怕死往往是他心中有更高的准则，他唯恐失去这一准则，不得已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烈女就是因为唯恐失去贞操才成其为烈女的。文革中，很多人被冤枉地打成“反革命”，百口莫辩，他们选择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维护自己的名誉。殊不知共产党根本不吃你这一套，共产党并不因你的自杀便承认你的清白，保全你的名誉，相反，共产党还要给你安上更大更重的罪名。自杀只会越抹越黑。再有，一个人选择自杀，通常也是为了让亲属少受株连，然而，在共产党那里，自杀的客观后果却是把亲人带入更深的困境。这样一来，要下决心自杀就更难了。 当然，共产党采取这种态度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因为它担心大量的自杀会促使人们怀疑运动的正当性；不过，这种态度的客观效果是阻止了更大量的自杀行为的蔓延。文化革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自杀现象，然而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不是共产党对自杀行为严加谴责并对自杀者的亲属株连深广，只怕自杀者的数量还要大得多。一般研究者只知道搜集统计文革期间自杀者的庞大数字用以说明文革的残忍；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迫于这种极端的残忍甚至连自杀都不敢呢。 2001年11月

胡平：邓拓之死——文革中自杀现象案例研究 自杀是人生中的事变，无论人们对自杀有多少争议和讨论，自杀都是值得人们同情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对自杀的问题重新思考。──歌德 1．令人悲哀的遗书 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为序曲，随即转入对“三家村”的口诛笔伐，作为“三家村”之首的邓拓顿时成了全国上下第一号批斗目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临死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下来，邓拓用了不少篇幅，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例如，他解释道，《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的现象，不是反对大跃进，攻击总路线，《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批评，不是“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邓拓说：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份，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正如李洪林指出的那样：“曾经写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邓拓，应该不是软弱之辈。再从他在《燕山夜话》中表现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见解看，他也决不会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遗书中他竟充满激情地高呼‘万岁’，实在使人感到悲哀。” 2．什么是愚忠？ 然而，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 所谓愚忠，是指对昏君暴君仍然坚持忠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忠诚并不是无异议地支持君主的任何行为。恰恰相反，忠诚意味着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提意见，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如果君主震怒，忠臣决不只是一味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反复申述自己决无反叛之意或背离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决不放弃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这里，忠臣决不否认他和君主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的某些主张或行为是错误的。 不妨以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海瑞为例。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奏疏中最刺激的一句话是“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海瑞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招致皇帝的震怒和严厉的惩罚，他甚至叫家人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这才叫忠臣。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效忠呢？所以，后人常常把这种忠诚称为“愚忠”。讲到愚忠，屈原是另一个愚忠的典范。屈原在自己的赋中多次提到彭咸之遗则，彭咸是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乃投水而死。屈原批评君主为昏君，批评君主信用之人为奸佞，自己虽然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腹怨艾，但忠贞如一，“事君而不二”。这当然是愚忠。然而，屈原高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何等的自以为是，何等的孤芳自赏！对于屈原，群众也好，君主也好，都不是真理和道义的最高权威，都是可错的，从而也就是可批评、可反对的，可以不与之保持一致的，唯独“我”才是清醒的、正确的。此所以屈原之为屈原。可是在邓拓一类忠诚的共产党人那里，只要别人以党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质问“难道你比党还高明？比群众还高明？”他们就无言以对了，唯有低头，唯有放弃。 在写于一九八三年年底的《邓拓文集》序言里，周扬这样描述邓拓当年的心态，既是设身处地，也是夫子自道：“他（邓拓）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而当一九六二年秋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从这里不难想见，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和中央的方针、路线有偏离，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总而言之，“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这不是和屈原精神正好相反吗？ 3．共产极权制度和传统专制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 根据上述对忠诚的解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对愚忠的说明，我们不能不指出，象邓拓在遗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其实还算不上愚忠。假如说在写《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时候，邓拓确实是在冒着一定的风险用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规劝毛泽东的话，那么，当他遭到党中央的批判，遭到毛泽东批判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批评立场。邓拓不但否认他是“反革命”，而且还否认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政见分歧。邓拓在遗书里竭力缩小、以至于根本否认自己持有某种不同政见，竭力否认自己和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任何不一致。遇到实在无法否认这种分歧的地方，邓拓就承认是自己的认识不足，是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而不是理直气壮地指出党的错误、领袖的错误，因此他表达的不是忠诚，而是顺从，是无异议的顺从。邓拓当然是受迫害而死的，但是，我们很难说他是为了坚持真理而死的。他坚持了哪一条真理呢？他不是把自己原来提出过的真理几乎都放弃、都否认了吗？这才是最可悲哀的啊！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传统的专制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为臣者还多少有一点批评君主和发表异议的言论空间。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反对君主的错误不等于反对君主，相反，它可能还是忠于君主的表现。这个原则君主也是承认的。因为君主并非真理的化身，君主并非因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天意，来自血统，或者乾脆来自打天下坐天下，不是来自绝对正确，君主并不等于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这就为批评君主留下一定的空间。我把古代的忠臣比作现代的“忠诚的反对派”，理由即在于此。只不过在古代，臣子批评君主并未确定为一种权利，因此是没有保障的。 共产极权专制却不同。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最高领袖的权力据说是来自于领袖的伟大正确，来自于他是真理的化身或曰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此，最高领袖就成为不可批评，因为对领袖的任何严肃的批评，都意味着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事实上，在庐山会议，确实有人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主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 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正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能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体制、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除非你与体制决裂。由于邓拓未能否定制度，结果只有否定自己。邓拓自杀是深刻的悲剧，但这里的悲，更多的是悲惨，而非悲壮。读邓拓的遗书，你不能不痛感这么优秀的一个人竟然死得如此窝囊。 4．为什么邓拓要掩饰自己行为的自杀性质？ 读邓拓遗书，还有几点值得分析： 邓拓决意自杀，可是，他在长长的遗书里却竭力回避和掩饰其行为的自杀性质；明明是自杀，却不敢或不能明言自己是自杀。邓拓只说自己“旧病复发”，“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这就使得那种把邓拓自杀解释成“以死抗争”或“以死明志”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了，因为凡以自杀行为表示抗争或表示清白者，必然不会否认、不会掩饰自己行为的自杀性质，不会否认、不会掩饰自己自杀行为的主观意图。象邓拓的遗书这样，把自己的自杀说得就好像自己对自己实行安乐死，这如何还能显示出抗争或明志的意义呢？ 至于说邓拓自杀是体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这同样站不住脚。所谓“不可辱”，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把污辱看作污辱，这恰恰是邓拓竭力回避的。大批判铺天盖地，对邓拓极尽丑化污辱之能事，然而，邓拓却在遗书里表示，“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不仅如此，邓拓还要向污辱者表达虔诚的敬意，“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邓拓当然是不堪污辱而自杀，但是，他不能或不敢把污辱当成污辱，所以，他的自杀并不具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意义。 另外，有人将邓拓自杀称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解释也很牵强，因为按照遗书里的话，“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那分明是把活下去看作是应该的、正确的，而不再活下去倒是不那么应该、不那么正确，是经受不起“考验”，是“遗憾的”。这不是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正好相反么？ 邓拓不能把迫害叫作迫害，不能把污辱叫作污辱，甚而不能把自杀叫作自杀，令人可悲可叹。不过在当时却不难理解。因为邓拓深知，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自杀是罪恶，自杀是叛党，所以他竭力讳言自杀二字。至于说表示不堪污辱或表示抗争，那当然就更不行了：污辱？是谁污辱你了？抗争？向谁抗争？难道是党和革命群众污辱了你不成？难道你要向党抗争，向毛主席抗争吗？ 是的，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自杀是有罪的。在文革中，自杀者一律罪加一等，一律被定性为“叛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更有甚者，还要定性为“以死向党威胁向党进攻”。这些指控是如此流行，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了“四人帮”垮台后要给文革中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为那些自杀者的平反工作所遭遇到的阻力往往也更大。这不仅因为死者不再能为自己申辩，也不仅因为某些生者不肯为死者的名誉而承担风险，更普遍的一个心理是，许多人仍然认定自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者是有罪的证明。 现在，大概没有人对政治迫害下的自杀者持上述不近人情的看法了。然而，在当年，上述看法为什么能够流行，能够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呢？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需要说明。 首先，为什么共产党把自杀视为罪恶？正如许多宗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神的赐予，生命不属于人自己而属于神，所以人无权自杀，所以自杀是罪；同样地，共产党认为，党员的一切──直至生命──都属于党，所以党员无权自杀，所以自杀是叛党。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一方面是，党叫你死，你不得不死；另一方面则是，党没叫你死，你绝不能死。按照这种逻辑，恐怕只有一种自杀是可以原谅的，是不致招来谴责的，那就是由于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或不治之症而自杀。所以邓拓在自杀前留下的遗书里要说自己旧病复发，久拖无益，为的就是免于死后鞭尸，罪加一等。 5．共产党是怎样否定旨在明志的自杀行为的 可是，当一个人遭到莫大的冤屈，他不能自杀明志吗？古今中外，不是都有很多人用自杀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吗？在很多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中，不是都有用自杀的方式维护名誉的习俗或传统吗？《红楼梦》里的尤三姐听到她的心上人柳湘莲不相信自己的清白，愤而拔剑自刎。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百口莫辩，自杀身亡；他在遗书里写得很清楚：“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共产党并非不懂自杀明志的意义，只是它有它的一套理论。共产党承认，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时也会误伤好人；有时候，革命者也可能遭到来自组织和来自同志的误解或冤枉，但是，共产党要求你必须“正确对待”。刘少奇讲到要加强个人修养，要受得起委屈，要能忍辱负重。毛泽东还告诉我们，一个人受到错误对待其实对自己也很有好处，可以坚定革命信念，磨炼革命意志，学习很多新东西。按照这套理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在受到组织的错误对待时，要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无论如何，决不能心怀抵触，更不能表示反抗。 共产党这套理论在其信徒中深入人心。这套理论彻底否定了旨在明志的自杀行为。按照这套理论，一个被批斗者若自杀，非但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使自己显得更可疑，反而成了一条罪过。例如，陶铸就说过：“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所以宁可被冤枉到死也还是不应该自杀。彭德怀和刘少奇甚至把自杀和当反革命相提并论。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向毛泽东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自杀。”刘少奇在遭到毛泽东一步紧似一步的压迫下忍不住对妻子王光美说：“他们是在逼迫我当反革命，逼迫我自杀。”别忘了，这些话还都是他们自己在亲身遭受来自组织的“误解”和“冤枉”时讲的呢。可见，在共产党那里，对自杀行为是何等的不谅解，哪怕明知自杀者遭受了天大的冤屈也不肯谅解。 需要说明的是，自杀本来就是社会行为，文化行为。一件自杀行为，除非我们把它放置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之中，否则，我们不可能正确地解读出它的意义。一个人自杀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说明了什么证明了什么呢？这都不是自杀者自己就可以单独阐明的。自杀的意义是通过自杀者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通过习俗和共识而得到解读的。例如尤三姐的自杀，那究竟是证明了她的清白还是证明了她的不清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尤三姐果然淫荡下流，如今被人揭穿面目，美梦落空，羞恨交加，没法再在世间混了，只得一死了之。另一种解释是：尤三姐出于污泥而不染，正因为她的清白比别人更容易遭到怀疑，正因为她心高气傲，性情刚烈，爱得主动，爱得专一，她能对其他人的流言蜚语不屑一顾，但绝对忍受不了自己的心上人对自己的清白有半点怀疑，所以，她甚至不肯作一声辩解，毅然拔剑自刎。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解释似乎都讲得通，我们之所以都拒绝前一种解释而一致采取后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文化传统赋予了我们一致的理解方式。共产党恰恰是彻底破坏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赋予我们的这种共识。 6．关于“畏罪自杀” 我们知道，共产党把受批斗者的自杀一律称之为畏罪自杀。那么，有没有畏罪自杀这回事呢？应该说是有的。例如在纽伦堡审判时，纳粹战犯戈林的自杀就属于畏罪自杀。戈林知道自己难逃死罪，与其被杀，不如自杀。所谓畏罪自杀，应是指犯有死罪；在这里，自杀的意义在于避免被杀。可是，邓拓并没有犯死罪，即使按照当时大批判的无限上纲，邓拓也不至于判处死刑。既然不会被杀，何必以自杀避之？可见，共产党给邓拓一类受批斗者的自杀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是根本不合适的。 不错，自杀可以是一种自我惩罚，是对自己所犯严重过失的自我惩罚。譬如，许多败军之将的自杀就具有自我惩罚的性质。不过在这里，自杀者所犯下的过失通常都没有严重到应该被处死的地步，也就是说，自杀者完全可以免于一死，免于被杀。唯其如此，自杀就不只是自己对自己所犯过失实行应有的惩罚，它超出了应有的惩罚，因此，它不但具有赎罪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维护名誉的意义。当年在普鲁士军队中流行这样一种做法，如果一名军官做了错事，再无其他办法可以挽回名誉，这时，长官会在他房内桌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枪。如果他选择不自杀，从此就名声扫地；如果他选择了自杀，他的名誉就得到保全。中国古代有“赐死”一说，皇帝下令叫某大臣自杀，以避免接受不名誉的处刑。赐死的赐字，表示是一种恩典：你罪该一死，但考虑到你也有过某种功劳，所以让你自行了断，让你死得体面些，多少保留一点名誉。可见，即便对于有罪之人，自杀也有减轻罪名的意义。 在文革中，自杀者极少是由于“畏罪”，可是却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而且都要再加上更重的罪名，说你“死有余辜”。这看上去很费解：别人不是畏罪自杀，为什么硬要说是畏罪自杀？就算是真的畏罪自杀，一个该死的人自己杀死了自己，照说事情也就完结了，为什么还要追加上更重的罪名呢？ 这就叫施虐狂。施害者想对受害者为所欲为，彻底控制，而自杀却意味着摆脱控制，所以施害者感到恼火。恶名昭着的罗马暴君提比留听到他的囚徒在狱中自杀就恨恨地说：“此人逃脱了我的手掌。”出于无处发泄的恼怒，所以党要鞭尸，要对自杀者再加上更重的罪名。 如果说罪该一死的人自杀而死都要惹党生气，那么，罪不该死的人自杀而死就更惹党生气。因为你罪不该死却自杀而死，这岂不等于说是党把你逼死的吗？党可不愿意承担逼人致死的罪名，所以党要说你本来就该死，死得活该，所以党要说你是“畏罪自杀”。有时候，说你“畏罪自杀”还不解气，或者说，还不能完全消除心虚内疚，于是，党还要加上一句，说你“死有余辜”。不少“革命群众”想来也有过类似的感受，所以他们很乐意附合党对自杀者的这种指控。 一九六六年三月，罗瑞卿因为不堪承受“反党”的罪名跳楼自杀，未遂，其后，对罗瑞卿的批判立刻升级，说他“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乍一看去，这“抗拒”二字殊不可解，别人分明是不堪冤屈而自杀，绝命书里还写满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一片忠诚，怎么倒成了“抗拒”？不过，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立场，他们感受到的首先不是你的忠诚，而是你违逆了他们的意志。正因为你罪不该死，党也未曾要你去死，你却主动选择了死，这就是违逆了党的意志。你想表明你忠于党，党却敏感到你是在否认党对你“反党”的指控；你越是想表明自己的无辜，党就是越感到你是在指责党的糊涂。如果你真是由于罪大恶极而畏罪自杀，那证明党对你的批判是正确的，因此，党倒不一定再和你计较，党倒不一定特别生气；但是，正因为你不是畏罪自杀，所以，你的自杀就具有了批判性或抗议性（虽然你主观上未必有批判或抗议的意图）。为了否定自杀行为的批判性和抗议性，党不能不以攻为守，反过来给你扣上更大的罪名。 7．“相信群众，相信党” 邓拓在遗书里写道：他完全懂得“工农兵作者”对自己展开革命大批判的“心情”，对所有的批判者“绝无半点怨言”。这实际上是以极委婉的方式表示不接受“革命大批判”对他强加的种种罪名，但与此同时却又不否定这种来自“工农兵作者”的“革命大批判”的正当性。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否定和抗议这种“革命大批判”呢？因为这场大批判是党中央发动的，是工农兵群众参与的；若表示抗议，岂不是抗议党中央、抗议工农兵？岂不是把自己摆到了党中央和工农兵的对立面？显然，在邓拓那里，党中央和工农兵都具有无可置疑的道义权威，个人只有在完全臣服于这种权威的前提下，充其量对之进行某种申述或辩解，无论如何是不可反对不可抗争的。这就是邓拓们在以党的名义和以群众的名义的政治迫害面前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众所周知，文革中，毛泽东语录绝对地支配了人们的一切公开话语。其中，被引述最多、运用最广的一句莫过于“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在这句语录里，“相信群众”甚至还置于“相信党”之前。这正好揭示出极权主义的基本特性。极权主义不象传统的专制主义，它不是公开作为人民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贡斯当在讲到僭主制和君主专制的区别时指出：当专制君主“把一个失宠的大臣送上绞刑架时，刽子手和他们的牺牲品一样默不作声。僭主者要想判处一名无辜者死刑，他会令人们一再重复自己的诽谤，直到使它看上去象是国民的判决。暴君禁止讨论，只是强迫人们服从；僭主者会坚持进行装模作样的审判，以此作为公众认可的前奏。”极权主义是现代的僭主制。因为极权统治者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所以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打出人民的旗号，所以他必须制造民意并永远垄断民意。 遇罗克早就对这种民意的虚假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日记里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工农兵。” 令人费解的是，遇罗克能够一眼看穿的问题，长期在共产党报刊担任负责职务，因而对其内部运作了若指掌的邓拓，难道看不穿吗？也许，邓拓看得穿，可是他让自己的这一清醒的看法吓住了：这种想法太危险，这不成了反革命了吗？ 由此又联想到彭德怀和刘少奇。为什么彭德怀要向毛泽东保证“不当反革命”？为什么刘少奇要告诉王光美“他们就是要逼我反革命”？这就告诉我们，面对迫害，受害者本来是想正面抗争的，然而，由于迫害者垄断着党的名义、革命的名义或国家的名义，受害者自己也陷入这套意识形态迷宫和组织纪律铁笼。他们唯恐反抗会被认作反党、反革命或卖国。于是，他们不敢再朝深处想，只好从一开始就打消正面反抗的念头。 8．是自觉的牺牲，还是无奈的自欺 一方面，邓拓不承认党对自己“反党”、“反革命”的指控；另一方面，邓拓又不能否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两方面的思想分明是互相对立的，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坚持这两种想法呢？这就引出了一种特殊的概念，曰“自觉的牺牲”。 柯斯特勒在其名著《正午的黑暗》里描写过这种自觉的牺牲。一位老革命遭到整肃，他深信自己是无辜的，但他努力说服自己，整肃是历史之必然，自己成为整肃的对象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因此他必须自觉地为革命作出牺牲。 邓拓大概也有类似的想法：文化革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彻底决裂，斗争需要有活靶子，自己就被党选为活靶子，选为反面教员。这对于作为牺牲品的个人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然而，邓拓在遗书里写道：“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邓拓写下这样的词句时，他心中充满一种特殊的快感，一种由巨大的辛酸与痛苦而产生的特殊的悲壮的快感。他感到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是的，党和革命事业并不领他的情，党和革命事业根本不承认他的奉献是奉献，不承认他的牺牲是牺牲，但正因为这种奉献与牺牲是不被承认的，愈加显得无比纯粹，无比圣洁，无比高尚。普天之下，你在哪里还能找到如此崇高的人，心甘情愿充当自己投身的事业的牺牲品？普天之下，你在哪里还能找到如此崇高的事业，竟能赢得那些无比优秀的人为之甘作牺牲，而且还是不被承认的牺牲？ “自觉的牺牲”固然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但认真分析起来却不无可疑之处：难道真的有人“心甘情愿”充当革命的牺牲品吗？其实，那只是万般无奈下的自我安慰与自欺欺人而已。 9．为什么还要加上“叛徒”的罪名？ 我们知道，邓拓是在被党报宣布为“叛徒”的第二天自杀的。显然，这一宣布构成了对邓拓的最后一击。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其中写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批判就批判吧，打倒就打倒吧，为什么还要再加上一个“叛徒”的罪名呢？ 起码有以下三种作用： 第一、加上“叛徒”的罪名，可以使邓拓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为“敌我矛盾”。 虽说此前的大批判早就把话说到了极处，“三反分子”和“黑帮分子”的罪名早就扣在了邓拓身上，但在组织上会怎么处理还不清楚。因为据说共产党有个规矩，叫“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例如彭德怀，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但并未剥夺党籍，也未开除公职，后来降级使用，还委以三线工作的领导职务。如果对邓拓也沿引前例，采取类似的处理方法，也许邓拓还能承受；可是现在加上了“叛徒”的罪名，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升级了，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邓拓再也承受不住了。 第二、为了增强先前革命大批判的说服力。 从一开始，对邓拓思想言论的批判就是超出字面的批判，强调其“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别有用心”。可是，“用心”即动机是很难看见的，因此也是很难断定的，所以这种批判不大容易令人真心信服。现在好了，现在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早就是坏人；既然是坏人，当然和我们人民不是一条心，当然是别有用心；既然是别有用心，那么，他说的话、写的文章当然不能照通常的那样去理解，而必须从最坏的动机去理解，要通过现象看本质。怎么样？这下看出问题了吧？这下看清邓拓的反革命真面目了吧？先是因言废人，然后再因人废言，到头来人言两废。 第三、加上叛徒的罪名，既是封住了暗中不服者之口，同时也是给了他们一个下台阶。 在前阶段的大批判运动中，免不了会有人不知底细，不明利害，站出来为邓拓为“三家村”鸣不平。这些人后来发现势头不对，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暗中叫苦不迭，精神上十分紧张；可是因为先前已经发表过不同意见了，要一下改口总有些别扭。现在，党宣布邓拓是叛徒，于是，这些人有台阶可下了：噢，原来邓拓是叛徒啊！怪不得我们原先看不清他的反革命真面目，我们还一直把他当成老革命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当初打倒彭德怀，除了指控其“反对三面红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说他“组织反党集团”，还要说他“里通外国”；后来打倒刘少奇，除了批判他“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外，还要说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10．在“划清界限”的背后 临自杀前，邓拓还给妻子丁一岚留下了一封遗书；然而，只是到了十三年后即一九七九年，这封遗书才交到丁一岚本人手里。 遗书是这样写的： 一岚： 你和孩子们离开我是对的，同样，我不能让你们再跟在一起了。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大云五月十七日夜 在历次运动中，受害者的亲属都被党要求“划清界限”。可悲的是，受害者本人往往也支持或认可亲属和自己划清界限。在这里，更值得研究的是受害者本人的心态。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过这样一段故事：“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象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 索尔仁尼琴批评道：“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他们的灵魂。” 也许，索尔仁尼琴的批评不一定准确。也许茨维特科娃宁肯要女儿恨自己也要让女儿能加入共青团，并不是出于对什么主义、教条的盲目信仰，而只是为了女儿能少受点牵连，少受点歧视。苏维埃政权那么强大，如果女儿满怀着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生活将会是何等沉重、何等恐怖、何等危险啊！ 老作家萧乾在文革中一度自杀，后被救起。他在回忆录里告诉我们：“我没死成，反而由于曾企图寻死而挨了顿批斗。不过这回批得我口服心服：说我用红笔留下的那封遗书是虚伪的。是呀，正如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一些遇难者临终还大喊‘万岁’是虚伪的一样。以前我不能理解，他们受屈而死，怎么还喊‘万岁’。我从自身的遭际中体会出来了：我反正死定了，何不乘此给洁若和孩子求求情，请革命群众对他们高抬贵手！” 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这和受害者本人的状态有关，也和受害者亲属的状态有关。 或许有的自杀者是真的认为自己有罪，因此认为家人应该和自己划清界限。但更多的自杀者明知自己是无罪的，他们表示要亲人和自己划清界限，主要是害怕亲属受株连，是为了保护亲人。这中间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受害者在公开场合支持亲人和自己“划清界限”，但在私下里则忍不住要向亲人吐苦水诉委屈；然而也有不少受害者在私下里也不敢向亲人流露怨恨，这就和受害者亲属的状态有关了。譬如，儿女未成年，不懂事，要是了解到父母的冤屈而对外讲出“反动言论”怎么办？或者，有的亲属自己就很“正统”，弄不好是要“大义灭亲”的，你的满腹心事只好往肚里吞。无话可说有两种，一种是无可说之话，一种是无可说之人。 邓拓在给妻子的遗书里说“你和孩子们离开我是对的”。怎么会呢？在最需要理解，最需要温情的时候，邓拓怎么会认为亲人的背弃是对的呢？这当然是出于无奈。邓拓为自己给家人带来的巨大痛苦而深感愧疚，尽管那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但毕竟是由于自己而引起。他希望亲人永远忘掉自己，因为他希望亲人能够摆脱自己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从这里，我们看到邓拓对家人的忘我之爱。这是怎样的一种忘我之爱啊！爱，本来是自我肯定，可是在这里它却成了自我否定。平常的所谓忘我之爱，虽然是指为所爱者献出一切，但它也意味着让所爱者感受到自己的爱，意味着让自己的爱永远活在所爱者的心中；可是邓拓的忘我之爱却是要求对方永远地忘掉自己。人世间没有比这种爱更深切、更凄惨的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