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推荐。

是的，这个词就是个讽刺。

这次节目还有一个话题：美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徳卸任前爆料福奇。从35:50开始。。。。。

是的。我断定，当初推习近平上台的人都非常后悔，这个是有文字可考察的，2012年10月十八大闭幕，习近平上台。这年年底，上海一个叫周瑞金的，就是邓小平九二年南巡时以皇甫平名义发表文章的那位。他先在凤凰周刊发表文章，然后『炎黄春秋』转载，文章说，中共政治分为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伟人政治时代；第二个是邓小平时代强人政治时代；第三个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现在是习近平时代，特征是什么？常人政治。他说以后的领导人，必然会遵循集体领导，必然会有更多的民主作风。他完全算错了，这就是江泽民曾庆红一派原来的想法，他们以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新的上来，一定不会是一个太过分的，结果完全相反。 当年胡锦涛一上台，中共其实就面临一个重大问题，胡锦涛以后谁来接班？因为江和胡都是邓小平指定的，现在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强人了，谁有权指定下一个接班人？胡锦涛指定江泽民不服气，江泽民指定胡锦涛不服气，他们两个势力差不多，所以胡锦涛那个时候就搞了一个所谓的“民主推荐”。在十七大之前，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叫到北京开了一个会，每个人发一个名单，在62岁以下的，省部级以上的中央委员中画圈推荐下一届进入政治局的可能人选，据说在那次投票中，习近平的票比李克强的多，所以到了十七大，两个人都进了新的政治局、进了新的常委会，而习排在李克强的前头。习近平在民主推荐中得票超过李克强，并不证明那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更喜欢习近平，很可能是有人讨厌李克强，就是不愿意让李克强上位。李克强有敌人，谁都知道，因为他是胡锦涛的接班人。而习近平当时没有摆出这个架势，他没有敌人，所以没有人给他打叉。也就是说，习在那个时候，不像李克强那样树大招风，反而得票胜过了李克强。习近平就这么上台了，这不是必然的，是很偶然性的。 我在十八大召开前写过文章，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权力一定超过江泽民胡锦涛。道理很简单，江泽民是邓小平等元老扶上去的，所以他的权力受到邓小平等元老的制约，等邓小平死了以后，江泽民的权力很大了，但是有一个邓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他也不敢轻易去动，所以江的权力在邓死后仍然也有限制。等到胡锦涛上台，背后始终有个江泽民，权力自然是有限的。然而等习近平上台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力量互相抵消了，造成没有人再能限制住他的局面，而其他高级官员，他们知道风向变了，以后天下就是习家的了，赶快向习效忠，所以习一夜之间权力就变得非常大。 接下来又发生了两件极小概率而极大影响的事件。一是王立军夜闯美领馆，由此扯出薄熙来。另一件事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车祸死亡，这就拉下了令计划。这两件事太离奇太偶然了，居然都赶在那个阶段发生了。结果，两派元老的势力大受损伤。如果没有那两个事件，习近平想反腐败也不可能反到最高层，因为无从下手，这两件小概率事件帮他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习靠着反腐败，打大老虎，建立自己的个人威望。 在十八大前中共高层又搞了一次民主推荐。新华社都有报道，前后反复了五次。为什么经过了上下五次？因为出了令计划的事，所以这第二次民主推荐的权威性大不如前，已经走马上任的习近平就可以挑挑拣拣，不那么认推荐结果了。到了十九大，干脆就没有“民主推荐”这回事了，变成习近平一个个去与可能要进政治局的人见面，面试，也就是他自己亲自挑选了。

听高王凌教授讲农民问题（胡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授高王凌2018年8月24日因病去世。我和高王凌教授没有私交，但读过他不少著述，受益良多，尤其是他对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论述，既深刻又浅白，十分精彩。这里我谈谈读高王凌著述的一点感受，也是对这位学者的纪念。 高王凌教授根据民国年间的调查统计得出结论：在旧中国的农村，两头小中间大，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里，地主占有的土地只在30－40％之间，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70－80％；地租实收率是30％，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50％以上；地租总额只占全国农作物产值的12 ％或更少一些，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为生的小地主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和自耕农相差无几。这一调查结论无疑是对共产党暴力土改从理论上的釜底抽薪。 很多人都以为，49年后的中国，农民不好好干活是合作化以后、尤其是公社化以后才发生的事。他们以为共产党搞土改，虽然很残暴，但总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让农民单干，因此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可是高王凌告诉我们，农民从土改以后就不好好干活了。因为他们知道，先前很多富裕农民本来是勤劳致富的，但就是因为他们富，结果在土改中遭到批斗。高王凌说，土改后农民心里想，我多干活了，产量增加了，我变成富裕中农怎么办呢？你们又要来斗我。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他宁愿穷着。当时很多外国人写的书，有一本叫《翻身》，一本《十里店》，都说到土改以后的减产。有人说“土改”之后中国农业有一个黄金时代，那都是骗你们。当代史里更是鬼话连篇。 关于中国农民，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谬论，说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高王凌反驳道：“我觉得他们的脑子中毒太深了，动不动搞个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与否是你的概念，不是中国农民的概念。中国农民追求平均吗？在座的各位可以回去问问爸爸妈妈，据我了解中国农民追求公平和道义，但不追求平均。” 这就驳斥了一个关于共产党的神话。不少人至今都以为，共产党打下江山，是因为当初它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支持拥护。其实不然。杜润生在回忆邓小平的一篇文章里写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边打仗，一边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结果招致农民的普遍反感，于是后来改变了做法，把“打土豪、分田地”改成了“减租减息”，这才使得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得到改善。可见私有产权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人，包括穷人，也承认私有产权的正当性，并不赞成共富人的产。共产党老是批评农民“落后”、“不觉悟”，其实那正反映了农民朴素的正义观。

爱一个人是需要一些理由的。不过一旦爱上之后，那些理由就可有可无了。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在回忆录《生之舞——“文革”以来民主思潮实录》（澳大利亚，ASIA PACIFIC GROUP，2004年）里写道：“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我们观看校领导一字跪在高台上，卞仲耘、胡志涛、李树民、汪玉冰等，有几个女孩子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宋彬彬正好站在我旁边，她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象是自言自语‘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第81页） 根据陶洛诵的回忆，宋彬彬在打人的现场，宋彬彬本人并没有参与殴打，但是也没有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就在现场。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但至少有可能避免把人活活打死。从宋彬彬那句话“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可以看出她是在说服自己不要劝阻。她知道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那她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罪有应得，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相反，你要是出面劝阻制止，你就是站到革命群众的对立面了，那就是立场问题，那就错大了。。。。。 我们知道，就在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校长卞仲耘之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摘自《“八九点钟的太阳”观后记》，2006年6月

祝贺

王力后来说过，都说“王关戚”，把戚放最后，其实戚该放第一，因为他和毛江关系更近，很多指示先给他再传给其他人。陈伯达等都要“让三分”。

许成钢是文革期间老三届独立思考表达异议的代表性人物。👍。

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是初一，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初三。

谢谢🙏

足球运动量大，激烈、对抗性强，技巧和力量以及配合和速度都是可以看到的，尤具观赏价值。

足球赛比其他球赛更好看，因为它更吊胃口、更有悬念，更凭运气，更容易爆冷门。别的球赛，胜负就是拼实力，运气的因素很小。

胡平 | 为什么卞仲耘之死成了悬案？——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在50多位文革时期的师生和几位老师的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为1966年红八月期间部分学生打死打伤老师一事表示道歉。 在场的几位当年的老师和老师的后人纷纷发言，表示接受道歉并予以原谅。其中一位发言者是我北大读研期间（1978－1981）的同班同学丁冬红（又名胡依年）。她的母亲胡志涛也是当年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副校长，在那天也挨了打，而且伤得很重。我第一次得知“八五事件”就是丁冬红告诉我的。在会上，丁冬红说，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半个月后，1月27日，原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在“八五事件”中被殴打致死的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声明说：“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是的，没有真相，就谈不上原谅。胡志涛知道真相，她自然可以原谅；王晶垚不知道真相，他当然有权拒绝接受道歉。 那么，为什么直到48年后的今天，王晶垚先生－－更不用说广大公众－－还依然不知道“八五事件”的真相，不知道打人凶手是谁呢？为什么那么多知情者都不肯公开说出打人者的名字呢？ 有人解释说，因为打人者当年都还没满18岁，属于未成年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且要对涉案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包括不得公开其姓名住所照片。 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上述原则都是针对办案机关的办案原则，但问题是，48年来，“八五事件”从不曾立案办理。 据说，在八十年代，针对受难者家属的起诉，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曾经以“罪行追诉时效已过”为由予以拒绝。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刑法确实有追诉时效的规定，追诉时效的长短取决于案情的轻重，追诉时效最长是20年。在“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是被群殴致死的，虽然后果很严重，但是分摊到每个打人者头上的罪责不一定很重，所以追诉时效不会很长。但问题是，像“八五事件”这样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的罪行，政府理当提起公诉，无须受害者一方自诉。刑法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政府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刑事案件，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因此，“八五事件”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政府的问题。48年来，中国政局历经沧桑，政府换了好几届，其方针政策以及法律经历过重大变化，但是每一届政府都没有对“八五事件”立案审理－－在这件事上倒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发生过大量的刑事案件。有些案件当时就得到处理；有些案件，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后来政局变化，又被当作刑事案件处理。由于政局的反复，有些案件甚至被翻来覆去地处理过好几次。“四人帮”垮台后，当局宣称彻底否定文革，对文革中的刑事案件又做了一番大清理。 不消说，在这些审理和判决中，轻罪重罚，重罪轻罚，一罪数罚，乃至于冤假错案以及舍卒保车，舍车马保将帅的情况都是有的；在“宜粗不宜细”的口号下，还有很多不那么起眼的罪行被放过去，如此等等，此处不赘。不过总的说来，文革期间各个阶段发生的具有其阶段特色的刑事案件，大体上还是得到了某种处理，好歹是走过形式。唯有包括北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内的1966年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文革过来人通常称之为老红卫兵）的暴行，48年来始终没有得到处理。 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始终没有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处理，那是不是因为在历届中国政府看来这些暴行都无可非议呢？例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及其家人被革命群众打死打伤，政府从不处理这些打人者，因为政府始终不承认土改是错误的。但红八月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卞仲耘，早就被平反恢复名誉了。 也不是红八月期间的暴行一律不加处理。例如从1966年的8月27日到31日，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针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大屠杀，事后政府也曾逮捕和判处了一批当地的公社干部和社员。据说在80年代，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给“八五事件”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提出过一份“凶手名单”，说如果难属对这些人提告可以判刑。一位活下来的受害副校长当即拒绝接受此名单，因为“名单上全是工人出身的红卫兵们，而那些贵为高干之后的凶手们连一个也不在名单上！” 于是问题就很清楚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之所以一直不曾立案审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身份——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主体。这就是他们之中的犯罪者始终不被追究不受惩罚的原因。 不错，毛泽东发动文革，目标就是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派。毛整起高干子女来也并不客气。例如在1967年1月，政府就抓了一大批“联动”的老红卫兵。但是抓他们的理由不是他们对民众施暴，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央文革。3个月后，这批老红卫兵就获得释放。4月22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20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处理老红卫兵在红八月打砸抢的暴行，也是因为他无法把那些暴行算在刘邓反动路线的帐下。毕竟，老红卫兵打人之风兴起时，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被毛批评，撤出校园。早在1966年7月26日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台上用皮带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等人就在台上，非但没有制止，江青还上去拥抱彭小蒙，并发言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信中还特地提到彭小蒙）。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就在当天，中央发出文件，宣布撤销此前刘少奇发出的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文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当场接受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还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就在老红卫兵打砸抢的高潮中，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调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不错，毛泽东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又把你打倒在地。但是直到他1976年撒手西归，毛始终没有对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进行处理。 等到“四人帮”垮台，文革被否定，当局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对文革期间的很多问题重新处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依法追究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这中间的原因很简单：老红卫兵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文革后复出的党国领导人，没有几个人的子女当年不是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多子女（包括刘邓的子女）还一度是老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后来中央下令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其中一种人就是打砸抢分子，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者。可是当局特地把当年这批涉嫌施暴甚至带有命债的老红卫兵们摘了出来，说他们不算“三种人”；非但不追究，反而说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对老红卫兵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由于历届中国政府都对这个群体格外袒护，致使其中良莠难分，好坏不明；若干重大历史真相也始终陷于混沌。48年过去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2014年2月10日

亚历山大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幺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一位中学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是一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的话——的血腥暴行。它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有两千年尊师传统的文明古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灾害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时期；不是发生在偏远蛮荒之地，而是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发生在黑暗角落人迹罕至之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 打人凶手是清一色的女中学生，不是据说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这些女学生不是出自贫困的或破碎的家庭，而是出自相对富裕的和有教养的正常的家庭。她们就读于名校，并非缺少教育；她们大多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就被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备受宠信，绝不存在长期受压抑和受挫折的问题；她们身心健康，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犯罪前科。也就是说，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理论统统都不适用于她们。 再有，她们行凶的对象不是陌生的因而抽象的敌人，而是朝夕相处的最熟悉的人；不是往日就轻蔑就敌视的人，而是过去一直尊敬、亲近乃至爱戴的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被贴上某一类”敌人”标签者是陌生人，整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仇恨与成见常常源于无知源于隔膜。你越是对某人不熟悉，你就越是容易对某人形成刻板化的印象，越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敌意，或者说越是容易对之冷酷无情。另外，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和欧洲漫长的反犹主义有关。红卫兵迫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当然和黑五类早就被打入另册定为敌人有关。可是卞仲耘的情况却明显地和上面讲的都不一样。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怎么能对她们的校长下得了手？她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祇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她们为什么打死卞仲耘 毋庸赘言，红卫兵的暴行是中共长期以来教育与宣传的产物。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更以多种方式对暴力迫害行为给予暗示、默许、纵容，乃至鼓励。但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在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杀人，而且，在公开的讲话和文件文章中，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如果你真是对伟大领袖怀抱天真而虔诚的信仰，按理说你本来是不应该去打人的；不但你自己不应该去打人，而且你还应该劝阻你的同学去打人，因为打人不符合最高指示，不符合党的政策。因此无论如何，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是，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人去动手打人呢？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是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但不好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还常常要违心地表示支持甚至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背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暴力行为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条原因：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祇是苦于师出无名，同时也是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造次。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藉口并且有了不受惩罚的环境，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我们知道，伴随着红卫兵登上舞台，”他妈的”、”混蛋”一类粗话脏话满天飞。红卫兵不祇是简单地打人，他们还想出种种方式践蹋、侮辱、虐待和折磨受害者，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套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应该说它们并非直接来自官方的宣传教育。在官方的宣传教育（包括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好人都是不骂粗话的，坏人才骂粗话。好人惩罚坏人也就是一刀一枪了事，好人不会去折磨虐待坏人，坏人才会去折磨虐待好人。在当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即使出现暴力情景，通常也避免鲜血淋漓与恐怖凄厉的场面。红卫兵的这一套，或许有一部分是来自家教，但更多的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做坏事往往不需要老师，祇要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大大敞开恶念的闸门，各种坏主意鬼点子自然就会蜂拥而至，再加上迅速的互相启发互相模仿，很快就会发展到十分恶劣十分残忍的地步。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倚仗自己的特殊背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里的话”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所以，是他们而不是别的群体，率先出手打人，甚至打人致死。他们正是要通过此种行为树立起红卫兵的令人恐怖的赫赫威势，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叫”打出红卫兵的威风”. 北师大女附中是一所有名的红色贵族学校。在学生中，干部子女占很大比例。文革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侄女、孙女几乎全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可以这么说，谁家住中南海，就有谁家的孩子。当时开家长会，政治局委员能到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也由于长期以来对老干部革命经历的的极力渲染乃至神化，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大都有极其强烈的优越感。特别是在63年64年以后，学校里强调执行所谓阶级路线，干部子女要比其他学生更容易上大学和上好大学，更容易入团和当干部乃至入党。在清华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这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高干子女谈话，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容的讲话，并为他们专门组织和安排种种活动，这就进一步培养起高干子女的特权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年，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或特权意识主要并不是体现在物质追求上，而是集中在权力欲望上。他们把自己视为天然的革命接班人，未来的国家掌权者。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在政治活动中出人头地，以显示和证明他们的无比优越。然而问题是，这些”自来红”们，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文艺体育活动等传统的衡量学生高下的项目中未见出色，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和下厂下乡劳动锻炼等活动以及在学毛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或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等政治表现上也不显得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更高明。毕竟，在当年，同学们都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革命，显不出谁比谁更革命，所以这些”自来红”们就尤其渴望着在文化革命中作出非常的举动，所以就要有”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就要有比革命还革命的带头打老师打校长。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祇有那些高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第三，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那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中学生们对她们的校长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她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而装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更革命，是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在当年，革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和革命性的高低，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在对敌斗争中是否表现坚决，看你对敌人的仇恨深不深。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火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火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固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但是它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就像作家老鬼在自传小说《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学生们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像我的思想就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 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根红苗正的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在那时，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比这句话更恶劣的了。因为按照这句话，过火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正确的，不过火反倒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不要无视良心的声音 就在打死卞仲耘的第二天，师大女附中校广播站播出了一篇广播稿。这也是因为是第一次学生打死老师，红卫兵们感到有必要作一个交代，作一番辩解。广播稿全文如下：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 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 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篇广播稿显然出自红卫兵之手，很短，还不到一百字，文字也很浅显，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却很多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在这篇广播稿里，作者玩弄概念游戏，避重就轻，推卸罪责，蛮不讲理；引用毛语录为自己壮胆，为同伙鼓气。最值得分析的是最后一句——”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太奇怪了！打死人不算破坏文化大革命，把打死人的事实真相向外面讲却要算”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逻辑呢？如今，很多人在回顾文革往事时总是说，红卫兵虽然做了坏事，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还一心以为他们做的是好事呢。不对。红卫兵们也许不能十分自觉地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坏事，或者说，他们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而这正是恶的最确定不移的标志。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一件事”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拿不上台面”（个人隐私属于不同领域故另当别论）时，我们不就是在说这件事是错误的是丑恶的吗？人的道德直觉是如此的敏锐，它能穿透任何邪说谬论的迷雾而顽强地发出自己的警示。 文革后，我和不少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包括不同背景，不同派别——讨论文革。我们讨论了我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讨论了彼此在文革中做过的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也讨论了彼此做过的错误的事和愚蠢的事。尽管我们对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都认为，每一派中都有好人，每一派中也都有坏人。人品的好坏是可以脱离派别的好坏而存在的。这就是宽容与自由难于建立而又终于可以建立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些事虽然是错误的恶劣的，但当事人的动机却可以是正确的善良的。由此我们对那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深有所悟；但是我们又都认为，有些错事坏事绝不能用善良的动机来解释，它祇能出自阴暗的心理和邪恶的动机。连行凶打人这种事都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有的行凶打人，就像殴打卞仲耘致死这件事，那些带头打的人，那些把人朝死里打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罪责，他们绝不能用什么”理想主义”、什么”受蒙蔽”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 正是通过文革，我们发现了人心中固有的道德直觉或曰良心或良知。人因其具有普遍而超越性的道德感而成其为人。人心中的这种道德感既是显明的，又是暧昧的。一事当前，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是独立发生的，但倘若不和别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它就难以获得清晰，获得确认。当周遭的环境是极端的晦暗封闭，当任何自由而公开的理性交流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好比黑暗中的一丝灯火，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可靠，但又是我们在一无倚靠的时候的唯一倚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倾听良心的呼声，决不要做亏心的事。遵循良心，并不能使我们免于犯错，但即便错了也不会错得太远；违背良心则几乎注定会使我们犯错，而且可能错得很远很远。暴君暴政得逞的秘诀是，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大力诱发和释放出人性中潜藏的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它首先就要求你无视良心的呼唤。 这应是我们从卞仲耘之死的悲剧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是中学生带的头。中学生批斗老师比大学生更早更狠。

悼念。

我家长了一株仙人掌，开花了。 https://twitter.com/HuPing1/status/2067646270986936465/photo/1

这话深刻。文革中群众组织打派仗，两派中都有一类钢杆铁杆，如同现在的这个粉那个粉，和罗素这段话提到的dogmatists一个样。

中国是金牌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大国。当然，中国为了健身和娱乐而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并不少，但这和致力于体育赛事、力图破记录拿冠军不是一回事。有句俏皮话：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运动员不是为了健身而运动，不是为了娱乐而运动。运动员是为了运动而运动。

祝贺葛兆光荣获唐奖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些不具现实可能性、至少是在现阶段不具现实可能性的理念或理想，哪怕看上去是最好的，一旦不顾现实条件而匆匆付诸实践，很可能造成最坏的结局。那些看上去只是次好的理念或理想，因为深具现实可能性，付诸实践的效果反而是最好——是在现实可能性中的最好。

胡平：中国民主化前景中的少数民族独立问题——一、苏联解体的模式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王力雄先生长期关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 王力雄对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关心，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关心。1990年代世界爆发了多场跟民主转型相伴的民族冲突，使王力雄联想到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时，首当其冲的挑战也会是民族问题。 王力雄对藏人和维吾尔人追求独立的愿望十分了解，也相当同情；但是他认为追求独立的后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即使流血也未必能够独立，还很可能使得中国的民主转型胎死腹中。 前苏联是以解体方式解决民族矛盾的。这给期望从中国分离的少数民族人士带来很大鼓舞。然而王力雄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苏联解体的模式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首先，王力雄指出，苏联是联邦制，苏联宪法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邦。在专制时代，那种宪法权利只是意识形态的装点，但是在专制垮台之际，一旦以和平方式转型，过去许诺的空头支票马上就能变成确切的合法性根据。中国却不是联邦国体，中国宪法定位的国体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王力雄说：“不要小看是否有联邦名号，它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和平解体几乎有决定性作用。有联邦制名义的国家和大一统国家，两种社会在应该解体还是统一的问题上，认同的公理完全不同、甚至可能彻底相反。苏联可以实现顺利解体，不意味中国也能如法炮制。未来的中国政客们，倒可能更多地需要高举反分裂之旗，才能赢得占压倒多数的汉人选民。” 其次，王力雄提醒到：“中国和苏联相比还有一个更实际的不同。俄罗斯在前苏联只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却占有76%的苏联领土和大部分资源。从分财产的角度看，俄罗斯人在解体中平均分得的财产远高于其他独立出去的民族。而汉族人口虽然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拥有的领土面积却只有中国领土的40%。国家解体对俄罗斯人和汉人的不同主要在此。而如果没有主体民族的同意或默许，一个国家靠协商来实现和平解体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些少数民族朋友对汉人的看法包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对汉人的估计很低，另一方面，他们对汉人的期待却很高。一方面，他们对汉人估计很低，不相信和汉人同为一国，汉人能尊重他们的意愿实行真正的自治，所以他们很想独立，干脆摆脱你；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汉人的期待很高，期待汉人能接受他们的独立，期待着不让他们自治的汉人却能够让他们独立。这不是很矛盾的吗？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期待汉人接受少数民族独立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在保持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前提下，让汉人尊重少数民族的真正自治是相对容易的。 不少人预测，未来中国会天下大乱，尤其是在一党专制结束、开始民主转型之际。这就给少数民族独立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王力雄不同意这种观点。王力雄说：“即使西藏能够利用中国内乱实现独立，但仍然不能逃避毗邻中国的影响。中国不会一直乱下去，只要摆脱动荡局面重新稳定下来，国家分裂给汉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就会伺机反弹，同时领土的缩减使汉人生存空间遭到过分挤压，反而会导致扩张性增强。再衰落的中国相对西藏也是庞然大物，是西藏难以抵挡的。那时的中国不会放弃重新收回西藏，独立后的西藏也因此不会有安宁日子。” 二、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力争双赢结局 刘晓波十分赞赏王力雄。在“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一文里，刘晓波称王力雄“是极少数没有大汉族偏见的知识精英”。在怎样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怎样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上，王力雄能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的立场。 刘晓波说，从道义上讲，无论是选择独立还是选择高度自治，西藏人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的权利，乃为天经地义，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在的西藏毕竟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西藏毕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正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样），现在的利益至上的汉族世俗化浪潮对西藏的大城市和上层精英的冲击越来越大，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说，藏族对汉族的弱势是极为悬殊的。即便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所以，藏人选择独立，尽管在道义上理由充足，但是全无任何现实上的可能性。即便在中国成为民主制政体之后，民选的政府和大多数汉人也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的版图内分离出去。如果藏人不顾现实而执意要独立，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 因此，和王力雄一样，刘晓波也高度认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因为这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之道，是为了得到双赢的结局。这个道理适用于西藏，也适用于新疆。 三、民主、和平、过渡三原则 在海外，来自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充分利用海外的自由，很早就开始了和藏人、维吾尔人与蒙古人的接触与交流。我们在一起举办过很多次座谈会与研讨会，一道举行过多次抗议活动和联谊活动。 1996年2月26日，《北京之春》杂志社经理薛伟访问印度的达兰萨拉，拜会达赖喇嘛。在和尊者的交谈中，薛伟把海外民运人士的共识做了如下的表述：首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努力结束中共强权统治，开启民主转型。对未来民主转型中的民族问题，薛伟归纳为三条原则：第一是民主的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第二是和平的原则，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第三是过渡的原则，如果在统与独、合与分的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可以先实现高度自治，在平等和睦相处，互敬互利的前提下，进一步商讨解决问题的答案。有一个过渡期，事情就好办了。 四、重要的是过程，是路线图 我认为，在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有多种可能的方式，譬如有可能是像戈尔巴乔夫、蒋经国那样自上而下；也有可能是民间力量自下而上促成改变，像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逻辑上也不排除中共专制政权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被外部力量打倒，等等。不同的转型方式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格局，民间民主派采取的对策也会有所不同。不过我们总可以给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做一些原则性的讨论。 很多主张藏独、疆独的朋友都说，他们希望通过符合国际标准的民主自决的方式达到独立。要通过民主自决的方式达到独立，这首先就要争取到自由民主，首先要中国实现自由化民主化，有了自由民主之后你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自决。在反送中运动中，一些香港人提出港独的诉求，我当时就说这很不策略，你们现在连真普选还没争到手，你怎么能港独呢？这里有个时间表或曰路线图的问题，是我们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问题。这一点很关键。 在中国，有最强烈独立要求的是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和藏族。他们遭受那么深重的迫害，又被强制性汉化，一旦哪一天中国出现转型的机会，因为以前压制的太深太久，必定会出现很大的反弹，要求独立的声音一定会相当高涨。这又不像古代，在古代，确实有些民族由于长期的高压，硬是被灭掉了，被强制同化了。今天中共的高压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反弹是一定会爆发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一旦出现转型的机会，我们应该怎么做，不错过机会，使转型能平稳地进行，防止专制势力复辟。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的都好办。不论是各地区各民族自愿统一，还是和平分家，都没有什么不好。我最关心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目标，我最关心的是过程，是路线图。 五、三派势力的博弈 现今中国可以说有三派势力，一派是主张民主也尊重民族自决，另一派是主张民主又坚持统一或曰主张大一统，还有一派是主张专制又坚持统一。如果中国出现了民主转型的机会，那就是前两派人联手，胜过了第三派。如果在这时出现了要求独立的要求分离的运动，头一种人坚持民主尊重民族自决，其态度可想而知。第二种人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分化。其中一些人虽然很向往大一统不赞成分离，但是他们也反对使用武力，而其中另一些人，有强烈大一统情结的人，就可能赞成使用武力，他们就可能和原来已经边缘化的第三种人走到一起来了。而第三派势力就会借机趁虚而入，卷土重来。到后来，主张独立的少数民族遭到镇压，专制势力趁机复辟。 苏联在解体前就发生了这种情况。苏联开始民主转型不久，波罗的海三小国要求独立。戈尔巴乔夫很为难。他不希望这三小国独立，他希望把他们留在新联盟里。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苏联，名义上尊重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性，实际上剥夺别人的自主性，他搞的这个新联盟是真正尊重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性的，所以不应该闹分离。可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就是想要独立。这就使得戈尔巴乔夫左右为难。戈尔巴乔夫手下的国防部长讲的很清楚。他说，戈尔巴乔夫垮台垮定了。如果有一个加盟共和国独立成功，戈尔巴乔夫会垮台，因为那些主张大一统的人会反对他；如果戈尔巴乔夫为了制止分裂维护统一，使用武力镇压独立运动，他也会垮台，因为那些主张自由民主、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的人会反对他。戈尔巴乔夫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他们打出的旗号就是拯救国家。先前苏联搞自由化民主化时，他们不好跳出来反对，因为自由民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现在国家要分裂了要解体了，他们就打着“拯救国家、维护统一”的旗号出场了，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变化，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挺身而出，粉粹了保守派的政变。紧接着，俄罗斯自己宣布独立，退出苏联。俄罗斯要独立，谁都拿它没办法，因为它是最大的，力量最强的。谁能用武力镇压呢？另外，俄罗斯一旦脱离苏联，苏联就没法存在了，其他加盟共和国想保留苏联都办不到了。 再看其他国家的情况。在苏东波中，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和平分离。这和国际大气候有关系，和国内小气候也有关系。那时候他们都很讲人性讲人道，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又那么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斯洛伐克很大。且不说捷克斯洛伐克本来就是联邦制，斯洛伐克本来就有一定的自主性，包括有退出联邦的权利；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斯洛伐克的人口和面积都不小，和捷克相比基本上是一比二。这就意味着，斯洛伐克要独立要分家，你捷克想去武力镇压，风险太大了，成本太高了。捷克人中未必没有想武力镇压斯洛伐克独立的，可是一看人家那么大的实力就只好放弃了。 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最想独立的是少数民族。他们受到那么多打压和剥夺，要求独立更正当更有理由。但正像王力雄提到的那样，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0%，再加上军事力量更是高度集中在汉人手里，双方在人数上和武力上都强弱悬殊。这意味着，即使少数民族甘愿流血牺牲争取独立，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少数民族仅仅是人口太少、强弱悬殊，那还好办。也许很多汉人会说，人家想脱离就让他们脱离吧，反正他们就那么些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问题是，不到中国总人口10%的少数民族拥有的领土面积却占中国领土的60%以上。这就使得很多汉人认为让少数民族独立出去代价太高了，要说服他们接受和平分离就更困难。如果维吾尔人、藏人一来就提出独立的要求，这样，少数既主张民主又尊重民族自决的汉人就可能陷入孤立。 不错，在海外民运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有不少人是既主张民主又尊重民族自决的。但若是放到全中国，在广大汉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仍然只是少数。不要说在今天，就是到了民主转型的初期，持这种观点的仍然只会是少数。刘晓波说，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我想也可以加上新疆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和维吾尔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有人甚至预言，一旦中国开始民主转型，汉人的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结还会更加高涨。我对此不无怀疑。我以为伴随着民主转型，汉人中的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结更有可能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但我必须说，即便是有所削弱，仍然会是相当的强烈，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 我深信，在中国，在中国国内，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完全有可能和广大的民众一道推动民主转型的发生。但是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就不一样了。如果在转型初期就遭遇到民族自决和独立这样棘手的问题，我们这些人要明确坚持我们既有的立场，连我们自己都会被边缘化。到头来让那些主张大一统的人和专制势力走到一起来了，那就麻烦了。 如果将来发生大规模流血，因为少数民族在军事力量上相当弱小，必然是具有强大武力优势的汉人以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去镇压追求独立的少数民族。到头来不但少数民族会遭受巨大的灾难，而且也会使汉人民主派遭受严重的挫伤。毕竟，民主派的很多人，就像戈尔巴乔夫，哪怕也主张大一统，不赞成少数民族自决独立，但他们都不愿意使用武力，这样一来，他们也被排挤到一边去了，搞不好就让专制势力借机复辟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六、分析几种小概率 一直有人指望，未来中国发生内乱，在汉区也有些地方闹独立，形成分裂或割据的局面，或者是外国势力的深度介入，这就为少数民族的独立提供了契机。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相信，伴随着民主转型，在汉人居住区，地方上要求更多自主权的呼声会增加，在某些地区也可能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但是在汉区出现强大的独立运动乃至形成分裂或割据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今日中国汉区，和清末民初大不相同。除了经济的一体化，尤其是在人口的流动上，东来西往，南下北上，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四川的人很多不是四川人，广东的人很多不是广东人。一般人的省籍意识都不强。地方军队也是高度混杂，地方性比较淡。包括各级军官，本地人并不占多大比例，川军不像川人的军，粤军不像粤人的军。因此形成分裂或割据的可能性很小。至于外国的深度介入，这种可能性本来就非常小。再加上西藏、新疆都深居内陆，外国，包括西方民主国家，更难进行实质性干预。除非中共悍然发动世界大战，被民主国家联手击败，民主国家才有深度干预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 七、结语 一国之中的少数民族要想以自决的方式实现独立，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分离，离不开主体民族的同意或默许。要得到主体民族的同意或默许，有赖于双方的充分交流，从而获得主体民族的理解。 现在的问题是，在自由的海外，藏人、维吾尔人可以和关心民族问题的汉人充分的沟通，但是在一党专制下的国内，藏人、维吾尔人的声音是根本听不见的。现在，国内民众的大一统的声音似乎非常强大，其中当然有虚假的成分，但就是扣除掉虚假成分，这种声音仍然是相当大的。确实有很多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也有强烈的大一统情结。他们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在和少数民族充分沟通之后，才能慢慢的改变。如果在民主转型的初期，在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还没有认真地展开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之前，藏人、维吾尔人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决、提出独立，很多汉人必然会用他们原有的大一统观念做出回应，其结果必然是使得很多本来有可能同意或默许的汉人成为对立面，这就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朋友、至少也能保持中立的汉人，驱赶到专制主义大一统那一边去了，甚至导致专制势力的复辟。那将是我们共同的悲剧。我们必须努力避免。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些不具现实可能性、至少是在现阶段不具现实可能性的理念或理想，哪怕看上去是最好的，一旦不顾现实条件而匆匆付诸实践，很可能造成最坏的结局。那些看上去只是次好的理念或理想，因为深具现实可能性，付诸实践的效果反而是最好——是在现实可能性中的最好。 作于2021年8月

关注董郁玉。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出现的军阀割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首先是太平天国运动，清廷的军队不经打，于是地方武装应运而生。以曾国藩的湘军为例。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曾国藩下面的将领几乎都是他的门生故旧。全军都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接下来又有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下令与列强开战，东南各省汉人地方官员公然抗命，他们说朝廷的宣战诏书是“矫诏”，是“乱命”，非但不去支持义和团与列强开战，反而与各交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后来清廷大败，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因此，非但不敢追究东南地方大员的叛逆之举，反而不得不承认人家做得对。于是，中央威信扫地，地方实力派力量大增，信心大增，由此便开启了清廷治下地方实力派人物军阀化之先声。。。。。

胡平：中国足球的怪现象与举国体制：中国是奥运金牌大国，为何男足却惨不忍睹？为何中国的足球，阴盛阳衰？ 世界杯足球赛（男子足球）是仅次于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的全球最大国际体育赛事盛会。本届世界杯参赛队伍多达48支，但中国队却不在其内。中国队缺席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但在于中国是人口大国，更在于中国是奥运金牌大国。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至今共6次奥运会，中国的奖牌总数稳居第二，金牌总数两次第一，三次第二，一次第三。中国是无可争辩的奥运金牌大国，为何足球却惨不忍睹？要说中国的足球不行，那也不尽然。中国的女足就很厉害。从1986年至今20次亚洲杯，中国女足9次冠军，2次亚军，另外还赢得一次世界杯亚军和一次奥运会亚军。中国的足球为何阴盛阳衰？这是有关中国足球的第二个谜。 这两个谜都和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有关。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奥运的金牌大国，靠的是举国体制。为了在奥运会上赢得更多的金牌，中国政府在那些小众运动、冷门项目上狠下功夫，如跳水、举重、射击等，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包养了一批尖子选手，其中不少是从娃娃抓起。别国的从事这类运动的人，平时要上学要上班，训练只能抽业余时间，聘请教练、使用场地器材每每还需自己掏腰包。赛场上，中国队出马的是职业运动员，别国出马的是业余运动员。以职业对业余，自然占便宜。这就是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是在大众运动、热门项目上，举国体制就显不出优越性了。例如足球，足球在欧美很大众很热门，很有观赏价值，因此很有商业价值，于是也就有了大量的职业球队职业运动员。以职业对职业，中国就没什么便宜好占。同样是职业，中国和外国还是有区别的。中国的职业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国家包养的，外国的职业运动员则是靠其赛事与广告赚的钱，来自民间基金会。 为何中国的足球阴盛阳衰？因为世界女足发展较晚，第一届世界杯男子足球赛举办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女子足球赛举办于1991年，比男足晚了61年。在女足运动的初期，中国就凭借举国体制，打造出职业化的女足队伍，而与此同时，由于女足运动还很小众，别国的女足基本上还都是业余的，所以中国女足一马当先，踢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好成绩。不过近些年来，伴随着女足运动的大众化，别的不少国家的女足也职业化了——但不是国家包养的职业化，中国的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就降低了，中国女足的排名也随之降低了。当然还是比男足强得多。毕竟，女足的大众化程度还远远比不上男足，中国女足靠着举国体制还保有若干优势。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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