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Tsai/蔡慎坤
周世锋女儿周怡然的呼吁：
我是一名在“709”事件中失去父亲陪伴七年多、后来又失去母亲的女儿。
我不能让自己的童年重新来过，也不能让母亲重新回到我身边。
但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让更多人看到，“709”事件不仅仅是一批律师和公民被抓捕、判刑的案件。它还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命运，影响了许多孩子的成长，并在一些人心中留下了至今无法消除的伤痛。
我郑重呼吁：
第一，要求中国现执政者正视“709”事件，立即、无条件推动纠正相关错误判决，对应当宣告无罪的律师和公民依法宣告无罪，恢复他们应有的权利与尊严。
第二，要求有关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调查“709”案件中关于非法抓捕、刑讯逼供、伪造证据、干预司法等严重指控，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责任，不因涉事人员的职务和身份而区别对待。
第三，要求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受理和审查当事人的申诉，公开、透明地回应相关法律问题，让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及其家属能够获得真实、明确的答复。
第四，呼吁国际社会、人权组织、法律界和媒体继续关注“709”事件，帮助保存和核实相关证据，持续推动案件得到公正处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希望有一天，当人们再次谈起“709”时，不再只是记得那些被带走的人、那些判决和那些家庭的痛苦，也能够看到社会对公正的坚持，以及错误得到纠正的可能。
我不希望任何孩子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
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家庭，仅仅因为亲人坚持自己的法律信念，就被迫承受长期分离和难以弥补的伤害。
我年纪还不大，但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因为时间过去了，就当作从未发生。
我要求的不是同情，而是公正；不是特殊待遇，而是法律面前应有的平等；不是让谁受到报复，而是让事实得到查明，让责任得到追究，让错误得到纠正。
“709”不应当被遗忘，受到伤害的人不应当被遗忘，公正也不应当被遗忘。
周怡然
2026 年 10 月 23 日
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退休11年后落马。曾庆红和周永康分别是“石油帮”前后两任“帮主”，十八大后，习近平开始清理江派势力，随着周永康倒台，“石油帮”成重点清理对象，大量高管落马，包括“石油帮”核心成员蒋洁敏、王永春在内的周永康系大批贪腐官员落马。傅成玉上世纪80年代初就成为曾庆红的嫡系。早在曾庆红任中海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以及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期间，傅成玉受到曾庆红的赏识和提携。
1999年，曾庆红安排傅成玉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2000年，傅成玉又兼任中海油总裁。曾庆红升任政治局常委后，傅成玉也水涨船高，担任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兼中海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015年2月，中纪委网站发表署名“习骅”的文章，强调反腐败斗争不存在不受追究的特殊人物，并使用了“铁帽子王”的历史典故。所谓“铁帽子王”，原指清朝世袭罔替的王爵。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这一说法被广泛解读为无论政治地位多高、资历多深、背景多硬，都不能成为反腐的例外。
中纪委抛出以“习骅”署名的文章耐人寻味，因为对江派人马的清洗遇到曾庆红干预，抛出铁帽子王是敲打曾庆红，而王岐山完全按照习近平的指令，等曾庆红找习近平谈话时，习近平却表示对中纪委的文章不知情，等于出卖了王岐山。习知道那时候还不能得罪曾庆红，他得罪不起，现在不同了，年近九旬的曾庆红对习近平的威胁大大减弱，如果曾庆红试图阻挠甚至对习近平二十一大连任施加压力，不排除遭到清洗。
流亡路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卸任11年后，曾庆红力保的得力干将、中国石油巨头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被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0月31日通报，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傅成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傅成玉出生于1951年，今年75岁。他在1982年加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曾在多个中外合作油田项目中担任中方主要负责人，历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以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组书记等职。
以前全会决议文件起草工作都有高级幕僚或政治老人参与完成，现在却由习亲自谋划、全程指导、把关定向。
一个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的人，一边享受着美国宪政制度、民主自由与社会包容所提供的机会和保障，一边不断攻击美国的制度根基与传统价值观，最终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国国会的政治舞台。这种政治现象并非偶然，背后折射出美国党派政治对身份议题的操弄、选举制度被政治力量策略性利用，以及主流媒体对特定政治人物的选择性追捧。
一个本应接受选民严格审视的政治人物，却被包装成挑战美国传统的英雄；一种本应接受公开辩论的激进政治立场，却因为披上身份政治的外衣获得特殊的舆论保护。
真正的荒诞不在于美国允许批评者进入国会——这恰恰是美国自由制度的一部分；而在于某些政治势力一边高举民主与多元的旗帜，一边利用身份标签、媒体叙事和党派机器，让这类政客免于质疑与问责。
当批评美国成为政治资本，当身份标签成为舆论护身符，当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共同利益之上，就不只是政治人物的立场，而是美国政治生态究竟奖励什么、纵容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今天，海外舆论热议胡春华刚刚现身五中全会，却又缺席党外人士座谈会一事。此次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只有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出席。
不过，胡春华缺席并不意味着有什么异常。事实上，凡是习近平出席的重要小范围会议，胡春华通常都不在与会名单之列。党外人士座谈会规格很高，参会人员是特定安排。自中共二十大以来，胡春华就从未出席过每年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因此，今年缺席并非特例，也不值得过度解读。
美国的医疗体系，早已形成一个由保险公司、医院、制药企业、医疗集团以及监管机构共同构成的庞大利益网络。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相互依存，医疗服务本应以患者的健康为中心，实际上沦为资本逐利和利益分配的工具。普通消费者看似拥有选择权，却常常处于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薄弱的被动地位，成了这套体系中任人宰割的羔羊。
更荒诞的是，这套体系能够长期运转，恰恰在于不同社会阶层承受着不同的代价。富人拥有充足的财力，可以购买优质保险，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对制度的弊端缺乏切肤之痛；中产阶级大多依赖雇主提供的商业保险，虽然每年支付不菲的保费，却依然面对高额免赔额、自付费用以及繁琐的理赔限制，只能在抱怨中被动接受；低收入群体部分甚至完全依赖政府资助，虽然获得一定程度的兜底，却也受到参保资格、医生网络和医疗资源限制。至于那些收入不够低、又买不起优质保险的人，反而成为制度夹缝中最脆弱的一群。
而在这一切背后，政府通过Medicare、Medicaid以及商业保险补贴等渠道，每年投入巨额公共资金。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流入医疗体系，却未能转化为相应的医疗效率和健康收益。保险公司、医院集团、药企、医疗设备供应商以及各种中间管理机构，都在这条漫长的利益链上分取收益。复杂的账单体系、药品定价机制、保险谈判和行政管理，又进一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同时也养肥了一部分养尊处优的医疗工作者。整个体系缺乏有效的成本约束和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部分大型保险集团早已不满足于单纯经营保险业务，而是通过收购、控股或合作，将医院、医生集团、药房福利管理机构、药品配送和医疗数据服务纳入同一个商业体系。保险公司既掌握保费收入，又参与决定哪些医疗服务可以报销、哪些药物优先纳入目录、患者应当去哪些医院、医生可以获得多少支付，甚至通过旗下医疗机构直接提供诊疗服务。
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尖锐的利益冲突：同一个资本集团，既可能是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又可能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同时还掌握着影响支付标准、医疗网络和报销规则的商业权力。 足以通过保险合同、事先授权、药品目录和支付机制，对患者获得什么治疗施加重大影响。
这无异于让同一利益集团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还兼任俱乐部老板。表面上各个环节都有合同、监管和市场竞争；实际上当保险、医疗服务、药品管理和支付渠道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集团时，所谓市场竞争就演变成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而患者反倒成了最缺乏话语权的一方。
查建英语言功底深厚，骂人不吐骨头！
废太子的会场笔记
胡春华出席了。
桌牌上三个字，新闻联播19:20的画面里，他低着头记笔记。钢笔，红椅，玻璃杯。之前传他“失联”，传他缺席五中全会，传得有鼻子有眼，现在看，不过是一场空穴来风的惊扰。
长征纪念会他没坐到预设的位置，于是人人都成了侦探。这便是如今的世道——人不在场，比人在场更能说明问题。
有人说，清洗一个早就臣服的废太子，对习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话对。废太子之所以叫废，是因为牙早拔了，爪子早剪了，关在政协的笼子里，每日点卯。留着他，比除了他更有用。留着，是“我们还是团结的”；除了，是“连一个闲人也容不下”。
李克强也是退下来的老虎，也被说成拔了牙的，可还是莫名其妙的没了。于是人们就更怕。怕那矮半截对话的人也不能存在。怕胡春华又算个屁，屁也不让放。
其实两只老虎，分量不同。一只是做过十年总理的，一举一动都是路线；一只是二十大就退到中央委员的，坐在后排记笔记都未必有人递话。威胁小的，反而安全。威胁大的，连回忆都不让留下。
习有严重的沟通障碍，我敢断定。但我知道，位子越高，耳朵越聋。下面的人不敢说真话，上面的人听到的全是回音。回音听久了，任何一点杂音都成了对着干。于是越整肃，越没人说话；越没人说话，越要整肃。
那么，到底是谁在保胡春华，保马云？我猜不出来。犹如我的学生暗地里护着彭立发一样。到底习在和谁在斗？！到底谁善谁恶，我真有点分不清了。习本就是无能平庸之辈，福建官场的人其实都知道。到底曾庆红和江蛤蟆等裆内大佬当年明知他是一头猪偏要扶习登上龙椅到底是啥邪恶用心？！这都值得我们反复深思的。
那不是什么派系斗争，而是人心。我的学生不想让老师对这现实彻底心寒，体制里也有人不想让机器显得太冷血。
保，不一定是某个人拍桌子说“我保他”。是办案的人拖一拖笔，是写材料的人缓一缓调，是会务组的人，在名单上多留一个名字，多摆一把红椅子。是金融系统里的人说一句“再稳一稳”，是老人堆里的一句“给上代留点面子”。
于是胡春华就出现了，在镜头一角，低头写字。马云也还在，偶尔露个面，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他们活着，不是胜利，是缝隙。
鲁迅写《药》，夏瑜死了，坟头本是光秃秃的。他偏要加上一个花圈，说是革命党人偷偷放的。明眼人都知道，那花圈是假的，是先生自己意淫上去的。可他非要加上不可，不加，结尾就太悲怆了，太绝望了，读者合上书，就再也不信人间了。
我们今天看这个会场，看这张笔记的照片，也是一样。
那本没有的花圈，其实就是这把红椅子。
明知可能是摆设，明知可能是做给外人看的团结，可还是愿意相信，是有人故意留的。是体制的坟头上，有人偷偷放了一圈不合时宜的花。
不是因为革命会胜利，是因为人还不想让故事，结束得那么难看。
亡国灭种其实我们经历过好几次了，金人南渡，崖山之后，满清入关，红魔共匪沦陷华夏中土，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所谓的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实对韭菜和骡马而言，在华夏5000年前所未有的江胡盛世时期，也不过是农民伯伯一个月83元的低保而已！
【读者快評】
61岁的笔杆子曲莹璞增补为中央委员，他是中国日报历史上级别最高的社长兼总编辑。下一步是继续主导大外宣还是另辟蹊徑到地方任职？值得观察。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827527566667991
新晋中央委员刘珺1972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他应该是中国工商银行历史上级别最高的行长，二十一大看来还得往上升。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826506656260543
五中全会上，大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增补为中央委员，此前他在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担任过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董事、党组成员、总经理；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有意思的是，去年四中全会上，现任中储粮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邓亦武已经增补为中央委员。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825510479716674
五中全会的保密工作做到极致，此前沒有任何可靠的消息对外透露，现在看来，去年的四中全会，今年的五中全会好像就是为张升民开的庆功会，去年四中全会升为军委副主席，沒有进政治局，肯定是有人不服，至于是不是张又侠不知道，今年初拿下张又侠，五中全会顺利进入政治局，成为军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明年二十一大，69岁的张升民还会像张又侠在二十大那样破例留任吗？那得看张升民明年如何带领军队完成为习近平连任保驾护航的使命。
五中全会提前锁定二十一大召开的时间，明年下半年换届不会有任何悬念。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776549416992862
胡春华出席了五中全会，并非此前所传缺席五中全会，清洗一个早就臣服的废太子，对习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775595804311874
被跳过的候补中委吉林在习近平时代早就被闲置。吉林是上海人，是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早年上大学时就担任人民大学团委书记，
33岁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40岁担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50岁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十年之后依然沒有升迁，59岁又调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2024年又被免去所有职务，大概这是对团派官员的刻意羞辱。
被跳过的朱鹤新，1991年8月参加工作，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系经济信息管理系统专业毕业，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此前担任过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2020年3月至2023年11月担任过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被跳过的中央候补委员丛亮是70后，二十大新晋中央候补委员，横跨山东帮清华帮，二十大后失势，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调到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坐冷板凳。
丛亮1994年7月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考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读研，1997年4月取得硕士学位后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
2003年至2018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历任总量处副处长、总量处处长、综合处处长、副司长、司长。
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
2019年2月至2020年6月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
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发言人。
二十大后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
2024年6月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党组成员、副主任。
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出缺时，应按候补中央委员得票多少依次递补。不是谁的职务更高，而是哪些人在原始得票排序中位于这10人之前没有获得递补。
共有13名排序靠前的候补中央委员没有获得递补。
丁兴农、王立岩、王抗平、王嘉毅、方永祥、方红卫、石玉钢、石正露、付文化、丛亮、吉林
朱文祥、朱鹤新。其中，方永祥、方红卫已被确认开除党籍。
其余11人为：丁兴农、王立岩、王抗平、王嘉毅、石玉钢、石正露、付文化、丛亮、吉林、朱文祥、朱鹤新。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部分候补中委连续被跳过。包括丁兴农、王立岩、王抗平、王嘉毅、石玉钢、石正露等人。军方将领付文化、朱文祥等候补中委未获递补，有待继续审查听候发落。地方及中央部门丛亮、吉林、朱鹤新等人没有进入此次递补名单，要么是带病在岗要么是超龄退休。
新华社17时42分发布五中全会公报，称出席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62人、候补中央委员117人，共279人出席。此前有消息透露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40人、中央候补委员140人有误。
二十届中央委员原有205人，候补委员原有171人，共376人。五中全会出席人数约占74%（四中全会出席人数315人，约占83%）。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五中全会增选张升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卢东亮、包钢、邢善萍、曲莹璞、吕军、朱天舒、朱国贤、刘珺、刘捷、刘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纪委关于马兴瑞、蓝天立、刘建超、王莉霞、金壮龙、雷凡培、易会满、王祥喜、孙绍骋、李云泽、费东斌、吴胜华、余剑锋、袁洁、张忠阳、温刚、金东寒、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刘振立、王仁华、刘青松、黄铭、李桥铭、李伟、张红兵、汪海江、张林、王鹏、刘发庆、杨诚、钟绍军、赵晓哲、方永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
会议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马兴瑞、张又侠、刘振立、蓝天立、刘建超、王莉霞、金壮龙、雷凡培、易会满、王祥喜、孙绍骋、王仁华、刘青松、黄铭、李桥铭、李伟、张红兵、汪海江、张林、王鹏、刘发庆、杨诚、钟绍军、赵晓哲、费东斌、吴胜华、余剑锋、袁洁、张忠阳、温刚、金东寒、方红卫、方永祥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云泽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据此，五中全会共处理34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确认33人被开除党籍。
加上2026年10月22日落马的中央候补委员、前北京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过去一年，共有33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被官方公布落马或遭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还有至少25人，大多数未被宣布免职就直接进入“失踪”状态。
五中全会张升民成为最大贏家，他为习近平主导的军中反腐立下汗马功劳，去年四中全会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五中全会增选张升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补选卢东亮、包钢、邢善萍、曲莹璞、吕军、朱天舒、朱国贤、刘珺、刘捷、刘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建超、金壮龙、雷凡培等之前神秘消失的官员，确认被开除党籍。
还有大批消失的军队将领继续审查，暂时沒有做出决定。
台湾主持人蔡康永在舆论压力之下发文称“没有支持过台独”，依然遭到两岸网民嘲讽！关键时刻，还是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为蔡康永定调，也就是说，台湾人谁支持台独谁反对台独，国台办说了算。陈斌华还警告台湾演艺圈名嘴明星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荣，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亲情、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
在国台办及官方话语体系中，对“台独”的定义和认定涵盖以下几个维度。任何宣扬分裂谬论、鼓吹“台湾住民自决”、“倚外谋独”、“以武谋独”，或者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言行，均被定性为“台独”或“台独自白”。中国依据法律法规，依法对涉“独”言行恶劣、谋“独”行径严重的清单人员实施严厉惩戒（例如禁止其及家属进入中国和港澳等）。国台办认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在国家主权认同上不容许打“擦边球”或保持所谓的“模糊空间”。
刘延东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今年2月的春节团拜会。她当时被安排和团派唯一的独苗胡春华同桌，当时看上去气色不错，看不出丝毫异常。是什么疾病让中央保健委束手无策？150岁的长寿工程适用谁？三年前几乎是同一天，她在共青团中央老同事国务院老领导李克强死于突发心梗，享年68岁。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450820183630039
退休六年横跨团派江派的标志性女性高官刘延东10月28日下午2时53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在目睹团派被团灭江派被围剿的惊恐时段之后，这位经历过团派江派辉煌时刻的红二代无声无息走了，也带走了退休后的落寞和恐惧。刘延东是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2018年初卸任国务院副总理，才正式退出政坛。
中共称刘延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和我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刘延东近年已经传出身体欠佳，先后缺席8月江泽民百年诞辰大会，以及9月30日国庆招待会。
刘延东生于1945年11月，是江苏南通人。“红二代”的她出身高干家庭，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80年代长期在共青团工作，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主席。 1991起，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部长。
刘延东在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2008年担任国务委员，2013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2018年退休。
刘延东父亲是刘瑞龙1927年17岁加入中共，是红军第十四军创建人之一。早年是江泽民养父江上青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曾任苏皖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兼政委、上海市委秘书长、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及党组副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参照邓小平掌权到88岁，还有15年，哪里有什么接班人？不要说什么60后，70后再过15年都年近古稀了。
五中全会最大的政治成果是确立习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在沒有拿下张又侠之前，习的核心地位并沒有确立，当军头彻底消灭后，习才感觉到稍许安全。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282620884164825
香港《明报》10月27日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中纪委年初就已完成对刘建超的审查，认定他严重违纪违法，并将他从正部级降为处级；港台多家媒体随后转载。中纪委、新华社至今没有透露任何只言片语。而这个消息我早在今年2月就说过，媒体的信息渠道看来是彻底被切断了，把许多政治新闻甩给了自媒体。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5277789184299011
五中全会开幕当天，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表面上是借纪念红军长征90周年重温历史，实际上释放出强烈的政治斗争信号，吹响了新一轮党内斗争的号角！
这篇两千来字的文章，“斗争”一词竟出现40多次。其中一句话更是连用七个“斗争”：“要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把握斗争主动权，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如此密集的斗争话语，充斥着浓厚的文革式政治语言色彩。
文章不仅强调要“以斗争求安全”“以斗争谋发展”，更值得警惕的是，竟将那些“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的人斥为得了“软骨病”、患了“恐惧症”。这显然不只是一般性的政治动员，更像是在为新一轮党内整肃制造舆论氛围。
既然反复强调斗争，那么斗争的对象究竟是谁？下一轮党内斗争的矛头又将指向何方？这些疑问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政治动向，五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层或将迎来更加激烈的权力斗争，更多高级官员可能遭到整肃，习近平甚至进一步将中共政治带回毛泽东时代那种以不断斗争维系权力的轨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罕见地承认，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文章还明确指出，这场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要求全党全国随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这些措辞绝非寻常。一方面显示习政权对未来局势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习近平面临巨大政治压力。在经济持续承压、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党内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背景下，如此高调地强调斗争，究竟是在展示信心，还是在掩饰不安？表面上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是否恰恰暴露了对潜在危机的深层焦虑？
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五中全会开幕当天，《人民日报》也接连推出两篇重磅文章，从毛泽东讲到习近平，从高压反腐讲到中共长期执政，通篇围绕党的领导、政治权威和执政安全展开论述。
表面上看，这两篇文章是在进一步强化习近平的政治权威，但如此集中地强调权威、忠诚与长期执政，恰恰说明中共高层面临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
如果习政权真的稳如泰山，为何还要如此密集地强调斗争？如果党内已经高度统一，为何还要反复敲打那些“不想斗争”的人？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毫无隐忧，为何又要在如此重要的政治会议期间，反复强调政治安全和执政风险？
这一连串反常信号，不得不让人乐见，中共内部矛盾或许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是进一步触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甚至中共自身执政根基。
五中全会期间密集释放政治信号，表面上是在强调团结、维护权威，实际上预示着更加激烈的党内斗争。习近平真正担心的，不仅是党内有人反习，更是反习情绪正在与对中共执政体制的不满相互交织。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五中全会就不仅是一场例行政治会议，更可能成为中共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前奏。
五中全会选在李克强忌日
亚洲协会判断，出席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61人、候补委员130人），占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最初376人（正式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的77.4%。去年四中全会出席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加起来是315人，占二十大组成人员的83.8%，这是毛泽东文革之后历次全会最低的比例。
这项估计已除掉20名正式委员与8名候补委员被开除、15名正式委员与6名候补委员正接受调查，以及3名文职正式委员、5名文职候补委员、18名军方正式委员与8名军方候补委员失踪，并计入秦刚辞职与俞建华过世；若再有人被调查或失踪，出席五中全会的人数可能更低。
也就是说，出席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比亚洲协会的评估还少了20人，另外候补中委现在凑不夠140人，怎么可能还有140人呢？是不是传递消息的人看走了眼。
胡春华在缺席红军长征90周年大会后再缺席五中全会凶多吉少。
退休六年的副部级官员王会民被重判！法院出具的证据显示，任职27年间王会民贪腐敛财总计超过4亿人民币，如果只看这个数据，王会民还算得上是一个清官，当然这个数据仅供参考。王会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不该离开新疆，2014年至2019年王会民担任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长，这个肥缺很显然是王岐山给的，王岐山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王会民担任新疆建行副行长、副书记，王岐山卸任行长时，王会民升任行长，王歧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时，已经到新疆人大担任副主任的王会民重新复出，到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2015年改为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长，2019年60岁正式退休，如果不到北京，王会民在新疆人大副主任位置上退休，应该可以躲过一劫，安享晚年。
2026年10月27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原组长王会民受贿案，对被告人王会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讨论，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追缴在案的王会民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5年，被告人王会民利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助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中央纪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募集资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亿余元。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会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王会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受贿赃款部分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王会民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高校学生联署公开信，我认为不是高校学生联署，如果是在“六四”之前这种可能性还有，1989年之前，中国高校存在一定程度的学生自治、跨校串联和公共政治讨论空间。即使当时也受到政治限制，但学生通过校园网络组织公开政治行动的条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高校管理体系，包括辅导员、党团组织、校园网络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及相关安全机制，都使公开组织跨校政治联署面临很高风险。
尤其是这封信涉及2018年修宪和习近平任期问题，属于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现在中共对高校严防死守，很可能是有人在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假借高校学生联署，说出了党内外一些人想说又不放说的话。
如果真有十多所重点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署名，他们是如何建立跨校联系？如何确认参与者身份？如何协调文本？又如何在多个校园论坛同步发布而不暴露网络？不过十多所高校学生共同组织、确认身份并公开联署，与有人撰写一份公开信，以十多所高校学生集体名义发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这封公开信最早出现在一个名为“思源湖BBS”的网站，该网站并非中国高校官方论坛，其注册资料涉及韩国和新加坡。报道还指出，所谓14所高校联署，没有提供可供独立核实的学生身份资料，最初在各高校论坛发布后被删除的说法，也缺乏证据。
公开信几乎没有直接批评习近平，也没有使用激烈的反共语言，而是将政治诉求建立在四个历史与政治依据之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与“天下为公”。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邓小平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论述。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权利。
还有一点，中国高校通常把孙中山放在中国近现代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为辛亥革命领导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来介绍。介绍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系统学习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权力制衡、民主共和及“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是两回事。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展开。孙中山思想虽然会出现在近现代史课程中，却不是多数高校本科生政治教育的核心。
而这封信恰恰不只是一般性地纪念孙中山。而是引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1923年《中国国民党宣言》，再把这些内容与2018年宪法修改联系起来。
这种历史材料的选择和政治论证方式，不像一般高校学生在常规思政教育中自然形成的表达。高校教材2023年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设有“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一章，包括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建立等内容。 但高校公开的教学大纲明确强调，要认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局限性，以及中国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
这恰好说明高校通常把孙中山作为一个需要从历史角度评价的人物，而这封公开信把孙中山作为衡量当代中国最高权力制度是否合理的政治思想资源。尤其是没有停留在孙中山推翻帝制的历史功绩，而是借孙中山主动辞职来质疑国家主席沒有任期限制。
日本自民党10月26日宣布，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10月22日逝世，享年90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表首相谈话，对福田康夫的逝世表示哀悼。
10月26日，新华社迅速播发《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去世》的消息。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福田康夫逝世的提问。
郭嘉昆表示：“我们对福田康夫前首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他指出：“福田康夫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郭嘉昆回顾了福田康夫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经历，指出他秉持正确历史观，在担任首相期间签署了中日之间第四份政治文件，卸任后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长期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为促进亚洲地区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嘉昆还引用了福田康夫生前关于中日关系的一段重要表态。
福田康夫曾指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两国关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必须时刻牢记，不能走回头路。
郭嘉昆对此评价说：“这一表态掷地有声，体现了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的信义和担当。日本当政者应当深思自省。”
这一表态不仅是对福田康夫个人历史贡献的肯定，也再次强调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于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意义。
福田康夫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长期重视中日关系、积极倡导两国友好合作的日本政治家。他出身政治世家，其父福田赳夫曾于1976年至1978年担任日本首相。父子两代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方面都留下了重要足迹。
福田康夫与中国的深厚联系，不仅体现在其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关系，更体现在福田家族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延续数十年的政治交往。
谈及福田康夫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福田赳夫。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正是福田赳夫。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席了条约签字仪式，并会见了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条约的外务大臣园田直。
这一条约是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福田赳夫曾以“铁桥”比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建立的两国关系基础，表达了希望中日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愿望。
这一历史性比喻后来也成为福田康夫经常引用的话语。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父亲关于中日友好的理念，强调两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
从福田赳夫推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福田康夫担任首相期间进一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福田父子两代的政治经历，与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从福田赳夫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到福田康夫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围绕中日关系展开的对话与合作，福田父子两代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并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重要发展进程。
1978年，福田赳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福田赳夫举行会谈，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十年后的2008年，福田康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政治框架。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再到福田康夫卸任后与中国领导人的持续交往，福田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联系，构成了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一条值得关注的历史脉络。
福田康夫1936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与许多出身政治世家的日本政治人物不同，他年轻时并未立即进入政界，而是在毕业后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积累了较长时间的企业工作经验。
1976年，随着父亲福田赳夫出任首相，福田康夫进入政界，担任父亲的秘书，并曾出任首相秘书官。
1990年，福田康夫继承父亲的政治基础，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开始国会议员生涯。此后，他连续七次当选众议员，逐渐成为自民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2000年10月至2004年5月，福田康夫先后在森喜朗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累计任职1289天，创下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一纪录后来被菅义伟打破。
内阁官房长官是日本政府中极为重要的职务，负责协调各省厅政策、处理政府危机事务，并承担首相官邸与执政党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五中全会在北京闭门召开，主要议程为“从严治党”。一份以北京大学为首超过十多家重点大学，署名“高校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联名呼吁书，在北京大学等各校校内论坛出现，声明要求废除中国国家主席无限期延任制，相关贴文多在极短时间内遭删除，但贴文页面截图随后被上传至暗网“自由论坛”，并被中国海内外学子转传至境外社交媒体，引发外界关注。
“一群共和国高校生的联名呼吁书”声明全文：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恳请废除国家领导职务无限期延任制，落实民主革命精神
尊敬的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呈二十届五中全会各位委员：
我们是来自若干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距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1月12日）仅馀数周，二十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值此时刻，我们怀著敬畏与忐忑，谨以共和国一份子的身分，并以中山先生遗志自勉，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恳请诸位聆听。
我们自幼读中山先生的事迹长大，课本告诉我们，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1912年元旦，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誓待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不足两个月，清帝退位，他即向参议院请辞，让位于人。同年颁布的《临时约法》载明：“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923年，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前代革命“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覆与民众为伍”，而今日革命须“立于民众之地位”。晚年北上，他更倡议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中山先生屡以“天下为公”手书题赠，所承者正是此脉。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答：“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总结教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此后，1982年宪法确立了国家领导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些话，都是党自己说过的话。
然而，我们困惑而不安地注意到，2018年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我们深知国家需要稳定、发展需要连续，但稳定应来自制度的可预期性，而非对个人的依赖。党中央指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有“两个答案”：一是人民监督，二是自我革命。本次全会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我们以为，自我革命的另一面，正是让权力有期限、受监督。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公民批评、建议的权利，我们今日的呼吁，既是依宪行使这一权利，更是出于对这个国家最朴素的爱。
为此，我们恳切提出三点期盼：
一、废除国家主席无限期延任制，恢复宪法明确规定的任期限制，以宪法保障权力有序交接；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亦应建立明确的任期规范。
二、启动民主修宪，召开国民修宪会议，稳妥、渐进地扩大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实质参与，健全选举、监督与罢免机制，把辛亥以来的未竟之志——还政于民——一步步落到实处。
三、保障公民依法讨论国是的空间，让共和国青年敢于说真话，让批评被当作善意的建言来倾听。
我们无意对抗，更无意制造对立。我们只是一群读著中山先生遗训长大的年轻人，怀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心情，愿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尽一介书生的责任。言词若有不当，恳请包涵；若蒙垂察，不胜感念。此致敬礼！
大学大概是最后一块要被彻底整肃的阵地了！过去，大学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课堂上偶尔还能听到一些真话，还有少数敢于独立思考、坚持学术良知的教授。如今，连这点空间也要进一步收紧了。
据《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经党中央批准，二十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教育部、北大、清华、复旦、人大、浙大等3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几乎涵盖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高校。
名义上是常规巡视，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巡视不只查腐败和管理问题，而是进一步延伸到意识形态、课堂言论和师生思想。
大学本应是追求真理、鼓励质疑、培养独立人格的地方，而不是只允许一种声音的政治课堂。如果教授不敢讲真话，学生不敢提问题，学术研究处处以政治正确为先，大学就失去了自由探索的空间。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大学教育越来越接近习近平所推崇的政治标准：不仅要有专业能力，更要政治可靠；不仅要教书育人，更要表态站队。老师和学生都得“又红又专”，而且是红字当头，专字靠后。
巡视一来，查的不仅是账本和管理，更是政治忠诚和思想表现。谁敢保证过去的课堂言论、学术观点，不会成为被追责的材料？
一个国家最可悲的，不是大学里有人说错话，而是所有人都不敢说真话。当大学失去独立思考的氛围，培养出来的就是越来越多听话的奴才。
支持川普就等于反对宪政吗？跟帖写了这么多，其实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老杨一口咬定川普是宪政的敌人，却没有拿出具体事例加以论证。川普当然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政治争议、政策分歧和违宪行为不能混为一谈。判断是否违宪，应该依据事实和法律，而不是个人好恶。更不能对民主党一套标准，对共和党又是另一套标准。
其次，支持川普不等于赞同他的一切。美国选举是在现实候选人之间作选择，不是选道德模范。有人不喜欢川普的性格和言论，却认同他的经济、移民或司法政策，因此投票支持他，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难道支持一个总统，就必须为他的每句话、每个决定负责？
第三，老杨质疑老蔡究竟属于哪个“村庄”，甚至追问绿卡和公民身份，这就有点跑题了。既然主张人人都有评论美国政治的权利，为什么又要拿老蔡的身份说事？一个人的观点是否成立，与他拿什么护照有什么关系？
至于中文批评川普是否会被中共利用，我同意不能因此给批评者扣帽子。但也不能否认，某些言论确实被选择性引用，成为政治宣传的材料。指出这种现象，不等于剥夺谁的批评权利。
说到底，宪政不是反川派的专利，也不是支持川普就自动失去的资格。真正尊重宪政，就应该坚持同一套标准：川普越权要批评，民主党总统越权同样要批评。
最值得警惕的恰恰是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当成宪政标准，把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划到宪政的对立面。
一场号称惠及1.2万人的产业扶贫项目，最终演变成企业负责人获刑18年、14年的重大刑案，令人震惊。更值得追问的是政府招商时信誓旦旦，项目失败为何只见企业主坐牢，不见行政追责？投资是否真实、资产是否遗漏、鉴定是否公正，必须用证据说话，而非靠权力定调。市委书记不应干预司法，却不能对重大争议装聋作哑。企业有罪依法惩处，官员失职同样必须追责。最可怕的不是糊涂官办出糊涂案，而是权力把经济纠纷办成刑案，再把司法变成推卸责任的工具。真相不公开，公信力就无从谈起！
该文试图超越八十年代的启蒙，却又将共和正义寄托于中华民国的历史法统，难免以新的历史神圣化取代旧的国家神圣化。自由不需要祖宗背书，民主更不能靠法统继承。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没有终结臣民政治；民国挂着共和招牌，也曾实行党国专制。真正的共和，不在1912年的建国宣言里，而在今天人民能否自由选择、监督和罢免统治者。若不能回答现实权力如何交还人民，“民国当归”再动听，也不过是用复国的浪漫，包装尚未完成的启蒙。
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任重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在乎污名化，也不畏恐吓！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4708460638253414
福建首次迎来女省长郭宁宁，但不要因为这一历史性的性别突破，就对福建的施政前景抱有太高期待。
从她首次主持福建省政府会议的表现来看，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会议安排了六项议题，均围绕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及相关部署展开。作为一省之长，首次主持省政府会议，本应是展示施政理念、回应地方发展难题、提出具体工作思路的重要机会，结果最突出的内容，却依然是政治表态与贯彻落实。
更令人感到好笑的是她那句空洞滑稽的表态：“实干实干再实干、落实落实再落实、发展发展再发展。”
三个词，重复九遍，听起来铿锵有力，仔细琢磨，却很难从中找到什么实质内容。她究竟要实干什么？落实什么？又准备通过什么具体措施推动发展？这些才是福建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福建面临的经济增长、民营企业经营压力、青年就业、地方财政和民生保障等现实问题，并不会因为口号喊得响亮就迎刃而解。
评价一位省长，最终看的不是她如何表忠心、喊口号，而是她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能否让普通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福建不需要重复政治口号的扩音器，而是能够直面问题、拿出办法、承担责任的省长。
2026年10月，巴西总统大选出现戏剧性逆转。
首轮投票中，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以约47%的得票率领先现任总统卢拉的45%，相差约225万张选票。由于无人获得过半有效票，两人进入第二轮决选。
然而，第二轮投票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
10月25日，原定下午5时结束的投票，在截止前后被临时延长两小时。作出裁定的是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克里斯蒂亚诺·扎宁。理由是部分地区公共交通受阻、公交运力不足，以及暴雨妨碍选民前往投票站。
值得注意的是，扎宁曾长期担任卢拉的刑事辩护律师，并于2023年由卢拉提名进入最高法院。
更引人争议的是，裁定出台时，部分投票站已经关闭，计票程序也已启动。由于执行困难，法院随后澄清：延时仅适用于尚未关闭的投票站。
巴西拥有近1.6亿登记选民。如此重大的全国性选举，临近结束却因局部交通和天气问题临时调整投票时间，其必要性与公平性自然引发争论。
支持者认为，保障受阻选民的投票权，正是维护民主公平；质疑者则认为，选举规则必须稳定、统一，临时变更容易造成执行不一，尤其裁决者与候选人存在特殊历史关系，更难避免司法中立性的争议。
最终，卢拉以约51.8%的得票率反超弗拉维奥，领先近440万张选票，赢得第四个总统任期。
当然，不能简单认定延时两小时决定了选举结果。选民重新选择、投票率变化、其他候选人支持者的流向，以及计票顺序，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但这场选举仍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时，一项临时司法裁定、一次程序调整，究竟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
放眼拉丁美洲，这个问题更具深意。
近年来，拉美多国政治风向逐渐右转。治安恶化、经济困境、财政压力，以及对传统左翼治理模式的不满，推动右翼力量重新崛起。
巴西却在这股浪潮中继续维持左翼执政。
作为拉美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巴西的政治选择不仅影响南美洲的力量平衡，也牵动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布局。
倘若弗拉维奥胜出，巴西可能进一步靠近美国共和党主导的政治路线，拉美右转趋势将更加鲜明。而卢拉获胜，则使这一趋势在巴西遭遇阻力，为拉美政治版图保留了重要的左翼支点。
一场亿万选民参与的大选，最终与投票截止前的一项司法裁定交织在一起。裁定未必决定了胜负，却让人看到：历史并非沿着一条预定的直线前进。看似细微的程序变化，也可能成为重大政治转折中的关键争议。
这种复杂性，并不只存在于巴西。
再看即将到来的以色列选举和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
如果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共和党又保住参众两院，美以两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可能进一步协调，中东局势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倘若强硬行动促成一场短促、有限的冲突，并迅速消除部分地缘风险，油价风险溢价可能下降，通胀压力缓解，利率下行，股市上涨，全球经济或许迎来新的有利局面。
但如果冲突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结果就可能截然相反：油价飙升、通胀反弹、金融市场震荡，世界重新陷入战争风险与经济压力的双重困境。
同样的政治人物，同样的战略意图，仅仅因为时机、行动结果和第三方反应不同，便可能将世界带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更何况，选举本身也充满变数。一次候选人的失言，一场突发危机，一项法院判决，甚至一场暴雨，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
人们习惯从宏大视角解释历史。
有人强调民意，认为历史由人民选择；有人崇尚英雄，认为杰出人物能够扭转乾坤；也有人着眼于经济周期、社会矛盾与国际力量对比，认为历史自有其深层规律。
这些解释都有道理，却都不完整。
民意能够形成时代潮流，却未必决定每一次具体胜负；英雄能够把握机会、引领局势，却无法预知所有后果；制度能够约束权力、稳定预期，却仍需由具体的人来解释和执行。
而人的判断，又受到立场、环境与时机的影响。
一场雨影响选民出行，一项裁定引发选举争议，一次选举改变国家政策，几个大国的政治变化又牵动全球能源、金融乃至战争与和平。
无数细小的因果彼此连接，层层传导，最终汇聚成后人眼中的历史大势。
事后回望，人们常觉得一切都有迹可循，仿佛结局早已注定。但置身当时，每一个岔路口都存在不同的可能，每一种看似确定的趋势，都可能被突如其来的变量打断。
历史有其大势，却未必有一条事先写定的路径；人可以顺势而为，却不能凭一己之力掌控结局。
民心有向，英雄有谋，制度有约束，时代有潮流。然而，万千人事交错，因缘际会难测，最终结果往往超出所有参与者的预想。
历史既不是单纯由万民意志写就，也不是少数英雄可以独断。人们在有限的认知中判断，在变化的环境中行动，又在无数偶然与必然的交汇中共同塑造未来。
至于这一切背后，是否存在某种超越人力的安排，则是更深一层的哲学追问。
人能尽其谋，却不能尽知其变；人能行其事，却不能尽定其果。
或许，这正是历史最令人敬畏的地方。
2026年卑诗省选闪电结束！卑诗保守党(BC Conservatives)大胜，并创造了历史。计票开始后，卑诗保守党就一路领先，开票刚刚1小时，CTV、CBC、Global News就预测，卑诗保守党取得多数议席，将组多数政府！
卑诗选举处(Elections BC)截至今日(10月24日)晚10点的初步开票结果显示，卑诗保守党当选和领先已达62席，远超卑诗议会93个席位中的半数！这也是1928年以来，卑诗省保守党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首次赢得多数席位，对于几个月前还濒临分裂的保守党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惊人的复兴！
财富替代不了陪伴：一位父亲晚年的自省/摘自信力建长文
人到晚年，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才慢慢明白，年轻时看得很重的事业、财富和名望，如今都渐渐看淡了。反倒是一些当年不以为意的事情，时常浮上心头，成为难以释怀的遗憾。
其中最让我愧疚的，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自己陪伴得太少。
年轻时，我一心想着创业做事，忙事业，忙交际，也有些家国天下的情怀，总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来。那时候精力旺盛，整天东奔西走，觉得外面的世界有太多事情值得去做，时间和心思大多花在了外面，留给家人的实在有限。
我一直认为，做父亲就应该努力挣钱，给孩子创造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上好学校，有机会到国外读书，开阔眼界，将来能够有出息。至于日常生活，有保姆照顾，学习有老师负责，经济上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也就觉得自己尽到了责任。
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甚至还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吃些苦，过得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吗？
如今想来，才知道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孩子小时候，我常常不在家。即使人在家里，心里想的也多半是工作上的事情。总觉得孩子还小，有人照顾就行，等他们长大了，自然会理解父亲的不容易。
孩子一天天长大，许多本该共同经历的时光，就这样悄悄过去了。等到后来，自己年纪大了，事业上的事情也逐渐放下，想多和孩子亲近亲近，却发现彼此之间有了距离。有些事情说不到一起，有些心里话他们不愿意讲，甚至一度出现过关系僵持、彼此断联的情况。
起初难免也有委屈，觉得这些年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吗？可静下心来想想，我给了他们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为他们安排了教育和前途，却很少真正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许多事情，我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总觉得是为他们好。
亲子之间的隔阂，不是一天形成的。多年缺少相处和交流，彼此慢慢生分了。等到问题显露出来，再想弥补，已经不是多给些钱、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就能解决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成长于满州国时期，十三岁就跟着中共走了，跟随部队一路辗转到海南岛，又远赴朝鲜。一生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读书不多，也没有机会接受什么教育。
那个年代的人，能活下来，能把孩子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母亲自然不懂得今天人们常说的那些家庭教育方法。她有她的脾气，也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但父母总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力善待我们姐弟。
让我一直难忘的是，母亲到了八十多岁，已经身患重病，还认真地向我们姐弟检讨，说自己过去做母亲有许多不足，有些地方对不起孩子。
当时听了，心里很受触动。
母亲那一代人，经历过那么多苦难，能够把一家人养育成人付出了很多。到了晚年，却没有拿自己的辛苦说事，而是坦诚承认自己做得不够；这份坦荡，让我一直敬重。
如今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晚年，再回想母亲当年的话，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母亲那一代人，受战争和时代条件所限，有许多事情想做也做不到。我们这一代生活条件好了，经济上宽裕了，本来可以给孩子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却忙事业、忙应酬，把许多宝贵时间错过了。
想想真惭愧。这些年，我也看到不少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有着和我当年相似的想法。父母忙着做生意、办企业，孩子交给保姆、家教和寄宿学校，稍大一点就送到国外读书。生活上什么都不缺，教育上舍得花钱，却很少有一家人安安静静坐下来，说说心里话的机会。
我并不是说寄宿学校不好，也不是反对孩子出国留学。好的教育资源当然重要，年轻人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只是有些父母，包括当年的我自己，太相信物质条件和学校教育的作用，以为把这些安排好了，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现在看来，养育孩子远没有这么简单。学校教知识，老师讲道理，保姆照顾生活，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还得靠一家人平日相处，慢慢积累。小时候陪孩子吃顿饭，听他们讲讲学校里的事情，遇到困难时耐心开导，有空一起出去走走，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是孩子长大以后最珍惜的记忆。
人老了，会不由自主地回忆往事。年轻时为了事业奔忙的许多事情，现在记不太清了。倒是想到孩子小时候，自己没有多陪他们心里总觉得亏欠。那时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忙完这一阵，等事业稳定下来，再来享受天伦之乐。可是等父母闲下来，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未必还像小时候那样愿意亲近你。
我如今也在学习换个角度看待孩子，少一些要求，多一些理解。过去的事情过去了，能够弥补多少，就尽自己的心意去做。孩子愿意亲近自然高兴，一时还存在隔阂也要理解。
我写下这些，是想对那些正在创业、为事业奔波的年轻父母说几句心里话：挣钱重要，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也没有错，但工作上的事情总有忙不完的时候，孩子的童年只有那么几年。
母亲八十多岁时，还能坦诚检讨自己做母亲的不足。今天，我也应该承认，在为人父这件事上，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这份遗憾，恐怕会伴随我余下的人生。
现代化迷局：为何富强容易，文明艰难？
时光辉又一次做了看客！在新一轮高层人事调整的传闻中，这位昔日备受瞩目的“70后”政治新星，依然留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岗位上。回望其仕途轨迹，从当年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到如今在副部级岗位上徘徊近14年，时光辉的政治前景，早已不复当年的光彩。
时光辉的仕途起步于上海，也是在上海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2013年2月，韩正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年仅43岁的时光辉升任上海市副市长，成为当时全国政坛最受关注的“70后”干部之一。彼时上海政坛仍带有浓厚的江泽民时代政治人脉色彩，韩正是上海本土官员中的代表性人物。时光辉能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一度被外界视为前途不可限量的政坛新星。
然而随着上海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时光辉的仕途逐渐失去了早年的上升势头。2017年，韩正进入政治局常委会；2018年11月，时光辉离开经营多年的上海，调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跨省交流任职，也是拓展地方履历的机会，从此以后他的仕途节奏明显放缓。
2022年4月，二十大召开前夕，时光辉升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继续兼任政法委书记。虽然党内排名有所提升，但行政级别仍然停留在副部级。2024年10月，时光辉再次跨省调整，北上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几乎是将贵州的职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内蒙古。六年贵州任职经历，换来的不是主政一方，而是另一个省级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岗位。
如果将这些人事安排串联起来观察，时光辉的仕途确实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状态：职务看似重要，级别却始终未能突破；履历不断丰富，距离正省部级岗位却似乎越来越远。这究竟是正常的干部交流与岗位安排，还是政治上升空间受到限制？外界难免产生猜测。
此前，围绕时光辉与诸葛宇杰可能同步调整的消息广泛流传，但传闻终究未能转化为正式任命，时光辉依然留在原位。更具反差的是，当年从上海政坛崛起的一批“70后”干部，已经陆续走上不同的重要岗位，而曾经在年龄和级别上占据先发优势的时光辉，始终未能完成从副部级到正省部级的关键跨越。
1970年1月出生的时光辉，如今已年满56岁。自2013年晋升上海市副市长算起，他在副部级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近14年。对于一位曾被寄予厚望的“70后”干部而言，这样的晋升速度，与当年外界对他的预期显然存在落差。
2027年二十一大，将成为观察时光辉政治前景的重要时间节点。如果届时仍然无法跻身正省部级行列，他未来继续向上突破的空间会进一步收窄。当然，56岁并不意味着即将达到省部级干部的通常退休年龄，但年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留给他的关键晋升窗口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宽裕。
从43岁跻身副部级，到56岁依然未能更进一步，时光辉的仕途可谓高开低走。曾经的年龄优势、上海履历以及跨省任职经历，并没有如外界预期那样转化为持续晋升的动力。
时光辉究竟是在等待下一次政治机遇，还是已经逐渐淡出高层人事布局？明年二十一大会给出一个更清晰的答案。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莫高义爆冷出任云南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是非常罕见的重用。61岁的莫高义是湖北石首人，1990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留在广东工作，先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当教师，两年后担任教研室副科级秘书，一年后调到广东省外宣办，从副主任科员起步，历经20年，升任为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外宣办主任。
2013年5月，接管南方报业集团，兼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7年5月担任广东省韶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一年后在赵乐际担任中纪委书记时升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级）；2020年3月担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监察组组长，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兼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主席）；一年后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为蔡奇的宣传大将；二十大后，蔡奇主管党建、宣传，莫高义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把国际政治当成粉丝追星，恐怕比追星族还幼稚。
美国有三亿多人口，两亿多具备投票资格的公民。他们生活在美国，缴纳美国税款，承受美国政策的后果，也有机会直接观察美国政治的运作。
当然，美国选民未必比外国人聪明，美国多数人的判断也未必正确。但一些身处天朝、受防火墙限制、英文资料阅读能力有限、连美国基本政治制度都未必搞清楚的人，却坚信自己比美国选民更懂美国，比美国人更清楚什么符合美国的长远根本利益。
美国人选错总统的可能性当然存在。问题是，这些人凭什么如此确信，自己就比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国选民更有判断力？
难道因为离美国越远，越了解美国？接触的信息越少，判断反而越准确？
罗素有句名言，大意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愚人自信满满，智者却充满疑虑。
抱歉，我记反了。既然天朝某些知识分子如此自信，那就将错就错吧。
天朝是不是聪明人太多了？
回顾近百年历史，某些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惊人的传统：抗战时期投奔延安，内战时期欢迎“解放”，冷战时期高举反美旗帜，新冷战时期换个理由继续反美。每逢历史关头，总有人自信满满，仿佛真理尽在掌握；等历史翻过一页，才发现又把人带进了沟里。
当然，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各有其处境，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种毛病倒是一脉相承：对远方的政治人物明察秋毫，对身边的专制权力视若无睹；对美国总统的言行吹毛求疵，对自己国家公权力的肆意妄为却宽宏大量。
美国总统说错一句话，可以连骂三个月；本国当局剥夺多少人的自由，却未必值得他们写三行字。
美国民选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法院、媒体和选民制约，照样被他们骂成独裁者；真正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就在身边，他们却忙着研究美国民主如何崩溃。
这种政治勇气，未免太安全了。
有人说，批评美国总统也是捍卫自由。不错。但在一个官方长期反美的舆论环境里，跟着骂美国总统，究竟需要多少勇气？又有什么值得自豪？
如果只敢批评允许你批评的权力，却不敢批评真正能收拾你的权力，这叫选择性勇敢；如果把美国政府的缺陷无限放大，却对本国制度性问题轻描淡写，这叫选择性失明。
当然，不能因为有人反川普，就断定他支持专制；也不能因为有人支持川普，就断定他追求宪政。判断一个人是否信奉宪政，应该看他是否坚持限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维护法治与权力制衡，而不是看他喜欢哪个美国总统。
追求宪政的人可以支持川普，也可以反对川普。真正荒唐的是，把反川普当成宪政资格证，把支持川普当成政治原罪。
宪政是用制度限制权力，不是用立场鉴定好人。
我倒想问那些整天替美国人民忧心忡忡、恨不得替美国人重新选一次总统的人：
美国人至少还有权选出一个让你讨厌的总统，你有权选出一个让自己喜欢的总统吗？
美国人选错了，几年后还有机会纠正；你们那里的最高权力如果出了错，靠什么纠正？
美国总统可以被骂、被调查、被起诉、被法院裁决约束，也可以被选民赶下台。你们那里有多少同等有效的制度？
连这些问题都不愿正视，却整天教训美国人不懂民主、不懂宪政，究竟是谁更需要补课？
百年来，天朝某些知识分子最大的本事，似乎就是对别人的自由指手画脚，对自己的不自由习以为常。
骂美国总统容易，尤其是在中文圈。真正有点出息的，不妨少替美国人操心谁该当总统，多想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百家爭鳴】（下）
有些网友给我发来“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支持川普”之类的文章。我花点时间，一并回复。
我说过，美国选民投票给谁，不意味着赞同其所有政策，通常只是支持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政策，同时可能反对其另一些政策。支持谁当总统，不等于崇拜谁。没有投票资格的人，同样可以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也不等于崇拜。
追求宪政的人支持川普，有什么奇怪？宪政是限制公权力的制度，不是选拔圣人的制度。难道追求宪政，就只能支持民主党？共和党赢得选举，就意味着宪政失败？如果宪政的标准是支持谁当总统，那与天朝按政治立场划分敌我，又有多大区别？
这类标题上先给别人戴帽子的文章，等而下之，通常没有多少讨论价值。不过，中文圈近年来激烈批评美国民选总统的现象，倒值得说几句。
美国总统是民选的。民主选择不保证正确，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甚至不保证胜选者获得全国过半选票，但至少总统的权力来自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并且必须定期接受选民检验。美国人支持总统的可以批评总统，反对总统的更可以批评总统。总统再混账，任期到了也得重新接受选民裁决。
公权力都应该受到监督，臧否政治人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影响力大，他国民众帮美国人监督总统，尽点国际义务，也未尝不可。
只是别总跑去替别人家看瓜，却荒了自家的田。
一个男人，天天挨本村恶霸欺压胖揍，连吭声都不敢，却整天高声痛骂邻村民选的村长，算什么好汉？一个女人，常受本村恶霸欺凌，却把满腔愤怒发泄在一个素未谋面的邻村老汉身上，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吗？
有人会说，我在中国批评中国，到了美国也批评美国。这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批评美国当局，究竟想影响美国政治，还是只想让中文圈的人听着过瘾？
真想监督美国政府，不妨到美国公共舆论场用英文发声，向议员施压，参加政治活动，或者通过选票表达立场。中文媒体当然也能影响部分华裔选民，但那些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受众的中文自媒体，天天用中文痛骂美国总统，除了挣流量、收打赏，究竟能对美国政策产生多大影响？
美国华人集中居住的加州、纽约州，长期是民主党优势州。在选举人团制度下，这些州总统选举结果通常缺少悬念。中文圈骂得震天响，即使能影响几个华人，也很难改变总统选举结果。美国总统未必听得见，天朝宣传部门倒听得真切。
美国总统没监督成，倒替天朝省了不少宣传经费。
反美在天朝不是偶然的舆论情绪，而有其政权安全逻辑。美国的宪政民主、言论自由、权力制衡，以及对外部专制扩张的遏制，本来就与其维护不受制约权力的需要存在冲突。
当然，批评美国政府不等于反美。美国人自己骂总统，往往比外国人骂得还狠。但批评某项政策，与把美国当成主要敌人，是两回事。
本拉登、查韦斯也曾宣称只反对美国政府、不反对美国人民。问题是，美国政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选民通过选举制度产生的。你可以反对其政策，但不能一边自称尊重民主，一边认定凡是投票给自己讨厌的候选人的美国人，不是愚昧，就是被洗脑。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对美国民主的态度，全看选举结果：选出自己喜欢的人，证明民主优越；选出川普，证明美国人民愚蠢。原来他们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是美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思投票。
我理解许多人因为支持乌克兰抗俄，对川普政府的援乌政策失望，因而反对川普。完全可以。但支持乌克兰，不等于必须反对川普的一切政策，更不能因此抹杀美国对乌克兰的巨大支持。
现代战争离不开信息、武器、后勤和军人。乌克兰军人自己流血牺牲，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则提供大量关键装备、情报、通信和财政支持。以单一国家计，美国长期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援助者之一。欧洲合计援助规模可以超过美国，但这与美国作为单一国家的贡献并不矛盾。
美国民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Palantir的数据分析、SpaceX的Starlink卫星通信，以及Anduril等企业的军事技术，已深度参与乌克兰战场。没有这些技术，乌军的通信、情报和作战能力会是什么样，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不难想象。
美国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及“影子船队”的制裁、对乌武器使用限制的调整，也应逐项看实际效果。川普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当然应该批评，做得有效的地方也不必因为讨厌川普就装作看不见。
北约安全至今仍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对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战略关注，涉及俄罗斯、中国以及北大西洋防务。川普处理格陵兰岛问题的方式当然可以批评，尤其不能无视丹麦主权和格陵兰居民的自决权，但如果连北极战略价值都看不见，只会把一切归结为川普发疯，未免太小看国际政治了。
对乌克兰真正有利的政策，未必都出自自己喜欢的总统；对乌克兰有害的政策，也不会因为出自自己支持的政党就变得正确。
【百家爭鳴】（上）
1971年5月出生的诸葛宇杰在湖北坐了好几年冷板凳，今天终于扶正了，正式出任偏远省份青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还得走个程序。青海是官员镀金的好地方，全省500多万人，主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青海做官不必考虑政绩，混夠资历再异地当个一把手问题不大。
诸葛宇杰早在9年前在上海就是李强的大管家，42岁晋升为副部，二十大前升为上海巿委副书记，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市政法委书记，算是李强的得意门生，二十大后平调到湖北担任省委副书记，当许多70后跻身正部时，诸葛宇杰好像被李强遗忘了，二十一大前夕，各路人马纷纷卡位站坐，诸葛宇杰终于如愿以偿，在55岁时解决了正省，下一步的仕途取决于李强是否继续占据党内排名第二的位置。
郭宁宁尽管非常平庸，但在政治上绝对忠诚，这是习时代升官的重要砝码，赵龙原本希望中央调一个懂经济的省长过来，把福建经济搞上去，也给对岸的台湾做样板，结果习近平还是点将让郭宁宁接福建省长。郭宁宁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银行历练，20年后升任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之后任中国农业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等职，2025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至此番履新担任福建省政府党组书记。又一位70后女省长。
61岁的王志军接替63岁的沈晓明出任湖南省委书记，从年龄上看，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在这个位子上也就干上几年，更不可能给湖南带来什么惊喜。
湖南省委书记这个位子并不好坐，湖南官场生态复杂，一把手也不好当，动辄就有人向北京反映问题、举报告状。沈晓明主政湖南期间，官场内外对他颇有微词，负面评价不少。
沈晓明此次提前卸任尤其值得关注。他先后担任过海南、湖南两个省份的省委书记，按照以往的官场惯例，如果不出意外有望更进一步，获得副国级职务。然而，目前围绕他的各种负面传闻不断，外界对他的政治前途也有诸多猜测。
倘若这些传闻最终演变为纪检监察机关的正式调查，他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终结。即便没有受到查处，提前卸任也意味着仕途受挫，未来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很大。至于跻身副国级恐怕更是前景渺茫。
今天政治局会议算是五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也为五中全会定调，会议决定了哪些人参加五中全会，预计缺席人数将创历史新高，会议还决定了哪些候补中委递补中委，哪些候补中委止步不前。江胡时期递补中委都是顺位递补，习时代却会跳过一些人，这些被跳过的候候中委即使沒有官宣落马，也意味着好景不长。至于外传的增补政治局委员可能性不大，中央军委大概率也是按兵不动。会议是否通报解释了胡春华和应勇缺席红军长征90周年大会还需要观察，但部分省市官员调整接下来就会官宣。
五中全会前，拿一个早就俯首称臣的团派遗孤开铡，对习近平来说毫无意义，胡春华对习连任也不构成任何威胁。当然胡春华继续留任到二十一大，会让习感到头痛，毕竟胡春华明年还不到正部级退到二线的年龄，二十一大留任依然还是中央委员，不可能再留在政协，但是挪到人大，岂不是让胡春华党内排位还要往前？我对胡春华缺席红军长征90周年大会的判断相对谨慎，有可能是胡春华生病了或者人不在北京，看看五中全会胡春华会不会出来亮相吧，五中全会前政治局不大可能讨论胡春华的政治命运。
親愛的朋友們：
誠摯感謝您十二年來對《鄉音》的支持與厚愛。
十二年來，《鄉音》以音樂為橋，連結故鄉、異鄉與天鄉，陪伴無數華人家庭走過歲月，傳遞愛、希望與祝福，也見證了一路豐盛的恩典與美好的同行。
今年，《鄉音》迎來十二年來最重要的里程碑。
2026年11月1日（星期日）晚上7:00，《鄉音26》將首次登上世界音樂殿堂——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Carnegie Hall · Stern Auditorium / Perelman Stage，開啟新的歷史篇章。
這不僅是一場音樂會，更是一場跨越故鄉、異鄉與天鄉的心靈之旅。
故鄉的音樂，喚起對家園與親人的思念；
異鄉的旋律，譜寫對這片土地的感恩；
天鄉的歌聲，帶來平安、盼望與祝福。
《鄉音26》將匯聚多位國際獲獎音樂家、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金獎得主、國際聲樂家，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藝術家，以世界級的藝術水準，呈現一場融合東西方文化、充滿生命感動的音樂盛典。
誠摯邀請您與家人、朋友相聚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共同見證《鄉音》的歷史時刻；也歡迎將這份邀請分享給更多親朋好友，讓更多人在音樂中感受故鄉的溫暖、異鄉的感恩，以及永恆家鄉的盼望。
11月1日，期待與您相聚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衷心祝福您與家人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讓永恆家鄉的聲音，響徹每一座城市！
就在外界热议习近平健康出状況甚至有可能让权交权时，习近平在五中全会前，频频公开亮相，走路的姿势完全不像在美国国家博物館台阶上。这一幕，着实耐人寻味。
过去两个月习近平公开露面的画面让外界误以为他的身体状况不佳，甚至传出一轮接班人的猜测，而此前出席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今天出席红军长征90周年大会，似乎是有意传递一个政治信号：我身体好得很，精力依然充沛，权力仍牢牢在手中，谁也别急着接班！
胡春华出大事了？缺席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台座次出现异常！就在外界热传胡春华还有可能东山再起时，胡春华缺席今天举行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规格很高，到会人数超过3000。
2026年10月22日上午，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共高层集体亮相。
从央视《新闻联播》的大会画面来看，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引人注意：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
按照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排名，石泰峰位列第一，同时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排在石泰峰之后的，依次是胡春华、沈跃跃和王勇。按照这一排名，主席台第三排中央区域，理应出现胡春华与沈跃跃。
央视画面显示坐在相关位置上的却是沈跃跃和王勇，胡春华并未出现。
这就产生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胡春华为什么没有坐在他本应出现的位置？新华社关于此次大会的报道明确提到，在京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这使胡春华的缺席更加值得关注。
胡春华不是普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中共十八大培养的二十大接班人，二十大被逼退中央政治局，以59岁的年龄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高层政治活动中，重要人物的公开露面、座次变化和连续缺席，历来都是外界观察政治动向的重要线索。
胡春华究竟只是不在京缺席，还是出现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变故？
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是否继续出席全国政协的重要会议、是否还有新的公开活动，以及官方是否会对其职务或政治地位作出进一步说明。如果胡春华持续缺席重要政治活动，那么今天主席台上空缺，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细节。
当年武汉大学学运领袖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孙健，这是校内外都知道的人，也是武汉大学唯一一位因六四而坐牢的在校生。
王丹对台北市长选举的分析判断很有道理，不管沈伯洋是否当选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政治前途已经黯淡无光。
这名字有极大的侮辱性，中纪委怎么不给他取个化名呢？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3248242028904714
我说蔡奇也保不住夏林茂很多人还不相信，习时代沒有谁能笑到最后，包括蔡奇本人。五中全会前夕，真是热闹非凡。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星期四（10月22日）通报，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夏林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6岁的夏林茂是江苏建湖人，拥有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也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夏林茂早年长期在北京市规划系统任职，曾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房山分局、朝阳分局局长，以及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2010年转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随后历任石景山区区长、密云区委书记、东城区委书记等职。
在蔡奇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时，夏林茂升任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二十大后出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25年，他还兼任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冷战时期世界经济长期存在两套相互竞争的体系：一套以欧美为核心、依靠市场价格和国际贸易运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另一套是以苏联为中心、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协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
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主要通过政府协议安排成员国之间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贸易价格由行政谈判确定，结算大量采用不可自由兑换的转账卢布，与国际市场相对隔离。
这套机制在战后初期发挥过积极作用。苏联通过提供能源、原材料、设备和稳定的销售市场，帮助东欧国家恢复生产、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在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时期，苏联相对优惠的能源供应，减轻了成员国的经济压力。
但随着工业化深入，其制度缺陷逐渐显现。行政定价削弱了价格信号，企业难以根据真实供求调整生产；计划分工固化了产业结构，限制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缺乏竞争与退出机制，使亏损企业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形成普遍的预算软约束。转账卢布不能自由兑换，也限制了贸易流动和国际市场对接。
经互会虽然建立了跨国分工，却未能形成持续推动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技术升级和全球产业分工深化，苏东经济体系的效率差距日益扩大。苏联经济增长放缓，维持阵营内部优惠供应和贸易安排的能力下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
1989年至1991年，东欧剧变、经互会解散、苏联解体，延续四十余年的苏东经济体系最终瓦解。
然而旧体系消亡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能够自然建立。此后三十余年的转型实践表明，原苏东国家虽然普遍走向市场化，却形成了明显不同的发展结果。
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国家，逐步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并融入欧洲统一市场。
这些国家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经济衰退、失业上升和社会分化。各国采取的改革速度和私有化方式并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逐步建立稳定的市场规则，并借助欧洲一体化扩大经济发展空间。
相比之下，俄罗斯、乌克兰等部分独联体国家的转型更加曲折。
苏联解体不仅意味着经济制度改变，还造成统一财政、货币体系和跨共和国产业链的瓦解。原有工业分工被国界切断，经济秩序陷入混乱。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推进价格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但产权保护、司法体系、资本市场和竞争监管未能同步完善。大量国有资产集中到少数利益集团手中，形成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寡头资本。
私有化改变了资产归属，却没有相应建立公平竞争秩序。部分行政垄断转化为私人垄断，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深度交织。俄罗斯后来恢复了宏观经济稳定，但资源产业依赖较重，经济多元化和技术升级长期受到制约。
乌克兰同样受到寡头政治、腐败、产权保护不足和政策不连续的困扰，2014年以后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尤其是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更使其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独联体国家的发展路径并不相同，转型困难也不能完全归因于私有化。国家治理能力、历史条件、资源禀赋和国际环境，都深刻影响了改革结果。但私有化不等于市场化，产权变更也不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缺乏法治、竞争和有效监管，市场改革可能演变为财富集中与利益垄断。
从全球经济史看，经互会瓦解还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冷战时期，苏东国家与西方经济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制度壁垒。1991年前后，这种以阵营划分的经济分割大幅削弱，原苏东地区逐步进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网络。
中东欧成为欧洲制造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和中亚进一步融入全球能源、矿产及原材料市场；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也重新调整了欧亚大陆的产业布局。
经互会的消亡，标志着依靠行政计划协调跨国经济分工的模式失去了主要制度基础。市场价格、货币结算、国际投资和企业竞争，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消失，也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能自动获得发展机会。市场开放能否转化为产业升级，仍取决于国内制度、治理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
回顾苏东转型，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计划经济体系的深层问题，不只是缺少市场交易，而是行政配置长期削弱了价格发现、竞争选择和企业自我调整的能力。
第二，市场经济不能靠简单放开价格和出售国有资产建立。没有法治约束和公平竞争，私有化可能只是将公共垄断转化为私人垄断，甚至催生掠夺型经济结构。
第三，改革成败并不单纯取决于私有化快慢，而取决于产权改革、法治建设、市场监管、宏观稳定和对外开放能否相互配合。外部制度约束和国际产业链融入可以提供重要支持，但不能替代国内治理能力。
苏东转型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依赖制度，而不只是产权形式。
有产权而无法治，容易形成财富掠夺；有开放而无竞争，容易形成利益垄断；有市场交易而无稳定规则，资本便更倾向于短期套利，而非长期投资。
决定经济转型长期成败的，不是国家退出经济活动的速度，而是能否建立产权清晰、法治有效、竞争公平、政府权力受到约束，并能够持续融入国际分工的现代经济秩序。（文/信孚）
王岐山终于露面了，像去年一样，宴请参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年会部分委员，新闻稿沒有提到哪些委员出席了宴请，更沒有提到王岐山在宴会上说了什么？
这个委员会昔日的影响力，不仅来自清华的学术地位，更来自其背后的高层政治资源，以及国际商界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景的信心。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环境和对外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王岐山遭到习近平残酷打压，委员会原有的政商沟通功能和吸引力也在迅速减弱。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有69位委员，原本71位成员（包括创始名誉主席朱镕基、名誉主席王岐山），朱镕基今年去世之后，只剩下70位成员。往年开会都是高朋满座，今年参會不會委员只有26人，不到法定人数一半，尽管中共派出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出面，但委员们依然毫无兴趣。
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的兴衰，某种程度上也是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国际资本信心与政治环境变化的一扇窗口。一个曾经让全球商业精英趋之若鹜的平台，逐渐失去独立沟通的空间和政策影响力，即使委员名单依然星光熠熠，也难免沦为徒具形式的社交场合。倘若有一天王岐山彻底甩手，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高端平台大概也就曲终人散。
西方的衰落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价值观和文明认同的危机。长期开放边境，却未能有效推动移民融入社会，使很多不认同西方自由、法治与世俗制度的群体与当地社会产生越来越深的冲突。与此同时，西方精英以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之名，弱化自身的文化认同，甚至不敢捍卫原有的价值原则。再加上过度福利、官僚主义和创新乏力，西方正在消耗自己积累数百年的文明与制度优势。一个文明真正的危险，不只是外部竞争，而是内部逐渐失去捍卫自身核心价值的意志。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最深远、也最值得反思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在思想激进化的浪潮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最终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核心的政治道路，并为后来长期的政治专制埋下了祸根。
五四运动原本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追求思想解放和民族振兴，激进知识分子在反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批判儒家文化，也将宗教信仰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随后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更是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相联系，使宗教信仰受到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攻击。
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不断被强化。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得统治地位之后，阶级斗争逐渐压倒人性，政治忠诚凌驾于个人良知，传统伦理、宗教信仰和社会道德不断受到冲击。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破四旧、毁文物、砸寺庙、批斗师长、迫害知识分子，甚至鼓励亲人之间相互揭发，使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遭受严重破坏。
一个社会如果只强调斗争而不尊重生命，只崇拜权力而不敬畏真理，只讲政治立场而不讲良知与道德，那么法律、信仰和伦理便很难成为约束权力与人性的力量。
为什么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激进思潮最终却与反自由、反多元的政治实践发生了联系？为什么追求人的解放，最后演变成对人的思想、信仰乃至生命的严酷控制？
中国近现代史最沉痛的教训之一，就是一个民族不仅需要科学与民主，也需要信仰自由、道德良知、法治精神和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没有对生命的敬畏，革命就沦为暴力；没有对权力的制衡，理想就变成专制；没有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所谓的社会进步也演变成文明的倒退。
健康恶化有点想当然，如果真是健康恶化，五中全会就会发生重大人事动荡，就会有接班人浮出水面，而五中全会的重点是从严治党。
齐彧如此为老不尊，实在令人不齿！我与他素无交集，彼此既不关注，更谈不上了解，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然而，他却三番五次在网上发帖，对我恶语相向、肆意攻击，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造出一连串不实之词，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
令人费解的是，一个自称黄兴后人的人，本应懂得先贤的风骨与气节，珍惜家族声誉，谨守做人的基本底线，如今却躲在网络的阴暗角落里，龇牙咧嘴，逞口舌之恶，靠污言秽语刷存在感。这种言行，与其自诩的身份何其不相称！
我倒想问一句：一个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的人，何以对我抱有如此莫名的敌意？究竟是出于个人偏见，还是另有所图？如此不遗余力地编排是非、制造事端，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海外热传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夏林茂接任北京市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市市长职务。而我得知的消息是夏林茂昨天被中纪委正式带走，与去年中纪委问询不同，昨天被带走的同时，家也被抄。看来试图保住夏林茂的蔡奇沒有办法为他求情，特別是在五中全会从严治党的政治背景下，蔡奇只能眼睜睜看着昔日爱将被带走，实际上，魏小东被抓就让蔡奇惊出一身冷汗，好在魏小东是陈希安排在北京市的组织部长，蔡奇当时是被动接受。
2017年蔡奇空降北京，执行驱逐“低端人口”的急先锋就是夏林茂，随着蔡奇升任政治局常委，夏林茂也顺势接手其留在北京的“政治遗产”——城市副中心大摊子，并晋升为掌握发展改革、财政、规划及应急管理等实权的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在北京市的地位仅次于书记与市长，手握巨量资源。中纪委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周密调查，想必拿到了夏林茂贪腐的过硬证据，不然蔡奇这边不好交代。
台北市长选举最新民调出炉，沈伯洋反超蒋万安。信民协会／戴立安今天公布：沈伯洋50.3%，蒋万安33.3%，沈伯洋领先17个百分点。一个月前同系列民调还是蒋万安微弱领先1.2个点，现在竟然彻底反超。几场辩论就把民调全打乱了，候选人的思辨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TVBS在10月初的民调是蒋万安49%、沈伯洋是41%，差距8个百分点。距离11月28日投票，还有一个多月。看看最终的选举结果。
沈伯洋之所以在最新民调中反超蒋万安，不只是个人支持度上升，而是台北市长选战的政治氛围正在发生变化。沈伯洋的政治辨识度和议题动员能力正在转化为选票。沈伯洋长期聚焦台湾安全、反渗透及两岸议题，政治立场鲜明。在蓝绿对抗升温的情况下，这种鲜明形象有利于凝聚绿营基本盘，也吸引重视台湾安全议题的年轻选民。
蒋万安的现任优势逐渐转化为执政包袱。市长选举进入最后阶段，选民关注的不只是候选人的形象，更包括交通、房价、都市更新及市政治理等实际问题。如果市民对施政成果感到不满，就可能出现支持转移。
中间选民的态度变化成为民调逆转的重要因素。10月初TVBS民调仍显示蒋万安领先8个百分点，最新调查却显示沈伯洋领先17个百分点。如此大的差异，确实反映选情变化，意味着双方基本盘之外的选民正在重新站队。
实际上，10月初TVBS民调的交叉分析，已经透露出沈伯洋支持度快速上升的几个具体原因。最明显的是年轻选票回流。20至29岁选民对沈伯洋的支持度，从5月的37%升至52%，反超蒋万安的44%。与此同时，沈伯洋在中立选民中的支持度从14%增加到36%，与蒋万安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
另一个关键变化，是原本不属于绿营的选票开始松动。根据TVBS调查，上届投给黄珊珊的选民，如今有53%转向支持沈伯洋，支持蒋万安的为39%。上届没有投票的选民中，沈伯洋以41%领先蒋万安的26%。这说明沈伯洋的支持增长，并不完全依靠民进党传统基本盘。
沈伯洋近期密集举办“台北大洋流”巡回活动，深入各区发表市政蓝图，并透过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扩大声势。这些基层活动帮助他提高知名度，让选民逐渐从认识沈伯洋，转向考虑支持沈伯洋。
反观蒋万安，虽然仍有现任优势，但民调已经出现警讯。TVBS数据显示，蒋万安的好感度较5月下降8个百分点，沈伯洋上升13个百分点。近期台北市校园营养午餐食安事件，也让市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受到检验。
如果信民协会最新公布的沈伯洋50.3%、蒋万安33.3%能够获得后续民调印证，这场逆转显然是年轻选民、中间选民及非传统绿营选票持续移动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蓝绿基本盘对决。
从5月落后28个百分点，到10月初落后8个百分点，再到最新调查领先17个百分点，沈伯洋选情变化让台北市长选举更有戏剧性。
香柏之家原创赞美诗：《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赵晓#信仰#香柏之家#基督教#赞美诗#主日敬拜 https://t.co/3y8EzxwdKT 來自 @YouTube
我猜是港版治國理政
社保基金副理事长王文灵官宣被查，又一个因为阅读严重政治问题书籍被查处的技术官僚，身为经济学博士，不知道他在香港看了什么书又捎回了什么书？当习近平把香港揭黑的书店荡平之后，连党内看禁书的官员也不放过，下一步恐怕翻墙浏览外网也要被拿出来祭旗。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2188826542305384
小丑不自量力，当初朝鲜军队几天就横扫南韩，沒有美军牵头反击，哪里还有韩国？
伟德宁对杜文最新分析给予最高评价。
昨天，一位与王怡牧师同工的弟兄反映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王怡牧师妻子蒋蓉多次向监狱方面提出探监申请，却始终遭到拒绝。监狱方面仅提供了王怡于9月30日和10月1日的两份体检报告，报告显示各项身体指标均属正常。
既然身体状况正常，为何不允许家属探视？如果确有正当理由，为何不向家属作出明确解释？长期拒绝探监，又拿两份体检报告推托掩饰，究竟是在隐瞒什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
五中全会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推出的第二份所谓历史性决议，试图对十多年的党政军大清洗盖棺定论，让全党为其背书。他为什么急于出台这份决议？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高级官员向《爆点周刊》透露，习近平已经意识到，十八大以来持续十多年的反腐整肃，在党政军内引发巨大争议，甚至造成党内分裂，只是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习近平希望通过中央重大决定的形式，以党中央的名义肯定过去十多年的反腐路线，将自己的政治实践上升为全党的正式政治结论，并为二十一大继续掌握最高权力铺平道路。
更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试图从“清除政治对手”转向“防止政治翻案”做预案。习近平执政初期，反腐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原有权力结构，废掉江泽民、胡锦涛的话语权，把他们留在党政军内的人马赶尽杀绝，这一点他完成的差不多了。
十多年后，随着政治整肃不断深入，习近平面临的问题也已经发生变化。
最初是打破原有政治网络，确立新的权威，现在要为自己长期掌权塗脂抹粉确立正当性，避免未来在党内重新评价甚至彻底否定。
这意味着反腐的政治动向出现阶段性抑或结构性转变，从重组权力转向维护权力，从查处政治风险转向预防政治风险，从要求官员现在绝对忠诚转向未来也要受到政治决议约束。
如果这份中央全会决议最终确实承担这种功能，其重要性就不只在于反腐政策本身，而在于习近平试图将十多年政治清洗固化为制度化的政治遗产。
但必须指出，五中全会要出台的决议大大抬高了政治翻案的成本，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政治翻案的可能；现在确立对习近平有利的官方历史评价，却并不意味着习时代的历史定位不被下一任否定甚至是彻底清算。
1945年、1981年和2021年中共所谓的历史性决议都说明，历史解释与现实权力密切相关。但1981年的历史决议同时说明，当政治力量对比和路线选择发生重大变化时，过去具有高度权威的政治评价仍然会被重新审视。
从内部透露的消息来看，习近平显然不满足于掌握对当下党政军官员的任免权和惩处权，而是进一步掌握对自己执政周期的解释权，并尽可能约束未来对习近平新时代重新评价。这才是习近平急于为十多年反腐“盖棺定论”最深层的政治意义。
而整件事最大的政治悖论在于：如果十多年反腐已经建立了足够有效、稳定且获得广泛认同的制度，那么成果本应更多依靠实际效果和制度运行来证明，如果仍然需要通过高强度的政治定性来维护其正当性，就有理由追问，这场反腐究竟解决了多少腐败问题，又留下了多少尚未解决的权力问题。
最终决定习近平反腐历史评价的不只是推动全党通过一份重大决议，而是习近平这种做法在不依赖持续高压的恐怖整肃之下，能否真正形成稳定、可问责、可纠错的制度运行机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baodiantimes
习近平发表在《求是》上面的反腐讲话，暴露他登顶之后骨子里的极度不安。从苗华、何卫东到张又侠，军中大佬接连落马，连昔日的心腹走狗都难逃清洗。这惨烈的现实撕开了最高权力的画皮：权力收得越紧，疑心就越重，抓捕清洗越频繁，所谓的“绝对忠诚”就越是一句空话。
他硬生生砸碎了邓江胡时代各派分肥、权力制衡的潜规则，想建立绝对的个人独裁。但他除了恐惧之外，根本无法在官场建立起任何基本的信任。结果就是整个体制的生存法则被彻底扭曲——官员们不再是追逐利益，而是仓皇避祸。因为卖力表演忠心，随时可能被安上“两面人”的罪名惨遭清洗，如果默不作声，立刻就可能被打成政治上不忠诚的异端。
这是独裁者逃不掉的宿命：靠恐惧拉拢队伍，终将被恐惧吞噬。当习近平对身边每个人都满怀敌意，内部各怀鬼胎、偷摸寻找后路的人只会铺天盖地。对习近平而言，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墙外的惊涛骇浪，而是这艘船上的人早就心灰意冷，随时准备跳船。
🙏 为狱中的王怡牧师祷告——愿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今天，张伯笠牧师再次深情地为身陷囹圄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献上祷告。🙏
王怡牧师因坚持基督教信仰、公开讲道，并对社会与政治问题表达立场而遭到中共逼迫打压。自2018年12月被捕至今，失去自由近八年。家属获准探访的次数仅有五次，而且每次探访后，都受到不得向外界透露健康状况的限制，令人深感忧虑与牵挂。
更令人动容的是，张伯笠牧师怀着深厚的弟兄之情，深情演唱了一首由王怡牧师作词的诗歌。歌声中有思念，有守望，更有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靠。两位牧师虽然身处不同的境遇，却因着共同的信仰彼此相连。
我怎样来到美国？我为什么爱美国？张伯笠的回忆催人泪下。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1915170130018321
网传黄奇帆父子被抓波及栗战书父女，我只能说这种想像力超级丰富。黄奇帆和栗战书并无交集，栗潜心和黄然非也大致如此。面对海外汹涌的传闻，正在清华大学参加金融监管总局培训班的栗潜心以何种方式辟谣值得关注。 https://twitter.com/cskun1989/status/2111854305754116564
妖妖酱：杨澜有多少秘密不能说？吴征的钱从哪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si=QAKYGHc-uzrwnccO&v=Rc8T9kiQZ20&feature=youtu.be 來自 @YouTube
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留下了一段洞彻千古兴亡的论断：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寥寥数语，道破一个常被世人忽略的真相：亡国，亡的是政权；亡天下，亡的是文明。
所谓亡国，不过改朝换代，易姓更号。只要文脉未断，伦理尚存，人心仍有归属，纵然山河破碎，终有重整之日。中国历史上王朝屡经兴废，国号几度更张，但文字、典籍、礼俗与文化认同绵延不绝。江山可以易主，千年传承却未必随之断绝。
亡天下则截然不同。不是谁坐龙椅、谁掌兵权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秩序、道德准则、历史记忆与精神信仰逐渐瓦解。人们依旧生活在原来的土地上，却不再认同祖辈留下的传统，甚至不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亡国是江山易主；亡天下是根脉断绝。前者尚有复兴之机，后者纵然山河依旧，也可能再无归途。
以此观照当今欧洲，便能看见比俄乌战争、俄欧对峙更为深远的一场危机。
欧洲的历史根基，离不开古希腊理性、罗马法统与基督教传统。尤其是基督教，深刻塑造了欧洲的伦理观念、家庭制度、社会秩序与精神世界。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虽有分歧，却共同构成这片大陆延续千年的信仰根脉。
然而，过去数十年，欧洲经历的远不只是经济转型与人口流动。
世俗化不断深入，宗教影响持续衰退，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冲击，民族国家的历史认同日益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持续移民带来不同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多元文化政策与传统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
移民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文化衰亡。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完全可以吸纳外来人口，在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个社会在接纳不同传统的同时，逐渐丧失了维护自身根基的信心。
俄乌战争再惨烈，终究属于军事与地缘政治冲突。战争可以通过谈判结束，安全格局可以重新调整。即使国家遭受重创，只要民族认同与社会凝聚力仍在，便始终存在复兴的可能。
精神根基的动摇，没有明确的敌军，没有固定的战线，更没有一纸停战协议可以解决。它发生在教育、家庭、法律与公共生活之中，也发生在一代又一代人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态度里。
从这个角度，便不难理解川普的“美国优先”。并非无条件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重新计算国家利益，压缩海外承诺，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把资源集中于美国自身的安全、经济与战略优势。川普及其政治阵营中的不少保守派人士，对基督教传统、国家主权、边境安全与社会认同有着强烈关切。在他们看来，西方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军事与经济竞争，也来自内部的价值分裂、身份认同危机与历史传承的弱化。
如果欧洲连自身的文化传统、政治认同与社会凝聚力都无力维系，美国为何还要无限投入资源，替欧洲承担安全责任？联盟不是祖传家业，更不是无条件的道德义务。盟友必须证明自己的战略价值，也必须承担保卫自己的责任。美国可以协助欧洲抵御外部威胁，却无法替欧洲决定未来。军队能够守住边境，却无法替他们找回信仰。
北美的历史深受新教及其他基督教传统影响，拉丁美洲长期浸润于天主教文化。尽管各国历史、制度与现实利益差异巨大，美洲大陆仍保留着深厚的西方文化遗产。对美国而言，巩固西半球不仅关乎边境、贸易、能源、移民与地缘安全，也被保守派赋予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的意义。与其在遥远大陆承担无止境的安全义务，不如优先经营自己的战略腹地，与其试图替别人解决内部危机，不如先确保自身不重蹈覆辙。
当然，不能因此断言川普已经决定放弃欧洲，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宗教信仰之争。现实中的美国战略仍受军事同盟、经济利益、国内政治与大国竞争共同制约。但川普对欧洲盟友的质疑，以及对美国自身边境、主权与传统价值的强调，反映出美国保守派对西方未来的另一种思考。
历史上，真正支撑一个民族延续的从来不只是城墙、舰队、财富与疆域，更是人们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对价值秩序的信念以及将其传给后代的意愿。
顾炎武之论最深刻之处，正在于他将“保国”与“保天下”分开。
保国是掌权者的责任；保天下是每一个文化继承者的责任。王朝倾覆，责任可以追究于君臣；世道人心崩坏，却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一个民族若要延续，首先必须相信自己的传统值得传承；若要拥抱世界，首先必须知道自己是谁。开放不等于自我否定，包容不意味着放弃原则，进步更不应以割断历史为代价。
欧洲如此，美国如此，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莫不如此。
顾炎武三百多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过时。
亡国之痛，痛在一时；亡天下之祸，祸及后世。失去土地，尚可收复；失去政权，尚可重建。可若一个社会放弃自身的精神根基，纵然疆土依旧、国号依旧、繁华依旧，又凭什么确信昔日的一切仍然存在？
亡国尚可复兴，亡天下再难招魂。
真正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不是外敌有多强大，而是后代是否还愿意守护历史的传承。
一个不敢让人民用选票决定去留的政权，凭什么要求人民无条件忠诚？
一、什么叫正常国家？
判断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正当，不必听它讲多少伟大故事，只问一句：
掌权的人，人民能不能用选票把他赶下台？
能，才谈得上主权在民。不能，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墙上的标语。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规矩，就是权力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由人民决定去留。总统也好，主席也罢，权力不是祖传的，更不是靠枪杆子打下来，就能世世代代据为己有。
一个政权如果不允许自由选举，不允许反对党竞争，不允许人民和平更换政府，却天天宣称自己代表人民，那就该问一句：
人民什么时候授权你代表了？选票在哪里？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山河还是那些山河。但占据国土，不等于拥有人民；控制国家机器，也不等于获得人民授权。
没有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所谓国家属于人民，就只剩下一句空话。
二、爱国，先问爱的是谁的国
有些人张口爱国，闭口叛国，恨不得把爱国变成一根棍子，见谁不顺眼就往谁头上砸。
可你让别人爱的，究竟是什么？
是习近平的江山？毛泽东的江山？蒋介石的江山？还是满清皇帝的江山？
朝代换了，旗帜换了，统治者换了，难道山川河流也跟着换了主人？
每逢端午，人们纪念屈原，称他为爱国诗人。但屈原首先是楚国贵族，他效忠的是一个具体的诸侯国及其政治秩序。那是他的时代，也是他的利益与信念所在。
古人忠君守国，自有古人的政治伦理。今天还要求现代公民像两千年前的臣民一样，对某个统治集团无条件效忠，岂不是把公民重新变成臣民？
何况中国古人早就讲过：
《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对于残害百姓的商纣王，孟子更直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连古人都知道，失德的君主不值得天下人永远效忠。现代文明更进一步：不必等到天下大乱、血流成河，人民就可以通过选票更换政府。
古代失德可以失天下，现代失去选民支持就该下台。这才是文明的进步。
把忠于执政党等同于爱国，把批评政府说成卖国，无非是把国家偷换成了统治者的私产。
三、七十七年的统治，这笔账怎么算？
评价一个政权，无非看三件事：权力怎么来的，怎么使用的，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1949年，中共通过战争取得中国大陆政权。但军事胜利不等于人民永久授权。枪杆子可以决定谁坐上江山，却不能证明谁有权永远坐江山。
再看执政过程。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场接一场。大饥荒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具体数字虽有争论，灾难规模却不容否认。无数家庭被毁，无数生命被政治运动吞噬。
后来的严打、强制计划生育，以及一些地方粗暴的征地拆迁，又有多少普通人的权利与尊严被轻易牺牲？
那些死去的人、失去亲人的家庭、遭受迫害的普通人，难道不算人民？他们的苦难，难道只配被一句“历史曲折”轻轻带过？
当然，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确有成就，普通人的生活也曾显著改善。但经济增长不是永久执政许可证，高铁、高楼、GDP，更不能代替人民的选票。
今天，青年就业困难，地方债务沉重，腐败屡禁不绝。普通人为房贷、医疗、养老精打细算，一些官员却把公共权力经营成自家的提款机，贪腐金额动辄上亿。
最荒唐的是，口口声声说人民是国家主人，却不允许主人自由选择管家。
这样的主人，究竟是主人，还是被人管理的家产？
一个政权可以拿历史功绩为自己辩护，可以拿经济成绩证明治理能力，却不能因此免除政治责任。
过去的胜利，不能替今天的人民投票；曾经的功绩，也不能成为永久垄断权力的理由。
四、谁把人民当人？让人民自己选择
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值得人民留恋，有个直观的办法：让人们自由选择去留。
假如各国都放宽出入境限制，让普通人能够自由迁徙、工作、安家，不必冒险偷渡，不必担心离开会遭到惩罚，结果会怎样？
当然，移民还受到收入、语言、家庭和就业机会影响，不能单凭人口流向判断制度优劣。但人们愿意在哪里安家，愿意把孩子送到哪里成长，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真正有自信的国家，不需要靠封锁留人；真正受人民拥护的政府，也不必害怕人民有别的选择。
说到底，国不是地图上的一块颜色，不是护照上的国徽，更不是某个党、某个领袖的永久产业。
国应该是一个人能够堂堂正正活着的地方。
在那里，你可以批评政府而不必恐惧，可以反对执政者而不被视为敌人，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管理公共事务。
你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你的尊严不因权势而被践踏，你不必跪着求官员开恩，更不必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当成统治者赏赐的恩典。
政府不是爹，人民不是儿子。人民纳税养政府，不是为了养出一群骑在自己头上的老爷。
所以，别再拿爱国两个字逼人表忠心。
先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有没有把它的人民当人？
人民不是为江山而生，江山是为人民而设。
哪里尊重人的自由，保障人的权利，让人能够挺直腰杆生活，哪里才值得称为自己的国、自己的家。
网络上有关习近平健康状况的传闻持续发酵，并与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可能出现的重大人事变动交织在一起，引发外界诸多猜测。面对这些传闻，习近平走出北京，看上去依然风轻云淡。央视精心剪辑并反复呈现的短视频，也在有意向党政军高层及外界传递明确信号：习近平身体无恙，精力依旧充沛，完全有能力完成第四个任期，绝非传闻中那般虚弱不堪。
相较于五中全会所谓重大人事调整，习近平健康状况才是决定未来权力走向的关键变量。以习近平过去十多年的政治整肃、权力集中程度及其个人性格来看，期待他主动放权、让权乃至交权，恐怕很不现实。对于一个将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于一身，并不断强化个人政治权威的习近平来说，权力早已不只是政治地位的象征，更与他个人身家性命紧密相连。
正因如此，习近平的健康问题才显得格外敏感。外界可以不断猜测高层权力博弈，反复推演五中全会人事变局，只要习近平身体状况足以支撑，指望他主动退出权力中心，都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
当然央视镜头下经过精心筛选和剪辑的画面，可以塑造精神饱满、步履从容的政治形象，却无法真正回答他的身体状况如何，更无法消除外界对他治国理政能力的疑虑。
习近平未来连任多久不在于愿不愿意交权，而在于他的身体还能夠支撑多久。在我看来，能够让习近平真正放弃权力的，恐怕不是党内政治压力，不是所谓元老劝退，更不是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国际环境改变，而是他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简直是痴人说梦！李强只比习近平小五岁多，两人年龄相差无几，根本谈不上什么代际交替优势。五年前有人预测李强会接习近平的班，如今竟然还有人把这种毫无依据的猜测奉为“神预言”，甚至给预测者封神，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习近平的接班人，不会是50后，也不会是60后，甚至连70后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只要他仍然掌握最高权力，就不可能把权力交给一个与自己年龄相近的人。除非他在二十一大前因突发变故丧失执政能力，才可能出现非正常权力交接。然而，即便真发生这种情况，也轮不到李强。李强既缺乏独立掌控全局的政治实力，也沒有打破现有权力格局的胆量和手腕。说得直白一点，他既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本事。
二、民生：以保护人民之名，不断侵入普通人的私人生活。
这是我感受最深，也是最想向您讲述的一部分。我越来越觉得，如今基层公安正在成为一种深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社会管控工具。它不仅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治安管理，而是逐渐延伸到了个人的资金往来、网络浏览、社交关系，甚至私人聊天记录。
以反诈为例，原本防范诈骗、保护人民财产安全是一件好事，但在现实执行中，却常常演变成对普通人正常生活的干预。浏览了某个网页，会有人告诉你那是“涉诈网站”；给认识多年的朋友转一笔钱，可能就会触发风控，甚至引来警察上门调查。
我自己就有过一次非常荒诞的亲身经历。（省略）⋯⋯⋯
我当时真的感到非常荒谬。一个成年人，使用自己合法拥有的钱，给认识多年的朋友转账，在确认不存在诈骗的情况下，竟然仍然没有自主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更可怕的是，这种事情正在逐渐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如今一些商场周边还能看到特警巡逻，甚至随机盘查普通人的身份信息。网络行为受到监控，正常资金往来可能被审查，私人生活的边界不断被压缩。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整个社会的治理逻辑，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普通人当成潜在的风险对象，而不是拥有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的公民。我也时常会想，这种治理方式在客观上是否正在制造一种类似文革时期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监视、被举报、被审查的对象。而最让我感到无奈的是，很多普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背后的制度根源。他们可能会抱怨某个基层民警态度恶劣，抱怨某个派出所不讲道理，却依然相信上面的政策一定是好的，只不过被下面的人执行歪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当人们把制度性的问题归咎于个别执行者，把权利受到侵害理解为国家对自己的保护时，他们甚至很难意识到，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而这种认知上的局限，可能比经济上的贫困更加难以改变。
蔡先生，我写了这么多，并不是想单纯地向您抱怨生活中的不如意。恰恰相反，我有自己的工作，也在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我相信墙内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我们并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愿意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只是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个人的努力在很多时候已经无法改变大环境带来的无力感。
我也一直非常敬佩彭立发、梅士林、李康梦这些敢于站出来表达诉求的人。他们所展现出的勇气，是我这样一个至今不敢公开留言的普通人所欠缺的。
但我也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的改变，终究不能只依靠少数勇敢者的牺牲。
如果绝大多数人始终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敢质疑权力，不懂得珍惜自己的权利，那么即使有一天最高领导人换了，即使某些政策发生了调整，我们是否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走回同样的道路？这也是我最担忧的事情。
我并不奢望中国一夜之间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只是希望，有一天，普通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放心地讨论社会问题，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合法财产；年轻人不必因为一句关于就业困难的抱怨而噤声，孩子们能够从小学习如何思考，而不是只学习如何服从。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真正拥有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有的尊严、自由和幸福。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让普通人学会独立思考、认识自己的权利，那么无论谁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恐怕都很难真正走出历史的循环。
最后，感谢您这么多年坚持做节目，也感谢您愿意关注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对您而言，可能只是一次随手的关注，但对一个长期身处墙内、不敢公开表达真实想法的观众来说，却是一份难得的鼓励。
希望您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也期待您继续带来更多有深度、有逻辑的分析，如果有一天我能肉身翻墙，一定找您喝茶叙旧（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指国内的喝茶！）。
蔡先生，您好！
关注您已经很多年了，您在 YouTube 上更新的视频，我几乎每一期都会看。我一直非常欣赏您的风格和分析问题的方式：尊重事实，注重逻辑，讲道理，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热衷于捕风捉影、听床分析。
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很想参与您的互动，但因为身在墙内，始终不敢在您的 YouTube 和 X 账号下公开留言。我很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真想找到我，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这么多年，我只能做一个沉默的观众，默默地点个赞。
前几天突然发现您竟然关注了我，那一刻真的非常开心，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但又不敢向任何人分享这份喜悦。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这段私信，希望能和您分享一些我作为墙内普通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我非常认同您说过的一句话：现在能带走习近平的，恐怕只有老天了。
但我有时候又觉得，即使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对我们这一代普通人而言，又能改变多少呢？他对这个时代造成的伤害，很多已经难以逆转。
这些年，经济越来越差，税费和社保负担越来越重，普通人创业几乎看不到机会。消费持续低迷，企业经营困难，即使好不容易把生意做大，还要想办法应付各级部门的检查、干预和盘剥。而对于那些选择老老实实上班的人来说，日子同样不好过。企业打着“降本增效”的旗号，不断压缩员工福利、降低待遇，甚至裁员。
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人似乎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越来越难看到希望。
关于经济问题，您在视频中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我也十分认同。相比之下，我更想谈谈自己在墙内生活时感受到的另外两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经济上的衰退或许还有恢复的可能，但教育、社会信任以及人的思想受到的伤害，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修复。
一、教育：最令人绝望的，是下一代正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现在的一些小学生，甚至不知道国家主席原本是可以定期换届的。在我看来，部分教材和教育内容越来越强调政治灌输，却越来越忽视逻辑思维、独立判断和质疑精神的培养。孩子们从小被要求记住各种政治口号和思想，却很少被鼓励去追问一句“为什么”。
比这更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大学里的年轻人。如今大学生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很多人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现实中的问题，也未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在一些年级大群里，只要有人稍微聊到现实困境，哪怕仅仅感叹一句“现在工作真的太难找了”，很快就会有人发出“永远跟党走”之类的文字或表情包，随后便是一阵刷屏，原本关于就业困难的讨论也就不了了之。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的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口号，还是出于自我保护，抑或只是习惯了用政治表态来终结一切讨论。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让我感到深深的无力。
一个社会，如果连年轻人讨论就业困难都要被政治口号打断，如果下一代逐渐失去了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勇气，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究竟还有多少希望？
（未完见下页）
唐湘龙一直在拱火，生怕习近平拖延武统。现在竟然把日本也捎上了。
蔡慎坤：基督徒最大的悲哀，不是世界越来越黑暗，而是本该发光的人，自己先把灯熄灭了。（2026/10/15） https://www.youtube.com/live/FfK8J2CcqrY?si=BzP4b-vQFaqNOzfl 來自 @YouTube
网传黄建发将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完全是不了解内情，黄建发因魏小东案件受到影响，不要说山东省委书记，连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位子都保不住，即使不出事也会被边缘化。查不查他要看最终对陈希的处理，陈希参加国庆招待会并不等于平安落地。如果陈希被公开处理，黄建发和现任河南省委书记周祖翼都会受到直接影响，周祖翼入局的希望也会泡汤。
黄建发是周祖翼离开中组部时向陈希力荐的代理人，黄建发和周祖翼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陈希的福建老乡，长期在国家地震局工作，短暂回到家乡担任过福建省地震局局长，2010年汶川大地震后离京去四川成都，担任市委常委，2012年3月担任成都市总工会主席，4月出任成都市委秘书长，2015年6月经周祖翼授意考察担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2017年3月担任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2018年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22年升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二十大破格当选为中央委员。
2025年10月9日，在针对北京锡安教会的一次打压行动中，王林牧师被警方带走。在王林被捕后数月里，他妻子苏子明及年幼的子女遭受持续监控和骚扰，被限制离开中国。如今，苏子明与孩子到了美国，向国际特赦组织讲述了这场打压如何改变了她家庭的人生轨迹，并介绍中国“家庭教会”和信仰群体面临更广泛压制。
在成为牧师之前，王林是一名律师。2006年信主后，他离开法律行业，进入神学院学习，并在美国进行了数年的神学深造。2017年底，我们回到中国，开始在北京锡安教会服事。作为牧师，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与他人同行、陪伴他人。
2018年，北京锡安教会关闭后，许多教会成员被迫离开北京，包括遭遇强制搬迁，或因担忧工作受到影响。一个原本共同礼拜的群体，就这样分散到全国各地。
新冠疫情期间，信徒们通过 Zoom 聚会和线上查经保持联系。渐渐地教会形成一个覆盖多省份的网络，而不仅仅是一间位于北京的教会。这个网络不断发展，监控和打压不断升级。
当家庭教会拒绝接受政府控制，希望自由实践信仰时，政府将其视为严重问题。而他们并不介意利用现有刑法中的各种罪名，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教会打垮，让教会不存在。
针对锡安教会，指控教会领袖收取所谓“诈骗所得”，将信众的“什一奉献”视为非法所得资金。将教会培训项目和神学院课程认定为“非法经营活动”。我的丈夫王林同时被控这两项罪名。
我认为，对锡安教会的指控反映了近年来更广泛的一种趋势。虽然教会领袖和许多人权捍卫者一样会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名起诉，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使用“诈骗”和“非法经营”等罪名，以此针对教会机构和信仰群体的正常运作与管理活动。
在锡安教会案件中，将信徒奉献的钱款认定为诈骗所得，认为这是用欺骗手段从人们手里取得的钱。至于神学课程，那是教会内部的门徒培训项目，从来就不是为了赚钱。我认为，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查我们的财务问题，而是冲着信仰群体本身来的。
许多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一些备受关注的教会领袖，都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严重刑事指控。但即使这些看似普通或更为“轻微”的刑事指控，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是会影响教会成员和信徒行使宗教自由权的能力。
这些指控不仅将正常的宗教活动污名化，也掩盖了宗教自由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当局将自愿捐献认定为“诈骗所得”，将教会培训项目认定为“非法经营活动”，实际上是在将和平行使宗教自由的行为刑事化，从而更容易针对教会领袖以及整个信仰社群。
在我丈夫被捕之前，我们就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搬家，无缘无故被房东要求搬走，也始终无法签成购房合同。无论我们搬到哪里，都感觉有人在监视我们。显然，这也影响了我们的孩子。最让我痛苦的是，我们的孩子甚至无法正常接受教育。有一天下午，一位老师把他们的书本和学习用品全部收拾好，让他们回家。我的儿子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东西带回家？” 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呢？连他也开始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我们家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变故了。我该怎么向他解释？ 在如今的中国，仅仅因为父亲的工作，我的孩子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这太可怕了。
所以，我决定离开中国。2025年11月，当我带着两个孩子准备离开中国时，我们刚进入上海机场就被拦下。机场安保人员将我带到一旁的讯问室，他们告诉我，我被出境限制了。他们拒绝向我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来说明依据。直到几个小时后，大约凌晨四点，他们才让我抄录有关限制措施的内容。孩子们全程都在现场，看着这一切发生，母亲独自面对满屋子的警察。
在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压力后，当局最终解除了出境限制，让我们得以离开中国。但我知道，这段经历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即使现在我们已经安全来到美国，这种创伤依然存在。他们经常问我：“妈妈，如果你也被抓走怎么办？” 这是任何母亲都不愿回答的问题。
这些年来，还有其他教会案件没有得到多少公众关注，我们也听说，当时被拘押的人遭受虐待和不当对待。另一名家庭教会领袖杨荣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15年监禁。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案件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当局往往会在对待被羁押者时更加谨慎。
这不仅对锡安教会成员的家属很重要，对其他因信仰遭受迫害的家庭教会和信徒来说也同样重要。
因此国际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媒体以及联合国的声音，可以成为最有力的支持。我想对我的丈夫说：孩子们和我会一直陪伴你。我永远相信你。无论你是否会被判刑，无论刑期有多长，孩子们和我都会等你回来。
习近平在《求是》发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措辞严厉，杀气不减。文章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反腐又要抓多少人，而是习近平对党政军同僚越来越不信任。习近平掌权十多年，反腐十多年，权力可谓高度集中，政治忠诚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习近平仍然担心同僚乃至嫡系阳奉阴违、见风使舵、拉帮结派，甚至随时准备“跳船”。
这就耐人寻味了。既然人人高喊忠诚的口号，人人貌似政治上绝对忠诚，习近平为什么还要反复抓“两面人”？既然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权力高度集中，为什么还要三令五申，要求下面必须听话？
答案或许恰恰在于，当政治忠诚成为官员升迁的首要条件，表演忠诚就成了最安全的生存策略。 人人都会喊口号，人人都会表决心，至于心里怎么想、私下怎么说怎么做，习近平反而越来越迷糊。
习近平要求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同时又批评地方等待观望不敢担当。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悖论：上面要求绝对服从，下面自然不敢擅自决定；上面不断追责，下面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躺平，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如今要求官员大胆作为，岂不是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自己选方向？
文章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防止“牛栏关猫”，尤其强调约束“一把手”。问题是中国官场最大的制度漏洞，并不是地方一把手不守规矩，而是习近平率先破坏了所有规矩。
省委书记中央可以监督，习近平自己由谁监督？纪委可以调查官员，谁能独立监督纪委？如果制度的解释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最终都集中在同一个权力体系内，那么所谓制度笼子，究竟是用来关住权力，还是用来管住下属？
只谈监督下级，不谈约束最高权力，再密的制度笼子，也只是一个选择性开关的笼子。
反腐同样如此。习近平这次特别强调提高反腐的“穿透力”，严查约定代持、预期收益、政商“旋转门”等隐性腐败，甚至要借助大数据追踪腐败线索。
这说明什么？说明反腐持续十多年，腐败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断变换形式。过去直接送钱，如今安排股权；过去当场兑现，如今退休后收账。反腐技术升级，腐败手段也跟着变幻花样。
只要官员掌握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只要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寻租空间就会持续存在，反腐就是一个笑话。赶走一个孙悟空，还会上来一群猴。
当反腐越来越成为清洗异已政敌的重要手段，其结果就是越反越腐。谁是贪官谁是“两面人”，谁对中央决策执行不力，最终都是由习近平乃至他的人作出判断。反腐与政治忠诚审查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厘清。
这篇文章释放的信号很清楚：高压反腐不会结束，对官员的政治门坎还会抬高，从上到下都难以置身事外，每个人都会战战兢兢履薄冰。问题是习近平已经掌握了如此集中的权力，仍然不断强调忠诚、纪律、监督，不断清洗所谓的“两面人”。为什么权力越集中越担心下面不忠诚，管控越严厉越听不到真话，反腐越深入越发现腐败无处不在。
这恐怕才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政治困境。他想用更集中的权力解决权力失控的问题，却给自身带来更大的风险和危机。习近平不断追问谁在背叛中央？而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是连习近平自己都不放心中共这套官僚体系，问题究竟出在官员身上，还是中共运行机制已经难以为继了？
那些抱著侥幸的人还是醒醒吧。
问苍茫大地，唯有民主自由法治自上而下才有出路，否则死路一条
在东方这片盐碱地上，一谈到民主自由法治，很多人便以为可以如西方一般，自下而上，一蹴而就。孙大炮们如此认为，白左们也如此鼓吹。但凡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经历过辛亥之坎坷、军阀之混战、以及现实中一桩桩小事的人，便知道此路根本不具可持续性，或能取得短暂成功，终究是失败。
为何？因为自古至今，这片土地讲究的从来不是平等，而是等级门阀，讲究的是人上人。
我曾开玩笑说，给每家每户发一个桃子，没人会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显出他与你关系的特殊性，没有被特殊对待。众生平等？大同世界？那从来不是这里人追求的目标。追求的目标是被特殊对待，是人上人高人一等，是自私。否则一切免谈。
正因如此，在无数次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最终能建立新秩序的，往往都是那些有门阀、有前瞻、有资源的人。而这些人一旦登上大位，便又重复以前那种高高在上。自大禹治水立夏以来，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疯狂。以前臣子与皇帝对话还有座位，至少可以站着，到明清之后只能跪着，到清之后，连跪的姿势都变得卑微屈膝。那哪里是君臣对话，那是奴才对奴隶主。因为女真是渔猎民族从奴隶社会末期直接转入中土王朝的封建帝制，带着浓厚的奴隶制色彩进入中华帝制，所以清朝的文字狱、监察制度、举报制度，对臣民和知识分子的钳制，达到了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近乎疯狂变态的程度。
我考察了这么多历史案例与现实案例，得出一个结论：英美式的、自下而上的自由民主法治之路，在这片岩简地上根本走不通，是死路一条。谁走，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孙中山如此，无数民主先杰亦如此。
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曾在天朝苏州生活了20多年，一个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方，为小区物业收费是否合理，抗争了十年。我只要求物业公布收费明细，否则拒绝缴费。多收了我不干，少收了你日后再来追讨怎么办？十年间，整个小区竟无一人声援，无一人附和。每年都是我一人在与物业对峙。警察来了也只说这是民事纠纷，去法院起诉。在苏州警察还讲点理，若在别处，恐怕早被当作刁民法办了。最后我卖了房子，物业费也没交，是买房人代交的。难道业主的钱多到花不掉，不需要弄明白怎么交的吗？竟无一人跟随，何其奇葩。
再看中共实行的村长直选。邓江湖时期搞了这么多年，结果如何？选票变成了烟酒、好吃好喝，有的直接兑现成现金贿选。当选的村长，要么是特别能打的，要么是特别有钱的，要么是黑社会。这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搞基层民主直选结出的最大笑话和恶果。
所以，底层自发，必然被关系、被金钱、被暴力收编。
反观能走通的路，恰恰是自上而下的。
为何小日本能成？因为它有明治天皇站了出来。这是民族的幸运，是神灵悲悯之中的安排，在灾难经历太多之后，自然会有合适的民君产生。
为何台湾能成？因为它经历了两蒋之后，逐渐走上了自上而下的、进阶式的民主自由法治之路。先有一个能镇得住局面、又愿意逐步放权的力量，用禁戒式、循序渐进的方式，把自由的口子一点点打开，把法治的根子一点点扎深。
我们民国，中华民国时期所谓的北洋军阀时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民君。黄兴、宋教仁，他们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宋教仁在火车站被刺杀，短命而亡，历史没有成全他们。让孙中山这种穷极乱投医的人成了气候。这也是外部干预强于内部斗争的恶果。那个时代中国的压力不仅来自内部，更来自西方列强东扯西拉，结果把中国沦为鱼肉，让黄俄党得了天下，这是天大的讽刺与笑话。东土的很多机会，就这样被浪费了，没有被珍视，殊为遗憾。
橘生淮南而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的大蒜，在我老家四千公里外就长成了大葱的味道。水土不同，长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不要再问那么多为什么，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神学的尽头是玄学。看了这么多先贤先烈的血白流，感到无比惋惜与悲愤。
为后人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在华夏土地上，今后谁要搞民主自由法治，一定要走自上而下的、台湾式的、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明君明治式的逐步放开、渐进式的民主自由之路，别无选择。不要听西方白左胡说八道。
该用重典的时候绝不能手软。对那些杂碎韭菜骡马太监，非用雷霆手段不能弹压。当年毛腊肉如何对待前朝遗老遗少，作为民主自由法治的奠基者，也必须肃清历史余孽，不得不用一点铁血和铁腕。这不是以仇报仇，以怨报怨，这是为了奠基，为了让民主自由法治的根基打得牢。
唯有如此，华夏的民主自由法治，才必然开花结果，传至千万代。【读者投稿】
基督徒最大的悲哀，不是世界越来越黑暗，而是本该发光的人，自己先把灯熄灭了。今天一些基督徒把谦卑当作软弱，把忍耐当作退缩，把属灵当作避世，把不问政治当作信仰纯正。
他们在教堂里赞美上帝，却在公共事务面前沉默；他们祈求神改变国家，却不愿承担改变社会的责任。
这究竟是敬虔还是逃避？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5:13—14）盐若不防腐，便失去功用；光若不照亮黑暗，便失去意义。
基督教不是躲进宗教围墙的避世哲学。真正的基督徒，既要守护自己的灵魂，也要承担对世界的责任。
美国约有九千万福音派基督徒，其中五千多万人长期不参加投票。这是参议员克鲁兹引用的数据。2024年，美国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选前调查估计，约四千一百万重生基督徒、三千二百万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基督徒不参加总统选举。
这足够令人警醒。为什么如此多自称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放弃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机会？为什么有人天天祷告求神赐下公义，却对自己该履行的公民责任漠不关心？
一个拥有庞大信仰群体的国家，数千万信徒不愿承担公共责任；投票当然不能保证公义，任何政党也不能代表基督。但基督徒不能一面抱怨社会失序，一面把依法参与、监督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全部推给别人。
不盲从政党是良心，不崇拜政客是清醒。但若以属灵为名，对公共责任长期无动于衷，那就值得严肃反省。神没有要求基督徒成为政治狂热者，也没有要求基督徒成为时代旁观者。
回顾基督教历史，十字军东征是充满勇气、冲突与悲剧的历史。
1095年十字军运动兴起时，拜占庭帝国面临军事压力，东方基督徒与圣地问题牵动西方教会。许多参与者将远征视为保护信徒、维护朝圣传统与履行宗教义务的行动。
这段历史证明，中世纪基督徒并不把信仰理解为与世隔绝，他们相信信仰共同体的安全与生存需要有人承担责任。
十字军历史值得继承的是面对威胁敢于担当的勇气，昔日基督徒面对中世纪军事冲突敢于站出来，今天基督徒面对现代社会道德、文化与公共治理问题，更不能逃避。
时代不同，责任同在。今天的守护不是拿起刀剑征服世界，而是以真理、良心、法律、选票、教育和慈善服务社会。
真正的护教不是强迫世界服从基督徒，而是基督徒先服从基督，并以行动为世界作见证。
基督教信仰还有一项不可丢弃的传统：勤勉、自律、诚信与个人责任。新教伦理强调职业召命。劳动不仅为了谋生，也可以成为服侍神、服务社会的途径。
一个诚实经营的商人，一个认真工作的工人，一个创造就业的企业家，一个以个人财富帮助弱者的慈善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实践信仰。
洛克菲勒积累巨额财富，也资助教育、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事业；真正值得继承的不是财富崇拜，而是以诚实创造财富，以节制管理财富，以良心使用财富，以自己的付出帮助别人。
基督徒行善先要求自己承担代价，而不是只让别人牺牲。关怀穷人，就拿出自己的财富与时间，重视教育就参与办学与扶助，关怀病人就支持医疗与救济，维护社区就亲自投身服务。
基督徒不应以贫穷冒充圣洁，也不应以财富证明蒙恩。财富不是信仰的终点，而是需要接受良心审判的托付。
今天的教会需要思考面对一个问题：如果基督徒只关心教堂内部的活动，不关心社会公义；只关心个人得救，不关心邻舍苦难；只愿享受自由，不愿承担维护自由的责任，那么教会还剩下什么？
圣经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2:17）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具备对内克己、悔改、圣洁、敬畏神。对外勤勉、诚实、行善、守护公义、履行公民责任。
只讲对外争战，不讲个人圣洁，信仰容易变成权力欲。只讲个人灵修，不讲社会责任，信仰容易变成自我安慰。
基督徒不能做宗教狂热者，也不该做冷漠旁观者。教会应当成为培养良心、勇气与责任的地方，而不是让人逃避现实的地方。
基督徒别把沉默当作敬虔！
九千万基督徒如果不能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责任，再庞大的数字也毫无价值。几千万人政治冷漠，值得美国教会深刻反省。
不要问国家撕裂混乱，先问自己有没有履行公民责任。不要问社会为什么败坏，先问自己有没有坚守诚实与公义。不要只问穷人为什么无人帮助，先问自己有没有真正奉献。不要问黑暗为什么蔓延，先问自己有没有发光。
昔日基督徒面对信仰与文明的生存挑战，今天基督徒同样需要面对时代的责任。基督徒最终要效法的，不是任何帝王、将军或政治领袖，而是为世人舍己的耶稣基督。
真正的信仰不是嘴上敬神、行动避世；不是自己不肯付出，却要求别人牺牲；更不是天天批评世界，却拒绝承担改变世界的责任。
对内守圣洁，对外担公义；在世勤勉创富，以己财真诚行善；面对公共事务，不冷漠、不逃避、不失声。
基督徒要做世界的光和盐，不是庙里的和尚！光不是用来藏的，盐不是用来摆的，信仰不是用来逃避责任的！
让信仰走出教堂，让良心进入公共生活，让基督徒以真实的行动荣耀上帝！
川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利用关税重新谈判贸易关系，减少部分国际承诺，同时坚持维护美国全球主导地位。
有人认为川普正在破坏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如果把这一变化仅仅归结为他的个人性格，就忽略了背后的原因。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学者——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和基欧汉，恰好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观察角度。
一、金德尔伯格：霸权为什么要承担国际责任？
金德尔伯格研究1929年大萧条时发现，国际经济危机之所以迅速恶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已经无力维持旧秩序，而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尚未充分承担国际领导责任。
危机爆发后，各国争相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结果使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困境。
金德尔伯格强调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有能力、有意愿的主导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开放市场、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国际流动性和协调经济政策。
二战以后，美国承担了这一角色，但美国并非无偿服务全世界。通过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美国获得了美元的国际地位、金融优势、规则制定权以及全球盟友网络。
因此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美国承担较多责任，同时获得其他国家难以拥有的战略收益。
当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认为这种交换不再划算，要求改变现状的政治力量便开始壮大。
川普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代表。
二、吉尔平：霸权为什么必须调整？
吉尔平进一步指出，国际秩序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实力分布。
二战结束时，美国经济实力占据绝对优势，欧洲和日本需要重建，美国有能力通过开放市场、提供安全保障和建立国际制度，塑造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但国家实力不会永远保持不变。
随着欧洲、日本、韩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美国依然强大，却不再拥有战后那种压倒性优势。与此同时，海外安全承诺、产业竞争和财政压力，也不断影响美国国内对全球领导成本的判断。
吉尔平认为，当维持既有秩序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主导国家就会面临调整压力。
这种调整可能通过谈判实现，也可能引发激烈的国际冲突。
从这个角度看，川普并不是要放弃美国霸权，而是试图改变维持霸权的方式。
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继续按照几十年前的条件，承担今天的全球责任。
三、基欧汉：美国收缩世界就会失去秩序吗？
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提出，国际合作并不一定随着霸权衰落而消失。
因为国际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持续的合作价值。
贸易规则、金融机制、国际组织和争端解决程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
即使美国减少投入，其他国家仍然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继续维护或者调整这些制度。
这意味着，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美国可以削减部分国际承诺，但不能凭自己的意愿，让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经济联系立即消失。
世界可能因此进入规则调整、力量重新组合的阶段，而不一定全面陷入混乱。
四、川普的战略：减少负担保留霸权
把三位学者的观点结合起来，就容易理解川普的外交政策。他的核心思路是要求美国从全球领导地位中获得更加直接的回报。
在安全领域，他要求北约及亚洲盟友增加防务投入，减少美国单方面承担的成本。
在贸易领域，他利用关税施压，希望重新分配贸易利益，推动制造业和投资回流美国。
在国际组织方面，他倾向于削减那些被认为限制美国自主权、收益不足的承诺。
这些政策具有鲜明的交易主义特点。川普并不反对美国拥有全球影响力，相反，他希望继续保持军事优势、美元地位和国际谈判中的主导权。
他真正反对的，是美国必须按照传统方式承担国际责任。
不过川普的判断不一定全部正确。贸易逆差不等于美国遭受损失，关税也可能增加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盟友增加军费，未必意味着美国能够在不付出其他代价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原有影响力。减少成本与增强霸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
五、川普战略最大的矛盾
美国的全球霸权，既来自自身实力，也来自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接受。
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换来盟友的军事合作和战略支持；维护开放的金融体系，也有助于巩固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的优势。
这些国际责任看似昂贵，却也是美国获得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条件。
如果美国不断减少投入，盟友就可能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贸易伙伴也可能建立替代性合作机制。
美国或许能够节省部分成本，却可能同时削弱自己长期积累的制度优势。
这正是川普战略面临的根本考验。他希望减少维持霸权的成本，却继续享有霸权带来的收益。问题是，这两者究竟能够分开到什么程度？
金德尔伯格提醒我们，国际秩序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吉尔平说明，国际力量变化必然带来调整压力；基欧汉则指出，即使霸权收缩，国际合作也可能继续存在。
三种理论放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川普的政策不只是个人风格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正在重新衡量全球领导的成本与收益。
重新分配责任，究竟能够延长美国霸权，还是会削弱美国赖以维持霸权的国际体系，目前仍无法定论。
致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及基督教团体的一封信：
执法要有力度，也要有人情
写这封信，是希望美国在执行移民法律的同时，能够给那些长期在这里生活、勤劳守法的移民家庭，多一份理解与宽容。
任何国家都需要法律，也有权管理自己的边境。美国当然不例外。没有法律，社会就无法维持正常秩序。但法律的目的，不只是惩罚违法行为，更是维护社会公正，保护人的基本尊严。
美国是一个由不同背景的移民共同建设的国家。许多人怀着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他们从事普通的工作，缴纳税款，抚养子女，照顾家人。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早已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
其中一些人虽然没有合法移民身份，却并非危险分子，更不是暴力罪犯。他们只是普通的劳动者、父母和邻居。
移民身份存在问题，当然需要依法处理。但我们是否应该把一个长期勤恳工作、没有严重犯罪记录的人，与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同等对待？
如果一位父亲或母亲因为移民身份问题突然被拘留、遣返，受到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有留在美国的配偶、孩子和整个家庭。
有些孩子在美国出生，从小接受美国教育，英语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美国就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家园。他们没有选择父母移民身份的能力，却可能承担家庭分离的后果。
法律必须得到尊重，但执法也应当考虑这些现实。
我尤其希望美国的基督教团体能够关注这些家庭的处境。
美国社会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而基督教信仰中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爱人如己，怜悯弱者，善待寄居者。
《圣经·马太福音》25章35节写道：
“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这句经文提醒我们，信仰不仅体现在教堂里的祷告，也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身边那些处于困境的人。
一个因担心被遣返而不敢出门的父亲，一个害怕失去母亲的孩子，一个可能突然失去经济支柱的家庭，都值得社会给予关怀。
当然，怜悯不等于放弃原则，宽容也不意味着纵容违法。
我并不主张所有无证移民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更不反对政府依法打击暴力犯罪、人口贩运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为。
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认真考虑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或通过必要的立法改革，为那些长期居住美国、没有严重犯罪记录、诚实劳动、依法纳税并承担家庭责任的人，建立一条有明确条件、公开透明的合法化申请途径？
申请人可以接受背景审查，满足合理的居住年限要求，履行纳税义务，并遵守其他必要条件。
这不是要求法律为某些人开例外，而是希望法律能够正视已经存在多年的社会现实。
让符合条件的人有机会走出身份困境，不仅能够保护家庭，也有助于他们更稳定地工作、纳税和融入社会。
美国的强大，不仅来自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也来自它长期珍视的自由、公正、信仰与人道精神。
一个有能力严格执法的国家，同样应该有智慧区分不同的情况，有勇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宽容，并通过合理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
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在制定和执行移民政策时，更多考虑普通家庭的实际处境，特别是儿童的利益；美国的教会、牧师和基督徒，不要忽视那些生活在恐惧与不确定之中的移民家庭。
维护边境安全与保护家庭，并不必然冲突；尊重法律与实践仁爱，也不应该相互排斥。
美国不需要在法律与怜悯之间放弃任何一方。完全可以坚持法律的原则，同时为值得帮助的人保留希望。
因为法律应当维护秩序，而不是让人忘记同情；信仰应当坚守原则，也不能失去仁爱。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仅要让人敬畏它的法律，也要让人感受到它的公正与仁慈。
这正是我希望美国继续坚守的价值。
习近平对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一直耿耿于怀，因为这个委员会沦为朱镕基、王岐山退休后发挥影响力的大舞台。过去每一年，无论是朱镕基还是王岐山都要以不同的方式发声或露面，今年送走朱镕基，朱镕基不能发贺信了，去年10月17日，97岁的朱镕基还委托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向顾问委员及特邀专家转达了诚挚问候。王岐山还在钓鱼台囯宾馆设宴款待各路嘉宾，今年就不让王岐山再出来了，也坐实了王岐山遭软禁的传言。
孙愿平能逃出来得感谢外国友人鼎力协助，我与孙愿平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徐水的大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