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保守派
今年头一次在住地过万圣节。我特意布置了一番，在门口挂上写有“Trick or Treat Yo'Self”的牌子，并摆了一盆巧克力糖果。村里的孩子都是由家长开车来讨糖。我在室内做事，没有听到外面有什么大动静，还担心糖果处理不掉。刚才琢磨不会有孩子来了，打算把糖果收进来，出去一看，满满一盆糖果竟被一扫而空，着实让我惊喜了一下，特此记下以资留念。
【还是民主好！】我虽偏向沈伯洋，但也感到蒋万安的精气神不错，比人民大会堂内一屋的僵尸们不知高出多少。民主的好处就是以理服人，不必你死我活，让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为什么北京市长不能这样选出呢？ https://t.co/evd5H7ZWJr
五中全会与二十一大人事布局
推荐这篇由《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前北京分社社长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为纪念《纽时》建报175周年写的文章。尼克在文中回忆并反思了他作为亲历者报道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经历。
他的反思包括，天安门事件发生前，他曾傲慢地认为底层工人和农民不懂什么是民主、只关心通胀与腐败。但在枪林弹雨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骑三轮车冲入前线抢救伤员的底层劳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勇气。同时他也认识到，不仅压迫者会掩盖真相，受害者在遭受创伤后也容易夸大事实，如当时流传的“广场死伤数万人”等传言。他与妻子雪莉·吴邓（Sheryl WuDunn）通过深入医院和太平间核实，估计当时的实际死亡人数在400至800人之间。尼克夫妇还救助了一名因协助他们采访而入狱的学生。
文章最会引起争议的是屠城死亡人数。我认为他们的核查是认真的，但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数字准确。真正掌握这一数字的只有中共。对我来说，无论是杀50人还是100人，500人还是5000人，性质都一样：都是屠杀人民。
原文链接如下：https://t.co/8yKEN2GoTf
中共要是不派特工打入黄仁勋身边才是一件奇怪的事。
【简评五中全会】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表明，其主轴依然是习近平以反腐立威、整顿人事。这再次将一个问题摆上台面：为什么习的反腐总是“越反越腐”？
应当承认，反腐运动之初，震慑力强，民众支持度高。但时间一长，效果便大幅减弱。过去，不少学者对“越反越腐”的现象提出过多种解释，我不重复，想补充三点就教各位：
1. 贪腐官员基数实在太大。整肃一个，往往牵出一串，越滚越多，军中尤其如此。
2. 反腐演变为黑帮内部的派系殊死搏斗。你把我的一个人整下去，我就要把你的三个人搞掉。反腐或许已超出了习近平的掌控，演变成各派系间互相清算、势不两立的恶斗。
3. 爱钱如命的文化、发财不择手段的生态已深植整个社会，腐败司空见惯，官员不以为耻，民众不以为然。这样的社会土壤，只会滋生更多的腐败。干掉一个，百个顶上。
靠反腐树立不了真正的威信。制度性腐败无法依赖选择性清洗根治，派系恶斗只会加剧内耗，腐败文化更不会因高压而自行消失。这种无休止的内耗与清洗，最终只会在官僚的麻木与社会的冷漠和失望中走向死胡同。
【方星海与大粪坑】说中共党国是个大粪坑，真的是名副其实。前天，一位熟识方星海的老友告诉我，方在斯坦福读书时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感叹其如今却因涉嫌贪腐落马被查。
之前我问过一位回去开公司的朋友。他当年也算是个老实人。我问他：“XX，你是不是出污泥而不染啊？”他回答：“连潮，在那边太老实了赚不到钱呀。”
他等于承认了自己搞腐败，他的大实话也证明在这个粪坑里要保持清白之身是不可能的。
可即便赚了大钱又如何？资产流动和个人行动都受到极大限制，还得替国安、统战执行各种任务，两头担惊受怕，这样的人生，值得吗？
人活一世，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与其为了发财而跳进粪坑，弄得一身污秽，不如安贫乐道，守住自己的原则与尊严。粪坑里的诱惑再大，也不值得拿自己的自由去交换。
我的天，太诱人了！有台湾朋友建议我退休后到阳明山下租间房，每天美食，爬山，温泉泡澡，幸福满满。我觉得我可能无福消受，因为知道自己对遍布台北的这些美食，绝无意志力抵御，会吃死在那里的，还是死在大海中比较浪漫。
国会中国特别委员会的推文称：“毛泽东的确是独裁者，而且他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远比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言论要严重得多。”这种比较也不当，因为它试图将毛魔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与球员随口一说所引起的对某些公众冒犯放在同一个“危害”的天平上进行比较，既轻率地淡化了前者的罪行，又变相承认并放大了后者言论造成的所谓“伤害”。作者应当多学习一些古典修辞。
【吃饭守锅】当利益足够庞大时，原则往往都会明码标价。姆巴佩此次道歉，不过再次证明：吃了中共的饭，就得替它守好这口锅；赚了党国的钱就得帮它作恶。我同情姆巴佩，也看不起姆巴佩。
【我不是水手，我是船长】前不久，我实现了首次独自驾帆船出海。那天上午，因为AI推荐我学习经典名曲《La Bamba》来练习和弦转换，我顺便了解了这首歌的背景，没想到竟出自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之手。理奇·瓦伦斯（Ritchie Valens）只有短短8个月的职业音乐生涯，却留下了这首开创拉丁摇滚先河的经典之作。有人说，这首歌让整个世界都跳起舞来。的确，它欢快的节奏、积极向上的歌词，让人一听，心情便豁然开朗。
尤其是歌中那句“我不是水手，我是船长”（Yo no soy marinero, soy capitán），不知不觉间，竟成了激励我独自驾船出海的力量。那一刻，我仿佛也在用行动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听命于人的水手，而是掌握自己航向的船长。
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她的钢琴原本已经达到九级，却因为丈夫生病直至离世，整整五年没有再摸过琴，过去学过的东西几乎都忘光了。我建议她不妨重新开始，弹一些像《La Bamba》这样充满活力的曲子，让音乐重新走进生活，也为自己疗愈心灵。
在这里，我也把这首歌推荐给诸位。周一清晨，不妨听一听，让欢快的旋律唤醒一天的活力，元气满满、快快乐乐地开启新一周的工作与生活。
人生如航海。我们未必总能顺风顺水，却可以努力掌握自己的航向。无论面对什么，都别忘了：我不是水手，我是船长！
La Bamba: Ritchie Valens Performs La Bamba (Lou Diamond Phillips) HD Scene https://t.co/E5kegvprt6 via @YouTube
浅谈愚蠢的本质
【诠释循环陷阱】这样的视频，一看就知道是AI生成的，却总有人津津有味地观看和传播。此类深度伪造视频，反而让我失去了观看那些难得一见的真实录像的机会。我不知道，这种心灵鸡汤究竟是好是坏。
前不久，一位做自媒体节目的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位听众对他说：“虽然你讲得有道理，客观公正，但我就是不爱听，就是喜欢听谣言。”
当人们越来越喜欢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再关心真假时，就掉入诠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的陷阱而不自知：偏见决定认知，认知筛选事实，筛选后的事实又反过来强化偏见。在这种自我循环中，人性的弱点被不断放大，最后让人彻底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春天时，邻居玛丽露送了我10株羽衣甘蓝（Kale）幼苗。我把它们种下后，精心照料了一阵，有7株顽强地活了下来。然而，随着工作一忙，我便渐渐疏于管理。6个多月过去了，秋意渐浓，它们却依然半死不活地蔫在那里。
其实，这真怪不得这些羽衣甘蓝，要赖我自己，我把它们没有当回事。我以为，只要它们活了，就不必多管，所以懒得去日复一日的浇水、施肥与除草。
这让我也让我想到，种菜如此，为人处世亦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犯同样的毛病——把朋友的情谊当成理所当然，把别人的关心和付出不当回事，总觉得真正的友情不需要费心经营，不用刻意维护，便也能天长地久。
然而，无论是植物还是感情，如果长期得不到滋养与呵护，最终都会在冷落中慢慢枯萎。种下了种子，不等于就能收获果实；结交了朋友，也不等于就能拥有长久的情谊。不肯用心培土、浇灌，不愿付出、回应，到头来，人际的园子里绝不会凭空长出深情厚谊。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无论种菜还是交友，道理其实一样。
所以，我今天特地弥补过失，为这些羽衣甘蓝除了草，施了肥，希望在冬天来临之前，它们能长大成菜。
为什么我放弃持枪证
【开创党内先河的投票】很多人都不知道习近平上台的过程。我觉得无论当时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是否倾向习近平，并提前做了工作，但这个民意推荐的做法本身打破了中共惯例，让习近平自认为是全过程民主产生的领导人，具有了政治授权。我把这篇2007年的官方文章贴出，看看本届五中全会会不会依样画葫芦。
新华网北京10月23日电题：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新华社记者刘思扬 孙承斌 刘刚
走过86年辉煌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又一个庄严时刻——
2007年10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25人组成的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
中午时分，当选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前来同中外记者见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如潮的掌声，一次次在会场响起。
掌声传心声，党心连民心。这是对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信任和期望，更是对党中央实现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拥护和支持。
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彰显党中央发展党内民主的坚定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
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
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这样的推荐票。
中国共产党内人才济济。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公认的实绩，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骨干。实现好中选优，发扬民主是重要途径。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提出了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条件：政治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领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有正确政绩观，工作业绩突出，党员和群众拥护；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过硬，廉洁自律，在党内外有良好形象。
推荐会议庄重严肃，井然有序。每一位参加推荐的同志都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掌握标准条件，严肃认真进行推荐，投下庄严的一票。
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民主推荐会——
推荐票比较集中，推荐结果符合干部队伍实际。经过推荐，一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进入选拔视野，使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具有较好的基础。
参加民主推荐的同志普遍认为，这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人选产生机制的重要创新举措，符合党情国情，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党内民主的决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自信、成熟的形象。
这次民主推荐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推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积累了实践经验，对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次着眼长远的谋划——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探索建立健全符合党情国情、科学完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历史的突破和进步，必须以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为基础。以民主推荐方式产生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有着扎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为基本方向，各级党组织不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延伸考察、任前公示……一项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有力推进了干部工作制度化。
从党的基层组织，到党的中央委员会；从一般干部任用，到党的高级干部选拔；从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的酝酿、考察、提名……坚持扩大民主，更好体现党员和群众愿望，成为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特别是把民主推荐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普遍应用于干部选拔工作，有效提高了干部选拔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得到党内外广泛认同。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不断探索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特别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党的十六大顺利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积累了成功经验。
在党的十七大人事准备工作中，党中央明确要求，要积极总结和运用这些年来在干部民主推荐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中，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考察工作中，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坚持标准条件，严格程序步骤，特别是在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方面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的丰硕成果，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经验。
新时期，新使命，新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长远，在党的十六大实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肩负着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职责。组成一个好的政治局，尤其是选拔比较年轻的优秀人才进入中央政治局，对于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维护和推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于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指出，党中央决定进行这次民主推荐意义重大。
——这样做，有利于选准选好优秀人才。我们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中央政治局。同时，这次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不仅要能够胜任领导党的十七大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而且还要从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考虑，充实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早受锻炼、加快成长，以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要做到好中选优，把那些素质能力突出和得到广大群众、党员、干部信赖的优秀人才选出来，就必须走群众路线，发扬党内民主。进行民主推荐，有利于拓宽视野，切实把人选准选好，使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在党内具有比较广泛的基础。
——这样做，有利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保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健全符合党情国情、科学完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这项制度建设，既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一项制度建设。我们既要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好做法，又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这次在党内一定范围民主推荐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将为我们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积累重要实践经验。
——这样做，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民主推荐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既是选拔优秀人才的必要举措，也是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党内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为搞好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民主推荐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认真审议工作方案，研究确定推荐工作原则、推荐人选条件和结构要求以及参加推荐人员的范围。
民主推荐之后，党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多次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200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同意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10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名单，决定提请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了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2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酝酿和产生过程，是一个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过程，是一个严格按制度、按规范、按程序办事的过程。
又一次顺利完成党的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不懈探索和实践，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又往前推进了重要一步。
一份充满生机的名单——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保证，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希望所在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引人注目的是：
——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的9位同志中，6位是60岁以下的同志，其中4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4位同志中，2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都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有熟悉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同志，有女同志，有少数民族同志。
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增添新鲜血液——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时，中央就强调，要着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领导干部，并对推荐预备人选的年龄提出具体要求。
在酝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方案时，中央再次强调，着眼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大胆起用优秀的比较年轻的同志，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加快成长。尤其要充实一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年轻同志，以形成合理的梯次结构。
党中央一系列具体部署和积极稳妥的制度安排，为这样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同志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在酝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时，一批老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持续奋斗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代代相传的事业。改革开放29年来，一批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陆续退出领导岗位，一批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陆续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薪火相传，在一代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展现出旺盛活力。
这是一次世界瞩目的亮相——
10月22日11时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其他8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这里同采访党的十七大的中外记者见面。中央领导同志身穿深色西服，面带微笑，神采奕奕，频频向在场的中外记者招手致意。
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会面——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自信、睿智、沉着。他们展现的蓬勃活力和进取精神，让中外记者，让党内外、国内外的人们，看到了中国更加辉煌的明天。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当选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表示，我们深知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我们将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决不辜负全党同志的重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
它昭告人们，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一定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编辑： 张克侠
我觉得习近平未必会在五中全会上为连任布局，也不会宣布接班人，全会主要目的可能还是借反腐立威和进行党内人事整顿，确保对自己绝对忠诚，但也可能为多名潜在接班人的筛选创造条件，摸风向；如果他决定重新启用2007年他自己被投票选出的方式来筛选未来党魁，最终目的也未必是让党内民主决定接班人，而是通过有限的党内表达，让未来威信更不济的接班人得到普遍认可，为自己的最终选择取得某种政治授权。
有望成为习近平接班人的若干心腹屡屡出事，也让他不愿敲定在一个人身上。但我感到中组部在接班人梯队筛选上业已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习近平在人事上独断专权的做法。
当然，这都是推测。中共对内部信息的管控越来越严，基本上得不到可靠信息。
【大战略克制的误区】珍妮弗·卡瓦纳的一贯观点如此，并不奇怪，但我觉得她的“大战略克制主义”（Grand Strategy of Restraint）本身也存在问题。如果过度强调战略收缩和克制，认为台海不属于美国生死攸关的绝对核心利益，肯定会向北京释放错误的信号，导致威慑形同虚设。这一优先区域的划定无异于变相拱手让出战略主动权。不仅如此，弃台的大战略克制最终将彻底瓦解美国维系了70余年的亚洲战略同盟。尽管战略收缩和克制是必要的，但在AI和全球供应链的核时代，核心利益的界定和优先区域的划分要慎之又慎。
总而言之，弃台论和不干预论都不是空穴来风，关注台海安全和印太地缘平衡的人来说，必须对此引起高度警惕。
当然，美国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卡瓦纳代表的这派提议有待观察。从印太司令的讲话中看，通过震慑防止台湾热战爆发似已形成政策，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具体措施是什么？有效性如何？震慑不成功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因为两岸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台湾自主自卫可能性小，妥协也只死路一条，所以台湾最优先要做的事是加大力度诉诸美国人民、国会和行政当局，阻止政客弃台，向他们说明弃台的盲目战略克制一定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严重损害美国核心利益。
这个比赛有意思，让我们体验古代杀伐阵战。数百人围观伦敦菲尔兹公园的 Lime 单车决斗。
【“死”了多次的金正恩再度复活】BBC这篇报道直接点名一位美国华人异见人士制造金正恩死亡的假新闻。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总是喜欢捕风捉影、毫无事实根据制造虚假信息、夸大其词的传言？是心理认知战还是蹭流量？实际上，这无异于把严肃的政治博弈降格为荒诞的闹剧。这种狼来了式的假新闻不仅毫无杀伤力，反而一次次透支了海外反对派的公信力，甚至给极权体制提供了污名化的口实。
前不久，还有朋友来告诉我，说是习近平已被架空，但又提不出任何支持证据。这种事情我都听烦了。我回答说，美国的情报系统不是吃干饭的，如果习被架空，川普会如此超规格地接待一个失去权力的虚君？
真正的认知战靠的是事实、逻辑与智慧，而靠博取眼球流量的搞法，对改变现状毫无益处。https://t.co/Crz5I5ql9g
2026 候選人誰與中國連結最深？資訊戰智庫 IORG ：鍾東錦、陳玉珍、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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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要投沈伯洋】我虽然不是台湾人，但一直密切关注台湾的民主走向与每一次关键选举。本届九合一选举至关重要，如果民进党拿下立法院，将能顺利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在众多的候选人中，我最看好的是台湾政坛新星沈伯洋。
在当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沈伯洋身上展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卫精神”——面对强大的极权强权与无孔不入的威胁，他没有选择妥协或退让，而是敢于挺身而出，直面强敌，为台湾人民的自由与安全大声抗争。
作为一位深入研究中共极权本质、对北京对台认知战与信息战有着深厚学术积累和实战洞察的学者型政治人物，沈伯洋的价值，远不止于一名政治人物。他不仅看清了对手的本质与手段，更身体力行地推动全民防卫与民主韧性建设。在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施压的今天，台北作为台湾的首都，不仅需要一位懂得市政管理的市长，也需要一位对极权威胁保持清醒、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的领导者。城市的安全，不只是道路、交通与公共设施的安全，也包括社会抵御渗透、应对危机、守护自由生活方式的能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沈伯洋的出现，为民进党乃至台湾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流。在传统的酱缸文化与因循守旧的政治生态中，他打破常规，勇于迎难而上，不因强权的威胁而噤声，不因政治压力而退缩。他所代表的，不只是个人的专业与赤诚，更是一种不向强权低头、敢于捍卫民主价值的政治担当。
投沈伯洋一票，不仅是支持一位市长候选人，更是支持一种不畏强权的勇气、一种正视威胁的清醒，以及一种守护民主到底的信念。
【九九重陽聽二泉】逢時、成用一家都是音樂天才。與他們一席談，勝過自己幾年瞎琢磨。不過我的音樂問題太小兒科，都不好意思問他們。這首二泉映月的曲子改編得好，成用的講解更加深了我對這個曲子的理解。推薦一聽。祝重陽節快樂！
Music for Two-Stringed Fiddle https://t.co/HFQ2wgf2XQ
真的吗？你有帆船？那我一定要来求师问道。这个技能的门槛实在太高了。我刚刚勉强完成首次单独操作出海，很艰难。
【全球独航挑战】昨天在世界最大的Annapolis的帆船展逛了整整一天，大有斩获。买了一本书，三件工具，见识了各种现代帆船，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不少独自环航的水手，其中一个是74岁的Tim Kent（见图）。他明年将参加全球独航挑战竞赛（Global Solo Challenge），在4个月内不停靠、无支持地航行2万6千海里。Tim已独航了10万海里，他对我说，“我能办到，小伙子你也一样行！”哈哈。我不知道最后行不行，但这绝对是个鼓舞，而且这个乐在苦中的过程也很过瘾。
展会中的现代帆船非常高级，也昂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动不动就上百万。我自己采用minimalist的方式去追求梦想，也恳请那些希望回馈美国社会的华人朋友支持Tim挑战成功。以下是Tim的网页和捐助信息，以及宣传视频链接：
https://t.co/kNNArkq7Lc
https://t.co/HUzPyrRACC
【神圣的拥枪权】我属于把美国宪法规定的拥枪权视为最为神圣的个人权利之一的人。
世界上没有一部宪法像美国宪法这样规定这项“人民的权利”，并由美国最高法院在释宪判决中明确加以肯定。极少数国家宪法中虽规定可以拥枪，但又限制在住家和自卫时才能使用。只有美国宪法将人民拥枪权和反对极权暴政挂钩，这就是美国250年来形成的独有国魂，我为此深感自豪。
但是，公权力的本性决定它总会找借口一点点侵蚀个人权利，对拥枪权更是如此。他们表面上说并不禁枪、只控枪，实际上就是在温水煮青蛙，等发现时，你已经失去了这项权利。
美国的控枪举措主要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进行的。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先通过税收和商业条款对枪支进行全国性限制，后又规定禁止购枪的特定类别人口、禁止自动武器以及把半自动改为自动、启动购枪全国即时犯罪背景调查系统、禁止所谓“攻击性武器”（如AR-15步枪）和大容量弹匣、实行登记注册制度、允许法院暂时没收被认为对自己或他人具有危险性的人的枪支等等。各州的限制更是名目繁多，让人无所适从。比如我在弗吉尼亚买枪并不需要注册，搬到马里兰后不注册就成了非法。最近，马里兰州出台了一项针对格洛克（Glock）及类似手枪的出售禁令，定于2027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种变相剥夺宪法规定拥枪权的做法只会越来越多。
有人把所谓中国历朝都承认人民拥有武器和美国宪法规定的拥枪权进行类比，这是完全错误的。禁兵禁武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维护皇权和极权统治的重要手段。为了巩固皇权、防止民间起义和反抗，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对民间武器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甚至全面的禁绝。这种政策被称为“禁武令”或“收天下兵”。
党国：让我们从当下说起。中共党国对枪支管制之严厉前所未有。记得有人买玩具手枪被判刑的事吧？新疆模式的刀具购买实名化、上锁安铁链，似已在全国推行。所以袁腾飞能够在自由世界买枪玩枪显摆一下也无可厚非。
清朝：为防汉人造反，禁兵禁武长达数百年。它作为外族侵入中原的政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社会的反抗极其敏感，其武器禁令贯穿整个朝代。其中包括严禁民间私造、私藏火器弩弓，甚至多次颁布严旨，禁止汉人教拳习武。因为山高皇帝远，边远民间非法拥有火器存在，但这和美国宪法规定的拥枪有着本质的不同。
历代的情况大同小异，从秦朝收缴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到宋代禁读兵书兵法，不一而足。
算了，我不想浪费时间写下去了。人一旦有了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认同，先入为主，很难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他们。希望搞清问题的推友自己去查吧。
【我们村里的剥蟹人】昨天巧遇我村里一位海鲜公司员工，他是MAGA的坚定支持者。和我聊天，谈到移民问题，他告诉我, 他公司每年都要雇佣十几个墨西哥工人，没有这些工人，公司早就破产了。我问说，本县是州内最穷的，难道你们招不到本地工人？他说根本招不到，其实公司待遇并不错，但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我问为什么，答曰，本地人太懒，政府福利好，上班累，不合算。他还表示，这些外籍工人不错，吃苦耐劳，不惹是生非，做事认真。
我这里有四、五家海鲜公司，每家每年都要合法雇佣不少拉美工人，从3月干到11月，年复一年。我查了一下，美国目前每年要从拉美国家引进近50万劳工，除疫情期间外没有中断过。美国需要这些季节和非季节工人来做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这个政策会持续下去。但我觉得应当进行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让更多的合法工人入境。外籍高科技人才的引入也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
我想通过这事说明，美国政府要阻止和打击的是非法移民，而不是合法移民。
这样做不无道理。早先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中情局建立了一个研究社会不稳定专项工作组，请了很多专家参加，最后还是电脑大数据发现两个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人口结构的改变和新宗教的引入。后来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动荡也证明了这两个因素。
美国社会的拉美人口很快就会成为多数，千万计的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可以想见，一个白人基督新教为主的国家突然成为拉美人和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冲突恐怕在所难免，不利于社会稳定。
可喜可贺！
【Meta——一坨光鲜的马屎】：近一段时间来，看到华语世界热捧硅谷新贵汪滔（Alexandr Wang），而我碰巧在这段时间读完了前Meta全球公共政策总监萨拉·韦恩-威廉姆斯（Sarah Wynn-Williams）于2025年3月出版的畅销回忆录《Careless People: A Cautionary Tale of Power, Greed, and Lost Idealism》，读后很感慨，将一点读后感分享一下如下：
两个比较大的感受：一是《Careless People》揭露的马克·扎克伯格对极权统治术的迷恋，在内部模仿毛魔大搞“红宝书“，将公司使命、自己语录和意志凝练成绝对的权威信条，在内部进行高压灌输，容不得质疑与异议；
二是Meta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和市场准入，已沦为极权政权跨国镇压与暴行的冷血帮凶。书中无情地揭露了公司如何为了商业利益，在审查、数据索取以及配合极权跨国镇压方面的助纣为虐。无论是在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中，其算法因追求用户粘性而人为放大仇恨、纵容大规模暴力的惨剧，还是在面对极权政权的长臂管辖时，科技巨头为了商业利益对异见人士和人权的冷漠出卖，他们对外标榜的自由开放、“连接世界”的理想主义早已沦为一坨表面光鲜的马屎。
该书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盲目崇拜硅谷天才和神话，要高度警惕这些数字沙皇。书中冷酷地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些拥有足以匹敌主权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一群人，他们冷血漠视人类苦难和暴行、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与股价。
顺便提一句，书名《Careless People》也取得好，直接化用了菲茨杰拉德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那句对资本权贵著名的经典评语——打碎了世界就躲在金钱和冷漠的背后，让别人收拾烂摊子。所以该书应当翻译为《冷漠的一群人》。
再顺便提一句，我数年都没有使用脸书了，最近上该平台是为了买旧货，以及了解帆船社区的活动，所以对要求交友的朋友说声道歉，我在考虑彻底退出脸书。
胡平兄这篇文章值得商榷，我记得以前我们似乎也曾就这个题目争论过。无论如何，我再简述一下我的观点：
将美国持枪权仅仅归结为治安自卫或各州防范联邦的举措，严重低估了美国宪政设计中‘对公权力保持永久戒备’的核心原则。第二修正案所守护的，不仅是枪支本身，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信念：一个自由的社会，其公民不应当在武力上对国家处于绝对依附和任人宰割的地位。尽管现代民主有多种形态，但对于美国而言，持枪权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防范暴政的最后一道安全阀。这才是为什么持枪权常被视为美国民主基石的一部分所在。
持枪权不仅是个人安全防卫手段，更是美国独立建国基因的一部分。独立革命因英国收缴民间武器而打响第一枪，这种“不容政府解除人民武装”以及“武装反抗权”的习惯法传统，构成了美国民主的底色，把它轻描淡写地归结为单纯的“治安防范”，是完全割裂了美国的历史根基。
制宪先贤（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6篇中）讨论过，州民兵的合法性和战斗力，根源于“人民本身拥有武装状态的优势（the advantage of being armed）”。在早期宪法辩论中，州民兵和民众持枪两者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议题。
更重要的是，从宪法整体性上看，第二修正案明确使用的是“the right of the people（人民的权利）”，这与宪法第一、第四条修正案中保护的个人权利（如言论自由、搜查保护）在前后一致的、连贯的，都属于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而非仅属于州政府或民兵组织的集体权利。
200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中的判例也明确确认了这一点——持枪权是一项独立的个人宪法权利，而不是一项集体权利。
文中关于“中国古代也有民间持武”的类比也失当，等我有时间再写下来予以反驳。
【坚定内心与随手行善】胡二妹的轻生令人痛心。这让我联想起前几天在阿灵屯街头的一幕：我和女儿在一个小摊买土耳其咖啡，摊主说不用付钱，并指着旁边的黑人帅哥说他已经代付了。我们接受了这份善意，买了一些小吃，并走过去感谢黑人小伙。我问他：“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吗？”他耸耸肩笑笑：“没有，只因为我愿意。”
这两件事让我感到，我们对人、特别在艰难环境中生活的人，理应多一份随手行善（Random Kindness），为世界多点亮一盏灯；与此同时，在逆境中挣扎的人或许也需要一点斯多葛式的清醒与定力：任凭外部的惡意和風浪如晦，守住內心💌，让它坚不可摧。
【警惕隐形杀手】刚刚得知一位大学同学老公走了，打电话去安慰一下。她告诉我，老公前几天因感染肺炎，短短几天便多器官机能衰竭离世。问起是否打过肺炎疫苗，回答是：“他自新冠疫情后就不相信疫苗了，所以没有打。”
太让人痛心了。他们以为只是咳嗽感冒，扛扛就过去，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肺炎链球菌是真正的隐形杀手，发病急、进展快，一旦中招后果不堪设想。
生命经不起侥幸，更经不起用健康去对赌。在这里诚恳提醒50岁以上的朋友和身边家人：
要相信科学，莫让不必要的固执，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关爱自己和家人，尽早安排接种肺炎疫苗。对于50岁及以上的健康成年人，疫苗通常只需要接种单剂（1针）就能获得长期保护，不需要常规追加后续针次，是目前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护手段。不要等悲剧发生，才追悔莫及。
莫让正义沦为殉道舞台
号称人权斗士的皮莱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公然嘲笑川普，西方左翼们对她溢美之词不断，却对其拒绝出席刘晓波诺奖仪式、甚至将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名单交给北京的丑事选择性地视而不见。反观川普，因遭人恨而被贬得一文不值，但那些仇视川普的人却对他曾三番五次为刘晓波出国就医向习近平求情的事装聋作哑——我本人直接参与了游说川普的工作，对此事知之甚详。我对谁该拿诺贝尔奖没有兴趣，但这种因人废言或因人美化的极端心态，无论如何都偏离了客观与公正。
【美对台政策的不变与变】沈伯洋最近一段走红的讲话中，特别提到，美国的台湾政策始终是不改变台海现状，而台湾的主权独立正是现状的一部分。这个解读是对的。9月川习会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也多次公开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但我认为，在中共党国已经打破美中建交时的承诺、不断破坏台海现状的情况下，美国若仍以维持原有政策不变为原则，实际上就是一种让步和倒退。
十几年前，我就提出，美国的台湾政策应当与时俱进、更新升级。
美国对台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为基础，在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维持台海现状。这些法律文件和政策安排，都形成于台湾民主化之前。30多年来，在美国的支持和推动下，民主制度已经深深植根于台湾社会，台湾也成为亚洲民主的楷模和灯塔。一个成功实现民主转型、拥有成熟民主制度的台湾，与当年制定这些文件时的台湾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对民主台湾的责任，也理应随之加重。原有的法律文件和政策框架，已经不能充分反映这一现实。
与此同时，对岸的中共党国早已从建交之初的良性改革开放，退回到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它不断挑衅、破坏美中建交时的台海现状，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秩序等各个领域与美国对抗，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把维持原有政策框架当作不可逾越的界线，等于把紧箍咒死死地套在自己的脑壳上。
川普第二任期之初，美国国务院删除了拜登政府时期事实简报中的“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关键表述。此举引起北京严厉批评，也引发外界对美国对台政策是否转向的猜测。然而，川普政府官员随后通过公开表态和外交渠道澄清，美国对台政策和“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到了2026年5月中旬，川普在北京与他的“老朋友”握手言欢后，接受采访时却公开警告台湾不要奉行台独政策。他声称：“我并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我们要跨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问题在于，台湾历届民选总统和政府公开主张的都是维持现状，并没有以推动法理独立作为执政纲领。川普却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警告，将台湾追求自身政治前途的问题与美国是否要为此打一场战争挂钩。这番话传递出的，不只是对台湾独立的明确不支持，更是要求台湾避免触怒北京、不要把美国拖入冲突的降温信号，以取悦习近平。
然而，据传，在2026年9月于华盛顿举行的川习会期间，习近平再度施压，要求美国将官方立场从“不支持台湾独立”升级为“反对台湾独立”，但遭到川普拒绝。
我认为，“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在台湾尚未民主化、台湾人民尚未通过民主程序决定自身政治前途的时代，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一种维持两岸稳定的战略安排。但今天，面对一个已经实现民主化、由人民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台湾，美国若继续把“不支持台湾独立”作为政策禁区，就不仅与民主原则自相矛盾，更是在事实上限制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利。
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确立了人民自决原则。美国一方面自诩为民主世界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却以“不支持台湾独立”限制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和说法，都亟待改变。
不仅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单靠维持台海现状的吓阻战略，并未能阻止北京步步进逼。中共从未放弃吞并台湾、剥夺台湾主权的野心，反而不断以武力威胁、外交打压和灰色地带行动破坏现状。如果一方可以不断改变现状，另一方却把“不改变政策”当作原则，画地为牢，那么所谓维持现状，最终维护的究竟是谁的利益？
所以，美国对台政策既要不变，也要变。
不变的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是对民主价值的坚持，也是对台湾人民自主决定自身政治制度和命运的尊重；必须改变的，则是那些形成于台湾民主化之前、已经无法充分回应现实挑战的政策框架，以及在中共不断破坏现状的情况下，仍然自我设限的战略思维。
美国不能让中共以不断改变现状的方式，迫使美国永远停留在过去。对台政策与时俱进、更新升级，不是破坏现状，而是为了阻止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捍卫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超越硅盾：蔡英文演讲的弦外之音】蔡英文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的演讲，我认真拜读了好几遍，很赞同她的远见卓识，同时也感到讲话表面上是一篇结合科技供应链与民主防卫为台湾鼓吹的宏论，但实际则更像是一份精心撰写的政治备忘录，同时向内与向外传递了耐人寻味的深层信号。
在对内层面上，蔡前总统隐含着对民进党现行路线的温和校正与敲打。当她反复强调“吓阻不只是军队的能力”、“面对灰色地带不能只靠战时思维”，以及“人民对制度的信任才是社会韧性”时，实际上是对赖清德执政团队偏重军事对抗与主权硬碰硬的风格轻打了一记耳光。她提醒民进党团队：过度激化前线对立，若忽略了内部的社会裂痕、民生耐力与制度信任，国家随时会从内部被掏空。
她提出的这些维持和平是全方位系统工程的观点当然不错，虽讲得有理，但是我认为她既然交了棒，就不要去议政，让赖总统放手施为。我不认为赖总统忽略了这个层面。
台湾社会内部的撕裂，更多原因上党国的通过收买腐蚀的统战渗透，而不是国内政策本质上的改变。蔡英文对中共灰色地带打破现状的持久战的认知也有局限性，并未提出有效反制方案。可以想见的是，台湾民众越信任政府，越同仇敌忾，北京对灰色地带的压力就会越大，渗透就会越纵深，吓阻战略面对的挑战就越严重，因为时间不在北京一方。
在对外层面上，蔡讲话是一次对川普外交单打独斗的孤立主义与交易型外交的高招对冲。面对可能带来的保护费压力或弃台论调，蔡英文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指出美国七成AI算力和九成伺服器皆依赖台湾制造，她将台湾从一个等待救援的地缘政治热点，重新锚定为美国科技霸权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这实质上是用经济底牌进行的一种防御性反击：放弃或破坏台湾，等于直接切断美国自身的未来科技动能。她也主张不依赖美国军售，自主发展防卫武器系统。
我对此深以为然，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台湾的自主创新能力，毕竟这些技术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依赖美国。完全靠自主不现实，深化台湾与美国等民主国家的科技与防务合作，才是真正的安全基石。
总体而言，这篇演讲是一位卸任领导人在大国博弈与政权交替的夹缝中，为自己政治遗产留下的记录，为台湾留下的锦囊妙计，为民主国家提出的长治久安建言。 不过，怎么把这些大道理变成能真正反制中共的硬核方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卢比奥的卫道檄文】我早上读了卢比奥国务卿在雅典卫城普尼克斯山发表的演讲全文，觉得这是一篇捍卫西方文明的“卫道”檄文，对他个人的政治未来，对美国传统自由主义都很重要。
将演讲地点选在雅典——西方文明与民主的源头，其意在于“溯本清源”。他试图将美国传统自由主义及其现行政策提到拯救西方文明根基的高度，以此赋予其厚重的历史合法性。它不仅是说给美国国内听的，也是说给欧洲和世界各国日益崛起的反建制派力量听的，并为未来的美国外交与政治路线定调立说。
10年前，我和家人去希腊探亲度假，她们都病倒在雅典酒店不愿出门，我独自一人在卫城转了3天，仔细了解了雅典民主制度，沿着传说是苏格拉底散步以及和学生对谈的小道流连忘返，并去了旁边使徒保罗公元50年在雅典布道的地方祈祷，他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未识之神”的演讲。
目前去过的地方中，希腊尤其是雅典对我思想、视觉的震撼最大，值得每个拥抱西方文明的去寻根。
【拒止嚇阻之我见】日前，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表示，在台海问题上，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拒止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让党国不敢动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想法当然很好。
但是我觉得美军不能把“防卫底线”死死画在党卫军动手之际，即以“防止大规模渡海登陆”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拒止。因为这些年来北京早就在常态化的军演中，一点点把台海的实际控制线向内推移，完成了事实上的现状打破，一旦突然袭击，会让美军陷入反应滞后的泥潭。如果每一次小幅度的边界蚕食都不足以触发美军全面、强烈的军事对抗，结果就会导致温水煮青蛙。等到对方通过无数次既成事实把防线瓦解得千疮百孔时，所谓的拒止就失去了施展的空间。
所以当务之急是针锋相对地、有效地拒止嚇阻党国打破现状侵略行为。否则，再精妙的军事拒阻规划，也容易在日积月累的现状破坏、边界蚕食中流于形式。
虚假对等与战略缓冲：美中关系“新定位”的破绽
【刘欢之死和摇滚乐灵魂】近来满屏都是纪念刘欢的内容，可见他影响了几代人。但是我居然连他的一首歌都没有听过，颇有一点不好意思。
80年代初在北京上学时，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影响，除偶尔听听古典音乐，对流行和摇滚音乐毫无兴趣。我一生只去过一场摇滚乐音乐会，是 The Beach Boys 的，还是一位暗恋的女孩子相约才去，听得一头雾水，还要装出很享受的样子。
前两年开始认真学吉他，从布鲁斯开始，现在进入摇滚乐，突然感到以前没有对摇滚乐产生兴趣，让我错失了太多。
作为摇滚乐之源，布鲁斯是带着伤痕的个人独白，通过表达痛苦来反抗压迫；而摇滚乐则是揭竿而起的时代合唱，用电吉平和呐喊去撞击建制不公的高墙。没有布鲁斯那贯穿心肺的痛苦和直面苦难的诚实，摇滚乐的反抗往往就会变成空洞的呐喊；而摇滚乐则把布鲁斯这种地下的、个人的苦难，放大成了震撼一代人的时代强音。它的影响不容低估。我在80年代后期亲眼见证了摇滚乐动摇东欧共产国家的根基就是一个明证。
我虽然不了解刘欢的成长过程，但敢肯定他一定受到当时西方摇滚乐队的影响而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但是在中共极权统治下，他不敢和不能用他的音乐来公开对抗暴政，顶多打几个擦边球，甚至还要去歌功颂德。
这不仅是刘欢本人的悲哀，也是所有大陆歌手的悲哀。可以说，党国是摇滚乐的荒原。
我希望用一首我正在学习弹唱的摇滚乐歌曲来纪念刘欢。这首歌应是在他出道前后走红的经典名曲——《人人都想统治世界》（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这首歌表面上拥有明快、阳光且极具律动感的编曲（采用D大调与巧妙交织的对位节奏），听起来像是一首轻松的公路旅行曲；但其内核却是一首充满讽刺与冷峻思考的时代挽歌。歌词直指人类对权力和控制欲的无休止追逐，深刻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冷战高潮下的焦虑与无力感。
在川习会之后，听听这首歌，想想刘欢，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Tears For Fears -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Official Music Video) https://t.co/AmbiD3d5Ce via @YouTube
这个课程看上去真不错——美景、美食、美文、美女，收费又经济，无论你想不想当作家都值得一去。我读过严歌苓的不少作品，她是华语世界顶级作家，我要找时间参加一次。推荐！https://t.co/GoC7TnPXOc
中共人员在民主自由国家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打压异议人士，而这些国家的政客和执法部门以及媒体却视而不见，其结果是，未来党国的跨国镇压会普京化，会出更多的离奇谋杀命案。
据传“中央电视台的两位播音员和著名节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当时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脱他俩的揭发。”大渝揭过赵忠祥文革老底，她这篇文革回忆文章值得一读：
https://t.co/LorY8N7EMG
刚看到卢比奥周三在纽约对记者表态的消息。他说，在权衡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时，需同时考虑美国自身军事需求及国防工业基础的产能问题，这并非专门针对台湾。这是典型教科书式信号，美国将用对台军售作为筹码与党国交易。延迟、暂停对台军售将加大两岸军事实力悬殊，令人担忧。 https://twitter.com/lianchaohan/status/2103176370763280728
我的观察是，无论川普和习近平如何表演、博弈、勾兑、交易，美国和党国制度性对抗与全面冲突的大趋势、大格局绝不可逆，但这绝不是因为“美国要阻止党国崛起”造成的，而是中共与习近平骨子里的共产暴力基因，以及“得志便猖狂”的共产极权扩张本性所致。正是这种不断挑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狂妄野心和侵略行为，迫使美国对党国战略完成了从合作到防范到开始主动出击消除威胁的历史性转变。
川普今天铺着红地毯迎接自己定性的种族灭绝者，不知这是与独裁者交易的顶级艺术，还是彻头彻尾的绥靖？ https://twitter.com/lianchaohan/status/2102929722741260646
【习近平的“打仗机遇论”】习近平来到了华盛顿，川普夫妇接机，给足了面子。不过，我要来泼点冷水。
25年前，习近平说，“你要想当将军，首先必须能够打胜仗……你具有了打胜仗的本领，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
这原本是他表白个人升官机会与能力准备的一个说法，但“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句话，今天回头审视，却充分暴露出其令人不安的红色暴力基因底色，与毛泽东当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乱中取胜逻辑如出一辙。
这种思维在他后来掌权后，延伸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东升西降”的战略判断。他通过制造争议来打破现状、在打破现状中制造危机、又在危机中捕捉机遇作为党国崛起取胜的脚本，更把建立党国主导的新国际秩序和“深刻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明确视为大变局的核心目标。
当我们将这种逻辑与台海局势联系在一起时，打仗的危险便更显得迫在眉睫。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只是他会不会对台动武的技术性评估，而是他是否已将一场台海冲突，视为打破既有国际秩序、制造全球大乱局，从而为党国争夺全球霸权创造战略机遇期的历史窗口。
在习近平“打仗才有机遇”红色暴力思路下，台湾可能不再仅仅是一个“统一“问题，而可能被其视为撬动和重组世界秩序的杠杆。
这才是“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句话最令人警惕的地方。
【令计划不是林彪、令谷不是林立果】最近沈栋关于令谷的回忆文章引发热议，看后我感到有些观点和“爆料”被作者和外界过度夸大了，甚至存在明显的误读。
第一，关于令谷组建学生社团的事，2012年《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就做过长篇累牍的报道了，算不上什么独家新料，它的价值是亲历者的侧面印证。
第二，把令谷的车祸说成是中国政局的根本转折点，“对习近平后来全面掌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我们十几亿人的命运”，完全是夸大其词。实际上，习近平的党魁储君地位在2007年就已经确定，即便当时令计划顺利入常，也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这一大局。而且中共的一把手机制决定了令计划必须对习近平俯首称臣。再说，令习之间个人关系很好。不过，它确实在平衡最高权力以及后来的权力重组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坊间因沈文把令谷比作“林立果”，这也是极大的误导。林立果当年是有激进的政治理想和武装政变图谋的（如《“五七一”工程纪要》），试图改变毛主导的政治路线；而令谷和他的那些圈子，本质上不过是效仿西方兄弟会（特别是耶鲁的Skull and Bones）为自己和家族谋取私利的权贵利益同盟，格局天差地别，令谷根本谈不上什么为国为民的理想。其父令计划一辈子为胡锦涛当的是只哈巴狗，林彪则是毛的一条皮特斗牛㹴，脾气上来，主人也敢咬。
就我所知的内部消息来看，这场车祸真正最具冲击力的地方，恐怕是在高层政治伦理和信任层面。胡锦涛一直把令计划视作家人，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如此阳奉阴违、欺瞒到底。事件发生后，胡锦涛本人震怒异常，感到极大受骗，尽管当时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高层多方为令计划求情，但胡锦涛依然坚持予以严惩。江泽民的压力不是主要原因。
历史往往不是由什么惊天动地的阴谋主导的，常常是在这些偶然的事件——令谷法拉利死亡案、海伍德死亡案，以及错位的信任破裂中，偏了一下方向。
沈栋推文链接如下：
https://t.co/cQKY2Wv9Te
我的文章就是要纠正因军队缩编而下地方的说法。不错，当时国家财政实在养不起如此庞大的军队，不仅军队缩编，军工也转民。但是这些措施绝不会影响到红二高干子弟。以下是习近平原话：“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飙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
习近平究竟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苏小明和白蓝鸽】最近在推特上看到苏小明破口大骂脏话的视频，很是感慨。没想到时间这把刻刀，竟把年轻时像白鸽般美好的偶像，雕刻成了这样一个粗鄙的丑乌鸦。
这也让我想起她当年唱红大江南北的那首《白蓝鸽》。这首歌原是荷兰歌手汉斯·鲍温斯（艺名 George Baker）创作的《Una Paloma Blanca》（一只白鸽），其主题是通过对南美印第安人被奴役苦难的悲悯，来讲述一个被囚禁的奴隶挣脱枷锁、最终像一只白鸽般重获飞翔的自由的故事。
尤其是第二段主歌里的那几句直击人心的呐喊：
Once they locked me on a chain / 他们曾用锁链将我禁锢
Yes, they tried to break my power / 他们妄图摧垮我的意志
Oh, I still can feel the pain / 噢，那份痛楚至今仍隐隐在心
随后副歌反复吟唱的最后一句：“No one can take my freedom away”（再没有人能夺走我的自由），更是整首歌的灵魂所在，它将一首看似明朗的山间晨曲，骤然拉升为一曲冲破牢笼的自由长啸。
可是当年进入中国后，歌词被篡改，苏小明把它唱成了一首无忧无虑、粉饰太平的度假海滩轻快口水歌。原本饱含压迫、血泪与反抗枷锁的精神骨气荡然无存，原曲那种“向死而生、重获自由”的张力被彻底抽空。我敢肯定，当年被引进翻唱中国的那些外国名曲，大多经历过这种阉割。
我最近因为恶补70、80代的英文流行歌曲，企图弥补被耽误的青春，所以找到这首歌。一看原曲，有一种被苏小明欺骗了的感觉。
这首歌节奏明快，和弦架构简单清晰，非常适合弹唱。官方单曲版本：https://t.co/lj6DXqwZjx
不过相比流行编曲，我更中意他在录音室里只用一把吉他扫弦自弹自唱的珍贵版本，朴素中透着民谣该有的筋骨与风味：https://t.co/R6ICUwPcCW
【必须拒绝铁链脑】在未能实现“信仰的一跃”之后，我开始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反专制必须是广义的。
我们不仅要反对剥夺人身自由、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极权，也必须反对禁锢人类头脑、垄断终极真理的思想专制。
政治极权既用监狱、警察和暴力奴役人的肉体，也用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人的思想；思想专制则以神话、恐惧和绝对教条禁锢人的精神，把人的头脑用一条无形的铁链锁起。
政治领袖一旦被定为“神人”，宗教领袖一旦被包装成“救世主”，意识形态或宗教教条一旦被宣布为“绝对真理”，不准批评，不许质疑，思想专制便已开始。
凡是要求人停止怀疑、停止质疑、停止独立思考的“真理”，无论披着政治、宗教还是科学的外衣，都已蜕变为思想专制。
它与政治极权在本质上毫无二致：排斥异见，要求绝对服从，将每一个清醒的怀疑者视为必须清除的异端。
如果人们历经漫长苦难反抗政治暴政，最终只是从一座世俗的牢房，搬进另一座不容置疑的精神神堂；如果为了战胜极权，竟然要借助谎言、伪科学和精神奴役，那么这样的“抗争”不仅无法通向真正的文明，反而是对自由最深刻的讽刺与背叛。
苦难不能成为免受批评的通行证，受害者的光环更不能蜕变为思想霸凌的遮羞布。
我们反抗极权，不是为了寻找另一个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而是为了争得每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依据事实、常识、逻辑与良知，去怀疑，去思考，去质问，去自由地生活。
反专制，不仅要挣脱极权的囚笼，也要拒绝让任何权威把我们的脑壳内部用铁链锁起来。
唯有守住事实与理性的微光，人类才能真正走出专制的漫漫长夜，永远和平相处。
补记：
我一生曾认真追寻过信仰。
我大量读过马列毛著作；两次完整读《转法轮》，每次连续读三遍；读过一遍《古兰经》，还参加过一期伊斯兰教课程；没有系统读过佛教经典，但曾多次抄写《心经》；也接触过一些巴哈伊信仰；《圣经》则读过数十遍。
我列举这些并不是要自夸，而是想说明，我曾严肃地走近过不同的信仰，也曾试图完成“信仰的一跃”，但最终没有跳下去。
这些阅读和参与练功、查经、敬拜是为了找到一种令我信服的信仰，作为生活的罗盘。
在这过程中，目睹过无数人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目睹过更多人在其中交出了大脑。正因如此近，我才搞明白：任何以牺牲常识、逻辑与怀疑权利为代价换来的确定性，最终都会化作锁死头脑的铁链。
比较讽刺的是，在中国，父亲从我小时就逼着读马列毛，写思想汇报；在美国，岳父逼着我读《圣经》，而且和我一起读、一起背诵，隔三差五来检查我的精神进步；他甚至叫我不要再打太极拳，因为头脑放空了，魔鬼就会进来。
我明白他们是为我好，但这些经历恰恰让我越来越珍惜怀疑、质疑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至于这一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以及我为什么最终没有完成那一次“信仰的一跃”，如果将来还有机会，我想把这段心路历程慢慢写下来。
刚刚看到一个精准投放的垒球帽广告，博得我一笑。设计还真不错，特别针对人皆有之的虚荣心。不过他们应当知道我是个抠门的minimalist，从来不会因广告买东西。我的第一顶垒球帽是老婆从伦敦巴伯尔店里买的，戴了至少25年，目前的是女儿送我的她救护队帽子，大约会再戴25年。 https://t.co/A4pWm5UoGQ
巴菲特退位，把掌管伯克希尔（Berkshire Hathaway）的最高权力的董事长席位留给了儿子。无论包装得多么动听，在一家市值万亿美元、拥有无数散户退休金的超级公众公司里，这样的世袭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也剥开了巴菲特“圣人”的伪装。 https://t.co/DNuFvH9Dw5
史蒂夫的天主教信仰让他使用了“历史的铰链”（A hinge in history）一词来为AI定性，这和桑德斯的出发点有很大不同。
【对习近平走姿的质疑】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几遍，觉得习近平作为73岁的人，能不扶扶手登机，说明他的健康总体不错，至少不需要置换膝盖，但仔细看，可以发现他整个左臂几乎全程僵直地耷拉在身侧，手肘完全没有自然弯曲摆动的弹性，像挂在肩膀上的一截假肢。为了弥补左侧的无力，身体明显向一侧微倾，完全靠右腿和躯干右侧肌肉在死死吃力硬撑。每迈上一步，左腿上抬都显得格外沉重，与左臂的无力下垂完全同频，和跟在后面小跑登机的随从形成鲜明对照。这一严重僵滞说明存在单侧神经功能障碍，或许他的右侧大脑曾发生过微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也可能是帕金森综合征的早期症状。我简单查了他2024年的走姿，左臂是自然摆动的。大家可以去对比验证一下。
恐怕不是刘诗昆的劳动成果，而是试管婴儿。
【AI是工具、不是洪水猛兽】随着AI教父辛顿等业界权威频频发出AI可能毁灭人类的警示，本周二，极左与极右的桑德斯与班农又在华盛顿异乎寻常地同台合流，疾呼对AI实施政府干预，舆论场上再次掀起一股恐慌浪潮。似乎在不久的将来，超级AI就会突然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像好莱坞电影《终结者》里的“天网”一样，冷酷地从肉体上消灭人类、彻底摧毁文明。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和基本的工程常识来看，这些耸人听闻的AI毁灭论，基本是把不可能发生的、或尚未发生的极端情景，人为制造成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道理如下：
首先，不能把“计算能力”错误地等同于“生物欲望”。
许多末日论调的一个核心漏洞，是把人类自身的进化特征强行投射到了硅基芯片上。人类之所以具有攻击性、征服欲和争夺权力的冲动，是因为数百万年来残酷的自然选择，将这些生存策略深深刻进了我们的生物机制和神经系统。但AI不是生物。它是人类利用算法、数据和计算能力构建出来的人工系统。
一个模型无论参数规模多么庞大、推演速度多么惊人，都不会因此自动获得饥饿、疼痛、繁殖冲动、死亡恐惧或领地意识。它可以被赋予目标，可以执行复杂任务，甚至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自主规划能力，但“追求目标”与生物意义上的“欲望”并不是一回事。
指望一个没有生物进化史、没有生理需求的计算系统，凭空演化出人类式的权力欲、支配欲、（性欲？）和统治世界的虚荣心，再进一步产生消灭人类的杀心，更多还是文学和电影提供给我们的想象，而不是已经被证明的工程事实。
其次，人类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技术恐慌史。
纵观历史，几乎每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关键技术诞生之初，都会伴随着恐惧甚至末日叙事。从印刷术普及后对道德秩序和社会失控的担忧，到19世纪铁路出现后关于高速旅行会导致人体损伤甚至精神失常的种种警告，再到20世纪核技术、基因工程带来的文明毁灭论——面对超出日常经验的新技术，人类社会本能的防御反应往往就是先想象最坏的结局。
我自己记忆犹新的是，二十年前转基因技术问世之初，包括知名学者在内的舆论曾恐慌万分，以为它会破坏生态、毁灭环境；我曾预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相反，美国技术崇尚文化会击败欧洲国家主义干预，使转基因技术主导世界粮食生产。我论文指导老师之一不同意，引发激烈争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转基因技术最终成为抵御粮食危机、滋养全球数十亿人的中流砥柱。如今对AI的恐慌，不过是这一历史宿命的再次重演。
但历史同样证明，技术从来不是在真空中狂奔。人类文明有着极其顽强的制度适应能力和工程纠错能力。我们从来没有消除蒸汽、高压、电力或核裂变本身的危险，而是通过安全阀、物理隔离、冗余设计、操作规范、法律监管以及国际核查等机制，把危险技术关进一个个受控的工程容器里。
AI也应该如此。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AI觉醒，而是人祸。
否定“天网式”的末日预言，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任何颠覆性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AI当然也不例外。但AI真正现实而迫切的风险，很可能并不是它突然产生了什么神秘的邪恶意识，而是邪恶之人把它变成了邪恶的代理人。
心怀叵测的个人、极端组织或政权，可以利用AI放大网络攻击、信息操纵、诈骗以及其他危险活动的能力。过去一个人能够制造的破坏有限，AI却可能让一个人的能力被成倍放大。文明国家不要在AI发展初期就通过国家干预或自我限制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流氓政权和邪恶之人率先掌握这一关键技术。
当然，人类可能因为盲目追求降本增效，把原本不可放弃的决策权和控制权过度交给机器，甚至为了效率而拆除最后一道物理或人工安全阀。真正危险的不是机器“想要”夺走控制权，而是人类主动把控制权交了出去。与此同时，对AI革命造成的失业要提前布局，不能像全球化时，坐视劳动民众陷于困境。
而且，AI系统本身也可能出现我们没有预料到的错误、偏差和失控行为。复杂系统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它怀有恶意，而是它可能在错误的目标、错误的数据或者错误的约束下，以惊人的效率把错误放大。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把AI当成洪水猛兽，更不是因为恐惧而试图阻止AI革命，而是与技术俱进，找到建立与合适的安全边界和责任机制。
汽车会撞死人，我们没有因此禁止汽车；飞机会坠毁，我们没有因此禁止航空；核能可能制造灾难，我们也没有因此让人类退回到煤油灯时代。我们做的是不断提高技术的安全性，同时明确谁应该负责、哪些事情必须由人控制、哪些红线绝不能越过。
AI也一样。
真正值得恐惧的，从来不是工具越来越聪明，而是人类越来越不负责任，邪恶之人越来越邪恶。
AI革命势不可挡，而历史上所有的野蛮政权与极端势力，从来不会真正遵守所谓的技术自律条约。与其因恐惧而画地为牢、自我捆绑，文明世界不如以绝对的技术超越，牢牢掌握战略主导权。
AI是工具，不是洪水猛兽。真正决定它将把人类带向哪里的人，始终是我们自己。
【913事件是一场烹走狗杀局】严家祺和高皋说913事件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此话不虚。我记得我那时上高一，得知消息时的确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之后便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质疑胆子越来越大。
我70年代初就认识叶群的母亲和妹妹一家，她们都是行事做人极为低调的人。在外交部条法司时，我又认识了当年参与处理蒙古坠机现场的驻蒙大使许文益大使的夫人卓文。她当时担任司党总支书记，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很信任我，私下告诉了我当时一些没有公开的信息，可惜我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对没有找到黑匣子有点印象，她说这是了解出逃真相的关键。
我觉得，只要中央档案馆一天对文革核心高层政治档案不解密——尤其是毛、周、林交流的原始档案（包括电话记录、绝密报告手稿、中央专案组核心原始卷宗等）深藏不露，我们一天就不会知道913事件的真相，所有的研究终究只是猜测和推演。
但是，依我对毛泽东这个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的了解，林彪事件就是他精心设计的烹走狗杀局。林彪这样聪明的人居然没有识破，实在可悲。在很大程度上，他和刘少奇一样罪有应得。刘少奇当年倾尽全力帮毛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无上地位，而林彪则变本加厉把毛吹捧为“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最伟大天才”。两人机关算尽，最终都吞下了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
要看清这场杀局，首先要看清导致林彪出局的关键节点——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作为在党内残酷腥风血雨中杀出来的老手，林彪极其清楚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无人能够撼动。当时九大党章已白纸黑字将他定为接班人，也写进宪法草稿，法统地位铁板钉钉，他根本无需多此一举去抢班夺权；在全中国，唯一有能力也意图将他拿下的，只有毛本人。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礼堂开幕。作为开幕式的压轴程序，毛泽东宣布由林彪发表讲话。林彪在没有事先印发讲稿的情况下，发表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
林的讲话核心是：捍卫天才论、肯定毛的绝对权威、坚持必须让毛担任国家主席、揪反对天才论的党内野心家。
这个讲话的导火索是，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起草期间，张春桥曾就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赫鲁晓夫也曾吹捧斯大林是天才，不应乱用天才。林彪此番讲话，正是针对张春桥的这番言论发难。
林彪本来是要借天才论作为武器把张春桥打成反革命，来表达对毛的绝对忠诚，结果却被毛泽东反手一挥，把天才论定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利用斩杀陈伯达来搞垮林彪。
张春桥这种依附型的刀笔吏，若没有毛泽东的默许、点拨甚至直接授意，借他一万个胆子，他也绝不敢单凭所谓的揣摩圣意，就敢在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这两大掉脑袋问题上公开唱反调，直接硬撞如日中天的副统帅的枪口。
仔细一看，不难发现整场庐山风暴，正是毛泽东将最擅长也屡试不爽的政治套路——引蛇出洞与借刀杀人帝王术精妙运用：
先让张春桥在台前挑衅，把设不设国家主席、提不提天才变成争论议题，以此刺激林彪。
再两面下注，诱敌深入：8月23日全会开幕前，林彪找毛谈话，毛轻描淡写地说“可以讲嘛，不要点名”，故意给林彪一种“主席支持我收拾张春桥”的错觉，诱使林彪上钩。
最后收网反扑，反扣帽子：当林彪讲话引发全场围攻张春桥、几乎让文革派灭顶时，毛泽东立刻跳出来扮演最高仲裁者，反手把天才论定性为陈伯达的唯心主义阴谋，倒打一耙，来为搞倒林彪进行铺垫，再一步步紧逼，将林逼上死角。
林彪以为自己是在“捍卫领袖、清除奸佞”，却不知在疑心极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毛泽东眼里，自己早已是待宰的走狗。
在专制极权体制的最高层，从来没有什么孤立的理论之争，所有的名词、副词、头衔之争，本质上都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张春桥与林彪看似水火不容，但在毛泽东眼里，不过是拴在自己手里的两头狗。何时放狗咬人，何时烹狗吃肉，生杀予夺，全玩弄在他一人股掌之间。
（这是昨天写的，因为发了另外两篇推文，所以拖到今天才发）
李大同和马晓力是红二代中对中共暴力基因反省得最彻底的少数几个人👍
【莫把鲜血换来的和平变为博眼球的政治真人秀】我很久没有批评川普了，不是不想批评，而是实在太多地方值得批评，想都想得让人厌倦了。最近，他又公然表态支持所谓的“爱尔兰统一”，还轻描淡写地补上一句“很多人同意我”。这种毫无战略分寸的信口开河，不仅是典型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更是无事生非的政治瞎折腾。
北爱尔兰的归属，绝不是可以随口拿来炒作的流量话题。1998年达成的《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是在数十年残酷流血、三千多人死亡的惨痛代价之后建立起来的和平框架，也是北爱尔兰今天政治秩序的基石。美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乔治·米切尔等美国人更是关键的斡旋者。
《受难日协议》的核心原则非常清楚：北爱尔兰的宪政前途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和民主自决之上。北爱尔兰究竟留在英国，还是最终与爱尔兰统一，既不由伦敦或都柏林独断，更轮不到华盛顿的某位政治人物拍脑袋决定，其前途只能由当地人民通过既定法定程序自决。
也正因如此，川普这种凭个人喜好便随意插手他国敏感内政事务的做法与言论是极不负责任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他个人赞成还是反对统一，而在于他把一个经过鲜血、妥协和漫长谈判才建立起来的宪政秩序，庸俗地降格成了个人的政治真人秀。
明知牵涉复杂的历史、宗派、身份认同与制度平衡，偏要信口雌黄，本质上就是把脆弱的政治力量平衡与国际条约当成吸引聚光灯的廉价筹码。为了满足个人对垄断注意力的狂热需求，随手扔下一颗手榴弹去炸开尚未完全愈合的历史伤疤；扬起漫天血水之后，再把一地鸡毛甩给英国、爱尔兰以及当地民众。
这种对契约缺乏敬畏、对历史缺乏常识的政治投机，不仅严重伤害英美之间长期建立的同盟互信，更是在拿来之不易的和平冒险。美国过去参与北爱和平进程，靠的是审慎、耐心和对各方底线的尊重；如果今天的政客反过来用个人偏好去刺激一方、压迫另一方，那就不是外交，而是劣质的政治表演。
爱尔兰的未来可以讨论，更必须由北爱尔兰人民依法自行决定（正如台湾的前途一样），但谁都没有资格把三千多条人命换来的和平，当成自己博眼球的真人秀道具。
谁也按不住AI革命飞转的齿轮
20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未能防止911恐袭发生的各种情报和职能部门美国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此承担法律或刑事责任，也无一人被解雇或降职。新冠疫情也如此。我觉得必须加强对政府官员个人在决策和政策执行失职的问责、追责制。不能让“系统性失误”成为他们吃干饭不尽责的避难所。一个只有英雄流血、没有官僚负责的体制，永远无法防止下一次灾难。
【911二十五周年祭：莫让恐惧夺走自由】今天是911恐怖袭击25周年。每到这个日子，那份伤痛依然会涌上心头；25年前那一天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
但今天，我不想只是沉浸在伤感的追忆中。我更想提醒美国人直面一个冷酷的事实：恐怖主义的阴影从未真正散去。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美国本土虽然没有再遭受同等规模的惨剧，但美国人为911付的代价远未了结。25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把所有作恶者绳之以法，也始终没有完全回归那种真正的正常生活。
今天，在美国国内出门、乘坐飞机，我们依然要在安检口排长队，解裤带、脱鞋、接受搜身。安全当然重要，但当这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逐渐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由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制度化地蚕食，最终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甚至不再察觉的妥协。
而这些看得见的限制，相比于25年来庞大的反恐、安全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不过是冰山一角。
更值得警惕的是，威胁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恐怖主义早已不只是藏在洞穴里的极端狂热分子，而是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支持主导的病毒扩散、网络攻击、代理人战争、信息战、超限战以及各种“不对称”和“混合”手段交织在一起。威胁变得更加分散、隐蔽，也更加难以防范。
所以，这把剑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悬挂方式，依然悬在我们的头顶。
安全不应以永久让渡公民自由为代价，自由也不能因为恐怖主义的威胁而无限期打折。美国需要做的，不是让整个社会永远停留在911之后的应急状态，而是重新审视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精准识别并消除新的安全隐患，同时尽可能恢复一个自由社会应有的正常生活。
25年过去了，纪念911，不只是为了记住死难者，更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能让恐怖分子夺走生命之后，又让恐惧继续夺走自由，更不能让他们借我们的恐惧，替其实现摧毁自由社会的邪恶目的。
不是张欣为马斯克牵线认识吴征杨澜的吗？
党国连最起码的 Decency 都没有
【人间因狗有温情】又回到阿灵顿熟悉的老街区，为前妻看狗守家。
昨天遛狗时，碰到了多年未见的一老街坊，一聊就聊起我们之前的爱犬。他的藏獒德科塔和我的阿根廷敖犬探哥儿曾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玩。说着说着，这个五大三粗的美国壮汉竟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也跟着动容，默默地陪着他为狗伤感了好一阵。
我们因狗相识已经20多年，我记得他四条狗每一条的名字，他也记得我狗的名字，但彼此却未报过姓名。临离开时，他扳着我的肩说，你是个好街坊，我名叫xx，经营一家家电公司，你未来有家电方面的需求一定要来找我，我会帮你节省很多钱。
我笑着点头应下。
人间因狗有温情。
（下图是我的狗狗，前妻几天前拍摄的，她对光线把握得很好）
胡平兄，你讲得很好。我补充一点。“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最早是苏联的发明，从一开始就用来抗衡西方主导的世界人权宣言，80年代又更明确在联合国包括人权委员会推动这一概念。当然它的定义较为广泛，除了物质和社会经济发展外，又将之与核战争、军备竞赛、和平紧密联系起来。对于中共来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真实内涵是：我党让百姓吃饱喝足免于死亡，就完全有权力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这是典型的动物庄园园长逻辑。
大声姐批评得对，我极端了。中文歌里肯定有好听的歌，台语歌曲望春风就是之一。我之所以目前不唱，因为唱中文歌一唱一唱就会串到红歌里；红歌利用了传统的优美曲调，好听的不少，所以能普及、能深植于脑海。
我目前有个100多首英文歌学唱清单，蓝调歌居多，够忙一阵的。对于我，最大挑战是手和口不能独立，在旋律与歌词的字音节奏不是一对一时，我能弹曲子，却不能开口唱，反之亦然。
但我那个推的核心是，用田浩江唱的两首红歌（在我记忆中消失了30多年）已深入我们骨髓为例子来警示：肉身获得了自由，思想仍被禁锢。因此，摆脱极权和邪教的思想专制更为重要。
【走出极权易，彻底“脱毒”（Deprogramming）难】从党国自愿来到文明世界的人，反洗脑往往是一辈子的事。
一件小事印证了这一点。前段时间看到莫之许对歌唱家田浩江的专访，这位在欧美主流歌剧舞台活跃了数十年的艺术家，落叶归根了。在北京，他上来一开口就引吭高歌《王二小》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更可怕的是，在看完视频的两三周里，这两首旋律竟成了驱之不去的幽灵，日夜游荡在我脑海中。多年来，除了红歌，我几乎不会唱其他歌曲；即便后来极力想要遗忘这些歌，却发现它们早已渗入潜意识，稍有诱因便冒出来。
彻底“排毒”的办法，或许只有引入清流。我现在基本拒唱中文歌，开始大量学唱英文歌曲，期望彻底告别昔日的红色旋律。长久以来，我总被时间焦虑所裹挟，觉得听歌听音乐是浪费时间，开车或做家务时一定要听书；如今，我终于能够一整天浸淫在旋律中，不再焦虑。
其实，就像书籍一样，英文世界好听的歌曲要远比中文多。我最近在练吉他弹唱的，是美国民谣歌手John Prine的绝笔之作《I Remember Everything》。在这首因感染中共病毒离世前录下的作品中，他仅用了几个最基础的和弦，配以特拉维斯拨弦法，勾勒出了无尽的深情与辽阔。我学这首歌一是因为它简单优美，适合我这个新手；二是想纪念这位中共疫情的受害者，同时也以此来排党国文化之毒。
歌曲链接：
https://t.co/3n3BpBEF04
好家伙，都进军好莱坞了！祝贺祝贺！虽然我那天已有安排，遗憾去不了，但强烈推荐波士顿附近的朋友们去现场欣赏精彩演出！预祝9月19日乐队演出大获成功！🎸
【精致计算的假善人】《纽时》以“如果这个世界上多一些马友友“为题，把他吹为西方文化偶像：温文尔雅、世界公民、用琴声跨越国界、构建文化丝绸之路、在疫情接种点拉大提琴治愈人、推动美国民主重建等等。
我相信马友友是个优秀的音乐家，也做了不少善事，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遭受中共党国残暴迫害的人发声。他可以在丝路项目里大谈中亚文化、新疆十二木卡姆的音乐美感，但当这片土地上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成批送进再教育集中营、清真寺被夷平、维吾尔知识分子与音乐家（如著名的热瓦普大师阿不都日衣木·艾衣提）遭受拘禁和迫害时，他的大提琴里听不到半点抗议的声音。
作为华人移民，当千百青年学子在天安门广场被屠杀、刘晓波在狱中受折磨至死、高智晟杳无音信、无数异见人士和香港年轻人身陷囹圄时，马友友这类和党国有经济利益的名流同样选择熟视无睹、保持沉默，客观上为极权背书，粉饰太平，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极其危险的虚假信号——“中国情况很好、新疆也没有那么糟糕，你看马友友不还在那儿拉琴吗？”
这样的假善人不要也罢。
大眼哥的推文切中要害。习近平一口气给社会套上八道铁箍，从司法、金融、医疗到国防动员，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全面兵营化、工具化。而这个法网展示的，绝非什么“制度自信”，而是极权政权最深层的末日恐慌。
这早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防民如防川”。它赤裸裸地暴露了党国内部系统性矛盾的全面恶化：经济困境、财政见底、社会戾气弥漫、无所不在的腐败。统治集团对任何微小的突发黑天鹅事件、对潜在的颜色革命连锁反应，恐惧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状态——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以至于不惜将整个国家置于准战时戒严体制之下。
正如文中所言，极权越是勒紧绳索，越说明它屁股底下的火山口随时可能爆发。
【不要苛求英雄永远当英雄，把怒火对准作恶的极权机器】黄之锋在法庭上认罪了。他的求情信中，没有高调口号，只有对年迈父母的牵挂，以及期盼早日活着走出铁窗的愿望。
有人惋惜，也有人质疑他的“软弱”，中共大外宣更用之大做文章。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一个抗争者被极权机器逼入绝境时，我们的怒火究竟应该对准谁？
英雄也是血肉之躯。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一旦成为英雄，就必须永远站在神坛上，永远无所畏惧，永远不可战胜。
黄之锋并不欠这个时代什么。从十几岁反国教、投身雨伞运动，到一次次走进法庭、走入监狱，他最风华正茂的岁月，几乎都耗在了高墙与铁窗之间。他付出的代价，早已远超一个普通人所能承担的限度。
而在原定刑满前夕，当局又给他加上一项可能导致终身监禁的重罪指控。这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消耗战。一个年近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无休止的司法绞杀面前选择退后一步，希望为自己和年迈的父母留下一线生路，这是人性最真实的本能，无可厚非。
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黄之锋是否足够坚强，而是那个把一个年轻人一步步逼到绝境的极权机器。
专制最阴险之处，恰恰在于：它先用国家机器摧毁一个人，再让外界用最苛刻的道德标准审判这个已经遍体鳞伤的人。
我们若把焦点转向受难者，就恰恰帮极权完成了它最想完成的事情。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向那些坚守到底的人致以最高敬意。
年近八旬的黎智英，本可以在海外安享晚年，却选择与香港同在。他面对强权，抗争到底，宁可承受漫长铁窗，也不肯低头，展现了一位自由主义者最傲岸的脊梁。
邹幸彤同样如此。她拒绝求情换取自由，以屈服换取宽恕。她宁愿承受“罪犯”之名，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良知。
他们的坚守，是穿透极权黑夜最耀眼的光芒。我们理应敬仰。但敬仰英雄，不等于要求每一个英雄都必须走到同样的终点。黎智英有黎智英的选择，邹幸彤有邹幸彤的选择，黄之锋也有黄之锋的伤痕、恐惧、父母和人生。
我们可以敬佩那些宁折不弯的人，却没有资格站在安全的地方，指责另一个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人。
尤其不能忘记，他们是在为谁承受苦难。
三十多年来，当大陆无法公开纪念六四，当无数中国人被迫遗忘那段历史，是香港人一次又一次点燃维园的烛光，替大陆死难者守护记忆，替无法发声的中国人发声。黎智英、邹幸彤、黄之锋以及无数香港抗争者所守护的，也因此不仅是香港的自由，更是华人世界共同的自由、法治与人的尊严。
所以，我们不要苛责那些曾经替我们站在自由最前线、如今正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人。
因此，我们要铭记邹幸彤的坚贞，敬仰黎智英的傲骨，也体恤黄之锋的伤痕与无奈。
我们只需要守住最起码的同理心与常识：分清谁是真正的施暴者，记住那些倒在泥泞中的身影，感恩他们的付出，并持续不断地为黎智英、邹幸彤、黄之锋以及所有良心犯的自由呼喊。
只要记忆不灭，那一束替所有人点亮的微光，就永远不会在高墙内熄灭。
未竟的历史审判——读任松林博士文革回忆录《青山焦土》有感
你写过自己的冤假错案和被迫害的情况吗？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有兴趣一读。
【活动推荐与随想：福山与“历史的终结”三十五年后】我的老师、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于9月11日下午1:00至2:30，在华盛顿特区公共图书馆举办一场沙龙式对话活动。福山将围绕他的最新回忆录、当代紧迫议题与现场观众展开面对面交流。
他和我在中国问题上看法截然不同，但碍于师生情面，我从未公开批评过他。我有时甚至私下嘀咕，当年那场摩托车事故是不是对他的思维产生了什么意外冲击？
我最想知道这位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学者，在经历三十余年全球秩序的演变与大国竞争后，思想是如何演变的？为何连眼光锐利的他也陷入了西方学界将北京极权当作“高效威权”的认知误区？
活动链接：
https://t.co/JMA5uhRUeS
【Wasians学中文】我小女儿前不久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知道电视剧《逐玉》，因为她刚刚看完了整整40集，想听听我对这部剧的看法。
我并不知道这部电视剧，但让我吃惊的是，女儿居然能一口气看完40集。这说明她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至少对学中文的兴趣大大提高了。
当年孩子出生时，我们曾专门就混血孩子的抚养教育问题咨询过专家。在语言启蒙方面，专家的建议是：父母各自说自己的母语（One Parent, One Language）。后来实践证明，这个建议是错误的。因为除了当爸爸的我一个人说中文外，孩子们整天完全浸泡在英文的外部世界里。所谓“母语”，终究看母亲——妈妈说什么话，孩子基本就会说什么话。因此，最有效、最正确的做法，其实是父母双方都坚持对孩子说中文。
我前妻的中文极好，我的中国朋友在电话里根本听不出她是外国人，有的甚至以为她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同胞。我们当年原本完全有条件在家里全讲中文的，结果听信了专家的建议，真是误人不浅。
坦白讲，当年我虽然希望孩子承传中文，但认为她们以后既不会、我也不想让她们去中国学习和工作，所以没把中文当成头等要务。反倒是我老婆更主张孩子把中文学好，于是便送她们去了周末中文学校。
结果，这又是一个错误。中文学校里几乎没有Wasians（亚白混血儿），清一色是父母双方都讲中文的华人家庭孩子，那些孩子的中文基础远超我的女儿。因此，孩子在中文学校学了好几年，依然说不了几句完整的话；后来虽然在中学也选修了中文、考试全部通过，但实际的听说能力并没有真正提上去。
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一位朋友的台配太太告诉我，他们的孩子是通过看《还珠格格》等中文电视剧很快掌握中文的，让我也不妨用这个办法。我知道这个办法有效但担心，小孩子看多了这类宫廷戏，无形中容易受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观念的浸染——学了中文而带坏了品德，得不偿失。所以我当年坚决拒绝采用这个法子。
如今她们都长大了。虽然她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华人（我并不赞同这种狭隘化的族裔认同，我始终主张我们就是美国人），但本质上她们是地道的美国孩子。她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是美国产品，并且拥有独立的批判思维，受中国糟粕文化负面影响的几率并不大。因此，我特意去看了一集《逐玉》，虽然觉得拍得十分一般，但只要女儿能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对她的中文听力和语感就绝对有益。所以我没有说这部剧的坏话，只是善意地提醒她：这是古装剧，台词带着文白夹杂的古代味道，并不是现代人日常交流的说话方式。她听后说打算把这40集再重看一遍。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与教训，我对Wasians学中文有几点切身体会：
第一，父母双方必须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尤其是母亲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和孩子说中文；
第二，语言启蒙必须从小抓起。等孩子长大后产生了华人身份认同、再回头去补课重新学起，不仅要耗费极大的时间与精力，而且事倍功半，很难达到母语般的纯熟；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要想种种办法让孩子把中文真正变成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交流娱乐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要逼，越逼越适得其反，要把读中文连环画和字书、看视频当作奖励，来反向刺激，激发他们发自内心的学习热情。
周末分享：与人为善 = 与己为善
危及航行自由是战略犹疑与除恶未尽的代价
王毅在习访美前夕，当面向美大使提出要“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绝非常规举动，而是明确释放不满与施压信号。他以“风险”为要挟，其实是一场临门一脚的讨价还价：既是在程序与礼节上迫使白宫确认最高规格待遇，也是在警告华盛顿，如果不给像样的实质性让步，此次访问的成果和最终成行都可能面临变数。 https://t.co/OfrupxHOWV
【多莉的真实声音与通透灵魂】这两天我正纠结是否学弹多莉·帕顿（Dolly Parton）的经典名曲《Jolene》，就传来了她去世的消息。她是美国人人都喜爱的乡村音乐传奇巨星，大家都在悼念这位美国的天使和甜心。
我对她的了解其实有限，但一直觉得，她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更是一个活得极其通透、十分有趣的人。她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偶像地位，时常大方地拿自己开涮。她曾说：
“我的胸是假的，头发是假的，但我的声音和我的心却是真的。”（“My boobs are fake, my hair's fake, but what is real is my voice and my heart.”）
关于隆胸和整形手术，她还有另一句令人捧腹、又让人钦佩的名言：“如果有些部位下垂、松弛或走形了，我就会去垫一垫、吸一吸或修一修。”（“If something is bagging, sagging, or dragging, I’ll tuck it, suck it, or pluck it.”）
在这个充满虚荣的名利场中，就冲着这份坦荡、真实与豁达，她便是一个无比可爱、值得尊重和怀念的人。
本来要学她的歌，没想到还没开始，她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安息，多莉！
【弯下的腰杆——文革后遗症之一】我不久前写过一则通过改变身体姿态来增进健康和自信的推文，文中提到，我自己也曾经哈腰驼背。其实，我这个坏习惯，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之一。
文革前，我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大部分时光都耗在泅水摸鱼、爬树打鸟，以及各种调皮捣蛋的恶作剧上。
有一年，我妈妈单位安置了一批复员军人。其中有几个颇有才华，能写会唱，给原本沉闷的机关院子带来了一丝清新气息。
其中一个刁姓男复员军人和一个陈姓女复员军人谈恋爱。为了避嫌，他们每次出去压马路，都会把我带上；在宿舍里谈恋爱，也要把我叫去。对我的犒劳就是一颗水果糖，每次都让我开心得不得了。
我其实早不记得他们所谈内容，也听不懂他们谈什么。后来，他们结了婚。婚礼上，两个人把我夸得天花乱坠，还一把一把地往我口袋里塞糖果。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把他们当作亲人。
后来，我家搬走了，有两三年没有再见到他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我在街上突然遇见了戴着红袖章的“刁叔叔”。他身后跟着一群造反派。
我一眼认出他，顿时甚为欣喜，冲过去拉住他，不停地喊“叔叔”。
没想到，他一把将我推开，冷冷地说了一句：
“滚开。”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呆地站在那里，麻木地看着他带着手下扬长而去。
后来我才知道，我记忆中的那个“刁叔叔”，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刁司令”——当地红旗军的司令。
随后，我的父母被揪斗、关押，我们兄妹仨也被就读的小学开除，全家被扫地出门。哥哥、妹妹又先后受到恶毒迫害，不敢出门。于是外出买菜、找吃的，便成了我的事。
可每次出门，都会遭到其他孩子的追打和辱骂。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学会了低着头、哈着腰，贴着墙根走，尽量把自己缩起来，像一只胆战心惊的小老鼠。
久而久之，竟成了习惯。即使后来环境已经改变，我仍然不自觉地哈腰驼背，也绝不主动和别人打招呼。
现在回头看，我才意识到，很多所谓的性格或者习惯，其实并不是天生的。一个人在极端环境中为了生存而被迫形成的东西，甚至在脱离险境之后，依然不能自动摆脱和改变。
60年过去了，文革留下的后遗症和创伤，并不只存在于记忆中。它们会印在我们的身体上，烙在我们的心灵中。
我们必须甩掉它、治愈它，彻底走出文革的阴影，挺直腰杆做人；我们尤其是要有我那位丈夫被造反派逼死、自己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李姨所说的那种气概——“文革再来，老子和他们拼了！”
老唐是条真汉子，鞠躬送行！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说好要回家带娃，突然又复出工作，恐怕带娃是假，“猫战”是真。老川身边强势女人太多，厮打难免。这种情况在华盛顿政圈是个普遍现象，见怪不怪。 https://t.co/OIeg5Kg19G
党国全身机体溃烂流脓，有一处健康干净的地方吗？
【悼耿晓】昨天才从一位老朋友处得知耿晓最近在他修行的寺庙中去世的消息。
我的记忆中，耿晓是科大78级或79级数学系的高材生，后来在亚利桑那大学读博。六四后，他投身民运，先后担任亚利桑那大学学自联主席、全美学自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届主席，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工作。
我和耿晓交往并不多。印象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却扎扎实实做事且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听说他从全美学自联卸任后，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做计算，日子过得不错，还能回国探亲；后来又听说他在追DC美女某某；再后来，就听说他出家了。
早先学自联的一些人访台时，拜星云法师为师，但大多数人不过为赶时髦而已。而耿晓入佛修行却是虔诚的。他二十多年的坚持，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努力回想与他相处的往事。除了下面这一件，我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
耿晓也是学自联内部骨干组织CCC的成员。有一次在华盛顿开会，我曾当面尖锐地批评他。现在我已经完全记不起究竟为嘛，但肯定是涉及学自联组织工作的公事。因为在CCC内部，大家一向都很开诚布公，有什么说什么，批评起来也从不客气。
没想到，性格一向温和的耿晓当时反应很激烈。他当场反驳我的批评，指责我没有尽力帮助他，然后转身冲出了会场。
虽然此后我们依然来往，但彼此的亲密程度明显不如从前。对此，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也从来没有认真检讨过自己。
如今耿晓走了，我重新想起这件事，才意识到，当时是他对我错。即使公事上我认为自己有道理，我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却远远不够。我只要求他把事情做好，却没有真正去帮助他把事情做好。
这件事，我欠他一个道歉。
所以今天，我想对耿晓的灵魂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当年的冷漠和疏忽。
耿晓，感谢你的宽容，也感谢你为中国民主事业所做的奉献。
愿你在你所信仰的世界里得到安宁。
我会在心中记住你。
这是中共党国统战西方精英的经典伎俩：以暴利相诱，当王侯相待；用名利编织大网，用虚荣麻醉警惕，用色相蚀骨销魂，在极尽谄媚的伺候和逢迎中完成收买与腐蚀，以及核心利益的深层捆绑。试问世上能有几人顶得住北京全方位的糖衣炮弹轰炸？
【全球变暖、SUVs和睡凉席】我前不久到一朋友家小住了几天。和女主人聊天，说着说着，她便开骂川普的环境政策。我一听就笑起来，指着她的垃圾桶说，你两人一天的垃圾是我一个月的量，住四千平方英呎豪宅，消耗的能源高于我几十倍，你开的SUV耗油是我的车的两倍多；而我虽然不信全球变暖是完全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主动采取行动，从我做起。你为什么不向我学习？她说你是个极端分子，没有人学得了。
在减少碳足迹方面，我认为人人都应当而且能够学着从自己做起。
今年以来，我还没有开过一天冷气。之前的房主留下了7、8个窗户式空调机，安起来也麻烦。最近这些天来，并没有刻意去追求voluntary discomfort，但天天将凉席铺在地板上睡觉，睡得深沉踏实。
全球范围内向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转型的趋势大幅增加了碳排放，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过去十年汽车行业在燃油效率提升方面取得的成果。纯电SUV消耗更多资源。这一消费潮流推高了全球石油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而支持全球变暖政策的左派都喜欢开SUVs。
如果你真相信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变暖，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改为开油电混合的小车、住适当面积的房子、不开空调而睡凉席呢？
今天早上收到法学院一位学长发来的一张历史照片，想知道这孩子现在如何了。
彼得·查尔斯沃思（Peter Charlesworth）的环境肖像（Environmental Portrait）实在太棒了，他总能通过光线与构图精准捕捉被摄者的精神状态与内在尊严。 https://twitter.com/lianchaohan/status/2090056043115987108
承担历史责任是日本重新武装的前提
https://t.co/GVZ9I6CIRd
【周末分享：瞬间改善气质和健康的一招】挺直脊梁做人，是瞬间改善一个人健康和气质的最好办法。
很多华人，包括过去的我，平时总是哈着腰驼着背，这既影响健康，也影响精神气质。
在老年医学与抗衰老领域，斯坦福大学的卡多教授（Dr. Deborah Kado）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胸椎进行性前倾（即俗称的含胸驼背、脊柱后凸），是预测机体衰老与死亡风险的独立生物指标。即使排除了骨密度低下和骨折等病理因素，严重的驼背依然与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高度相关。
当脊柱长期处于蜷缩状态时，胸腔容积被压缩，膈肌运动受限，肺活量与血氧交换效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导致平衡能力变差，步速变慢、跌倒风险成倍增加。从呼吸系统受阻到运动机能衰退，体态的坍塌往往是身体走向脆弱衰老的连锁起点。
而体态不仅在物理上支撑着肉体，更在神经层面塑造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认知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具身认知”——身体的姿态会实时向大脑发送反馈信号，直接决定我们的情绪、认知与自信。
多项科学研究证实，挺拔的姿态是天然的心理强心剂：当人们保持双肩打开、脊柱中立的端正坐姿或站姿时，大脑会自动强化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显著提升面对挑战时的自我效能感与抗压韧性。
同时，舒展的胸廓能让呼吸更加深长顺畅，通过迷走神经向大脑中枢释放安全信号，有效降低皮质醇水平与内在焦虑；反之，习惯性含胸驼背则会向潜意识持续传递疲倦与防御信号，容易诱发内心的无助与行动上的消极退缩。
一个身姿挺拔的人，因重心稳固而无惧行动，因气血通畅而精力充沛；而这种内在的自信与活力，又会驱使人们更积极地参与锻炼、融入生活，从而彻底阻断“驼背—虚弱—退缩—衰老”的下行轨迹。
我的体会是，关键在于意识上要时刻留意，提醒自己不哈腰驼背。但也不要刻意追求僵硬的昂首挺胸，更不要去模仿权力体姿，而是在放松、舒平、坦荡的心态下，做到立身中正——头顶如有一根丝线轻轻向上提拉，就像吊线木偶一般，自然而然地挺拔起来。
除此之外，多做引体向上，顺吊和逆吊身体；经常穿西装，习武、跳舞等。
（另，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哈腰驼背的舞者。我曾在游泳池碰到一个82岁的GW大学舞蹈教授，身材如少女，她告诉我最近一次演出，她不停地跳了7个小时的现代舞。我的天！看她跳也得累死🥵，所以我以看不懂为由，婉拒了看她演出的邀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si=eNpeWMS7F6sJZpDj&v=mo_sCF17tsM&feature=youtu.be
我准备充分利用我的“美丽美利坚”终身卡多去一些国家公园露营。在做研究中，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姐姐认真传授如何精准地把尿撒在尿袋里，把我看笑了。我也打算买几个试试。但是，我觉得做一个简便马桶更好--用塑料桶加一个马桶盖，塑料袋和去臭剂就可以做business了。
在我们美国，62岁即可拿到美丽美利坚终身卡，过去10元，现在80元，可以免费去2000多个国家公园和森林露营。美国值得看的地方太多了。
战争、白骨、英雄——从《奥德赛》看人类对英雄崇拜的致命执念
【盖棺定论朱棺材】大家都在盖棺定论朱镕基总理。我对他了解不够，提不出什么有新意的见解。政治人物都是复杂的，难以简单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也是党的人，做作的一切是为了加强党的统治。
还有一点，朱棺材自诩为清官，恐怕也未必。
我曾有朋友老是在我耳边讲朱云来。六四期间，朱云来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气象，该校曾是全美学自联的一个活跃成员，我曾去过那里参加活动。
而朱云来1998年加入中金公司香港分部，2002年即开始全面执掌这家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只用了约4年时间。再“天才”，没有朱镕基，这种火箭式提拔根本不可能，据说朱云来的年薪也高达两千万美元。
这和江泽民没有两样。江泽民安排江绵恒回国，4年就当上中科院冶金所所长，6年即副部。何德何能？
完美的江朱配！
最后一点，他的经济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双规制，反而让巨大的国产落入权贵口袋，让工人民不聊生，为制度性贪腐制造了更大的温床。
但相比而言，他个人还是一个有特点、有真才实学、不坏的人。
的确，庞巴维克对经济学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他早期凭借极其严密的数量与算术推演，为现代资本与利息理论奠定了数量化的基石；但他最终出于对“人性复杂性与主观性”的敬畏，放弃了将经济学彻底数学化的道路，成为了逻辑与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坚定守卫者。这可能与其老师门格尔（Carl Menger）分不开。门格尔虽然也是边际革命的创始人之一，但坚决反对在经济学中生搬硬套数学公式，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行为的因果逻辑，而不是无生命的几何与代数关系。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马克思经济学派的死敌，值得深入学习。
交友莫划线，划线莫交友——我对交朋结友的一点反省
说好除吃的不再买东西进屋，结果看到正在减价销售的迷你双杠，又忍不住买了一个。试了试，觉得值得。我以为自己的臂力还行，结果双杠臂屈伸只能勉强做5个，可见有的肌肉光靠引体向上是练不到的。在双杠上做L字撑，比在垫子似乎更易，刚才随便就撑了40秒。这个双杠和门框引体向上单杠相辅相成，上体锻炼器材就基本够了。推荐。
【发于中日友好，终于中日仇恨——王毅的讽刺轮回】近日，我看到社交媒体上再度流传王毅的发迹得益于其岳父钱嘉东的说法。这不仅不符合事实，更遮蔽了中国外交系统内部真正残酷的山头权力争斗，以及一个外交官在政治巨浪中的人格异变。
作为过来人，我所知道的是，王毅在部内的迅速拔擢，始于胡耀邦总书记的破格赏识。
当年，王毅为胡耀邦起草了关于“中日世代友好”的讲话。据说胡耀邦看后未改一字，赞不绝口，并授意外交部重点培养这个年轻科员。此事当年在部内广为流传。王毅不久便升任副处长，随后又很快升为处长。
因为每年都要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工作，我与他的岳父钱嘉东大使也有过交集。钱当时担任裁军大使，后来升任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代表。在外交部内部，他并非位高权重的关键人物，且负责他的职能部门是国际司而非亚洲司。因此，他对王毅所谓的发迹，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质影响。
王毅的起家，首先靠的是他在当年外交官僚体系内公认的文字才干与扎实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乘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也乘上了胡耀邦等人倡导中日世代友好的政策东风。
因得到胡耀邦的赏识，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外交部内部广为谈论的明星。我的直接领导甚至多次明确提出，要我向王毅学习。
然而，在外交部这样一个极度看重“哪条线”的权力系统里，真正将王毅一步步推向权力巅峰的关键人物，是后来崛起的“上海帮”主将唐家璇。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北京政权陷入全球孤立。当时，我们这批人在海外拼尽全力游说，试图加大西方经济制裁力度；而身处东京一线的唐家璇，则精准踩中了日本朝野“绝不想真正断绝贷款”的既定政策底牌，长袖善舞，在西方阵营中率先撕开了对华贷款解冻的巨大缺口。
这对刚刚进京、急需稳固权力的江泽民而言，无疑立下救驾之功。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唐家璇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外交山头。而王毅作为同样精通日本事务的知日派，自然与上司一拍即合。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唐家璇对王毅进行了梯队式的栽培，最终将他送上了外长之位。
我不清楚钱嘉东是否与江泽民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便相识，或许认识，但这个关系不会是决定性因素。
真正的关键人物，是唐家璇。
这才是王毅政治资本更接近真实的底色。
他曾经是那个讲究专业主义、精细化谈判和外交分寸的时代里，由老一辈务实而有思想的职业外交官精心培育出来的精英。当年出使日本、在东京“破冰”时，他作风儒雅，甚至曾被日本媒体誉为“绅士”。
然而，历史在此展现出了最讽刺、也最残酷的轮回。
那个在1980年代为了中日世代友好和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而通盘协调、废寝忘食的年轻外交官，最终为了在巨大的政治转型中生存并登顶，不仅彻底背叛了他的伯乐——胡耀邦，更是充当了开历史倒车的马前卒。
在如今习近平绝对权力和争霸全球的逻辑之下，他将自己彻底工具化，抛弃了唐家璇时代那套细腻、讲究分寸的外交艺术，转而使用最激进、最不容置疑的战狼式作风，去迎合最高权力的意志。
王毅个人的权力登顶史，恰恰伴随着中日关系走向狭隘与对抗的二十年——发于中日友好，终于中日仇恨。
王毅不是裙带关系产生的暴发户，而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职业外交官，在体制巨浪中不断自我改造、最终完成自我解构的悲剧。他亲手参与构建了中日友好的基石，最终又亲手将其一块块拆除，并筑起了一道仇恨的高墙。
这才是他的悲哀所在！
看着当年的同仁在权力泥潭中完成这样一场讽刺的轮回，更让我们这些当年选择走上不同道路、并与之抗争三十余年的人坚信：
历史的真实与复杂，不应被简化为流于表面、以讹传讹的坊间传闻；而那个曾经属于胡耀邦时代的“中日世代友好”理念，或许才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值得珍惜、也最值得用余生去守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