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重庆谈判
1945年9月21日下午6点，按照委员长的指示，当赫尔利从上海回来时，我去拜访了他。在我到达之前，周恩来早已在客厅里同赫尔利会面了，我在书房里等着。一会儿，赫尔利出来告诉我说，共产党如其承诺的那样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如果政府同意将中共军队的配额提高到十五个军，共产党就撤回 其他的所有要求。他要求我立即将此报告给蒋介石。说话间，赫尔利英俊的脸庞笑着，满是皱纹。
我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争议。在谈判中，我方坚持一旦决定了两军的配额，双方军队就应立即按配额进行改编，对此共产党从未给予明确答复，他们现在的立场怎么样呢？”
赫尔利说：“对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拖延了几个月几年，改编又有什么用呢？我一直告诉共产党，政府这方面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刚刚向周恩来提了同样的问题，他用英语回答说‘Right now’（就是现在），我已请他多待一会儿，以便你可以同他谈谈。如果你愿意，就自己去问他吧。”
于是我同周恩来谈了，他确认了，用英语又用汉语。
周恩来向赫尔利和我保证，一旦委员长批准新建议，政府代表可以在当晚任何时间同他的代表团会晤，并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周恩来还说，声明可以在次日上午赫尔利动身之前公布。赫尔利听了很高兴。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并在他的别墅同赫尔利吃饭，此时蒋同意了共产党的建议。
当我们回到赫尔利的大使官邸时，按照事先安排，周恩来和他的助手王若飞正等着我们。当提到蒋介石已同意时，周恩来说：“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必须立即报告毛主席。”
一个多小时后，差不多是凌晨一点钟，周和王将毛本人带来了，他的女翻译龚澎小姐也在。我是政府方面的唯一代表。美国方面除了赫尔利外，还有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现在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先生（Walter S. Robertson）。
我们以为毛泽东前来是为了给达成协议增光的，但毛半闭着双眼，在长时间不动声色的寂静之后说：“赫尔利先生，你今天上午就回美国吗？”
对此，赫尔利严肃地点头示意。于是毛说：“对你过去的帮助，我们很感谢，祝你一路平安。”
接着毛泽东又陷入了沉默之中。最后赫尔利问：“毛主席，周恩来先生向你报告了蒋委员长已同意贵党提出的计划吗？”
“报告了。”又是长久的沉寂。
“你认为怎么样，毛主席？”
毛说：“那很好，但部队的改编，恐怕要花点时间。”
“刚刚几个小时以前，”我插话说，“赫尔利大使同我就在这间房里专门向周恩来提了这个问题，他用汉语和英语说的都是‘就是现在’”。
毛泽东没有回答，但周恩来开始慌张了，他坚持说我误解了他。
于是赫尔利镇静了一下自己，问道：“毛主席，你刚才说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改编你的部队，那么需要多少时间呢？”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似乎在沉思，但却没有回答。
“你看要三个月吗，毛主席？”赫尔利催问，“还是六个月？一年？或一年多？”
“很难说，”毛终于说话了，“我们的游击队广布各地，即使下一道命令，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传达到所有的人。”
“那么我认为，”赫尔利说，“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对改编部队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
对此，毛泽东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继续保持沉默。
“那么联合声明怎么样呢？”赫尔利问道，“政府代表团正在官方寓所等待会晤你的代表团。”
毛泽东还是不作任何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有这些都泡汤了！”赫尔利问，“没有解决的可能了！而且不会有联合声明了！”
毛泽东将眼睛闭得更紧了，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说，他好像完全聋了。
“那么，既然你这样沉默，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赫尔利作了结论。他放弃了一切希望。
此时我们（赫尔利、饶伯森和我）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的这个新花招已使他们自食其果。为了极力将导致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政府，他们提出了那些建议，本以为委员长会加以拒绝，但当蒋真的接受时，他们又不得不缩回去并自食其言。
美国大使将他的椅子拉近毛泽东，近得连腿都要碰到了，但说话的人还是赫尔利：
毛主席，和你不一样，我不是中国人，但看来我似乎比你们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为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党之上。政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是为了一国民众的物质改善。你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如果一个人竟然摒弃他的同胞——对，他们有五亿——的唯一需求，只为了个人偏见，或者是为了自己党的荣誉，那就不仅仅是政治罪，也是道德罪！
赫尔利久久地看着毛泽东的脸，但毛将眼睛朝向下方不愿抬起。那时，我终于明白了，毛不再是个中国人，他只是个共产党人，别的什么也不是。
最后，赫尔利说：“我讲完了，毛主席，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能到机场给你送行了，赫尔利先生”，毛开口了，“祝你旅途平安。”
他慢慢从椅子上起身，像他进来时那样，冷冷地离开了。
就这样，由于自己调解计划的落空以及确信了共产党的欺诈，赫尔利回到了美国，但他还没有准备承认自己关于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想法已完全失败，不过通过自己的体验，他已坚定地认识到，达成统一的障碍来自共产党的要多于来自国民党的。
---选自吴国桢著《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
图：1945年，中国重庆，参与国共和谈的三方代表，蒋介石、美国驻华大使Patrick Hurley、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夏天，几位新华社记者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他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这些要饭的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记者到原《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值 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一九八〇年，四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延安，要饭人数减少，仍然遇到八个要饭的。记者认为，这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延安要饭的人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到兴奋。记者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解放后”延安苦难与毛泽东不回延安
——读三篇有关延安文章有感
作者: 松柏道士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几名女舞蹈演员，从一九六三年春起被挑选到中南海陪毛泽东跳舞，按其中一位孟锦云的说法，“有时也住在那里一两天。歌舞团里的人都不知道她们的去向，而实际上又都知道她们的去向。文工团的领导们再三强调：不该打听的事，就不要去打听。”
李志绥书中说：“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 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她后来怀孕，临产时，林彪夫人叶群不知道毛泽东已没有生育能力，亲自送刘住进空军总医院高干产房。产下个男孩后，叶群说：“主席生了几个儿子，死的死，病的病。这下可好了，有这个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了。”李志绥书中没说与毛“大被同眠”的“刘与另外两个女孩”的姓名，但“刘”的名字却可以考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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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带了别的女人进进出出中南海，与毛“大被同眠”的“刘”，那个林彪、叶群都相信她替毛泽东下了个龙种的“刘”，就是刘素媛。她是众位“毛泽东的女人们”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丁抒：毛泽东邓小平私生活考证
红卫兵批邓小平乱搞男女关系
李志绥回忆录中英文版有处敏感的差异早在一九九四年为余英时教授所发现，《开放》曾有报导。即中文版删去了英文版中的一段文字：邓小平在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让一位护士怀孕，后来强迫打胎。
对此，李志绥后来解释说，此事是保健局局长史书瀚告诉他的，他没有直接证据， 因此要求删去。但英文编辑不愿意删，而翻译成中文本时就删除了。
其实这件事，李志绥虽没有第一手资料，说的却是事实。此事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已被披露了。李志绥并非谈论此事的第一人。
文革初，被打倒的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与其划清界限，揭发首长的丑事。按当时的说法，叫“生活问题”。“生活问题”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不过红卫兵从不思考毛泽东的私生活如何，不会想到毛泽东的私生活比那些“修正主义份子”们不知道要肮脏丑恶多少倍。
因此当邓小平的私人医生张□□透露了邓的“生活问题”后，红卫兵立即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题词“新北大”后，以聂元梓为头头的“革命组织”遂自称“新北大公社”，简称“新北大”。十月间，聂元梓头一个起来写大字报攻击邓小平。“新北大公社部份革命同志”和邓小平私人医生张□□开了个座谈会，并公布了座谈记录。其中有下列文字：
“有一个姓李的护士，年轻、单纯，出于对党的热爱，对首长的崇敬，就千方百计地把工作做好。邓看到她年轻、貌美，起了邪念，喜新厌旧，竟强迫与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狗婆娘卓琳知道后大怒，通过杨尚昆把女护士调走了，邓仍念念不忘。”
清华大学红卫兵也不落后，其《井岗山》小报发文批判邓小平时曾谈到此事。该文说邓小平没有参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由于打台球被地毯绊了跤，摔断了狗腿，只得住院疗养。谁知却‘因祸得福’。因为当时庐山会议斗争正在激烈……邓却乐得躲在病房里，既不检查，又不揭发，也不做书面发言，把什么《七剑十三侠》、《三剑侠》之类坏书，什么《四郎探母》、《游龙戏凤》之类的坏戏唱片，大批大批地搬来，甚至不远千里，到四川去制老戏唱片，供其享受。还强迫一年轻护士与之发生混帐关系。就这样，这个老机会主义份子就混过了庐山会议。”
依史书瀚贵为全权护理中央首要健康的保健局局长职务地位，他绝无造邓小平的谣的胆，李志绥本可以放心在中文本里保留此事。而他坚持删除之，可见他的回忆录写得相当谨慎。
---丁抒：毛泽东邓小平私生活考证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子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 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我初到延安时，贺子珍刚去西安，准备去苏联。当时延安对女同志的消息最敏感，也易于散播，有人对我说，毛泽东和贺子珍不断吵架，贺动了刀，对毛的生命有威胁，也有人说，贺子珍和毛的另一警卫员有性关系，毛泽东说贺子珍有了神经病。
贺子珍到西安，是由邓颖超陪着去的。当时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秦邦宪的夫人刘群仙都在西安，杨子烈准备去延安，刘群仙准备去武汉。于是，四位中共要人的夫人聚在一走聊话家常，笑谈革命夫妻之道。
刘群仙首先发言，她说：“夫妻都是属于党的，谁反党，就可以用手枪，把对方一枪打死。”
杨子烈接着说：“我和国焘之间，什么事都会坦诚互相商量，夫妻既然是同志，应该互相尊重嘛。”
邓颖超说：“政治上我听恩来的，回家恩来听我的。”
大家催贺子珍讲话，贺始终低头不语。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图：193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受害者至今心怀恐惧
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 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恐怖制造人民拥戴神话
张戎毛传第二十章〈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对比了延安整风前后的气氛。斯诺夫人海伦对张戎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对毛不敬），七年后没有敢这么说，冷嘲热讽、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一九四四年六 月延安关闭多年后第一次允许记者来采访，重庆记者赵超构发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他以同一问题问过二三十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但又都坚决否认他们的思想受到管制。那位在整风前敢写文章批评中共等级制度的作家王实味则声色俱厉的自我批判，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中共第三个政权之初的“威望”是靠几场遍及全国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运动。第一是土改。张戎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即所谓解放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份农村都经历了土改，被斗争的受害者起码有一千六百万人，死亡难计其数。恐怖产生了毛泽东期望的效果，给毛泽东的土改报告说“人人害怕”，“农村极度紧张。”甚至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看到河北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份被消灭”，“农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为打赢内战，中共将解放区变成战争机器，向农民征夫、征粮、征钱。大多数农村青壮年被征调作为支前民工，仅淮海战役，征夫就高达五百四十万人，被征调的粮食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因为土改的恐怖，农民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要表现积极。这就是全中国农民踊跃支前、支持中共解放战争的秘密。“解放”全中国后中共又在占人口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区展开土改。土改的血腥和残忍，连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一度都忍受不了，“无限痛苦”流泪，在日记中发牢骚。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向农民开战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 “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丁抒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人祸》修订本，这是一部研究「大跃进与大饥荒」的专着。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国大陆的各种出版物，包括统计资料、回忆录、地方志、历史著作、官方文件、报刊评述等，作出了超越西方学者的许多论断：
一、推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大饥荒死于饥馑的人数下限为三千五百万人，可能 的数字是接近四千万人。
二、论证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出口高征购得来的粮食，揭露「周恩来极其错误地」反对外贸部主张拋售黄金买粮食救灾，反而出口六百万吨粮食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否则可使数十万饥民免于死亡。
三、论证苏联逼债造成中国经济困难之说全无根据。不仅当时还债之数与中国乱花损失之数不成比例，而且，苏联还借给中国二十万吨粮食解决东北的燃眉之急，使东北死人较少。中共对此却不予公开。毛拒绝与苏联组联合舰队后，苏仍向中共送来轰炸机、导弹与潜艇，协助中国仿制，直到大跃进失败后，才中止协助中方造原子弹，因担心中共乱来。
四、查实毛对大跃进恶果完全知情，五八年秋，毛就知道广西饿死人，撤了陈漫远，还说如果死五千万人，我也要撤职，杀头都可能。但是当饿殍千里时，他又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甚么了不得！」又公然说：「甚么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在国家极端困难时，纵容下面为他盖极其豪华铺张的行宫，劳民伤财。
五、揭示毛指挥的「大跃进」，在党内激起严重的不满，高干骂得很凶，要他下台的话都有，刘少奇主张把这惨史写成书，编成戏，还要立碑，让后人永志不忘。只有林彪对毛表忠，周恩来则为毛解套。文革的阵容与图谋，其实在总结大跃进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然成型。
丁抒的贡献，给文革研究作了极为扎实的铺陈，而大跃进失败正是毛走向垂死挣扎给中国带来浩劫的开始。
---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
@旧时南京
1931年，南京夫子庙小学。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28984427954240/photo/1
（2/2）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28615064863171/photo/1
@看老照片
1936年4月20日，“北平市清洁扫除动员大会”。看来是个有领导动员，群众参与的“运动”。
（1/2）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28612984602817/photo/1
@旧时南京
1940年代，南京街头制作面条的女子。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27935596011776/photo/1
@大鹏守御千户所：
1999年，北京，协和医院附近的公用电话。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27748043600339/photo/1
@颐和吴老：
1973年北京街头民众的穿戴与表情。
（1/2）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17496942260239/photo/1
1973年北京街头民众的穿戴与表情。
（2/2）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17499387543880/photo/1
@故国旧影4th
跳忠字舞，约1966年摄。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16527923839408/photo/1
陈炯明家书
一封1929年的留德家书
儿子陈定夏在柏林工业大学读机械工程，他被德国工业的精密与强大深深震撼，写道： “机器轰鸣，秩序井然，标准划一，此乃民富国强之根基。”
更难得的是，他重新理解了父亲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看到欧洲联邦制后感慨：这不是割据，而是培植共和根基，暗合世界 大势。
陈炯明家书
（陈定夏致父母·民生之路）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自抵柏林，倏忽半载。儿一切安好，祈勿远念。柏林冬日苦寒，近日连降大雪，天地皆白，唯校园内求知之热情未尝稍减。儿日间于柏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所习内容精深广博，自材料力学至内燃机原理，皆力求甚解，未敢有丝毫懈怠。德国工业之精，技术之进，实令儿震撼。观其工厂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标准划一，此乃民富国强之根基。每念及吾国工业之孱弱，常感忧心如焚，夜不能寐。
昔父亲主张联省自治，谓先地方自治，再联省建国，儿初未觉深意，今观欧洲诸国联邦之制，虽各国强弱不一，然皆以地方分权为基，各地民智得启、实业得兴，方知父亲主张原非割据，实为培植共和根基，暗合世界大势。
家中母亲、弟妹皆安否？儿遥念千里，唯盼家中安康，待学业有成，即归为国效力，不负父亲教诲。恭请金安！
儿 定夏 叩禀
十一月廿八日于柏林（民国十八年）
图：陈炯明晚年照
图1展示了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空中俯瞰视角，地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玫瑰碗体育场。有94,194名观众现场观看了这场巴西队对阵意大利队的比赛。
该场比赛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以0-0结束，最终巴西队通过点球大战以3-2获胜。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场通过点球大战决定冠军的决赛。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709860129714459/photo/1
1962年2月27日，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鉴于国家经济困难的状况，给中央提了一条建议：为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斥责为修正主义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批判。---人民网资料
一名武警在故宫正门口附近制服了一名妇女，她当时扔出了疑似上访材料的文件。
路透社/Kim Kyung-Hoon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 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光叫生产加油，没有油吃还加油呢。”“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上书毛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
毛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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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
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捡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华国锋到李先念的家，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 不解决不行的时侯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就匆匆离去。
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粹“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１０月４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捡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五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我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戌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戌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戌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１０月６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戌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九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当晚１０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取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１６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读吴德：《风雨十年纪事》之笔记
陈益南
1.《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时事学习资料，上海文汇报行出版，约 1960 年代中期），反美帝宣传小册子。
2.《仇视苏修、鄙视苏修、蔑视苏修》（战备教育参考资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编印，1969 年 11 月），反苏修战备教育材料。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35733028372580/photo/1
５月１２日，朱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 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朱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 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朱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
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朱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朱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朱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朱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朱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朱德大加笞伐。有人说朱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朱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文革时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朱和平
太子在遼寧作了什麼
在文革的時候，毛遠新在遼寧繼續實驗毛的公社化。劉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場、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沒有敢廢除這三條。可能是基層幹部都知道這三條對農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遼寧毛遠新搞了個”趕社會主義大集”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幾乎就把這三條廢除了 。其中趕社會主義大集是在７５年才開始的。以前農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在７５年毛遠新命令農民到集市上把東西賣給國家的收購站。當然那價錢比市場上低一些。農民當然不願意。不願意就抓。從城市裡面派出工作隊，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個老鄉提着雞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頭，就讓他放下，雞蛋是７分一個收購。在集市上可以賣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這種比例低價收走。有的老鄉說雞蛋是給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兒的，那也不行，你不賣可以，但是要懲治你。就是把你的雞蛋打破，讓你賣不成。當時從城市裡面抽調來的工作隊員，多是在工廠裡面不幹活的年輕工人，其手段也類似流氓。收購上來的東西，本來不多，因為人們知道了這回事，都不敢來趕集。收上來的東西，大部被這些人私分。
對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辦法，是勒令每戶農民以國家收購價上繳一定數量的雞蛋。有的農民並不養雞。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錢買雞蛋，也得繳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種。實際上就是沒收自留地。
毛遠新還繼承當年公社化的辦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結果和公社化的時候一樣，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的經濟災難。當時為了表現積極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戰”。就是在晚上點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網化”。這事情沒有一點科學性。一來是在挖水渠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地勢的高低，和水的來源。另外遼寧省的農業區正好是以前的遼河沖積平原，地下全是沙土，根本不能保水。水進了渠道，馬上都滲入地下。結果只是破壞了大量的農田。而且人在晚上幹了活，白天必然睡覺。還不如白天幹活。當時東北農村的勞動力並不富裕。這樣大量地浪費勞動力，對生產有很大壞處。
也就是說，毛遠新在遼寧，幾乎把當年大躍進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證明，當年那麼干還是對的。但是實際情況與他期望的相反。當時遼寧是全國供應最差的地區。當時全國各省的食油供應，為每人每月５兩。而遼寧為每月３兩。人們戲稱陳錫聯為陳三兩。軍區幹部在作報告的時候，對群眾說，以遼寧的情況，每人三兩油已經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兩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兩油就夠了。但是軍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軍隊自己有農場，每年的收穫可給軍官一些油。當時為了提高產量，種的吃的多是雜交高粱。這種東西很不好吃。只有軍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當時軍官在遼寧的地位最為崇高。姑娘們以嫁軍官為榮。軍官的生活水平確實比平民強了不少，但實際水平（絕對水平）還是相當低。當時軍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雞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沒有什麼了。
毛遠新也把毛澤東知識份子的態度，發揮到了極致。大家都知道有個張鐵生。這件事不能怪張本人。他只是一個下鄉青年。毛遠新把他抬起來，目的是要把已經很倒霉的知識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從此發明了用高中或大學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學的軍管會遲群等人就對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擊考試。並公布成績。全國大學考教授成為風氣。並讓“工農兵學員”上學，在學校里監視管制教師。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解決四人幫，是場宮廷政變，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歡迎。宣布逮捕四人幫的時候，某軍總部禮堂的掌聲長達四十分鐘。一時北京商店裡的酒被買斷。對於共產黨以後的領導人，算是一個警告：在中國再搞家人傳位，成功的可能性極小。連毛澤東這麼大的資源，苦心經營十年，都未能成功，別人有什麼機會？，，
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卻斷掉了毛的死後。這兩件事是有辯證關係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肅了。周也就沒有機會破壞毛的傳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絕對沒有可能接班。他們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戰。這也是江青在７５年急於發動“批周公”運動的原因。以該運動的勢頭來看，周恩來如 果不得癌症，毛澤東和江青就會把他整死。筆者當時在某工廠作一普通工人，當時全廠停工，整天學習“批周公”的文件，如此強大的運動攻勢，顯示毛江勢在必得，絕不會因為群眾不滿，而對周恩來手軟。後來毛江得知周恩來的病情，才放鬆了整肅他的運動。說實在的，全國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來活得比毛澤東長。周一死，則民眾絕望，最後只能自己在清明期間挺身而出。這件事好像芭蕾舞劇《天鵝湖》。天鵝湖的結尾有兩個版本：西方版本是王子和魔王拼命，不敵被殺。而共產國家的版本是在王子垂死之際，已經絕望飛走的弱小天鵝，飛回來保護王子，他們排成一排，昂首展翅，自己和魔王拼命。老周就是那個王子。百姓就是那些天鵝。四五事件是老周的靈魂領導的最後一次阻擊戰。和以前的阻擊戰一樣，它不能勝利但是完成了戰略任務。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
鲍彤对林彪做了这样的结论：“林彪最后结论是叛党、叛国，现在党史上也是这么写的。如果林彪是叛党、叛国，我以为是很光荣的叛党叛国，因为意味着他是叛毛，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座谈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九大报告就发生了分歧，由陈伯达最初起草的九大报告，提出“主要发展生产力”，引发毛泽东的不满，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和嘲弄。
鲍彤说：“在九大报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不管他采 取什么语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应该转到生 产力上来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产力论’。那就证明后来改革开放第一号 人物是林彪。抓生产力啦，‘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什么呀？我对邓小平这个话 ，我也有保留。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我请问，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发展 别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张清林：发展贪污腐败。众笑。）那也是硬道理，那发 展镇压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 ，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第一个提出的应该是林彪，是九大。”
“从九大第一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就意味着毛泽东本身是从失败走向失败。 林彪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想变成一个转折点，没有转成，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邓小 平后来好像是转成功，有人说他是‘总设计师’，这个人很不好，要批评。”（鲍 彤摇着手，笑了。）（高瑜：这是鲍先生的杰作，“总设计师”是他的版权。）
鲍彤：“这个人讲错了，中国改革开放没有设计师，邓小平不是设计师，耀邦 不是设计师，紫阳不是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设计师。如果说有设计师，那是历史 唯心主义，当然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错。但是即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错的 。总而言之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当时林彪有一个主张，不管他当时用什么语言来表 达，在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的语境说话，都是要受限制的。”
---听鲍彤谈林彪
高 瑜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 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杨继绳：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
１９７４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 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 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 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１〕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 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 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 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 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 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 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 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 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 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 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 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 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２〕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 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 ，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 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 走向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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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险计划将要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 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在高级干部中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丢分 多多。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 ！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 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旧时南京
1980年代，法国摄影师Yann Layma镜头下的情侣。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5496836981197/photo/1
@老照片bot
20世纪40年代，蒋家二兄弟与妻子在玄武湖留影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5167718355147/photo/1
1971年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4706357510562/photo/1
@看老照片
1968年，北京大学史学泰斗邓广铭先生在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表情很无奈。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1844231553381/photo/1
1940年代初北京旧影。资料：京都大学
（2/2）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1648563073456/photo/1
1940年代初北京旧影。资料：京都大学
（1/2）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1646612742164/photo/1
@看老照片
1947年，“中央社”文件：东北方面朝鲜共军兵力及驻地要图。附录：东北地区有朝鲜共军兵力十万人，司令员为金日成。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0671248306457/photo/1
@看老照片
1941年，昆明血库的工作人员。有范儿。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410420152127751/photo/1
“新乡市一孩准孕证”
该名额仅在19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有效。
证件上的两个日期（1995年5月15日批准，1996年指标）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带来几种情况：
最佳情况：夫妻在1995年5月拿到证后开始备孕，在1995年下半年怀孕，确保孩子在1996年年内出生。这是完全符合“96年出生指标”的。
尴尬情况（跨年 ）：如果夫妻在1996年年底（如11月或12月）才怀上，孩子必然要在1997年夏天出生。此时，1996年的指标已经过期，他们必须在1996年底或1997年初，拿着这张证去原单位和计生办申请“改签”或换发1997年的生育指标。
如果过了1996年，夫妻俩既没有生下孩子，也没有及时去办理指标延期或重新审批，一旦怀孕生育，就会被认定为“无证生育”或“计划外生育”。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向志愿军投放的心战传单。
（2/2）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169246350823492/photo/1
@看老照片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向志愿军投放的心战传单。
（1/2） https://t.co/e4s2agvGl9
1956年，溥仪，抚顺战犯管理所。
@正牌瞎溜达
拍攝者比当时大多数获准拍这种照片的人內行而且聪敏些，抓不到想要的好瞬间就不停地和他闲聊天。这是1956年8月18日路透社的David Chipp拍的，此公后来先后主持过路透社和美联社。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165086129803590/photo/1
@看老照片：
1960年，胡适写给蒋介石的信
（遇总统和夫人必换行倒是很细致。表达恭敬多了一种含蓄的方式。）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163551291334711/photo/1
@看老照片
鸟瞰1928年的青岛火车站。日本人拍摄。 https://twitter.com/zhu0588/status/2067160968136995086/photo/1
批示的艺术
1967年3月10日，总参党委将《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上报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报告声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3月16日，林彪批示：“呈主席阅。”5月30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接下来：“周恩来已阅。 ”（无日期）
什么意思？自己体会。一位上将就这样被打倒了。
张胜（张爱萍之子）在书（《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中写道：“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县委书记，有多少是被群众揭露出来然后被群众打倒的？所谓的群众运动，说到底都是上面的旨意。”
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 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杨继绳：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
图1：1966年，红卫兵用箩筐抬着跳楼致残的罗瑞卿去北京工人体育馆接受批斗。
1965年底，毛泽东在上海发动了针对罗瑞卿的批判，指责其反对突出政治。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罗瑞卿在1966年3月18日于北京跳楼自杀，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但并未身亡。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口述自传》〕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而红卫兵也在报 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们再 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 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 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 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 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 。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 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 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 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１９６７．０３．２１。〕
在第一次揪彭未果之后，周恩来则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１：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笔者在同戴维堤先生见面时曾经当面询问过
此事；２：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见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６３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出版；朱成昭在其与宋永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是周恩来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和其原来发在浴火凤凰网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３：笔者注：关于揪彭德怀一事的说法另见阎长贵《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４：笔者曾经就此事同阎长贵老师多次探讨，特表示感谢〕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
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 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 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 （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
1974，毛精心策划的“倒周”缘何戛然而止？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渐显露：
1.中共“十大”，王洪文被毛钦定为第3号人物,明显具有“接班”的特征；【注1】
2.“以邓制周”、“以邓代周”的计划悄然启动；
3.11月25——12月5日，毛亲自部署了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文 革以来一直以毛代言人自居的江青，直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取代毛主席”。【注2】
4.1974年骤然而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名不符实地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甚至有“端着胳膊”这样的形似，影射周恩来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5.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注3】、“蜗牛事件”、【注4】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注5】、批影片《中国》及“无标题音乐”等，更是射向周恩来的阵阵暗箭。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天降奇迹，毛泽东突然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1974年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注6】毛不仅骤然中断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还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直接交给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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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是什么让毛突然察觉到了危险，并迅速中止“倒周”进程？
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简短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注15】
笔者当年看过周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纪录片：周连续做了五、六次手势，都压不下去那热烈掌声，场面明显超过了毛泽东——笔者当时就深感震撼！
国庆招待会强烈的拥周场面，让毛泽东心中很不是滋味。苦心孤诣“经营”一年之久，马上就要“临门一脚”了，却没成想踢到了“铁板”上！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他太明白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拥周”信息了。如果罔顾党心民意执意“倒周”，极有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弹，致使局面失控。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再没有胆略去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不能不暂且把“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柄，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泽东非常震撼，不得不暂且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危机或许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注16】王洪文则当天又飞回北京。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
笔者认为，在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按王的说法，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白了，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借被煽动起来的气势，强加给毛的一场“未遂政变”。好在毛当时就在庐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
然而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长莫及，一旦北京事发，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
---史纵纬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⒈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⒉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⒊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⒋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⒌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⒍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⒎搞农民平均主义，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⒏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⒐１９６４年提出四个现代化，１９６６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⒑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 “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 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 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 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 来，值得深思。（中直５—３０）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