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察者到实践者：两年半走过的65国
黄渊普是高能量的老朋友，早在2024年初，他就曾做客节目，分享对中国公司出海的早期观察。彼时正值疫情结束初期，“出海”成为无数中国企业的战略关键词。而过去两年多，他本人也完成了从研究者到一线实践者的跃迁：足迹遍及近65个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孟加拉、突尼斯、摩洛哥等非传统热门目的地；2023年起多次深入拉美，覆盖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仅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就走访了约20国——每年10国的旅行目标已成为他自我设定的硬性节奏。
他坦言，早期研究“新出海”时最大的困惑在于：即便长期关注，海外实地走访仍常局限于华人圈内，交流流于表面。正因如此，他启动了“国家IP”计划，核心初心是打破华人圈层，主动接触当地创业者与企业，倾听真实声音。这一努力在社交媒体上初见成效：Instagram粉丝超35万，且质量较高；在拉美各城市组织的线下交流会，参与者远超预期，与过去仅靠华人社交网络的体验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一个研究新出海的人啊，就是不能只通过在国内待着，一定要去到当地。’
‘我初心啊，就是想打破这个华人圈，想着我去到海外任何国家，我能不能找当地的创业者、当地的这些企业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CES观察：华人圈的“平行宇宙”与品牌发声困境
在CES（国际消费电子展）上，黄渊普观察到一种结构性失衡：中国参展企业数量已占总量的1/3至1/4，但演讲嘉宾中中国面孔却极为稀少。他举例称，在会展中心偶遇IDG合伙人、安克投资人等业内重量级人物，但他们都只是“观众”；反倒是因声音酷似特朗普而走红的重庆IP“中国川普”，因TCL邀约参展，成为现场最被追捧的中国人——甚至被十余位外国人主动要求合影。
更值得警惕的是，华人活动虽密集（每晚3-4场），却多为“华人圈内循环”：组织者多为华人，听众也多为华人，真正融合中外创业者、面向本地市场的国际场次却凤毛麟角。这导致一个核心矛盾：企业出海本意是接触海外用户与伙伴，却缺乏有效渠道实现跨文化连接。
‘我后来总结出一句话，我觉得出海可能最最难的是什么？是突破华人圈。’
‘大家都是做出海，其实很多人还是希望有潜在更多的海外的这种合作伙伴去认识他们，理解他们，但实际上要组这种场合就特别特别难，所以你会发现这CS也像两个平行宇宙……’
认知逆差：拉美视角下的中国形象错位
黄渊普在拉美调研中发现，中拉之间存在显著的认知逆差：中国人普遍认为拉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政经动荡频发；而拉美人却普遍对中国持轻视态度——巴西精英阶层竟不知清华、北大为何物；阿根廷人甚至坚信本国发展水平长期优于中国。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影响商业落地：若当地民众对中国缺乏基本了解，品牌认同便无从谈起。
他进一步指出，企业出海不能仅依赖产品性价比。以比亚迪为例，其在拉美热销（如墨西哥超10万辆、巴西去年10万辆）主要源于经济性计算（电费优势）与“反马斯克情绪”（拉美对美国霸权的反感），而非品牌理念输出。这暴露出一个现实：中国企业的海外叙事仍停留在“商品便宜”，缺乏价值观、文化或理念的传递；相比之下，韩国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文化输出（如K-pop）已实现更深层次的本地认同。
‘哪天我们去一个国家，就要先衡量这个国家跟中国两个国家之间民众的这个偏差到底有多大。如果大的，你就会发现要做品牌就会更难一点。’
‘我们国内关于他的信息基本上全是负面信息，没有什么好信息嘛，除了他的足球队。这种认知差，它其实会影响到彼此做生意的这个是否顺利。’
认知落差：兴趣高涨，但了解有限
在拉美多城组织线下交流会时，黄渊普发现一个鲜明反差：线上报名踊跃，线下参与积极，但真正去过中国的人却凤毛麟角——十来位到场者中，往往仅两三人有中国经历，多数人仅凭网络信息或粉丝身份参与。这反映出当地民众对中国存在强烈好奇，但认知仍停留在表层。他常需反复解释一些基础问题，例如为何清华北大比美国高校更具投资回报比，或为何中国民众对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争议并不敏感，反而更关注实际发展成效。另一个现实瓶颈是语言障碍：拉美地区普遍以西语、葡语为主，若不使用本地语言传播中国逻辑，影响范围将极其有限。尽管他在当地已有一定粉丝基础，但主流群体仍对华认知模糊；而能与他深入交流的，多是已掌握英文、属于本地精英阶层、且相对理解中国的人群。这种“高兴趣—低认知”的结构性落差，构成了他出海传播的核心挑战。
我第一个问题都会问：哎，你们来参加我的这个线下的这个交流会，你们有多少人去过中国？然后举手的往往十多个人里面，可能也就两个、三个。
我得跟他们解释一些最最基本的，为什么去清华、北大读书，它是一个投资回报比去美国读书更好的一个选择。
品牌韧性：劳工争议下的真实影响
以比亚迪入局巴西为例，其初期因劳工问题遭当地媒体大规模报道，一度引发“血汗工厂”的负面标签。但黄渊普指出，该事件并未显著损害品牌在巴整体形象，原因在于巴西社会的高度分裂性——不同利益群体诉求各异，媒体叙事无法统一全民认知。尤其关键的是，卢拉总统亲自出席比亚迪下线仪式并为其站台，极大强化了其在民众心中的正面联想。由于卢拉拥有庞大支持基础，其背书效应足以对冲部分争议。更深层看，中国企业在拉美遭遇劳工问题并非个例（如美团、快手亦曾面临类似挑战），但巴西法律对劳工保护极为严苛复杂，甚至超过欧美，因此问题具有结构性而非个案属性。只要企业能持续提供价值（如技术、制造、效率），当地对“小瑕疵”已有一定容忍度——“不遵守劳工规范”被默认为常态，而“超额贡献”才是惊喜。
巴西是一个非常分裂的这么一个国家……他不像中国这样，是说我们一旦官方媒体给你定性了啊，基本上就完了。
只要你能给我提供更大的价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意外之喜。你不遵守劳工或者出现一些劳工问题，他们也认为哦还算正常。
市场逻辑：中国企业如何“抢地主”
以巴西外卖市场为例，美团与滴滴外送入局前，本地龙头iFood占据约80%份额；两者入局数月后，iFood份额已跌破60%。黄渊普强调：表面是中企“内卷”，实则共同挤压本地龙头——“老二和老三打架，抢的是老大的市场份额”，反成良性竞争格局。这种“抢地主”模式，揭示出中企出海的另一逻辑：不求团结，但求价值输出。只要能带来效率提升、价格优势或技术升级，即便存在劳工争议，市场仍愿接纳。此外，他观察到，拉美正迎来中国企业出海浪潮的加速期：2025年他亲历巴西开放对华免签政策，其英文视频海外爆火，印证当地对华兴趣激增。这一趋势源于他此前在上海、深圳多次与巴西创业者深度交流的预判——当本地创业者主动“用脚投票”来华，往往预示市场窗口开启。因此，其出海路线既含主动规划（如基于用户反馈、短视频互动数据判断印度为下一站），也含时机碰巧（如政策突变、免签落地），但核心始终是：用本地语言讲清中国逻辑，用真实价值赢得市场空间。
你做的这个调研里面，当然你是从三六年。就十年的维度来看的嘛，比如说有这种答案了吗？按照这个象限的话……相比拉美的国家，我觉得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还是偏乐观的，一定是对比出来的。
亚非拉出海：人口红利与现实瓶颈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南方崛起常被视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方向，但黄渊普指出，当前对亚非拉市场的乐观预期可能被高估了。他以数据为依据：2025年，中国、美国、印度三国GDP合计占全球50%以上，到2035年将达55%；若企业在这三大“大本营市场”均无存在感，将极大限制成长为全球性公司的可能性。尤其在印度，尽管人口结构年轻、市场潜力大，但中国企业因文化隔阂与认知偏差，进入程度仍低。
更关键的是，传统“产业转移—升级”的雁阵模式在AI与自动化时代已基本失效。过去东亚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跃升，但中国制造业链条极长、配套完善，叠加自动化技术降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使得其他国家难以复制这一路径。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显著低于中国，且缺乏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整合能力。
“如果你是一家工厂，你考虑的是谁更接近市场。那美国是全球市场最大的一个国家，其实你根本不会在意太多的成本层面的考量。”
“DeepSeek在拉美很有名啊。甚至说是拉美睁眼看中国，重新认知中国，是因为DeepSeek二零二五年的这个事件。”
政治风险与基础设施短板制约落地
即便在人口大国，青年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政治不稳，也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对中资企业构成实质性风险。黄渊普提到“Z时代的愤怒”现象——如尼泊尔、孟加拉国因青年失业爆发大规模抗议，政府更迭频繁，而现代社会又难以动用武力镇压，使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此外，基础设施能力常被严重低估。即便在人均GDP与中国相当的墨西哥，也频繁出现缺电问题；许多国家既无稳定能源供应，也缺乏工程师储备与产业配套能力。这使得传统“重资产建厂”模式风险极高。
因此，他建议未来出海应转向分布式、柔性化节点布局：即以中国为研发与核心制造中枢，在海外关键节点（如墨西哥之于美国、匈牙利之于欧洲）布设具备快速响应与可退守能力的小型运营单元，而非一次性押注某国。
“你得去判断人口大国，你还得看他的政治的稳定。能不能维持？如果它政治没法稳定，没法维持，其实它有巨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上街游行、打砸抢。”
效率碾压与叙事缺失：中国出海的双面现实
中国制造业的极致效率与成本控制能力，正推动其在全球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等领域持续扩张。典型案例是iRobot被中国供应商收购——这家美国本土知名家庭机器人企业，因无法承受中国产品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价格与同等质量而破产。类似地，戴森等高利润海外品牌也面临被“卷出市场”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海外售价往往高于国内，利润率也更高，其竞争力核心并非“低价倾销”，而是效率驱动的性价比优势，类似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对全球手工业的冲击。
然而，中国缺乏对自身叙事的主导权：西方将中国出海描绘为“侵略式扫荡”，而中方在软性传播、文化沟通、品牌叙事上明显滞后。即便消费者实际受益于高性价比产品，舆论场仍多为本地既得利益集团（如拉美大企业、家族媒体）主导的负面评价。黄渊普认为，DeepSeek在拉美的走红，意外成为扭转认知的关键事件，让当地人意识到中国草根创业者也能打造全球级科技公司。
“中国并不掌握叙事，目前是其中一大短板。”
中国叙事的缺失：从效率霸权到信任仰视
在海外交流中，中国创业者出身普通却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常令外国人感到惊讶。他们习惯性地将成功归因于家族背景或政治资源，而像DeepSeek、语数科技、京东乃至字节跳动等企业创始人，大多来自普通家庭——这种“从普通家庭跃升为超级富豪”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当对方意识到这一点后，往往会对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产生浓厚兴趣。
但当前中国出海叙事仍存在明显短板：我们擅长展示技术效率与成本优势，却未能构建起信任感与仰视感。真正的品牌，不是靠低价赢得用户，而是让人高看你一眼。若仅停留在“效率霸权”层面（即全球最高效的生产体系），而缺乏文化共鸣与价值认同，海外用户只会使用你的产品，却不会真正信任你、向往你。
DeepSeek在拉美很有名啊。甚至说是拉美睁眼看中国，重新认知中国，是因为 DeepSeek 二零二五年的这个事件。
我自己是个文科生，接下来我给自己定了个使命，就是说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步已经是保底就会完成的。叫做中国是个效率霸权，不是那个霸权主义的霸权，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效率生产东西全球数一数二啊，就是妥妥的第一。
因此，未来十年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是否更强，而在于能否在叙事层面与品牌层面实现突破——让世界不仅看到“中国能造”，更愿意相信“中国值得追随”。
心态转型：从“受害者叙事”到超级大国自觉
许多中国出海者仍带着一种历史创伤感与敏感心态：动辄认为“被针对”“被打压”，甚至对亚非拉国家的批评也反应激烈。这种心理定位，与今日中国作为事实上的超级大国（科技实力持续上升、综合国力稳居世界前列）严重脱节。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心态不仅针对欧美，也延伸至对发展中国家的认知偏差：面对拉美、印度、东南亚时，我们时而“嫌贫爱富”，时而“居高临下”，却始终缺乏真正的平视与自信。真正的强者，能容忍弱者批评而不急于反驳；而当下许多中国企业仍以“发展中国家求生者”自居，不敢定价、不愿承担本地社会责任，自然难以赢得尊重。
世界对中国有偏见，然后中国对世界有误解。其实他就是在大家对互相的偏见和误解里面在重复的进行着这种呃偏差的对话，是吧？
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求生存，我们是不容易的，我们是带着这种心态。那海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很难理解，当我们的心理定位是这个，我们也不敢卖高价，我们也不会想着我们应该要去为当地的这种社区做一些贡献。
未来十年，“新出海人”最需完成的转型，是心理定位的升级：从“百年屈辱”的沉重包袱中解脱，以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参与全球竞争——企业不仅要盈利，更要为当地社区创造价值。
印度：不可忽视的全球变量与叙事对手
印度正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三极：预计到2035年，其GDP将达近十万亿美金，人口将超十六亿，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企业若想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必须系统性研究并布局印度市场。
更关键的是，印度在叙事能力上已显著领先中国：其创作者在Instagram、X等海外平台拥有大量粉丝，莫迪是全球粉丝最多的政客之一；而中国创业者在海外的影响力仍十分有限。这种叙事优势，使印度能更有效地塑造国际形象、争取全球舆论空间。
此外，印度人在中东、非洲等地已形成强大商业网络——早于中国进入当地市场，在多个行业中占据先发地位。若我们不主动理解印度，就可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重蹈当年美国误判中国的覆辙：因偏见而忽视关键对手的真实实力。
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有点不承认，但实际上这是客观事实，就是印度人在叙事层面远比中国强。
我几乎很少看到中国的创业者在海外的平台上有几十万粉的，很少看到。但是印度人特别特别多。
因此，研究印度不是为了“瞧不起”或“对抗”，而是为了看清对手、学习长处，并最终构建起属于中国自己的、有温度、有共鸣的全球叙事体系。
出海态度转变：从口号到行动，但决策仍显随意
过去两年多，中国企业的出海热情经历了显著变化：“出海就出局”已从一句口号转化为具体行动，A股5400多家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都在推进出海布局。然而，热潮背后暴露出一个深层问题——多数企业的出海决策缺乏系统逻辑。调研发现，十个企业中最多只有一个能清晰阐述当初选择某国的理性依据（如人口结构、中产规模、贫富差距、行业匹配度等），其余多依赖“朋友介绍”“刚好路过”等偶然因素。这种非理性选择在地缘政治剧烈波动的当下，正带来沉重代价。正如一位在墨西哥深耕十五年的创业者所经历的：三年前意气风发，如今满头白发、情绪低落，甚至开始怀疑当初选择是否正确。他并非失败，而是因缺乏对比分析而陷入“相对失落”。
“人怕选错国出海……怕的不是真的选错，而是你没想清楚，遇到困难就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选它。”
“你把所有东西考虑进来，你还是去到了你曾经想去的国家，也OK的，没问题的。”
深出海时代：AI与认知变量重塑国家选择逻辑
如今的出海已进入“深水区”，决策必须纳入更多慢变量与结构性变量：地缘政治风险、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水平、人工智能对产业转移范式的颠覆性影响，都成为关键考量。AI不仅解决了语言障碍（如英文文案生成），更让中国品牌在海外的“专业感”显著提升——五年前，海外平台上的中国店铺一眼可辨；如今，已难分辨是否为中国企业。更深远的影响在于：AI可能逆转传统产业转移逻辑，例如美国制造业或因此复兴，而依赖全球分工建制造业的国家可能错失窗口期。与此同时，文化认知与情感匹配正成为新出海逻辑的核心——企业需判断：哪些国家对中国持正面认知？哪些人群愿意接纳中国文化？只有在认知友好、文化适配的土壤中，品牌才有生根发芽的可能。
“人工智能它会导致很多国家的兴衰的逻辑……它不是传统的原先的产业转移的逻辑了，它是引入了一个巨大的变量。”
匹配优于热门：出海本质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地方”
当前热门出海地（如中东、东南亚、墨西哥、非洲）虽被反复验证，但热度与前景未必正相关。例如南亚（尤其印度）因中印关系回暖、签证放宽，正成为潜在新热点；而巴西因免签政策，今年或迎出海小高潮。但更关键的是：企业与个人需回归“匹配”逻辑——不是选人口最多、机会最大的国家，而是选与自身性格、能力、价值观契合的地方。一位常驻肯尼亚的湖南创业者，因性格安静、偏好空旷，反而在非洲找到归属感：他主动融入当地社会、雇佣本地员工、与地方政府合作，事业与生活皆进入良性循环。这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当人与土地产生情感联结，出海才具备可持续性。反观那些盲目追逐热门市场的二三流企业，往往在不适宜的环境中耗尽资源。出海不是“去一个地方”，而是“去一个对的地方”——匹配，才是最高级的战略。
“每个人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是最适合你的，你只是出生错了一个地方……你只是在一个你不开心的地方，但是不代表世界没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国家。”
人才与文化适配：出海决策的底层逻辑
出海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人才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关键是找到那些愿意主动前往目标国家、甚至能真正认可当地文化的年轻人才。一个人能否喜欢上一个地方，往往决定了他能否在那里长期扎根并取得成功。反观当下，许多企业——尤其是二三流公司——却盲目涌入最热门的市场，与本地巨头正面硬刚，这本质上是一种战略错配：问题未必出在企业自身，而更可能是选错了战场。
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北上广的人，有时反而不如生活在县城或地级市的同学活得从容、松弛。幸福感并不与城市等级正相关，而在于生活节奏、社会关系与自我认同的匹配度。这种认知偏差，也映射在出海策略上：我们总以为“先进市场=成功路径”，却忽略了文化适配与用户心理的深层逻辑。
“他能喜欢上那个地方，一定未来不会太差，对不对？” “很可能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是你去了自己不该去的地方。”
从瑞幸与泡泡玛特看文化驱动型出海新范式
当前出海表现突出的中国公司中，泡泡玛特尤为值得关注——它已超越功能性或性价比竞争，进入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层面：海外消费者并非因为功能而购买，而是“我就喜欢”，这标志着中国品牌开始以非功利性价值赢得全球年轻群体。
瑞幸咖啡在纽约的表现同样极具启示性：尽管仅开设十家门店，其评分（4.2–4.5）显著高于星巴克（3.8–4.0）。这一现象背后，是瑞幸所代表的科技感、数字化体验与产品多样性，契合了当地年轻人对“反大公司、求个性”的消费心理。在纽约大学附近门店观察到的场景印证了这一点：年轻人主动聚集于此，不是为“仪式感”，而是为便捷、新鲜与个性表达。
从品类角度看，咖啡作为全球主流饮品，其出海门槛远低于奶茶这类需教育市场的品类。瑞幸并非在“创造需求”，而是在既有习惯中提供更优解——这比教育新习惯更具可持续性。因此，未来三年，瑞幸在海外的潜力可能超越蜜雪冰城、霸王茶姬等新茶饮品牌。
“我在纽约看到年轻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字化……它代表的是一种科技感。” “如果说你三年前，我会认为奶茶出海可能是更好的，但是今年我反而会觉得，未来瑞幸咖啡在海外可能比霸王茶姬、比蜜雪冰城有可能会做更成功。”
反向出海：以‘认知输入’撬动全球创新格局
真正的全球化是双向流动：出海与引进来相辅相成。若没有越来越多海外人士主动来华感知中国创新生态，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文化认知赤字”。正如华为邀请海外高管来华，其本质是通过深度认知降低出海阻力。
我正在推动的“中国创新之旅”，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组织海外创业者、投资者实地考察大湾区、长三角与京津冀的创新现场。从初期8–9人到第二期20+门票售罄，需求远超预期——这说明全球创新观察者正从“只看硅谷”转向“必须看中国”。正如我常对海外朋友说：“如果你五年没来过大湾区、长三角、北京，你将失去对全球一半创新的理解。”
2022年是个分水岭：疫情后海外企业重新来华，但动机已从“抢占中国市场”转向“感知中国创新节奏”。德国车企供应链巨头已在华设立创新中心；韩国某车企正洽谈类似布局——不是为短期盈利，而是为避免“不知不觉被中国市场淘汰”。这印证了我的判断：未来五年，不在中国设创新中心的企业，将难以理解自身衰落的真正原因。
更深层的趋势是：华人群体正成为全球创新的核心变量。无论是美国AI领域的工程师构成，还是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路径，都凸显了“Chinese”这一文化-智力共同体的巨大能量。“以中国人治中国人”的逻辑，在创新竞争中正演化为“以华人力量驱动全球迭代”。
“我不是欠你们一个解释……我是来让你们先看到未来。” “你们现在是清朝末年的那批人，你们还觉得你们很厉害，但是你们接下来就跟我们中国当年的纺织业一样的会被英国的这个机械这个冲击没了。”
中国作为全球创新实验场
中国在科技与产业路径选择上展现出极强的试错机制与政策弹性。例如在新能源领域，地方政府初期对氢能与锂电池路线存在分歧，甚至出现省内政策“PK”现象；但中央通过干部轮岗机制（如将某地主推氢能的市长调任另一地主政），快速推动经验复制与路径收敛——这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制度性实验。黄渊普指出，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恰如34家“超级公司”，彼此竞争、测试不同技术路线与治理模式，其效率远超传统企业（如谷歌、英伟达）。这种机制催生了大量真实世界的创新案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基本实现技术赶超；生物医药领域进步迅猛；人工智能与芯片虽仍有差距，但整体科技势能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认知正直线攀升——过去一年，不少欧美投资人重返中国后撰写长文，表达惊讶与重新评估。这种认知转变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基于实地观察的客观反馈。
你把中国当这个巨大的实验场，什么都在测试。
中国科技势能很明显的在上升啊！
反向留学潮与人才结构重塑
随着中国高校科研能力跃升，理工科教育正成为全球优质生源新选择。黄渊普提到，中国985高校（尤其北上广深地区）在全球排名五年内快速上升，未来十年清北有望进入世界前十（以欧美评价体系为准）。他专门制作《Study in China》小册子，向年轻人传递一个观点：未来十年最好的留学选择可能是中国，而非美国。这一趋势已初现端倪：有美国人付费咨询中国留学，欧洲、美国学生在北京高校频繁现身。更深层变化在于人才自信的重构——工科领域（如比亚迪王传福、吉利李书福）因依托中国工程师红利与完整产业链，已实现对欧美技术的超越，因而表现出高度自信；而文科领域仍受制于欧美学术范式，尚未形成独立话语体系。这种结构性差异正催生新的全球化协作模式：中外青年联合出海——例如清华毕业生与中国创业者组成团队，专攻保加利亚等小众市场品牌建设，成功率可能高于纯本土团队。黄渊普正推动“全球青年人才计划”，希望孵化此类中外协同的品牌出海项目。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中国是最好的。
这恰恰是做品牌出海该有的心态。
代际心态与文化自信的跃迁
黄渊普观察到代际心态的显著更替：七零后财富自由但文化底气不足，因成长于欧美绝对强势时期；九零后虽面临机遇收缩，却普遍拥有更高心理势能——他们赴欧美后常感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种“高傲”实为文化自信的前兆。他强调，真正的品牌出海需要的不是对抗心态，而是内生性的文化自信：即在理性沟通中坚信“中国人是最优秀的民族之一”，而非情绪化输出。这种自信不是傲慢，而是基于技术实力、产业能力与制度效能的客观认知。他本人将此视为历史赋予的责任：作为“过渡一代”，其使命是推动这一认知跃迁落地——若未来十年中国品牌真正实现全球认同，而自己曾贡献微小力量，便是职业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