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特辑的定位与内容框架
本期《宏观漫谈》是主持人李强与峰叔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录制于2.5（即农历小年附近），具有明显的辞旧迎新意味。内容设计上，既延续了此前三期关于2026年展望与AI投资逻辑的讨论，也尝试以历史回溯的方式，将当下局势与中国过去几个关键经济阶段进行对照——特别是2001年、2016年与即将到来的2026年。这种“以史为鉴”的叙事逻辑，不仅增强了分析的纵深感，也为听众提供了一套可理解复杂现实的认知框架。此外，节目还穿插了财富密码的探讨，并附上一份由主讲人近一月阅读整理的六七本精选书单，作为节日期间拓展视野的参考。整体而言，这是一期兼具时效性、系统性与实用性的深度内容。
美国政治结构变迁与特朗普逻辑
本期重点解读了两本关键书籍：《美国困局》与郑永年的《大变局中的机遇》。核心观点指出，美国中产阶级占比已从1990年代的60%以上降至约50%，且内部高度分化——科技、金融、制造业、农业等群体诉求迥异，形成所谓“糖葫芦结构”（即多个独立小群体叠加，而非传统“橄榄形”中产主导）。这一结构性变化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的竞选逻辑：过去两党均以取悦中间中产为目标，政策趋于温和折中；而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放弃“中间糖球”，转而聚焦铁锈带蓝领、中小农场主等关键三类群体，并以鲜明、甚至极端的立场表达来巩固支持。正如书中所言：
“问特朗普爱吃什么，他直接说汉堡可乐——简单、粗暴、有效。”
“他不要整个糖葫芦，只挑其中三个糖球；剩下的？不管了。”
这种策略虽被批评为民粹，但从选举理性角度看却高度自洽：当社会已无共同交集可取悦时，精准锚定核心票仓反而更具胜算。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政策转向也体现在经济上——从“遏制中国以保美国技术优势”，转变为“确保美国拥有与中国对等的供应链能力”，尤其在新能源、制造等关乎铁锈带就业的关键领域。这一转变，为理解其可能的对华务实合作（如允许中资建厂）埋下伏笔。
地缘格局与中美俄三角动向
节目进一步将美国“内顾”趋势置于更广的地缘图景中分析。其历史基因决定了它对“前院/后院”的高度敏感——从19世纪购入路易斯安那、阿拉斯加，到20世纪半抢半买西南诸州，美国的崛起始终伴随领土扩张与势力渗透。这种历史路径依赖，使其在21世纪仍倾向于优先处理美洲事务，而非全球无限扩张。在此背景下，2024年末至2025年初的几起高层互动（如中美元首通话、习普视频会晤）便值得深挖：若二者存在因果关联，则可能指向俄乌、伊朗或三方联动议题；若为独立事件，则反映各自战略节奏。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曾多次提及“2025年4月底可能访华”，若成行，其政策可能突破既有预期——除常规的能源与农产品采购外，或出现中资企业赴美合资建厂的实质性突破（如宁德时代与福特电池厂案例的重启），这将极大缓解其铁锈带制造业压力，也体现其“美国优先”逻辑下的务实转向。
通缩周期的三次历史镜像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中，出现了三次CPI与PPI同步下降的通缩期，每次时长均在三年至四年之间：第一次是1998至2002年，第二次是2012至2016年，第三次则始于2023年一季度，延续至2025或2026年上半年。这三次通缩的共性极为显著——均由外需剧烈波动引发：1998年源于东南亚金融危机，2012年受欧债危机拖累，而本轮则直接受到美国供应链重组、俄乌战争冲击、全球去风险化战略以及疫情后供应链重构等多重外部压力叠加影响。
从增长路径看，每次通缩前中国均处于高增长平台期（如1990年代年均10%左右），随后增速明显下台阶：1998年前后从约10%降至7%多；2012年后从8%以上逐步回落至5%左右；而本轮则正从5%向4%区间过渡。值得注意的是，GDP总量基数已今非昔比——1998年中国GDP不足10万亿，如今已达120万亿以上，因此同等百分点的增速下滑，实际经济冲击远超当年。
“你今天一百四十万亿的百分之五，就恨不能长出那个时候的一年的量来，就增量就长一年的量。”
“在高速的时候是很难换车轮的……想换车轮，你可能要在中低速的时候反而会容易换车轮一些。”
外需冲击与内生调整的双重夹击
除了外需疲软，三次通缩期均与中国主动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周期高度重合，构成“外忧+内调”的双重压力格局。
1998年前后，结构调整体现为两大挑战：一是国企改革导致超2000万人下岗；二是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引发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叠加1998年特大洪水等天灾，形成系统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同步启动金融体系第一次大重构：清理村镇银行、整合城商行、剥离四大行坏账至AMC，奠定后续二十年金融稳定基础。
2012至2016年，结构调整则源于2008年四万亿刺激后的产能过剩。至2015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一度跌至50%多，倒逼“去产能、去库存”政策出台。更关键的是，这一阶段中国首次尝试系统性应对房地产泡沫，提出“房住不炒”原则；但因经济下行压力过大，政策在2016年初短暂放松房地产调控，直至年中才重新收紧，形成“先抑后扬”的阶段性调整路径。
当前（2023年起）的结构调整逻辑更为复杂：一方面要应对外部科技围堵与供应链重构压力，推动新质生产力替代传统房地产与基建支柱；另一方面需在不依赖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前提下，探索以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为新引擎的增长路径。这是一场“以新换旧”的艰难转型。
“它每一次都是三年多一点点，或长或短，大概都是三到四之间的一个数。”
国际格局重构中的中国破局点
三次通缩周期背后，还隐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调整逻辑：在每次外部冲击中，美国均通过地缘政治手段压制潜在挑战者（尤其是欧元），巩固美元霸权。
以1999年科索沃战争为例：欧元于1999年1月正式启用，被视为对美元霸权的直接挑战；而战争恰在欧元诞生后不久爆发，导致欧元兑美元从1.0迅速贬值至0.83（2000年低点），重创欧元区信心。这场战争虽以北约名义进行，实则依赖美国军事力量，背后或存在美国主动推动北约东扩、支持德国拔除南联盟“钉子” 的战略考量——南联盟地处中东能源通道要冲，其稳定关乎欧洲能源安全。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外部冲击后的调整期，都成为中国重构国际经贸关系的新起点：1998年后中国加速加入WTO；2008年后深度参与G20机制与亚投行筹建；而本轮则有望借特朗普若访华之机，实现中资企业赴美建厂、合资比例突破（如福特一比一合资）等此前难以想象的制度性突破。这不仅是贸易修复，更是规则层面的再嵌入。
“如果他真的访华这件事儿成立，最出乎意料的结果应该是能允许……哪怕是福特控股，或者说一比一的合资比例，这跟以前大家应该不会预料到这些事儿的。”
科索沃战争：地缘博弈的多维打击
1999年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并非单纯的地区冲突，而是一场精心选择时机的地缘政治行动。其关键背景在于：欧元已于1999年初正式启用，对美元霸权构成实质性挑战；而美国选择在欧元刚推出后立即推动战争，正是为了在欧元尚未站稳脚跟时予以重创。当时北约内部——尤其是德国——因二战后军事能力受限与政治约束，难以独立主导此类行动，因此必须依赖美国深度介入。
战争本身本可速战速决，却意外拖延近三个月。这一拖延并非偶然，而是在欧盟核心区爆发战争所引发的深度经济震荡，直接拖垮了欧元汇率与欧洲资本市场信心。更值得玩味的是，在米洛舍维奇已签署协议、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俄罗斯一支数百人的空军部队突然占领了科索沃最重要的普里什蒂纳机场，而北约与驻扎美军未作回应。这极可能是美国有意为之的安排：既借战争削弱俄罗斯在欧洲的最后重要盟友（南联盟），又刻意阻止德国等国获取“完胜”，以维持巴尔干地区的长期失衡与战略扰动。
“我猜这应该是美国有意做的，就是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没有让北约或德国得到最终的最好结果。”
“不仅削弱了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不仅拖垮了欧元和欧盟，还顺便震慑了一下中国，或者叫对中国做了一次测试。”
中德关系的破局：28小时与11月协议
科索沃战争的连锁反应迅速波及中欧关系。1999年5月初，以北约名义、由美国飞机实施的轰炸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三名记者牺牲。尽管美方称系“误炸”，但其时机与方式明显带有震慑中国、测试其反应强度的政治意图。中国当时选择克制，未采取激烈反制，仅允许民间抗议活动，为后续外交破局保留了空间。
这一事件直接冲击了中德关系：德国新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原定5月初访华，事件发生后行程被迫压缩至仅28小时，且抵京后遭遇“零接待”——无红毯、无官方欢迎仪式，原计划的外地访问全部取消。这在外交上极为罕见，凸显当时中德关系的极度敏感与艰难。
“他下了飞机没人接，就是没有红毯，没有欢迎队伍。”
然而，仅五个月后，施罗德再度访华，并于1999年11月签署中德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合作协议，为日后奥迪专车定制、BBA（奔驰、宝马、奥迪）在华长期垄断地位奠定基础。这一转折背后，是德法等欧盟核心国在欧元受挫、地缘受压后，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伙伴。中国虽刚经历外交重创，但权衡全局后选择以务实态度推进欧中经济合作，为后续深度融入全球化打开关键通道。
这一合作也间接影响了2001年WTO多哈回合谈判：欧洲在中欧关系修复背景下，对支持中国加入WTO展现出更强意愿，使中国最终跨越入世最后一道门槛，开启新一轮国际化浪潮。
双重布局：WTO与上合的战略双轨
2001年对中国而言是“一长一短”双重战略落地之年：短期看，加入WTO带来即刻的外贸红利与全球市场接入；长期看，同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上合），则为能源安全、中亚稳定与地缘平衡埋下关键伏笔。
上合的诞生与1999年后的地缘动荡密切相关——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权力真空，南联盟事件与科索沃战争加剧区域不安，促使中俄伊及中亚国家寻求新安全架构。尽管上合在初期影响有限，但其价值在2016年后显著凸显，尤其在应对西方制裁、推动本币结算、协调能源通道等方面日益关键。
与此同时，中国在内政层面亦同步推进三大支柱改革：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启动住房商品化（为后续15年增长提供引擎），1999年下放制造业企业外贸自主权（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农民工返乡潮），以及金融体系初步改革。这些举措虽在1999年房价连续下跌的通缩背景下显得艰难，却为2001年后的经济腾飞积蓄了结构性动能。
“中国做这种长期和战略规划能力确实还是强的……加入WTO和成立上合，这是一长一短啊。”
2001年拐点：从互联网泡沫到全球再平衡
1999至2000年，全球见证了最迅猛的互联网公司上市与估值增长，但2001年泡沫破裂后，全球资本重新配置，推动各国从单纯追逐资本市场估值转向展现真实经济能力的发展路径——这一逻辑与近年AI投资周期高度相似。在中国，这一拐点由多项政策协同促成：外贸扩张、房地产启动、金融体系改革（如四大行坏账剥离），叠加中欧经贸关系改善、上合组织成立、加入WTO等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从“内忧外困”中走出。美国则在泡沫破裂后进入资本再配置阶段，经济线上的钱开始重新流动，为后续增长创造空间。
“你要如果对比这件事儿……就是说二零一四到二零一七这个周期里也发生了，你跟今天来比就非常像。”
“就内忧外困，看起来在最难的时候过了拐点。”
2012–2016年周期：欧债危机下的中国突围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元第二次遭遇系统性危机，其根源在于美国将“有毒资产”输出至全球金融体系，最终引爆欧债危机。此时，中国虽已具规模，但仍远未达今日地位；欧元区因缺乏统一财政机制、仅具统一货币政策，成为危机中最脆弱一环。欧洲高福利体系的历史渊源——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而建立的“全民保障”制度——在吸纳东欧劳动力后反而加剧了结构性失衡，成为欧债问题深层诱因。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启动多重应对：首次尝试金融开放（十八大提出），虽伴随2015年股灾与P2P乱象；最后一次房地产刺激（棚户区改造）；并坚定推进制造业去产能与提质增效。2016年底，“房住不炒”被正式写入政策基调，标志本轮调整完成拐点。与此同时，中国借欧债危机之机深化国际合作：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中欧班列爆发式增长、“一带一路”全面启动，实现国际经贸网络的结构性升级。
“那这大概是当时中国的变化。”
“回过头去看这一次的拐点……大概发生在了二零一六年的下半年。”
周期复现与流动性逻辑
从1999年互联网泡沫、2001年欧债危机到2022年AI浪潮，升息周期往往短期刺破泡沫——如2015年Uber估值达800亿美元后上市即陷入价值泥潭，直至2020年疫情后流动性洪流才重推其回升至千亿美元级。2016年软银愿景基金成立，正是流动性尾部阶段资本再次涌向美国资本市场的体现；而2019年美联储因政治压力暂停加息，延宕了本应爆发的危机，最终由2020年疫情下的“一次性QE至零利率”彻底重启新周期。
中国在2012–2016年间虽受外部拖累（外需疲软、产能过剩、欧债传导），但冲击强度低于2001与2022年周期，核心在于抓住战略窗口期：从“忍辱负重”转向“专注自身问题”，完成经贸网络升级与政策定力重塑，为后续应对关税战与科技竞争奠定基础。
“如果不是因为一八和一九年的贸易战，大概钱会重新再分配一次。”
拐点与结构转型：从2016到2022
回望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迎来一个关键拐点：房地产调控转向“房住不炒”，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触底反弹，叠加棚户区改造等政策发力，标志着旧有增长模式的出清基本完成。然而，这一新发展路径刚起步，便遭遇了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外部环境骤然恶化。
到了2022年，中国再次面临结构性调整的深化期。对内，核心任务是以统一大市场替代房地产与基建驱动，构建新的消费体系与内需规模；同时，依托既有制造业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即高附加值、科技密集型产业。对外，则强调金融与服务业开放作为“开放促改革”的突破口。文中特别指出：金融是唯一具备足够体量、能拉动中国经济巨轮的开放领域，其战略意义远超制造业（后者早已基本开放）。
“这个国家竞争就像个奶油蛋糕一样，它最扎实的那一层是军事，然后中间的那一层是工业和制造业实力，再往上那层是经济总量……上面那层最好吃的奶油就是金融，那这个大概中美差距巨大无比。”
“中国就是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那四个全球发展倡议啊。”
俄乌冲突的地缘逻辑与中国处境
俄乌冲突虽始于2014–2015年，但其全面升级爆发于2022年，背后存在多重动因。其一，拜登政府控制力较弱，亟需通过对外冲突转移国内疫情引发的经济困局与社会不满；其二，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与出口国，而欧洲约三分之一的油气依赖俄罗斯——这使欧洲从“竞争对手”变为“待分割蛋糕”，美国意在借冲突攫取能源市场与军贸订单，重塑对欧主导权。
对中国而言，2022年实为“至暗时刻”：一方面，美国借俄乌冲突强化“去风险”叙事，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推动供应链脱钩；另一方面，2021年全球疫情最严峻时，中国曾向世界（包括德、美等国）大量提供医疗物资，但随后舆论转向，被污名化为“口罩外交”，导致国际道义支持未能转化为持久信任。这一“委屈”与后续俄乌冲突叠加，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陷入被动。
“中国其实也做了努力，但是那一次由于惯性的看法和当时美国还是民主党政府了，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外部原因，最后把舆论做成了偏向这个方向。”
“中国确实也占了，这也得承认。中国，我觉得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它只是不能让俄罗斯被美国给拖垮。”
新拐点已至：中国迎来国际化新阶段
对比2001年入世与2016年结构性调整拐点，当前（2025年底至2026年初）正出现新一轮方向性转变：国际关系出现明显改善迹象，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已过最艰难阶段。市场信号亦印证此点——消费温和复苏、资本市场出现“高低切换”（科技→中游/资源/消费），反映经济动能正有序转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底至2025年初，大量国家（除美、日外）密集访华，凸显中国在多极化秩序中的新吸引力。结合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转向“有限竞争+可控共存”（如大疆禁令仅限“美国本地生产”而非企业本身），表明中国已逐步获得部分“堂而皇之出海”的空间。
若特朗普4月访华并推动中资企业赴美设厂（包括合资模式），或若“一带一路”、上合合作、中欧班列2.0等项目加速落地，中国或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地位、经贸关系与全球化参与阶段——不再需要“绕道东南亚”或“乔装改扮”，而是以完整主权国家身份光明正大国际化。
“如果假定川普四月份来访，但同时超出预期的中资企业……能够去美国设厂，哪怕是合资设厂这件事儿能实现，那即使去美国也会光明正大了，而不需要乔装改扮了。”
“中国不仅在这个周期里是个拐点，可以光明正大的国际化……至少可以以一个中国企业自己的名义去国际化了。”
国际关系拐点：从被动防御到对等博弈
二月底，美国最终未通过对大疆的全面禁令，仅限制“在美国本土生产无人机”，而未点名特定企业——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不想让你有”转向“最少我也要有你有的东西”的务实调整。这一变化与中国此前在关税谈判中展现的对等博弈能力高度相关，也呼应了更宏观的趋势：中国首次以平等姿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历史经验显示，中国历史上仅有三次通缩周期，且前两次均以类似国际事件为拐点，最终走出调整期。因此，2026年初极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转折点。若特朗普访华成行，并延续去年11月关税协议的框架（一年期协议将于今年11月到期），中美关系的竞争烈度下限与不确定性下限将显著抬高，为国际资本重新配置中国资产扫除最大障碍。
如果兑现的话，中国不仅在这个周期里是个拐点，可以光明正大的国际化。
这次只是中国跟以往最大的不一样是第一次，我们叫忍辱负重登上了国际舞台。
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温和升值下的双向平衡
在当前中国体量下，能拉动增长的几乎只有金融开放——而这是中美差距最大的领域。政策方向已非常清晰：在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同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其关键在于维持“人民币汇率温和升值，但始终有升值预期”的双重平衡：既增强居民购买力与消费潜力，又持续提升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这一机制与资本账户开放形成正向循环，也为全球资本重新评估中国资产提供逻辑支点。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从贸易结算向金融资产计价、储备货币维度延伸，而中美博弈中的“B方式”外交（区别于美国A方式的单边主导），正在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风险认知。
你要解决金融开放。人民币汇率就保持温和升值，但始终有升值预期，这两句话同时存在……
内生结构转型：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
中国经济的深层变革正从“新质生产力”向“投资于人”延伸：一方面，芯片出口达1.5万亿人民币（约2000亿美元），全球份额达三分之一；新药研发全球管线收购额占比超60%——科技自立自强已初见成效。另一方面，政策重心转向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2024年底起，全国20余城试点将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保体系；上海已启动“老破小”收储转为保障性住房。这些举措直指城市化率提升（当前常住67% vs 户籍48%）带来的3亿潜在中产增量，目标是在5–10年内将中产阶级从4亿扩至8亿。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房建设的协同推进，本质是为新市民提供“可负担、可扎根、可积累”的城市生存基础——这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消费能力与房地产需求的长期引擎。
你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保障或者叫下线保障，就是这些教育、医疗这些服务保障，这就是各个城市的投资于人，不是投资于基建，不是投资于房地产了。
历史逻辑中的外交哲学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态度，往往体现出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互动逻辑——‘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种原则不仅体现在和平时期的交往中，也贯穿于历史上朝贡体系的实践：即便在‘天朝上国’的语境下，当外国使节前来朝贡时，中国往往回赠两至五倍于原贡品价值的赏赐，形成一种不对称但稳定的互惠机制。这种‘你进我一丈’的主动姿态，也延续至当代外交实践，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欧班列等项目，本质上是通过主动提供公共产品来塑造长期合作关系。因此，当前中美关系及全球格局的演变，若置于这一历史纵深中观察，便不再只是短期博弈，而是一场关于规则认知、责任分担与互信重建的深层互动。
2026：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历史拐点
回望历史节点，2026年春节（对应公历2026年2月17日前后）可能成为关键转折点。这一时间点被赋予多重期待：它既象征着中国经济能否走出通缩阴影、实现再平衡增长的试金石，也关乎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确立更具实质性的经贸规则话语权与战略地位。相较于2001年入世、2016年人民币纳入SDR等里程碑，2026年或许标志着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塑者’跃升的关键窗口。正如2020年春节前后全球疫情爆发、中国率先复苏，2026年亦被寄望成为内需修复、外部关系改善与制度型开放同步推进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