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硅谷最有名的逆向思考者之一，他是PayPal和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也是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还写过那本著名的《从0到1》。2026年9月底，他在柏林领取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奖，这个奖往届得主包括扎克伯格、马斯克、Sam Altman。领奖前，他接受了施普林格集团CEO马蒂亚斯·德普夫纳（Mathias Döpfner）一个多小时的深度专访。
这场对话几乎把当下西方最核心的焦虑都过了一遍，包括AI会不会毁灭人类、欧洲为什么在技术竞赛中掉队、2028年美国会不会滑向极左、人类能不能逆转衰老，等等。今天这期，我们顺着这场对话的脉络，把蒂尔的核心判断完整捋一遍。先从他最底层的一个判断说起：蒂尔在二十年前提出过“技术大停滞”假说。他的意思是，从1970年代开始，全世界的技术进步出现了系统性减速。
不是什么都没进步。比如在比特的世界里，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软件确实一路狂飙；但是在原子的世界里，那些跟物理实体打交道的传统工程领域——比如机械、化工、航空航天、核工程，早在1980年代就不再是年轻人能靠它实现阶层跃迁的赛道了。物理世界的创新被全面锁死，蒂尔认为正是这种长达数十年的减速成了现代社会大量矛盾的底层诱因。
当社会失去了向外开拓的增量，每个赢家的诞生都意味着有个输家被剥夺，世界就滑向了零和博弈。政治走向极端极化，社会运转加速退化。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确实成了巨大的增长引擎，但是它还不够大，不足以把整个文明推向下一个维度。而今天的AI，蒂尔的原话是：也许AI比互联网还要宏大，它的体量和潜能很可能远超当年的互联网。
至少具备了让技术增长重新提速的可能性。蒂尔自己也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当年的停滞论。直到今天AI全面爆发，全世界才终于在回溯中达成共识：之前几十年里确实深陷在漫长的技术停滞之中。这个判断放在今天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的舆论风向完全变了：大家不再担心技术太慢，而是恐慌技术太快。
AI是不是跑太猛了？关于AI的灭绝风险，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Sam Altman、埃隆·马斯克这些人都发过联合声明警告。有人做过测试，让六个主流大模型评估AI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结果大都在1%到10%之间。蒂尔说他直觉上觉得这个概率没那么高，但关键问题不在于概率到底是多少。
哪怕只有5%甚至10%，很多人就会本能地要求踩刹车。蒂尔的态度是：就算承认这个概率是真实的，也绝不意味着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盲目放慢速度。为什么？因为大家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如果什么都不做，如果在所有维度上停下脚步，那么现代社会的运转基石会瞬间坍塌。
欧美中产阶层之所以能支撑社会稳定，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预期：下一代一定会比自己过得好。西方社会的核心契约本质上是一场跨代际的进步契约，一代接一代，物质财富增加、健康水平提升、社会向上走。一旦这个契约断裂，整个社会就会迅速滑向病态和撕裂。
很多人脑子里有一种虚妄的假设：觉得把AI放慢、退回零增长的世界，就能过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蒂尔说这完全是自欺欺人：零增长带来的不是和平，是极其暴力的存量争夺。历史的时钟也不可能人为往回调。那如果要踩刹车，现实中可行吗？如果美国放慢脚步，中国全速前进，西方除了让渡战略优势，根本解决不了安全问题。
蒂尔对此的回答很尖锐：要让AI在全球范围内慢下来，唯一的可能是全世界实现绝对深度的全面协同。但这在现实中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真正有强制执法权力的“世界政府”。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这完全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为了防范一个潜在的技术风险去制造一个集权式的全球管制机器，这种药方比疾病本身要凶险万倍。
退一步说，如果搞不出这种绝对权力的世界政府，现实中就会沦为各种虚伪的高峰论坛和空洞的国际公约。最终结果毫无悬念：只有自缚手脚的一方在自我感动中放慢了脚步，而真实博弈场上的其他玩家绝不会停下。他还专门提到了教皇：2020年5月，教皇利奥十四世发布了题为Magnifica Humanitas的AI通谕。
呼吁加强监管、建立独立监督机构，警告权力过度集中的风险。蒂尔认为这本质上就是一篇反AI通谕。这话很刺耳，但他说修辞上的现实是：竞争对手根本不可能去听教皇的布道。但美国和欧洲真有人听信，客观效果无异于在战略上充当了对手“有用的白痴”。他特意澄清说：他不是指教皇是共产党的代理人，而是说教皇的立场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有人跟蒂尔提到：有头部AI平台创始人声称，对手正在利用算法和社交媒体在西方舆论场有针对性地散布反AI和技术恐慌内容。蒂尔说他没有系统研究过相关证据，虽然直觉上倾向于相信存在这种操作，但他认为这绝不是主导当前西方技术悲观主义的核心力量。核心问题出在西方自己身上：是内部自我瓦解。
就像很多人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是在帮对手工作，也许外部确实乐见其成。但是归根结底，这种自断手脚的思想病毒是西方社会内部滋生出来的。蒂尔说他在对外战略上一直主张高度警惕，但是在技术竞争中把自身文化层面的迟钝和软弱轻率地全盘甩锅给外部对手太廉价了，太缺乏自我批判了。
聊到欧美在AI竞赛中的格局，蒂尔用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划分：美国在领先，中国在快速跟进，而欧洲远远落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社会的撕裂感最强：因为美国是AI技术狂飙的震中，变革已经切切实实地发生在每一家企业、每一个行业里。中国是一个极其强悍的极速跟进者，而欧洲因为新技术根本不在那里发生，企业层面甚至都没有真正感受到被颠覆的紧迫感。
蒂尔以自己深度参与的Palantir为例：过去几年他们在美国本土企业级市场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原因是美国企业高管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生死焦虑。他们清楚如果不赶紧把业务重构成AI驱动形态，自己就会被淘汰。而在欧洲这种火烧眉毛的危机感完全不存在，整个大陆还沉溺在官僚式惰性里：今天能够推到后天做的事情绝不在明天动手。
德普夫纳问欧洲未来的生态位在哪里，蒂尔说欧洲最好的出路是成为一个能打、能自立、能真正运转起来的强力盟友。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他极其渴望欧洲重新振作。他举了两个历史对照：1960年代末英法联合研制了协和式超音速客机，虽然不是纯自由市场的产物，但是在美国率先突破音障的背景下欧洲集中资源硬追上来还在民用超音速领域一度建立了全球标杆。
但后来欧洲滑向了1990年代法国Minitel式的死胡同：关起门来搞封闭的法国版互联网，被全球开放互联网浪潮彻底冲垮。蒂尔说如果今天问他欧洲当前AI处境到底像协和客机还是像Minitel，他必须给出极度残酷的判断：比当年Minitel陷入的死局还要深重得多。欧洲需要的是真正能参与竞争的产业，而不是制定让自己更难追赶的规则。
接下来这段可能是整场访谈里最有争议的部分：德普夫纳拿“菜刀既能切菜也能行凶”的技术中性论来提问，问为什么总是要无休止地道德化新技术。蒂尔的回答很猛：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进行着极度廉价且过剩的道德说教。他提了一个问题，好的反义词是什么？在道德语境下，好的反义词是邪恶；但是在功能与实操语境下，好的反义词仅仅是糟糕或者说无能。
一辆法拉利在极端环保主义者眼里可能是邪恶的；但是一辆前东德生产的卫星牌（Trabant）破车，它是一辆糟糕的车性能极差开起来甚至不如高尔夫球车好使。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你被定义为邪恶，在功能层面你通常还具备极高的执行力至少能把事情办成；而如果你是糟糕无能的，你什么都做不成。他用了文学史上的对照来说明这个观点：16世纪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笔下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里，浮士德是个兜售伪科学的江湖术士技艺拙劣最终灵魂直堕地狱。
但是歌德版本的浮士德跟魔鬼做交易，手段在传统道德看来极具争议但是他推动了物质改造和宏大工程歌德最终让他的灵魂得到救赎。蒂尔说他宁愿要歌德笔下有强大建构能力的浮士德，也不要马洛笔下平庸无能的骗子。而当下社会充斥的是什么？公共舆论成天在善恶的道德虚空里打得不可开交，但现实世界里真正面对的是漫山遍野的平庸与无能。
那些位居高位的企业高管、政客官僚和建制精英，他们的决策绝大多数根本谈不上深思熟虑的邪恶纯粹就是极端平庸、彻底的尸位素餐。当社会中99%的掌舵者连把事情做对的能力都没有时，我们却还在高谈阔论技术伦理这才是文明真正的悲剧。话题转到了民主和极化：蒂尔2009年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线上刊物上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不再认为自由与民主是兼容的”。
这句话让他被很多人描绘成反民主的危险分子。蒂尔解释了当时的语境：他说那是在一个深夜快速敲出来的短文，交稿前还发给同事问有没有过激言论。同事甚至告诉他完全没有都是老生常谈，两周后他就发了澄清声明明确表示不主张剥夺选民权利也不认为民主体制会凭空消亡。他真正讽刺的对象是把一切希望都押注在选举政治上的教条自由主义者：他们天真地以为赢得几次选战就能彻底重塑世界。
他想表达的是孟德斯鸠、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些先贤早就论证过的：极度纯粹的自由主义理念在现代大众政治浪潮中极难落地。他呼吁的是某种去政治化和政治降温：不要把全社会所有智识和资源都消耗在极化的政治内耗中。谈到当下西方中道政治塌陷，蒂尔说他不是黑格尔主义者绝不相信凡是正在发生的就天然合乎理性。他提了魏玛德国的教训：1932年关键大选中极端政党得票率加起来突破50%。
一旦超过半数的选民投票给公然宣称要埋葬秩序的政党，任何体制都无力回天。今天最危险的信号就是：无论欧洲还是美国极端政治力量正在疯狂抽干温和理性的土壤。聊到德国的情况，蒂尔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观察：他说极端政党的崛起反映的是中间政党的失败。建制党没能为整个社会描绘出一幅行得通的经济未来，年轻人的诉求必须被认真对待。
在柏林房租高的离谱房子盖不起来年轻人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高房租、就业前景差、住房昂贵，这些不是小问题。你可以不认同某个极端政党的解决方案但是你得承认他谈论的问题可能是其他人都在回避的。蒂尔的原话是：第一步至少是诚实地说出问题所在。他还非常明确地批评了德国选择党（AfD）：他说关于乌克兰、关于中国、关于以色列当然可以展开理性的讨论，但德国选择党在这三个问题上全部都是错的。
而这三个问题一个都不能错。然后是关于特朗普和2028年大选的部分：蒂尔2016年逆全硅谷潮流公开支持特朗普。10年过去了他说最严谨的批判应该再等10年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特朗普2016年的崛起是美国底层对两党建制派长期无法解决去工业化、增长停滞和深陷中东战争泥潭的一次总清算。执行层面的失误也极其刺眼：蒂尔认为特朗普两个阶段犯了截然相反的错误，第一任期引入了一大批政见完全撕裂的传统官僚导致政府天天内耗争吵。
第二阶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推行近乎病态的忠诚度审查。最终的结果，蒂尔的原话非常狠是政府里充斥着“不太聪明但极其忠诚”的人。但蒂尔真正担心的是：2016年布什家族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崩溃即将在民主党身上重演。过去三届大选里民主党建制派靠着党机器极度勉强地压制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代表的激进左翼，但在2028年这套建制防火墙极大概率会彻底碎裂。
蒂尔说民主党才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深层建制派，如果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这股激进力量全面接管民主党那绝不仅仅是一次党派轮替将是传统美国的终结。他给了一组数据：DSA在1982年成立时不过是5000名边缘老人构成的边缘组织，成员平均年龄66岁。桑德斯参选后几年里青年骨干迅速膨胀到数万人，中位数年龄断崖式下跌到33岁彻底蜕变成一个充满革命狂热、年轻且极具魅力的政治亚文化。
反观民主党建制派的精英腐朽乏味言之无物。这里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2026年秋天的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民主党就会坚信自己在2028年稳操胜券。到那个时候党内的中道建制派将彻底失去阻击极左力量的借口和筹码。蒂尔呢甚至跟弗朗西斯·福山就此爆发过激烈的辩论：他告诉福民主义社会主义者有极大概率在2028年赢得白宫。
福山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可能！但是蒂尔认为人类历史绝不是福山笔下那条平缓演进的线性曲线。在他目前的推演里，极左力量接管白宫的概率甚至可以开到50%。至于共和党这边的接班人：德普夫纳问JD万斯和马可·卢比奥谁更有胜算。蒂尔说他当然坚定地支持万斯，但他悲观地认为这可能问错了问题：两个人可能都很难赢。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党选谁，而在于民主党会推出谁。
关于万斯：蒂尔说他在万斯身上看到的是极其深邃、开放且极具个人魅力的特质。万斯在蒂尔参与创办的密银资本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乡下人的悲歌》。蒂尔全力鼓励他出版并且在2022年万斯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早期资金支持。话题转向宏观经济：德普夫纳问蒂尔对阿根廷总统米莱（Javier Milei）怎么看。
蒂尔说全球都在盯着阿根廷，因为大家极度恐惧：阿根廷的过去就是自己的未来。阿根廷曾是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富得像个阿根廷人”是全球通用的口头禅。随后是整整一个世纪由庇隆主义主导的糟糕经济政策，让一个资源大国滑向长达百年的平庸与衰退。米莱的激进休克疗法能否逆转国运仍是未知数，但蒂尔认为他大概率能连任。
因为阿根廷人已经付出了一百年衰退的代价，终于意识到那条路走到了尽头。蒂尔说西方文明最大的悲哀在于：能不能不用付出一百年衰败的代价就主动唤醒自我。他极其厌恶列宁那种“事情越烂就越好”的加速主义逻辑，但是欧美民众虽然对现状愤怒沮丧痛感还远远不足以逼迫体制进行真正的激进重构。总结当前的宏观死局：蒂尔说西方背负着庞大的福利国家包袱，税率高得令人窒息。
同时顶着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过去十几年零利率的虚幻泡沫里游戏尚可维持，但如今全球利率中枢彻底上移赤字以复利方式失控狂奔。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米莱式硬着陆全面砍掉政府公共支出；第二，激进提升税率彻底扼杀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第三，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疯狂发债印钞把危机推给下一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二十年西方无一例外选了第三条苟延残喘的死路。
但蒂尔直觉认为这个游戏已经玩到头了：他提到德国传统建制派代表默茨（Friedrich Merz）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平庸与失败，能想出的最好办法还是继续扩大借债。然后就到了那个让人非常触动的对比：蒂尔说德国总在反思创业生态时说“德国人害怕失败”，但他认为德国更致命的绝症是“害怕成功”。这里的害怕不止是怕公司做失败了丢脸，更深层的恐惧是：怕有人真的做出了一个特别大的东西变得太显眼超出了大家习惯的边界。
所以往往在公司初具规模时创始人就选择套现卖身，而不是像马斯克或者是扎克伯格那样把公司推向极致的全球扩张。他查过一组数据：在美国最富有的50位超级富豪中，有12位属于X世代甚至更年轻的群体。这12位年轻富豪中有9位完全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一代的科技巨头；而在德国最富有的50人中，有20位属于年轻一代。
但这整整20位德国年轻富豪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靠白手起家创办企业致富的：全部20个人无一例外，财富百分之百来自家族遗产继承。蒂尔说这个差别不只是谁当亿万富翁的问题：成功的公司不只是让一个创始人变富，它还创造就业、培养投资人、带动供应商、催生下一代创始人，让成千上万的人有了更多资本去做新的事情。德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这种能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二战后，德国都诞生过大量中型企业和大型工业公司。
但蒂尔说大概从1995年开始这种能力就基本丧失了：三十年过去了，德国没有催生出哪怕一家具备全球规模化扩张能力的新巨头。当一个国家的造富神话彻底由遗产继承垄断，这个社会的创新引擎就已经在物理层面熄火了。访谈的后半段进入了更私人的领域：德普夫纳提到比尔即将在柏林被授予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荣誉大奖，并引用了蒂尔说过的一段动情的话：“过去十年里他一直在试图从大脑中剔除德国，智识层面上做得很彻底但始终无法把它从内心里抹去”。
蒂尔说他一岁就离开了德国，出生在法兰克福随父母移居美国。
在纯英文学校受教育，但祖父母一直在德国，家里始终讲德语。他一生都在半德国半美国的文化夹缝中成长。德国是欧洲的心脏，欧洲依然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原乡。如果德国和欧洲彻底沉沦，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就会出现永久性塌陷。
谈到他和Palantir的CEO亚历克斯·卡普，以及PayPal联合创始人马克斯·列夫钦（Max Levchin）的跨大西洋基因。蒂尔说他更愿意把顶尖的创业者定义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复合体。他和卡普是斯坦福法学院体系内被规训出来的精英局内人，但在文化认知上，他是移民背景的局外人。
卡普身上有犹太裔的局外人视角。列夫钦16岁从乌克兰移民到芝加哥最贫困的街区，是个在底层拼杀出来的绝对局外人。但同时又极度早慧、智商拔群。蒂尔说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往往诞生在那些既身处体系最核心、洞悉所有游戏规则，又在精神上被永远放逐在边缘的人手中。
只做局外人，容易滑向受害者心态和怨恨；只做局内人，又会对规则太过习以为常。有用的组合是：你拥有准入权、教育背景或公信力，但同时还能用新鲜的眼光审视这个系统。
关于“逆向思考者”这个标签，蒂尔说为了反对而反对是极其愚蠢的。那无非是把大众共识抄下来加个负号，毫无智力含量。他追求的不是反共识本身，是独立思考。
在亚当·斯密式的现代分工体系下，全社会都在把人异化成螺丝钉。每个人都被逼着成为极其窄化的超级专才，彻底丧失了统揽全局的宏观视野。但蒂尔始终痴迷于把历史、政治、宏观经济、科幻、未来学和深层心理学拼接在一起。
他说在这个所有人都过度分工的世界里，至少需要保留极少数的通才，去追问所有这些看似割裂的齿轮究竟是如何咬合在一起的。你不需要对每件事都有看法，但是跨领域看问题，能让你看到专家看不到的关联。
他还提到了一个很私人的爱好：他说他至今还在互联网上花费过量时间疯狂下国际象棋。他从小是专业竞技棋手，那个极其纯粹但也带着危险成瘾性的封闭世界。在年少轻狂时，他甚至狂妄地认为整个现实世界就是一盘国际象棋。
但后来他承认现实世界远比棋盘残酷。深思熟虑的宏大政治推演不仅对改变现实无济于事，甚至极大分散经营具体商业的精力。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把眼前业务做透，反而是更健康、更赚钱的状态。
说到这次在柏林领奖，还有一个小插曲：颁奖典礼当天，施普林格大楼外有抗议者。德国记者协会DJV也公开批评把奖颁给蒂尔。而在颁奖致辞中，蒂尔反而把矛头对准了部分媒体，说媒体环境太过单一。
甚至用了“左翼仇恨工厂”这样的词来形容一部分媒体。他特意点了德普夫纳和《自由新闻》的巴瑞·韦斯（Bari Weiss）的名字，说他们是少数还能提供不同声音的人。这个插曲从侧面也能看出，蒂尔在西方建制圈中的争议有多大。
访谈最后聊到了延寿和永生。蒂尔是四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他说成为父亲极其暴力地拉长了他对未来的时间感知。在只有成年人的世界里，你可以自欺欺人按一年两年的短周期过日子，成天焦虑世界能不能撑过2030年。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大女儿到2100年将81岁。他不得不严肃思考属于22世纪的人类文明会变成什么样子：AI、债务、民主、能源、生物科技。当你用几十年的尺度而不是选举周期去看，所有问题的面貌都不一样了。
蒂尔近年来疯狂投资生命延寿与抗衰老，核心动因可能不止是商业逻辑，还藏着人类共同的终极恐惧。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死亡的抗争在今天反而变成了只有极少数人敢公开宣称的异类思想。
他说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黎明期，培根（Francis Bacon）、孔多塞（Condorcet）、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这些现代文明奠基人，无一不坚信科学终极使命就是解除人类肉身痛苦。他们当时就笃定：人类终有一天能攻克死亡和所有疾病。
但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退化在于，人们竟然在思想上全面缴械投降了，甚至认为连阿尔茨海默病都是不可能被战胜的自然法则。蒂尔说我们为什么连试都不敢试了？
关于人类在生物学上能走多远，蒂尔给出的判断很大胆。他说在底层逻辑上，没有任何确凿的物理学证据表明人类寿命存在坚不可摧的自然上限。过去半个世纪大家悲观，是因为被许多硬骨头卡住了：1971年尼克松向癌症宣战宣称五年内攻克，55年过去了远谈不上胜利。
但这里存在一个终极的认知升维：传统认知里，所有生物学过程都是单向不可逆的；但是在信息科学世界里，所有计算与代码过程在本质上全部是可逆的。如果能把生物学全面重构为一门信息科学，人体细胞的每次分裂和衰亡就无非是一段段信息的读取与转译。
只要掌握了对这些生物信息的底层逆向工程，衰老与修复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被重写。计算机硬件可以损坏，但纯粹的信息本身完全可以永生。德普夫纳追问：他指的是物理层面逆转肉体衰老，还是意识上传到云端的数字永生？
蒂尔的回答很明确：他完全不接受上传到冰冷服务器里由代码模拟自己的所谓数字永生。他是受基督教传统影响至深的人，认为一个人的本质身份与其有温度的物理肉身是绝对锚定在一起的。正统的神学愿景不仅关乎灵魂救赎，更关乎肉身的复活与重塑。
他说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在当下的真正缺陷，不是太激进太疯狂了，而是精神纵深上探索得还远远不够。如果人类真的攻克了死亡、实现了无限生命，生活会不会陷入无尽虚无呢？
蒂尔的回答很简单：拥有无尽的生命绝对比走向死亡这个唯一的替代选项要美好得多。他永远不会对生命感到厌倦。在延寿领域，他最渴望在未来几年看到决定性突破的：是彻底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和认知障碍，找到能在物理层面阻断甚至逆转大脑退化的方法。
让智慧在衰老过程中不再枯萎。访谈最后，德普夫纳用蒂尔面试人才时最著名的“蒂尔之问”来收尾：“请说出一个你深信不疑、但身边几乎所有人都不赞同的真理。”
蒂尔沉默良久。他说三年前，他频繁探讨Antichrist隐喻与全球极权主义萌芽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但今天，他的元认知真理反而是：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反共识了。因为全人类的内心深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隐隐约约有这种感觉：类似于Antichrist式的早期集权主义阴影正在全球范围内不可阻挡地降临。
最终极的真相在于：全世界都在表面上宣称这只是荒诞不经的疯人疯话，但是在内心紧闭的最深处，其实早就默默赞同了他的直觉。蒂尔这个人争议极大，但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值得认真对待。他不害怕站到共识的反面，但他说自己追求的从来不是唱反调，而是独立思考。
在所有人都在过度分工、变成螺丝钉的世界里，他坚持要做那个追问齿轮如何咬合的通才。这场访谈信息量极大：从技术停滞到AI风险，从欧洲衰落到美国政治，从宏观债务到生命科学。几乎把当下人类文明面临的核心命题都过了一遍。
蒂尔最后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收尾：他说社会需要一个相信未来会更好的理由。AI、生物科技、新能源、新公司都可以创造这个理由，但前提是人们愿意去建设，而不只是监管、拖延和争论。第一步，你得先把问题说出来。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