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和分析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中国的底层互害。这个问题不仅成为中国国内网络舆论的持续热点焦点，最近它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以往中国人家丑不外扬，西方对中国民间这种广泛议论的底层互害也很少去了解去评论。但是最近《纽约时报》它注意到这个现象，它专门写了一篇长篇的报道，试图想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的底层互害现象。《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人之间为什么彼此怨恨互相攻击呢？

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情绪日益成愈。经济疲软令许多人生感幻灭，在私下交流以及受到严格管控的互联网上，这种心境通过不断降低的期望和默默的焦虑表现出来。如今部分此类情绪可能正以更令人不安的方式浮现水面。今年3月，一名男子在北京市郊的一个露天市场驾驶重型工程车冲撞人群，据报道造成数人死亡。6月，一架小型飞机在首都撞向一栋知名的办公楼，致使飞行员死亡和另外13人受伤，可能是一起自杀事件。上个月在南方城市广州，一名男子因涉嫌在防华商业区化伤多名女性面部而被捕。

此类事件在中国十分罕见且受到严格审查，因此很难查明其动机。然而在一个发泄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会面临危险的国家，我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人们正开始将愤怒与挫折感发泄在彼此身上。今年中国政府设定了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急于找人承担罪责的冲动在被称为“8G剥去”病毒式的人肉搜索现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近几个月来，此类运动愈演愈烈。成群结队的网络侦探对那些因学术或事业成就而备受瞩目的人进行肆无忌惮的背景调查，将他们扒个干干净净，试图寻找靠关系、造假或偏袒取得成功的证据。在网络论坛上，男性抱怨经济前景恶化所带来的更多压力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强烈抨击女权主义。部分人甚至呼吁男性的权力意识的觉醒。

研究表明许多中国男性在满足结婚并成为稳定的养家者的传统期望方面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社会通常期望男性在娶妻前必须拥有住房和汽车，对许多人而言这正变得几乎遥不可及。在部分地区新郎的家庭还可能被要求支付彩礼。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针对年轻男性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平均彩礼金额约为13万元人民币，大约是受访者平均年积蓄的6倍。

去年中国男性总数比女性多出近2900万。当今中国令人不安的不仅是这些期望正在破灭，更在于成功本身遭受怀疑和公然敌视的理由：“如果我落后了，必定是别人踩着我的利益往上爬”；“如果我无法满足社会对男性的期望，那错的一定是女人”。

中国政府拥有掌握经济和塑造公共生活的巨大权利，但它无法仅凭一道命令让国民之间的善意斯尔富德。中国网络一直存在一个热门话题：民间互害、底层互害。那么对《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以及中国网络持续热议的底层互害，LT与网友做七个方面的观点分享。

第一是《纽约时报》它这篇长篇报道里面，它认为它看到的是结果。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追问：就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怒火总是向身边的人转移？就这种底层互害或者民间互害为什么会持续发生？《纽约时报》这个报道里面它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扒名人、八学历、八家庭背景对所谓的精英集团围攻；男女之间互相敌视；对成功者的记恨；年轻男性因买不起房、结不起婚而产生挫败感，以及个别的极端暴力事件。

这些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背后呢它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机制，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就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生活失去了控制而很难安全的追问真正的责任来源时，它会本能的找一个看得见、碰得着可以攻击的对象。所以呢你看它就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房价太高怪炒房人，你不能批评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工作太倔怪同事抢了饭碗；找不到工作就去怪内卷的人。

结不了婚就去怪女人，别人成功就怀疑对方是靠关系；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就怀疑别人一定是作弊的。社会资源不公平，我们就一起去巴那些比自己成功的人。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心理：我没有办法改变规则，所以我要找一个证明我的失败不是我的错的方式。只要能证明那个成功者不干净，我就可以相信不是我不行是他在作弊。

LT印象最深刻的中国底层互害或者民间互害，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第一个呢是广东陆丰的一名服装店的店主怀疑一名叫琪琪的少女偷衣服，后来这个店主呢就把监控的截图发到网上号召网民寻找这个小偷（打引号小偷）的身份。那么很快中国网民人肉就把这名叫琪琪的少女的信息在全网曝光，结果这名叫琪琪的少女投河身亡。

就这个事给中国社会舆论带来很大的冲击，在哪呢？就一个人没有经过司法的查证，人民群众啊就积极踊跃的对这名少女发起了网络的围攻。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把自己的人肉把自己的网络暴力视为正义伸张正义。第二个印象很深刻的呢就是老人摔倒扶不扶，就2015年浙江一名老人摔在道路上，监控显示8分钟之内有23名行人经过只有一个人上前询问。

最后这名老人被过往的车辆碾压身亡，这个事给中国舆论带来的冲击并不是啊这些路过的行人恶意伤害这个老人，而是过往的行人都担心惹上麻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恰恰形成了这名老人被碾压死亡的悲剧，就中国社会的议论究竟是谁错。

再一个印象深刻的就这些灵活就业，昨天与网友分享这些外卖骑手与速度时间竞赛、与同行内卷。他所谓的抢单，他是在跟同行抢，但是背后呢又是大量年轻人的失业不得不拥挤在这个所谓的灵活就业。对平台而言由于大量的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的人拥入平台要当这种啊外卖骑手，所以他一再修改严酷的算法。所以今天这个外卖骑手为什么这么悲惨？很多人都在送外卖途中在红绿灯路口睡着，有的什么单王就在送外卖路上死掉。

究竟这些悲剧怎么发生的？昨天中国官方人事部说是平台的算法的问题，LT认为最主要还是今天中国的就业政策、失业率过高、政府不作为的问题。当然有算法的问题，当然从《纽约时报》这个角度来讲也有外卖员内卷互相拼杀的问题。你看这些底层互害事件它背后还是有些规律的，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几条分析链。

你比如说第一个层次最有共性的是现实压力：就当经济下行、就业竞争、住房和婚姻成本高涨、资源分配不均，它很容易形成频繁爆发的这种底层互害。第二个层次：这种底层互害的事件多了它就会造成社会信任的下降，现在人们怀疑陌生人、害怕承担责任、嫉妒成功者、担心自己成为受害者。你看从压力就上升到信任的下降，那么第三个层面它这个逻辑传导它就容易滋生出来互害的行为。

那么表现就是互相举报、网络围攻、同业压架、校园霸凌、邻里冲突、冷漠旁观。那么第四个层次就更深层次的反映就出现社会后果：整个社会的合作意愿下降、公共信任受损、个人风险增加、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有些网友可能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像中国这样一种广泛存在的底层互害、民间互害，其他国家难道没有吗？只有中国有底层互害吗？

显然不是。就其他国家也有底层互害，但是它表现的方式和背后的逻辑与中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美国的底层互害主要体现在政治部落化和群体的敌视，美国的底层互害常常表现为政治阵营的对立、社交媒体的围攻、种族移民议题上的敌意，以及不同群体互相把对方视为威胁。日本也是有底层互害的，日本的底层互害主要表现职场的压力与自我牺牲式的竞争。

在某些职场环境中员工即使不认同过度加班也可能因为不想拖累同事或害怕受到排斥而跟着加班。日本也有长工时、职场霸凌、校园欺凌以及要求个人服从集体规范的问题。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民间互害或者底层互害它有哪些特殊性？就从国际社会学者他们的调查统计就中国的底层互害事件这种样本数量是在全球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要了解中国底层互害的特点，首先应该有个概念：就在国际社会学与政治学里面，“底层互害”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名词。而且呢这个专业名词国际学界公认是中国学者创造的，这个跟习主义还有关。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中国网络流传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习近平曾经在清华学习时候的教师，那么孙立平呢他后来他也解释他并没有直接教过习近平。

但是他作为习近平的老师的名声在中国社交媒体已经传播开来，他首次提出底层互害这个概念是2007年提出来的。就习近平上台前他就提出这个概念，那么到后来中国底层互害的事件越来越多孙立平的这一套理论被国际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广泛接受了，它成为一个有共识的专业术语。那么孙立平教授他解释底层互害是个什么含义呢？就这个发明人他的解释是：它是指社会底层中下阶层的普通民众在面临生存资源极度稀缺、社会阶层固化以及公平正义缺失的环境时，非但没有形成阶层的联合反而将敌意与暴力指向同为弱势群体的伙伴。

彼此算计猜忌甚至互相伤害的现象。那么中国特色的底层互害或者民间互害它与其他国家的这样一种底层互害现象是有明显不同的。就中国的这个底层互害是有明显的制度因素的，它不纯粹是民间自发自然产生的这种对立。从毛泽东时期他就倡导鼓励民间互害，网友们非常熟悉的“挑起群众斗群众”这个是毛泽东的一大执政法宝。他认为民间只有在这种互害中斗争中才能够强化他的独裁地位，才能够赢得更多人的忠诚。

所以文革当中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他们都支持毛泽东。那么今天民间互害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一个与今天习近平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也是密切相关的阶段。你比如习近平倡导的“枫桥经验”：就你有困难了有麻烦了你别找政府、你别找上级，你就在你那个社区群众之间互相解决。我不管你是打是杀别把麻烦往上交，所以毛泽东他还嫌这种民间互害还不够激烈。

他还亲自指导就要求人民群众互相划线、互相批判、互相揭发，你包括薄熙来对他父亲的动武要跟他父亲划清界限这都是声动的代表。在民众当中你这个右派要与革命群众划清界限，革命群众要与走资派划清界限。就毛泽东用权力把社会切割成不同的群体再让各个群体彼此间争斗，就这种方式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效果：普通的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谁是敌人这种状况他就不容易追问规则是谁制定的。

所以“挑起群众斗群众”它不是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它背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统治逻辑。就你理论化来表述就是把垂直的矛盾转化成水平的矛盾，本来应该是民众与权力的矛盾的而现在变成了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所以毛泽东他统治中国他还是有些他的道道的，当然是非常险恶。那么到了今天习近平没有毛泽东的那个号召力他也没有毛泽东的那些政治手腕，那么今天这种全民内卷你很难说是习近平发动的。

但是习近平从全民内卷当中他获得了好处，因为你看在全民内卷这种普遍现象下过去的那种维稳的氛围降低了。过去那种上访、弱势群体抗争的活动它减少了，现在人民内部底层内部打得不可开交所以某种程度上习近平从这样一种全民内卷他得到了这种独裁统治的好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底层互害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特点，就受害者几乎都是普通人。

尽管底层对精英不满、对成功人士嫉妒但这种底层互害绝大部分结果受害者都是底层的民众。你表面上看什么扒网红的背景、内卷是打工人之间的内卷、男女互骂是男性女性受彩礼压力落在男生高房价压力落在年轻家庭，疫情期间互相监控的是普通居民。你看这些现象你会发现真正互害的往往是同一个社会阶层里的普通人，所以底层互害最大的悲剧不是中国人变坏了。

恰恰相反很多人原本也是受害者，只有当一个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没有安全的表达方式时他最容易做的事那就是把自己的痛苦投射到另一个比自己更容易受到攻击的人身上，于是受害者就变成了另一个受害者的攻击者。就这个才是民间互害真正可怕的地方：就这些攻击者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冤屈，它就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LT也不赞成把所有民间的互害都直接归于中共，尽管中共在这个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主要的作用形成这样一种民间互害的状况。但是不全在中共，你包括人性中的嫉妒、竞争、群体冲突、欺诈、性别矛盾、网络暴力就这些不可能全部都是政府设计出来的。但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的是：当这些矛盾出现之后中共领导一切管理一切的制度如何处理或者应该如何处理。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很多的减压法，比如司法渠道、媒体监督、工会公民组织正常的政治表达言论的自由。但是当中共把这些减压法都关住了关掉了，那么民间这些不满或者这些权益主张申诉没有出口。所以它就容易形成一种“我不能改变规则那我就找一个人出气”。所以尽管有一些恶是人之初带来的恶或者本性的恶，但是中共的治理方式管理社会的机制它会让民间的一些原始的恶放大。

当然了很多恶也是中共逼出来的制造的，你比如强拆、强拆对象申诉污名有些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当然有他个人的恶的一方面。当然是制造恶，中共在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底层祸害现象工作当中中共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大众心理学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解释出现大量的民间祸害事件。有专家在学术上探讨就从大众心理学这个角度探讨他们认为是有五个原因：

第一相对剥夺感，就我不是过得差而是别人凭什么比我好。那么这种心理状况它的学术名词就叫相对剥夺，就人们对自身促进的满意度不只是取决于收入有多少它也取决于与周围的人比较。第二他解释是一种零和思维，就你的所得就是我的所失。如果一个社会让人相信好工作只有这么多、好学校只有这么多房子只能卖这么贵婚姻机会很有限，那么人们就容易把别人的成功理解为对自己的威胁。所以这个还是需要社会去建立公平公正。

第三个大众心理学它解释的是替罪羊机制，就找一个人承担自己的挫败感。当人们长期面对无法控制的问题例如失业、收入停滞、房贷压力或阶层上升受阻，心理上容易产生无力感。但抽象的经济结构你很难去攻击具体的人更容易成为目标，于是愤怒就可能转移到比自己收入高的人、被认为靠关系上位的人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所以社会心理学中这种替罪羊的概念有助于解释这种转移。

那么第四个嘛理论上来解释就道德的许可感，就人们都认为我是主持正义的所以伤害别人是有理由的。你比如说举的第一个底层互害的那个广东那个琪琪自杀的事，成千上万的网民在网络上声讨声张正义他不觉得伤害人有什么不对替天行道。第五个大众心理学解释这种底层互害现象是从众心理与责任分散，就大家都在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就我们一起网暴谁或者一起扒谁。

这个就有点像中国人讲的法不责众。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LT认为对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这个现象应该特别值得警惕，这个是在底层互害当中最可悲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啊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人们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后并不一定形成反对不公平的价值观。这个不光是在这个底层受害这个现象有反应，你包括人们评价习近平：习近平在文革中他是吃了亏的。

就有些人认为他在文革中吃了亏他的父亲挨了整他应该对文革更痛恨更有戒备，但是结果不一样。他走到另外一面了：就文革人家整我等我掌了权了我整死其他人，他这个中国底层互害现象的特征之一受害者成为加害者。这个与习近平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我受到不公正待遇那别人放在我手上或者我要逮住谁了我也让他们不好受。所以在中国它形成了一种民间的潜规则：既然规则不公平那我就要学会利用这种不公平的规则。

既然别人会欺负我那还不如我先下手为强，既然没有背景的人只能吃亏那么当我有权利我有机会的时候我也要优先照顾自己的人。你看这个是不是都成为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了？就像老人摔倒了不要扶一样的，本来是一种很容易判断的是非但是后来多数人呢去遵守一种不道德违背常识违背常理的一种选择。实际上这种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在底层互害这种社会现象当中他的逻辑推演还是非常清晰的。

你比如说第一步遭受不公平，那么第二步呢他就形成防御的心态；第三步获得机会后就复制同样的行为我也要去排挤别人、我要去压榨其他人、我也向更弱势的人转嫁压力；那么第四步不公平就会不断的被复制。

第七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也是LT认为啊我们关注研究中国底层互害现象最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底层互害的制度性特征。因为你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底层互害民间互害那似乎啊是底层人内部的事儿跟我党无关跟这种高层上层无关跟权贵无关。包括《纽约时报》他报道这个基点LT认为他回避了主要矛盾：就中国特色的底层互害它是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的。

否则中国底层互害事件的数量不会在全球遥遥领先的。在什么条件下，普通人会把其他普通人视为威胁呢？哪些制度和激励会增加、加剧这种现象呢？哪些制度又能够让人们重新合作呢？我们可以将中国与美国、韩国、日本、欧洲一些国家放在同一框架下来进行比较，你从中可以找出一些制度性特征的底层互害。

比如第一个问题：当个人遇到不公平待遇时，有没有可信任的申诉和救济渠道？你看，中国相比美国、韩国、日本、欧洲，这种说理啊、讲道理的渠道、申冤的渠道是非常窄的。甚至习近平他都不鼓励你去法院，他要求派出所用“枫桥经验”，就在当地解决。你当地能解决人家为什么要去上访呢？法院能够受理，人家为什么要去信访办去排队呢？你看这是他一个制度性的因素。

第二，在教育、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合作与竞争各自会受到什么样的激励？你反观中国政府，他对这样一种内卷、996是一个旁观者。就他的反应总是滞后。第三，网络平台对人肉搜索、群体围攻、隐私侵犯这个谁能够处理？谁能够制止？谁能遏制？

这个只有政府，因为中国这种言论管制是政府垄断的。他与其他国家还不一样，政府能够对一个标点符号它都能够删帖、封号。你比如说六四，你放个蜡烛你可能就被完全封杀了。所以在这种严厉管制下，大量出现这种网络人肉群体攻击，中共是一种什么态度？

再比如第四个：普通人能否安全的表达共同的诉求，而不必把矛盾转化为极致的攻击？中共他的逻辑就怕你抱团。你上访一个人上访还行，你要联合这个麻烦就大了，你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了，你就是寻衅滋事了。但是往往底层的受害者你单一的面对一些强势，你这种诉求是非常苍白的。

你比如美国经常动辄成千上万的集体诉讼他法律支持，中国那还得了？你看这两天华为的那个刹车片的事、刹车踏板的事弄得非常神秘。传导给全社会的信息就是归根到底华为是惹不得的，所以舆论不赞成。就有些舆论认为底层互害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或者是文化的什么衰落，实际上你要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底层互害每个国家都存在的。

就中国的底层互害这个现象更普遍、这种极端事件更多，是与中共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是有关的。如果说中国的底层互害现象相对比较严重，这个比别的国家更严重的责任，我认为完全是在中共。在中共的执政方式，《纽约时报》它把中国的底层互害现象，它更多是聚焦在民间的这种道德沦丧或者民间应对困境不冷静、或者是走极端。

它完全忽略、忽视了中共的执政方式，堵死了民间怨气的出口，加剧了民间互害的这样一种发生，也加剧了这种互害事件的极端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