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紧绷到松弛：个人状态的三重维度演变
李翔在开场中提到，冯仑作为中国经济与民企历史的见证者，其形象从早期的“野蛮生长”式的冲劲，逐渐转变为如今更通透、松弛的状态。冯仑通过AI对其著作《野蛮生长》与《人生的逻辑》的分析印证了这一点：前者充满火气，后者则显得圆通且松弛。他坦言自己之前的提纲过于“使劲”，因此希望本次对话能保持轻松。
冯仑将个人的变化拆解为三个维度：自然人、经济人和社会人。在自然人层面，他坦然接受生命走向中老年的自然衰老过程，认为只要正常活着、不经历剧烈的生死拉扯，这一维度的变化是平稳的。在经济人层面，他在房地产领域的专业能力显著提升，从二十年前刚出师的学徒成长为如今可以当师傅的专家。他即将出版的《房地产正传》旨在解析全球房地产赚钱模式，标志着其手艺的成熟。
在社会人层面，变化最为显著。中年时期的人往往处于“戒之在贪”的阶段，渴望金钱、地位与他人的关注；而现在的冯仑正在做减法，目标是清零是非。他理想中的告别方式是“无声息地离开”，不惊扰任何人。他以万通二十周年活动为例，那种没有正式开场与结束宣告的状态，正是他追求的社会关系回归零状态的最高境界。
行业轮回与破局：从地产萎缩到模块化出海
回顾过去二十年，房地产行业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2007年《野蛮生长》出版时，行业处于高速发展初期；如今，中国人均建筑面积已达40平米，住房问题基本解决。市场数据表明，住宅销售类物业从高峰期的15-18万亿缩减至5万多亿，增量有限。更严峻的是商用不动产领域，随着上海等地出台土地到期续期需按基准地价70%缴纳的政策，过去三十年依靠土地增值获利的逻辑被打破。这意味着商用不动产的投资通道正在关闭，市场可能回归甚至消失于二十年前的起点。
面对行业寒冬，冯仑提出将房地产转化为制造业与贸易出口的创新模式。他推动“模块化建筑”出海，核心逻辑是：在国内像造汽车一样标准化生产房屋（如酒店、公寓），通过集装箱运往海外，与当地土地结合。这一模式依托于标准化与规模化带来的成本优势，并采用从北欧引进的低成本技术路线。以泰国市场为例，该模式将传统2-3年的建设周期缩短至6个月。这种“国内制造、海外组装”的方式，不仅规避了本土市场萎缩的风险，更通过效率提升实现了新的盈利点。
未来图景：存量时代的“不动产三甲医院”
冯仑预判，中国房地产未来的四大特征中，住宅增量将主要集中于国企与央企，民营房企在开发领域仅剩寥寥数家。随着新增供给的断崖式下跌，服务业将迎来爆发。大量民营地产公司将转型为存量资产的服务提供商。
他特别提到了“不动产三甲医院”这一概念。目前全中国有超过一百万亿的房产处于不赚钱状态，这些“生病”的房子需要专业医生会诊。无论是保洁、装修、智能化改造，还是复杂的破产重整与资产管理，都是这一巨大市场的需求所在。正如“全村人都成跛子后，做假肢和按摩的生意就起来了”，在地产开发退潮的背景下，存量运营与服务将成为新的增长高地。
不动产“三甲医院”与模块化建筑出海
在服务业领域，核心业务转向为存量资产提供服务。这包括从基础的保洁、租售到装修智能化，以及更高层级的资产管理与破产重整服务。我们将此业务比喻为“不动产的三甲医院”：当房产不再盈利时，业主需要专业团队进行“会诊”，通过优化运营使其重新产生收益。目前全中国不赚钱的房子规模超过一百万亿，这一巨大的存量市场催生了类似“全村人成跛子后假肢与按摩生意兴起”的产业机会。
与此同时，模块化建筑出口被视为未来十年房地产产业链的重要发展方向。这包括建材、装配式建筑的海外输出，以及针对特定场景的快速建造技术。例如在乌克兰战后重建项目中，企业利用国内生产好的模块运往海外现场组装，如同“插抽屉”般高效。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乌克兰的公寓与酒店配套，也延伸至加沙重建等全球市场。
中国制造业在建筑产品上的优势显著。以远大交付的阿布扎比项目为例，一座十六层建筑的现场安装仅耗时五十多小时，而传统方式在同等地点需三到五年。这种效率差异源于中国成熟的供应链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日本等竞争对手更具价格竞争力。目前市场分为“永久建筑”和“移动建筑”两类，美国已有市值接近一百亿美金的移动房屋公司（如巴菲特投资的企业），证明该赛道具备巨大的全球市场潜力。
那么现在全中国不赚钱的房子有超过一百万亿的，房子不赚钱。他都要找医生啊，要看病啊。
现场安装只花了五十多个小时，就做完了，但同样一个建筑在阿布扎比要三到五年才能建完。
法治轨道完善与民企发展的“之字形”轨迹
民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深刻转变。回顾历史，中国第一部《公司法》颁布于1994年（此前仅有清末慈禧时期的旧法），而2002年加入WTO标志着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的关键节点。从2007年的二三十部相关法律，发展到如今近三百个法律、一万两千个法条及四百八十个刑事罪名，加上国务院颁布的八百多个行政法规，构成了民企发展的“运动场规则”。
这种法治基础的完善使得民营企业贡献了税收与就业的50%以上（即“五六七八九”现象）。然而，发展轨迹呈现明显的“之字形”：在规则清晰、预期稳定的阶段（如2007年后），企业如同在标准跑道上冲刺，利用全球资本市场融资并实现快速增长；但在当前阶段，民企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这种压力的核心在于产权保护与预期模糊。在公有土地制度下，土地成本占建筑成本的40%-60%，且使用权到期后面临续期不确定性；相比之下，私有土地制度下（如泰国），地皮增值归所有者所有，激励更强。当产权预期变得模糊时，尤其是对于45岁以上的“老一代”企业家（如60后、70后），其投资信心与动力显著减弱，转而进入观望状态。这与年轻一代（如90后）因身处科技行业、感受较弱形成鲜明对比，整体呈现出从“初生牛犊”般的乐观猛干向谨慎防御转变的特征。
就像我说这个商用不动产。这个地，你以为你花了一笔钱买了四十年使用权，你认为这就是你的，你猛干，猛干完了，现在要收钱了。大家以后谁还干呢？
所谓之字形，就是有很多变化吧……民营企业最近几年的发展和生存环境呢，大家普遍感觉到非常有压力。
全球化退潮下的合规挑战与规则适应
过去，WTO框架下中国民企通过出口代工、海外上市实现了全球扩张。当时资本单向流动，中国企业可便捷地在海外市场融资变现。然而当前环境发生逆转：海外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呈现“向下不流动”态势，VIE结构拆除、红筹股暂停上市成为常态。科技企业面临严格的安全审查，传统行业出海需进行公司及自然人备案，海外收入与资产也须全面申报纳税。此外，出入境管理收紧进一步限制了人员流动。
这种变化导致民企与世界的联系从“自由奔跑”变为“受限合规”。尽管中国法律体系借鉴了成熟市场经济规则，使得企业在适应国际长跑时具备基础能力（如同按同一套马拉松规则训练），但当前个性化的监管壁垒与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了不确定性。正如体育比赛中因规则不清导致的尴尬局面，民企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正面临从“野蛮生长”向“合规生存”转型的阵痛。年轻一代虽感受尚浅，但整体行业已无法再依赖过去的粗放模式。
你现在奥运会才能跑出好成绩，跑出好成绩前提是规则清楚吧？
我昨天跟这个朋友也说，我说，你这是新媳妇上炕，还没没体会当个中老年媳妇的辛苦。
规则一致性与商业周期的本质
冯仑首先通过海外经商的经历指出，中国法律体系大量借鉴成熟市场经济规则，这种“同一套规则”的训练使得中国企业能够顺利与国际接轨。他类比长跑比赛：若遵循统一标准，全球参赛皆无压力；但若规则个性化且模糊（如马拉松选手边跑边排泄的争议），比赛便无法开展。他强调，规则的一致性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前提，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走出去”或“引进来”，最终都必须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运行，否则难以在全球竞争中生存。
针对民企面临的焦虑，冯仑表示自己不焦虑，因为他拥有完整的“解释系统”。他比喻道：若一个人生活习惯良好却患癌，会因无法理解而痛苦；但若明知自己胡吃海塞、熬夜抽烟导致患病，则能坦然接受。同样，面对经济变化，只要能够解释清楚原因，焦虑便会转化为认知上的“开释”与行动上的指引。他将自己比作庙里的和尚，虽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命运仍在个体手中），但通过解释世界，能为他人提供心理安慰和方向感。
在具体的经济周期分析上，冯仑提出核心观点：中国不存在纯粹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而是政策、行政与体制周期的叠加。传统经济学中的5-7年商业周期（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基于充分竞争和法治化市场，而中国是政府主导性强、受限制的市场经济。他引用数据指出，近年来马列主义学院（马院）数量从100所激增至2000多所，远超法学院（不足1000所）和商学院。这种人才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政策制定的话语体系和逻辑基础。由于缺乏纯粹商业规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降低导致交易短期化、企业家注重套利与政商关系；反之，若规律性强且预期清晰，则引导企业专注于产品、服务与合规经营。
房地产的“三高”模式与政策急刹车
冯仑进一步以房地产行业为例，阐释政策周期对产业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他指出，房地产曾享受巨大的政策红利（如恒大、万科的崛起），但如今已沦为“昨日黄花”。他幽默地自嘲房地产企业处于“绝经”状态，缺乏新的生产能力。回顾2016-2017年《野蛮生长》出版时期，房企虽享受红利却不知如何收场；而近年来，随着“三道红线”政策的实施，行业经历了从“限”到“放”的剧烈转折。
关于为何2021年之前监管层多次警示（如“房住不炒”）但行业未真正减速，冯仑解释了高杠杆模式的惯性。以徐家印、碧桂园为例，其商业模式依赖“高周转、高负债、高回报”（三高）。这种模式如同油车刹车，只能“点刹”、“慢刹”，因为一旦完全停止（如电车急停），企业会因资金链断裂而迅速死亡。然而，真正的转折点在于银行信贷的硬约束。此前政策多为软性号召，企业可缓慢调整；但“三道红线”后，银行停止放贷相当于“一脚刹车踩到底”，导致行业瞬间停滞。冯仑总结道，在体制环境突变、市场急剧萎缩的大背景下，个体企业的优秀程度已无法抵抗系统性风险，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概率与生存环境的博弈。
行业周期下的生存法则与认知差距
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诱惑下，企业往往陷入“三高”陷阱（高周转、高负债、高回报）。然而，当宏观政策与体制环境发生剧变导致市场急剧萎缩时个体公司的优秀程度往往无法抵抗系统性风险。目前观察到的能存活下来的企业主要分三类：一是出海至境外市场，国内业务几乎停滞；二是局限于单一区域且产品优质、几乎不负债的企业；三是像冯仑所在企业这样，早在十年前就通过转让高杠杆业务而主动退出国内游戏。这种选择并非单纯的幸运，而是源于认知上的差异。以北京94年入行的四家公司为例，两家因高负债破产，一家（南银大厦）因从发达市场归来、认知领先而坚持低负债出租模式存活至今，另一家（冯仑团队）则因年轻激进、猛干扩张导致仅一半存活。这揭示了认知领先与行业同步思维的巨大差距：从发达市场回归者往往能避开陷阱，而跟随高回报正反馈的“模仿者”则容易在危机来临前盲目扩张。
转型的艰难路径与AI时代的决策边界
房地产行业的模式转型极难且耗时漫长。全球经验表明，从单一开发转向“开发与商业运营/资产管理并行”（各占50%利润），通常需要15-20年，且必须在市场繁荣期进行，利用开发产生的现金流支持新业务培育。在萧条或危机时期转型因缺乏资金支持而几乎不可能（如万科中途停滞，万达未真正完成模式转变）。此外，转型分为微转型（产品差异化）、小转型（转商业模式不转行）和大转型（彻底转行，需更换团队甚至创始人）。在AI时代，冯仑指出其判断力仅在房地产专业领域内优于大模型（如豆包、千问），因为拥有实物经验与数据；但在硅基时代房地产（如数据中心）等新兴领域，其认知存在巨大短板。因此，他采取“找懂行的人”的策略，承认自身局限并借助外部专家决策。同时，他提醒年轻人及新晋企业家“尽量租赁而非购买”办公资产，因为长期持有需补交地价且存在政策风险。尽管个体经验（如“吃咸菜没得病”）常让人忽视普遍规律，但历史证明个体认知无法超越周期铁律，盲目自信往往导致重蹈覆辙。
代际分工：工具让位，人性坚守
在AI与机器人时代，不同背景的企业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关注点。理工科出身的年轻创业者往往只专注于自身业务的技术迭代，甚至生活极度简化——冯仑提到一位著名AI老板连吃饭都极其随意，反映出这一代人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的状态。相比之下，年长一代在技能与工具层面处于绝对劣势。正如冯仑所言，从孔子的马车到现代的激光技术，物质工具的变革速度远超个人适应力；母亲从算盘到财务软件再到AI的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在技术、商业模式和效率上，年轻一代拥有天然优势。
然而，这种劣势在另一维度转化为优势：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在一个法治尚不健全、变动极大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中，年长者凭借岁月沉淀下来的经验，对人性、体制、社会关系及江湖规则有着更透彻的理解。冯仑将其比喻为“一边是AI，一边是《论语》”：年轻创业者负责执行与工具应用（AI的角色），而年长者则提供关于政商关系、家庭伦理及复杂社会博弈的智慧（《论语》与《道德经》的角色）。当年轻人遇到合伙人冲突、离婚抉择或体制内生存难题时，他们不会问AI，而是会寻找年长者咨询。因此，老者的价值不在于追赶技术潮流，而在于守住人性与经验的“另一端”。
“一边是AI，一边《论语》，我们扮演的是《论语》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岁数大，我就守好这一端就行了。”
“老登身上的关于人性、体制的认知，这可是能力……人到了更年期以后，才真正吃透了人性。”
因果锁定与专注红利
面对互联网、区块链及AI等一波波技术浪潮，冯仑表示自己并未受到诱惑去跨界追逐风口。其核心逻辑在于“钱的因果与人的因果关系是固定的”：每个人受限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地域及能力圈，只能赚取特定类型的钱。例如，搜索时代的红利属于李彦宏，AI原生公司的融资上市不属于地产商；若身处河南新乡，无法创办全球领先的AI公司，但可以做蜜雪冰城这样的本土生意。因此，承认自身边界并坚守主业（房地产）是更理性的选择。
冯仑回顾年轻时的经历，曾尝试多元化布局（造车、银行、保险等），但发现“专一是幸福的来源”。多元化虽然带来瞬间的快乐，却导致生活碎片化、复杂度高企；而专业化则让生活更完整。目前他在房地产领域深耕，通过研究、出版及提供专业咨询（如“医生”角色）获取收益。这种长期主义与自我自洽的解释系统，使得他在面对诱惑时具有极强的免疫力。他指出，真正的进取心并非表现为冲动地追逐新事物（如高负债买地），而是在对的方向上长期坚持。二十年前放弃激进扩张看似缺乏进取心，但如今市值反超当年激进者，证明了认知决定方向，坚持产生价值。因此，年长者应安心在《道德经》与《论语》的位置上，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老登”。
“一代人、一个地方的人……只能赚一种钱，这个钱的因果跟你的因果关系是固定的。”
“活过五六十以后……你要变不成老子、孔子，你就这个老登就彻底没价值了。”
进取心的重新定义：从激进扩张到“不争即争”
关于是否因为过于自洽而牺牲了进取心，冯仑认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真正的进取心看的是最终结果，而非当时的冲动。以房地产为例，十五年前最大的房企选择高负债买地被视为进取，而当时放弃这一策略看似保守。但如今看来，坚持低杠杆的企业不仅存活下来，市值甚至超过了那些高负债同行。不存在绝对的进取或不进取，关键在于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长期坚持。这个“正确”由个人认知决定，而非大众共识。如果坚持能解决问题并过得去，就是传奇；若过不去则需调整。
现在的进取心表现为老子的“不争即争”状态。不再盲目争夺开发规模，而是转向资产重组、模块化建筑出口等新领域。只要是一个资本人格化的老板，永远都在争，只是方法和策略不同，避免从众性地做同样的事。这种“不争左而争右、不争前而争后”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更高级的竞争。
现在的进取心，我们是老子的进取心，不争即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进取心，表现的老子状态。
只要是一个企业，一个资本人格化的老板。他永远都在争，他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争。
商业的常识：简单、专注与持久的生存概率
冯仑指出，天下有两种钱是赚不到的：顺便赚的钱和通过特殊关系挣的钱。前者不合逻辑，因为别人辛苦一辈子做的事不可能靠顺便就成功；后者不靠谱，因为特殊关系脆弱且非硬核。真正踏实赚钱的方式是把产品做好、服务做优、渠道便宜，并将这一件事重复千百万次。正如农夫山泉卖水、阿里做平台服务一样，通过极致的重复交付建立壁垒。
这种简单、专注、持久的理念并非冯仑独创，而是从大量存活企业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生存概率”法则。年轻企业家往往追热闹、信假象，容易掉坑；而成熟后需平衡“怀疑真的”与“相信假的”，把握中庸之道。冯仑强调，不要管别人是首富还是二富，那是算不清的意外。既然算不准挣多少钱、有多少痛苦幸福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死亡，就不必焦虑。解决焦虑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宗教式的等式（多等于少、苦等于乐），二是哲学式的抽象解释。通过将事情交给时间，在十年二十年后实现规模化复制（如出口模块化酒店），即可达到从容的境界。
只要把这件事做好。你不要偏离……你发现赚钱越来越简单。
既然算不准，这三个问题利害、苦乐、生死，你算不准，你天天算就焦虑。所以不算。
江湖的演变：从野蛮生长到道德与法律的博弈
随着中国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近三百个法律、一万两千多个法条），野蛮生长时代已经正式告别。然而，“江湖”并未消失，它重新定义为：体制外、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以及犄角旮旯。江湖是一个道德世界而非法律世界，其核心规范是“仗义”。在江湖语境中，“仗义”意味着无条件的帮扶，甚至包括违规违法的庇护；一旦引入法律条件或有所保留，便被视为“不仗义”。这种道德评判常导致彼此指责对方不够江湖。
冯仑观察到，中国企业家偏爱武侠小说（如金庸作品），而西方企业家偏好科幻。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心理代偿：武侠代表对超能力、自由及超越体制束缚的向往，契合企业家追求突破现实约束的特质；科幻则代表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创造。此外，中国文化中深厚的“倒查”传统（自商鞅、吕不韦至清朝）使得官场与商业运作中充满成熟的规则博弈经验。无论是侠义还是科幻，都暗含了企业家自由与创造的核心心理特质。
江湖里头是个道德世界啊，不是个法律世界……只要合法才帮你，这不叫仗义。
侠也好，科幻也好，都是和企业家这个心理特质比较吻合……暗含了企业家的两个特质：自由和创造。
文化偏好与历史现场：企业家读什么书
冯仑指出，阅读喜好往往折射出企业家的心理特质。无论是中国的武侠小说还是西方的科幻作品，其核心都暗含了自由与创造这两个特质。武侠让人幻想超出现实约束，科幻则构想未来世界的架构，这与企业家打破常规、构建未来的心理高度吻合。相比之下，《红楼梦》虽然每年销量稳定且纸质书长盛不衰，但冯仑坦言自己觉得其内容啰嗦，并未完整读过。他个人最偏爱《三国演义》，其次是《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充满了江湖与权谋。这种喜爱甚至延伸到了实地探访：他曾独自前往汉中定军山、五丈原，或在浔阳楼包下晚间时段，在历史现场重读故事，体会诸葛亮或宋江当时的情景。这种“在现场读历史”的方式，是他理解这些经典独特而深刻的路径。
我原来看《三国》上瘾的，而且不管看《三国》，诸葛亮去地方我都去过……在历史现场读历史。
侠也好，科幻也好，都是和企业家这个心理特质比较吻合，所以大家比较爱看。
关于科幻与推理小说，冯仑表示年轻时更偏爱日本推理小说和法医学书籍。对于刘慈欣的《三体》，他起初并不看好，认为中国人受现实约束较重，难以写出足够自由奔放的科幻想象力。尽管后来电影版让他有所改观，但他仍对作者身处山西小县城却能构想宏大宇宙感到困惑。这种观点反映了他早期对中国科幻创作局限性的看法，同时也揭示了对“自由”这一核心要素在文学表达中重要性的坚持。
我不相信中国人能把科幻写得很好……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受约束、不够自由奔放的时候，科幻的想象力从哪儿来？
夫妻共事模式与“天下”概念的演变
在讨论《野蛮生长》中关于女性角色的章节时，冯仑深入分析了夫妻共同创业的模式。他认为关键在于两人的相处模式是“竞争”还是“互补”。如果是竞争关系（如当当网的李国庆与俞渝），则不适合在同一公司共事；若是互补模式（一方外向控制，另一方内向专注财务或服务），则可以在初期合作。然而，随着企业发展时间拉长（十几二十年），长期共事往往导致权力冲突。他举例某制药公司夫妻最终将业务拆分为两家平行上市的公司，以避免竞争关系。冯仑建议，多数情况下分开经营更为简单稳妥，除非能维持严格的角色互补。
回顾1991年创办万通时提出的“以天下为己任、发展企业、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四句话，冯仑反思道当年的“天下”概念实为传统士大夫的狭隘视角。在辛弃疾等古人语境中，“天下事”是君王之事，而非大众之事。这与马斯克等人所指的“星辰大海、跨星际文明”的真·天下观（多数人的未来）截然不同。冯仑承认年轻时“词儿大、事儿小”，如今更倾向于“事大词小”，不再使用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把企业办好、提高客户满意度及履行社会责任。
我们当时就是无非就读点书，以天下为己任。但那个“天下”还理解的比较狭隘……现在我不会说这个话了。
马斯克他们讲的星辰大海、跨星际文明，那是真的……我们这更多的在以前那个天下是传统士大夫那个天下。
技术乐观主义：AI、共产主义与人口观
冯仑表达了对马斯克式技术乐观主义的认可。他认为，随着AI和机器人效率的指数级提升（如造车时间从几天缩短至一分钟），物质财富将极大丰富，从而消除短缺。一旦不再短缺，货币、交换乃至私有制的基础都将消失，这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共产主义。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不同，马斯克提供了“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的具体技术解法。在这种图景下，“不劳而获”成为可能，人类无需朝九晚五上班即可满足生活需求。
基于此逻辑，冯仑反驳了梁建章等学者关于“人口减少导致创新放缓”的观点。他认为该观点基于两个僵硬的假定：一是将人视为工具（需要廉价劳动力红利），二是局限于国境线内的人口。冯仑指出，在AI时代，人应被视为生活与消费的主体而非生产工具。若机器人能创造十倍财富且分配高效，人口数量不再是关键，人均生活质量才是核心。此外，全球八十亿人皆可视为潜在人才库（如美国吸引全球精英），通过引进外籍劳工或发展人造子宫等技术，即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鼓励生育不应基于过时的农业或工业社会经验，而应顺应后稀缺时代的新逻辑。
马斯克认为通过AI实现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认为是通过阶级斗争，他告诉我们怎么让物质财富极大涌流。
你是把人当工具用啊，你才希望人多。但你把人作为生活、生命和消费的主体来说……不存在多少问题。
冯仑透露，他正在撰写新书《半称心》，聚焦民营企业的生与死。作为民间人士，他深切关注自身及同类群体的命运。该书目前计划出版两册，第一册将从十三行写至1949年，旨在梳理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生存逻辑。
《资商通鉴》：民营企业的生死史与写作方法论
冯仑透露，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民营企业生与死的著作。这本书目前分为两册：第一册从十三行写到1949年，第二册从1949年至今。全书着重剖析企业家的“生”与“死”，例如十三行、盛宣怀和荣氏家族等案例，旨在通过这两百多年的生死故事，揭示挑战企业家、体系和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书名上，冯仑最终倾向于使用《资商通鉴》：民营企业生与死。他认为，《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看的，而《资商通鉴》则是给商人看的；相比之前较软的“半称心”，这个名字更准确地指向了生死这一核心主题。他期望做生意的人、关心民企发展以及制定政策者都能阅读此书，因为只有民营企业发展了，市场经济才是完整的。如果没有民企支撑，“大词儿”无法落地；纯靠国企或外资都无法独立撑起经济体系，必须是一个包含各种主体的开放系统。
在写作方法上，冯仑强调“潜入深出”。他采用类似《史记》或圣经启示录的写法，即人物故事加启示。他的创作过程非常独特：先做细提纲，然后独自关在房子里进行无稿演讲录音（约5000-7000字），再利用AI整理成文，最后进行精修。他追求口语化表达，认为这是白话文中区别于书面语的一种新文体，旨在让作品好读、有感染力。尽管AI指出其幽默但存在重复和口水话多的弱点，他仍坚持这种风格。冯仑将自己定义为“非职业作家”或观察者，写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手艺和公益行为。他对待写作如同做生意般认真，视读者为客户，力求不重复、有内容，确保作品作为“产品”的质量。
能把复杂事儿讲简单的、能把抽象事儿讲具体的、能把大词儿说小的，都是有思想的人；反过来，都是空洞无物的。
只有民营企业发展了，其实市场经济才是完整的。中国经济才有持久的增长动力……没有民营企业，这些大词儿落不了地。
大词与小词的思维分野及文艺创作中的商人形象
冯仑反思了自己对“大词儿”的反感。二十多年前，他通过一位作家的文章意识到：集权社会喜欢用大词儿，而自由民主的社会喜欢用小词儿。他观察到中国企业家出国交流时习惯谈宏大叙事，而国外同行多关注眼前具体事务。冯仑认为，真正的思想价值都在小词儿里。大词儿是泛化的“标准答案”，拿来即用，无需深度思考；而小词儿是个体的、具体的答案，需要反复琢磨其背后的意义。他指出，“语言即世界”（引用维特根斯坦），词汇的连接构成逻辑与判断。因此，将大词儿拆解为准确的小词儿是思考的体现；反之，用小事套大词则是“装”和不思考。他举例提到自己不再赞成过去使用的“天下”或“人口文明”等大词，转而引用梁建章等具体观点来讨论问题。
此外，冯仑探讨了文艺作品中商人与企业家通常被塑造为反派的现象。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写好人容易千篇一律，而写坏人更容易写出个性。在现实和小说中，正面形象往往是道德完人，动作标准化；而反面角色（如贪官、民企老板）个性鲜明，创作自由度大。在风险层面，写国央企负面角色政治风险极大，而塑造民营企业的困境（如破产、债务处理）则风险较小。冯仑提到阅读周梅生的反腐小说《天凉好个秋》时感到不适，认为作者作为体制内作家，倾向于在低风险背景下通过描写民企的负面形象来塑造人性冲突。这也印证了大众舆论场往往不给“好人”正反馈，反而青睐有争议、有个性的角色。
大词儿是标准答案……小词儿是你自己的个体的答案，那叫思考。
写好人比较千篇一律……但是写坏人比较容易写出个性。
文艺创作中的商业人性与时代变迁
在讨论冯仑的阅读偏好时，他提到最近阅读了一本关于民营企业债务处理、追债与逃债的小说。作者虽身处体制内，但主要聚焦于民营企业破产后的人性刻画。冯仑指出，这类作品之所以选择风险较小的背景进行创作，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直接描写国央企高层的风险极大。这种选择反映了作家对商业江湖与人性的关注。正如冯仑所言，文学本质上是人学，重点在于刻画人性。以王家卫的《繁花》为例，其故事背景设定在1994年以前上海黄河路的民营企业时期。那个时代的特点是“野蛮生长”，进入门槛低，胆大即可参与。随着WTO加入后商业的专业化分工（如公司法、合同法及融资门槛的提高），这种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时代背景反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鲜活。相比之下，《中国合伙人》则是一部基于新东方创业故事的励志作品，它真实呈现了合伙人在价值观、管理方式及性格上的冲突与离散。由于正值大众创业热潮，且拥有真实人物作为文学化底板，该电影在激励民营企业创业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以前是业余、专业不分的民营企业，现在做企业是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就业余的。
因为再往我刚才说了 WTO 以后，民营企业越来越专业化了。
中国民营企业的死亡逻辑与制度震荡
若抽象分析过去两百年民营企业死亡的成因，冯仑将其归纳为政商关系、高杠杆负债以及制度不确定性带来的冲突。其中，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是导致企业生死的最大变量。以历史为例，十三行从世界首富到因通商口岸开放而消亡；荣毅仁的家族企业则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因被旧政权指控“坑害国军”而面临审判，却在解放军进城当天瞬间转化为新政府的贡献者。这种制度震荡使得企业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政权更迭，而非单纯的经营能力。
此外，竞争策略与外部环境的错位也是重要死因。以胡雪岩为例，其失败不仅源于官僚体制导致的资金链断裂，更在于他误判了洋商的收购意图并抬高价格，同时忽视了日本技术变革带来的低成本替代产品。在冯仑的新作中，他将围绕资本来源、治理结构、产业选择、企业家特质及慈善传承等关键问题，深入剖析这些生死案例。他认为，在中国从1840年至今的探索历程中，制度变革导致企业死亡的概率远高于企业家“自己作死”。每一次从封建到半殖民地、军阀割据再到不同政权更替的过程，都伴随着对民营资本的清洗或整合。
制度变革，中国啊，这特指中国……每一次变，你比如说四九年到七六年，那基本上民营企业就没有了吧。
我觉得制度的变革比自己作死这个好像还多一点。
企业家与商人的本质区别及自我完善
冯仑严格区分了“商人”与“企业家”的概念：商人是套利的，而企业家是解决问题的。例如，倒腾机器差价的是商人；发明新机器、创造新模式（如马斯克或快速建造房屋）以解决效率问题的是企业家。回顾中国过去两百年，商人多而企业家少。像陈光甫（金融效率）、荣氏家族（棉纱供给）和范旭东（化工创新）被视作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创造了价值而非仅仅进行贸易套利。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且历史漫长，但相比美国两百五十年的企业家产出，中国的数量依然偏少，这令冯仑感到遗憾。
在个人成长层面，冯仑强调“完善自我”而非简单的“坚持自我”。他认为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不断学习（如MBA课程）和反思来提升对商业、房地产等领域的认知。从不懂民营企业到能研究其规律，冯仑经历了三十五年的持续完善过程。这种自我迭代要求企业家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不断聚焦、简单、专注地做好核心业务。
此外，针对“成功企业家身边常有不可靠朋友”的现象，冯仑将其归结为人性与概率。历史关系（如发小、同学）往往难以拒绝，且容易成为被他人利用的漏洞。他提出“守正出奇”的核心策略：在合规问题上绝不“变通”，以堵住被利用的缝隙；而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上大胆解放思想。这种策略既避免了合规风险，又保留了创新活力。
企业家是解决问题的……你比如马斯克，这叫企业，他解创解决问题啊。
只要不变通就不犯错误……你解放思想，你解放在技术上、商业模式上，你别老解放在合规上。
企业家的历史地位与代际差异
当我们把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全球，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规律：政治文明由政治家创造，而物质文明、科技产品与服务则由企业家创造。虽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但在过去两百五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确实少于美国。这种“商人多、企业家少”的现状令人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真正改变人类历史走向和命运的力量在于企业家。尤其是当下，科技型企业家的权重进一步上升。尽管商业阶层中难免出现骗子或创新失败者，但这不能否定企业家群体的整体价值；正如官员群体中存在贪腐现象并不否定政治文明的必要性一样，以个别负面案例来全盘否定企业家群体的逻辑是不成立的。
新一代科技企业家与早期的“古早类”企业家存在显著差异。早期企业家的生存往往依赖于资源置换与套利，因此需要频繁处理复杂的政商关系；而新一代企业家主要依靠技术与产品直接面向客户，除非涉及上市或军工领域，否则与体制的交集极少。他们不擅长也不屑于传统的官场应酬（如敬酒、说场面话），而是专注于技术创新。这种代际更替标志着商业逻辑从套利型向创新型的根本转变。目前，新一代企业家对现行的产业政策与制度设计表现出高度认同，这种“万千宠爱在一身”的状态类似于十五年前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期。既然享受了时代的红利与社会的宽容，保持满意并专注于创造价值是合理的姿态。
真正改变人类历史走向和命运的是企业家。当然，现在的企业家里，科技型企业家又更重要了。
以前发明家转化成企业……现在也是这样。非常有信心，非常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比美国还多。
守正出奇与低负债的生存哲学
关于如何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保持“乱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低是非状态，核心在于价值观与生存策略的选择。首先坚持“守正出奇”，避免过度变通，从而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其次保持业务专注，早年涉足的复杂领域在九十年代后已逐步剥离。此外，性格上的温和与不激进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与人为敌、不搞暴力冲突。尽管仍有前员工因犯事逃匿海外并散布负面信息，但这属于早期野蛮生长时期的遗留问题，其本质是通过制造噪音来分散焦点以逃避追究。理解罪犯与常人思维逻辑的差异，有助于理性看待这些是非。
负债水平直接决定了风险敞口。不欠银行钱，意味着少了一大来源的非议与压力。是非通常源于三个维度：高负债、角色复杂以及利益上的贪婪或过度较真。因此，商业策略上强调多次博弈与重复游戏，而非一次性榨干所有利润（即“成本之前的成本”和“利润之后的利润”）。这种长期主义视角使得企业在利益分配上更具弹性。同时，借助社会监督与抽象组织的培养作用，通过观察行业内的失败案例（如施工违规、政商关系处理不当等），主动规避高危行为。正如芒格所言：“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什么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去那个地方。”这种基于经验的风险规避机制，使得企业在过去几十年中保持了相对幸运的状态。
是非来源于几个事儿吧。第一就是负债，第二角色复杂……另外在利益上贪嘛。
有点像芒格讲那个，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什么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去那个地方。
行业寒冬下的孤独与自我完善
尽管个人与企业目前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但这种“幸存”并未带来喜悦。当整个行业陷入困境、同行与朋友纷纷遭遇危机甚至退出时，个体的幸运显得苍白且充满压力。“村里人都得病死了，你没死”并不能让人开心，因为社交圈层的萎缩使得生存变得孤立。这种孤独感源于一种深层的道德与情感负担：当周围的人都活得很艰难时，自己置身事外反而成为一种心理上的不适。
面对宏观环境的不可控性，个体无法改变大势，只能选择默默完善自我。当前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做到“求全而不委屈”：一方面确保企业正常稳定、不出事（求全），另一方面不让自己在精神层面感到委屈。通过适度表达观点来缓解内心的压抑，同时期待宏观运气的改善能惠及所有人。在这种环境下，活着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勇气的状态，它要求我们在无法改变外部世界时，依然保持内心的秩序与对美好的期待。
这村里人都得病，都说死了，你没死，你肯定也不高兴。
现在是求全嘛，就是能别出事儿。企业正常稳定，但别委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