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用語搶答與「支語」的定義爭議
節目邀請陽明交大外文系副教授萬宗綸（Alan）進行「支語」搶答遊戲，測試對中國用語的敏感度。在一段模擬字幕中，「網紅」、「顏值高」、「很頂」等詞被標記為中國用語。萬教授指出，「網紅」在台灣早期稱為網路名人或網路紅人；而「頂」源自電影《少林足球》，原意為Carry，後衍生出Top之意。此外，「估計」在中國大陸語境中偏向猜測或大概，與台灣原本預測的用法不同；「給力」則形容內容紮實。值得注意的是，「立馬」一詞淵源極早，源自《金瓶梅》，並非現代新興用語；而「躁」字在遊戲中被誤判，實則非中國特有。這顯示許多被視為「支語」的詞彙，其來源與演變比大眾想像更為複雜。
「網紅其實是中國用語……因為以前是網路名人。後面是顏值高，我沒有聽到這個，有！很頂……它好像原本是來自一個電影《少林足球》。」
語言流動的歷史：從台灣輸出到反向輸入
語言的交流並非單向。萬教授回顧，早期台灣的流行語透過綜藝節目輸出至中國，如「大咖」、「A咖」（源自台語腳）、「正妹」、「天菜」等，這些詞彙至今仍被中國網友使用。近年來，語言流動轉向反向吸收，主要透過短影音、陸綜及遊戲直播圈。萬教授指出，早期台灣綜藝節目如《康熙來了》是主要輸出管道，現在則因兩岸演藝圈交流減少，轉由網路內容主導。這種互動顯示語言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雙向影響特徵。
「早期在中國非常紅的台灣綜藝節目……像什麼大咖、A咖這種，其實是從台語來的這種說法。比較近期的像是台灣網路原生的，像是工具人、好人卡……後來再散播到中國的網路。」
語言學視角：1949年分界與語感改變
從語言學嚴謹定義來看，1949年後中國創造的新詞可明確界定為中國用語。例如科技產品「插線板」（台灣稱延長線），因事物出現時間不同，用法差異明確。然而，網路討論的「支語」更多關注近期因短影音影響而產生的「語感改變」。即使某些詞在台灣原本存在（如僅限外省人或少數人使用），若因大眾接觸短影音後頻率大增，仍被視為支語。萬教授強調，這種定義與語言學上基於歷史創詞的標準存在差異，更多反映的是對中國文化影響的焦慮。
「從語言學的角度……一個比較簡單的定義，就是1949年之後中國跟台灣分別創造的新詞。但是現在網路上在討論的這個『支語』……比較像是他們認為在近期，發現有一些『語感上的改變』。」
詞彙競爭與身份認同的邊界危機
中國用語進入台灣，常伴隨「空缺填補」與「直接競爭」兩種機制。若新詞能精確描述原有語言無法涵蓋的概念（如「顏值」將長相量化為分數，或「情緒價值」將情感支持具象化），便會快速融入。萬教授指出，中國用語常帶有量化與兌現化的概念，符合當代社會價值觀。相比之下，日韓借詞多為音譯（如歐巴、忙內），指涉對象有限，較少與原生詞彙直接競爭。而中國用語如「視頻」對「影片」、「土豆」對馬鈴薯，則形成直接替代威脅。
「很快融入的詞通常是……它可能有一個空缺。比如說這個像顏值好了，雖然我們本來的說法可能會說這個人長得很帥……但是它沒有辦法真的去包裹那個長相好像有一個分數的這種概念。」
短影音時代下的語言滲透與危機感
萬教授將中國用語進入台灣分為四個階段：改革開放後透過媒體介紹、2000-2010年演藝圈交流吸收，以及近期短影音的大量滲透。由於華語與普通話同屬漢字文化圈，借詞摩擦力極低，不像日韓語需克服發音與字形差異。這使得中國用語能輕易嵌入日常生活，引發民眾對「語言邊界被破壞」的強烈危機感。Google搜尋趨勢顯示，儘管「影片」仍大於「視頻」，但直接威脅原生用語的行為本身，就足以引發身份認同的焦慮。萬教授以日治時期「便當」取代「飯包」為例，說明外來詞最終可能經過數十年成為本土預設用語，但過程充滿社會意義的博弈。
「中國普通話跟台灣的華語……相同的語言要借詞進來的那個摩擦力，那個困難度一定是比起不同的語言來得簡單很多。可是因為它直接威脅到原本的用語這件事情，就讓大家的危機感非常地強。」
語言與認同：邊界威脅下的身份建構
學術上難以量化「認同」，因為不同語言背景者對台灣生活的想像差異巨大。語言無法直接預測認同，社會語言學研究顯示，台灣人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民主自由的政體價值。人們通常在遇到「外來者」或感受到邊界被威脅時，才會強烈意識到自身認同。當中國作為強大的鄰居存在並構成潛在威脅時，台灣人開始感覺原有習慣的語言邊界被破壞。此時，認同產生需求後會主動尋找語言作為幫手。因此，「支語警察」的行為本質上是為了凸顯台灣與中國的差異，試圖通過定義什麼是「台語」、什麼是中語來強化這種區隔感。
歷史鏡鑑：語言清洗與認同轉變的國際案例
歷史上不乏國家為強化自身認同而抵制外來語的例子。日本將外來語單獨歸類於片假名；韓國獨立後曾由政府主導清洗日語詞彙，例如將「天婦羅」改為韓語對應的炸物說法；烏克蘭在戰前規定公家機關預設使用烏克蘭語，並鄙視混雜俄語的「烏俄混合語」，認為其代表低教育程度。然而戰爭爆發後情況逆轉，許多原俄語使用者為表忠誠而主動在語言中混入烏克蘭語。這證明當認同需要服務於特定政治目的時，原本被視為敵對或低階的語言特徵可以被重新詮釋為忠誠的象徵。這也反證了單純依靠單一中文系統難以抵禦文化滲透，維持本土語言活力及推行雙語政策（如英語）能降低對單一內容市場的依賴。
警惕隱性入侵：政治用語與價值觀的重塑
語言變化需警覺兩種情況：一是涉及改變政治認同的用語，如「內地」、「灣灣」等模糊兩岸現況的詞彙；二是填補原有概念空缺且改變價值觀認知的詞彙。後者更具隱蔽危險性，因為它讓人被迫接受新的評價標準。「顏值」一詞的普及使人們習慣用高低來分類人的長相，這種簡便的表达方式讓人快速進入被分級的概念中。此外，「學渣」等將人分類標籤化的詞彙進入台灣後，改變了過去對學習表現較溫和的描述習慣（如「放牛班」）。這些詞彙不僅是語言借用，更透過簡化的標籤機制重塑了社會對人的分類認知與價值凸顯。語言學認為，雖然沒有「顏值」一詞台灣人仍能思考長相問題，但該詞彙加速並固化了這種評價體系。
「支語警察」的適得其反與KOL的關鍵作用
網路上盛行的「支語警察」現象，即在生活貼文（如賣洋裝、談美妝）中糾正用語，往往適得其反。師大蘇席瑤教授的研究指出，這種行為多出現在非討論語法的日常場景中。路人感到被冒犯是因為對方忽視內容，只糾正表達方式，這如同在認真討論時被反覆質疑發音。這種行為將語言問題政治化，讓民眾覺得被扣帽子支持統一或侵略，從而產生反感。從語言擴散理論看，真正影響語言流行的是圈層中的核心人物（KOL）。例如遊戲主播「統神」將中國用語的「666」改為台灣特色的「7777」並成功擴散。因此，與其攻擊路人造成反效果，不如友善提醒各圈層意見領袖注意詞彙來源及潛在價值觀影響。正面表列與友善溝通比負面攻擊更能有效引導語言文化的自主性。
語言學的科學視角：從民俗語感到系統研究
語言學是運用科學方法系統性探究語言所有面向的人文社會科學，包含句法、發音及社會語言學等領域。台灣目前缺乏本科系級的語言學大學部，多集中於研究所階段。面對網路上的「民俗語言學」爭議（如對兩岸發音差異的各種主觀說法），建議大眾進入系統性的語言學研究以驗證論點。具體而言，兩岸發音差異主要體現在連音與疊字上。北方人常覺得台灣人連音明顯（如「你知道」說成「你知不知道」的簡化），且喜歡使用疊字（如稱包包為「包包」）。這種疊字習慣曾讓中國網友誤以為是偶像劇刻意裝腔作勢，直到現實接觸才確認其真實性。語言學的目的並非規定語言應如何發展或追求更方便的系統，而是以描述為主，解釋現象背後的機制與成因。
台灣喪失新造詞話語權的根源
從語言現象的描述與分析立場來看，近年來台灣許多新造詞之所以會大量湧入並普及，核心原因在於大眾不再消費台灣本土的文化產業。雖然部分詞彙如「小三」確實源自中國，但其在台灣的廣泛傳播往往依賴於本土影視作品的改編與再創造。例如，《犀利人妻》這部台劇成功將「小三」這一概念帶入大眾視野，證明了本土文化產品是詞彙散播的重要載體。當觀眾因為喜歡某部劇而接受其中的講法時，這些詞彙才真正成為社會通用的語言。然而，近幾年這種現象發生了逆轉，台灣逐漸喪失了對新造詞的話語權。這並非因為中國單方面輸出，而是台灣本土內容產出不足，導致大眾失去了從自身文化中汲取創意詞彙的管道。
短影音填補語言創新的真空地帶
新造詞的出現通常伴隨著文化產業的興盛與創意說法的不斷湧現。當人們在影視或文學作品中看到符合當下具體情境、有趣且精準的描述時，便會自然地借鑒使用。然而，一般人並不會主動創新詞彙，而是傾向於從現有的文化產品中拿取。當台灣本土內容無法提供足夠的詞彙素材時，大眾的目光自然轉向了中国短影音平台。中國短影音提供了海量的、各式各樣的情境詞彙，成為台灣民眾借鑒用語的主要來源。這種被動借用導致了兩岸用語越來越趨同，因為大眾缺乏本土內容的刺激而轉向了現成的中國短影音素材。這反映出一個嚴峻的現實：語言的生命力源於內容消費，當本土內容停滯時，語言創新便會斷層。
透過消費本土文化重建話語權
面對台灣與中國用語日益相似的擔憂，解決之道並非單純的抵制或取締，而是應該重新投入對台灣本土文化產業的消费。萬宗綸副教授指出，無論是小說、台劇還是台灣原生的YouTube內容，都是值得大眾支持的方向。只有當本土文化產業重新興盛，才能源源不斷地產生符合台灣情境的新造詞與創意說法。這不僅能豐富語言表達，更能維護台灣的語言自主性。正如他在訪談中所強調的：「> 大家如果真的很擔心台灣跟中國的用語越來越像，其實倒不如說大家應該多去消費台灣本身的文化產業。」透過支持本土創作，大眾才能重新掌握新造詞的話語權，避免語言環境被單一的外部來源所壟斷。這種從源頭解決問題的思路，比單純的「支語警察」式取締更為根本且有效。
结论
视频论证表明，中国用语大量涌入台湾并非单纯的语言入侵，而是本土文化内容产出衰退导致的被动借用结果。由于两岸语言同属汉字圈且短影音提供海量素材，台湾民众因缺乏本土创意载体而转向借用。所谓“支语警察”的纠偏行为往往适得其反，不仅引发反感，更未能触及问题核心。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重建台湾本土文化产业的消费力与话语权。
语言差异的强化本质上是身份认同在感知边界受威胁时的反应，而非单纯的语言学现象。历史案例显示，强制语言清洗效果有限且具政治工具性；相反，通过支持本土影视、小说及YouTube内容，才能源源不断产生符合台湾情境的新造词。唯有恢复本土内容的活力与吸引力，大众方能重新掌握新词汇的定义权，从源头阻断单一外部来源对语言环境的垄断。